试论民族主义思潮下的中国民族问题

　　欧洲一些思想家和他们的追随者宣扬“民族”意识和推动社会上的“民族主义”运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用这类新政治实体的创建，努力摆脱原有的传统封建统治制度，打破旧的社会体系，在新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理念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民族国家”和新型的社会体系
　　从民族意识到民族主义

　　随着近代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欧洲一些国家出现了现代的“民族”（nation）概念，即在政治格局变动过程中强调以“民族”为单位重建世界各地的政治实体。近代出现的“民族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建立“民族—国家”，而其手段则是“民族”的构建并通过“民族自决”来实现“民族建国”。因此，“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运动首先出现在西欧，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人类发展史中民族问题“政治化”进程的重要历史标志。
　　当时西欧各地出现了要求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政治运动，出现了第一批“民族—国家”。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地点是17世纪初叶的尼德兰，革命后建立的荷兰是“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把独立的“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即个别的主权者。法国大革命****了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六，在抵抗其他君主国军队的武装干涉时，法国“公民们”激发起“保卫祖国”的民族主义热情。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从“天赋****”的观念提出殖民地人民拥有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力的主张 。因此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是近代民族主义形成时期的重要里程碑。
　　世界进入了20世纪之后，又先后出现了3次民族主义运动的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解体，在东欧和南欧出现了一批新的“民族—国家”。
　　第二次浪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削弱和瓦解，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原殖民地再度兴起“民族主义”浪潮，那些从殖民地去欧洲国家留学的人员和受到西方思想教育的成员，接受了“民族”概念并成为推动本地“民族主义”运动的精英分子 。
　　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是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及前苏联各个地区和一些东欧国家（前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出现的民族主义分裂运动。这一次浪潮使欧洲和中亚在3个原有国家的基础上成立了23个新的独立国家，而且其中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分裂运动（如科索沃和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俄罗斯的车臣人）仍然没有平息。
　　中国民族主义思潮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多年间，中国人逐步建立起了一套以“华夏文明”为核心、以周边“蛮夷”作为“教化”对象的“天下体系”。这是一个在族际交往中强调文明发展差异，却没有狭隘种族意识的有特色的大陆文明。
　　但是，自鸦片战争后，这个文明及政治体系受到西方工业文明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空前挑战，在战争中多次惨遭失败，割地赔款。朝廷在列强逼迫下也不得不开展“洋务”、对外派遣留学生并允许西方思想与出版物进入中国，同时，西方的“民族主义”和“民族”理念进入中国，开始影响中国各族知识界和民众。
　　在救国救亡的严峻形势下，中国的思想家和精英开始思考按照西方“民族国家”的模式重新构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当时，出于对昏庸卖国的满清朝廷的极度不满，汉人知识阶层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他们把对清廷的全部愤恨都发泄在满族身上，从而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这就是在历史上还存在的另一种以“种族”为特征、以“汉人”为边界、排斥与仇视“异族”的民族主义的族群观。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倡导者之一，他看到狭隘汉人民族主义可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祸端，提出了“大、小民族主义”的观点：“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他认为，唯有“合汉合满合蒙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共同对外，中国才能救亡图存。梁启超通过这种“大民族主义”来抵消汉人“小民族主义”的可能危害。

　　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目的
　　欧洲一些思想家和他们的追随者提出“民族”这一概念，并对“民族”的地理范围和人口边界进行构想，宣扬“民族”意识和推动社会上的“民族主义”运动。他们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利用这类新政治实体的创建，努力摆脱原有的传统封建统治制度，打破旧的社会体系，在新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理念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民族国家”和新型的社会体系。
　　两位学者曾经精辟地总结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最终政治目的。凯杜里认为，“民族主义认为人类自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这些不同的民族是而且必须是政治组织的严格单位…… 除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国家，享有独立存在的地位，否则人类不会获得任何美好的处境”。同时，“各民族是由上帝所安排的相互分离的自然实体，因此最佳的政治安排的获得是当每一个民族形成了独立的国家的时候”。盖尔纳总结认为：“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元应当是一致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的（ethnic）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但是现代民族主义不鼓励这种政治目的。
　　民族主义背后的民族关系
　　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前苏联的“民族”理论，从社会革命、民族平等这样的政治层面来表述中国的“民族关系”，客观上继承了“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族群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民族关系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和谐的。这与中国的基本国情（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大一统国家、广泛的民族混居和族际融合、汉族占总人口的90%以上、汉族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占有明显优势、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扶助与优惠政策）及具体政策的实施效果相关。例如，20世纪50年代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土改”和“民主改革”运动，使少数民族民众从心里感激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同时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的政治素质、政策水平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成为凝聚各族团结的有力纽带。近年来，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中央政府和沿海各省在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投入巨额资金，启动了许多大项目，这些项目吸引了许多东部和中部的汉族劳动力来到西部，也在改变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这使得汉族与西部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新中国建立之后，民族主义在外来思潮的冲击下，有了一定的进展和演变，随之背后的民族问题也需要梳理观察。需要在“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精神指引下反思我们的有关理论。在充分和深入的学术讨论过程中逐步达成共识，并根据新的思路来组编调整我们的相关理论，改进相关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