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台湾政治“秀”化之成因
发布时间：2015-07-14 11:25
【摘 要】 本文分析了台湾自1987年宣布“解禁”以来,岛内政治便随着“本土化”和“政治转型”两个相辅相生的议题开始了的台湾 “政治民主化” 进程。阐释了这种“台湾式民主”促使台湾政治走向“秀”化的根源,即:“解禁”后岛内民主大爆发引发政治转型;选票政治导致选举文化恶质化;“媒体乱象”加速了台湾政治的“秀”化进程;街头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台湾政治“秀”提供了更多舞台。
【关键词】 台湾;民主化;政治“秀”
台湾自1987年宣布“解禁”以来,岛内政治便随着“本土化”和“政治转型”两个相辅相生的议题开始了台湾的“政治民主化” 进程。但此时的台湾正处在世界“第三波”民主浪潮和台湾经济的高速发展期,庞大的中产阶级层的出现和来自美国的“亚洲民主的灯塔”的要求,使得当代的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不是内源型而是外发嫁接型的民主(林志达,2010)。这种民主的特点是该社会的广大民众不是经过充分的启蒙而自发要求民主制度,而是在政治生活的实践中经政治人物的发动产生了民主参与的热情和知识。因而民众的民主认识不系统、缺乏理性的参与。一言以蔽之,热情有余、理性不足。
这种“台湾式民主”造就了台湾社会独特的政治现象:街头暴力、“议会”打闹、媒体绑架、闹市自焚……,政治活动变成了一场又一场惊险刺激的“秀”滑稽可笑的“秀”,极度煽情的“秀”,上至政府要员下至平民百姓,大家都以作秀的方式来参与政治。而对于这种政治现状,有学者也称之为“政治乱象”,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台湾式民主”使然,也是台湾政治市场的必然表现。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近乎于疯狂的全民“政治秀”?本文认为来自以下四方面因素。
一、“解禁”后岛内民主大爆发引发政治转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蒋经国在对压制和容忍党外反对运动的成本进行比较测算后,作出了进一步政治改革的“理性”选择。1986年9月******默许岛内反对阵营成立民进党,1987年7月蒋经国发布解除戒严令,1987年12月宣布解除“党禁”,1988年1月宣布解除“报禁”。这一系列的政治举动虽然还属于政治自由化的范畴,破坏的仅仅是******的强控制体制,但却开启了台湾的民主大爆发时代,岛内政治也同时向进一步“政治民主化”转型迈出的关键一步。
台湾政治转型肇始于蒋经国时期。纵观其进程,政治本土化是贯串其中的一条主线,政治本土化促成了台湾政治转型(孙肖远,2004)。台湾政治本土化是由台湾特有的政治资源禀赋所决定的,台湾政治本土化是指通过改变由外省人主导台湾政治的局面,让占台湾人口绝大多数的本省人获得当家作主权利的趋势。从李登辉开始,本土化成为台湾政治发展的一大潮流。李登辉以民主化为名义,大力推动排斥外省政治势力的狭隘本土化路线,成功地将台湾政权的主导权从外省势力转移到本省籍势力手中。这无形当中就将台湾政治转型从为求得统治合法性而作出的策略选择,逐步演化为政治理念之争。这种政治理念之争的必然结果就是将台湾政治恶化为“民粹政治”,“民粹政治”带给台湾的只能是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的政治秀。
二、选票政治导致选举文化恶质化
在 1987 年“解严”之前,台湾曾经实行长达 38 年的“戒严体制”。为了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和吸纳台湾本省籍人士参与政权,******当局进行过几次小规模全岛性的补选和地方县市长选举,但是从未举办过全岛范围的“中央层级”选举,从而形成了所谓的“万年国会”和“万年民代”。李登辉执政以后,岛内加快“民主化”步伐,逐步放开各层级选举。由于成熟理性的选举氛围并非一蹴而就,在开放选举的初级阶段,民主选举的恶劣面相继呈现。带有作秀色彩的台湾恶质选举文化由此而生。
在台湾的政坛上,各种政治势力和政党人物要有所作为,越来越多地依赖“票决”,因而投票人的素质高低、理性程度和责任心对台湾的政治取向往往起到很大作用。开放党禁以来,台湾民众超量释放选举热情,台湾政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成为选票政治。而超量的选举也使得选民的投票热情逐渐降低,传统式的宣传和严肃性话题往往不能打动民众对政治的关心,也不能使政治团体的政策主张和候选人的竞选纲领得到选民关注。泛选举化所导致的选民对政治的漠然和政治的游戏心态使得台湾政治界、传媒界深入思考这一问题,并根据选民层级、心态等将政治节日娱乐化,使得选民在轻松与娱乐中了解政治团体的主张,清楚政治斗争的方向 ,潜移默化中引领选民的心态,并在选举时运用媒体和其他载体相结合的方式将这一无形的心态转化为有形的选票,以获取选举的胜利。
选民积极投票,政客惯用的伎俩就是进行造势,吸引选民的注意。造势是台湾特有的政治文化,人潮汹涌的声势加上媒体画面的凸显,使选举成为超大型的群众嘉年华会。政治人物坚信,成功的造势活动可以凝聚支持者士气,刺激选民出来投票。候选人在政治“秀”场上往往喊出“决定性的一役”、“背水一战”、“决战某某地”、“某营绝地大反攻”、“某营收复失土”等等极度煽情的口号 , 让选民感到“如果某人输了,大家就没有明天”的末日之感,从而将选民的恐慌变成候选人的选票,是故选举被称为选战。选战将台湾政治带入了恶质政治文化时代, 造谣、抹黑、侮辱、谩骂,甚至人身攻击等极具表演性的行为是选战“秀”场上最常用的手段,不仅竞争对手间相互攻讦,而且其整个家谱也会被翻出来说事。不仅政党间的攻击你死我活,即使是同党内部的争斗也是“刀刀见骨”。据台湾民意调查,选民印象最深的选举新闻是2004 年的“枪击事件”,其次是“竞争对手抹黑手法”,之后是“下跪”、“聚众骚扰滋事”、“绝食”、“斩鸡头”、“落发”等等。这种仅以争夺民众的眼球为目的的选战态势,只能将台湾政治引向“秀”化。
三、“媒体乱象”加速了台湾政治的“秀”化进程
根据《台湾年鉴》的资料,至2007年l2月底止,全岛性的报纸约有30家,以综合性的报纸最多,具有较大影响的报纸有《苹果日报》、《联合报》、《中国时报》和《自由时报》,号称台湾报业“四大天王”,传统报业已开始与电子媒体合作,在网络领域取得部分市场;拥有超过6000种杂志;有声出版业计有7173家,其中九成设在台北、台中、高雄等人口密集、资讯便利、商机兴盛的市区;170家广播电台取得执照,其中公营电台7家,余为民营性质;获营业许可的有线电视系统62家、4家有线电视播送系统、8家直播卫星公司及86家卫星电视节目供应业者,5家无线电视台(台视、“中视”、华视、民视和公视),一共制播15个电视频道节目,另外还有数百家有线电视台,比较有影响的是东森、TVBS、中天等。台湾只有2300万人,却有世界上最高的媒体覆盖率,“看报治国”是岛内舆论对台湾政治人物的讽刺,也由此可见岛内媒体在台湾政治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相比较而言,人口2 .8 亿多的美国也仅有两家24小时播出的新闻台,台湾却有8家之多。于是, 想办法争夺受众眼球、取悦受众便成为各媒体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唯一的生存之道。因而,在台湾的电视新闻中,很多政治新闻趋同于娱乐新闻。有人曾用“媒体乱象” 来描述台湾政治新闻的现状。
自2000年岛内大选以来,台湾的政局也已从当年的******一党独大演变为******与民进党的对立。由于政治气候变化迅速,使得大众对于政治异乎寻常地关注,政治成了媒体恶炒的对象。媒体开始把政治与娱乐等同视之,政治成为娱乐的一部分。台湾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在选举活动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一方面,媒体成为候选人和政党“做秀”的工具;另一方面,选举活动给媒体提供了非常多的素材。台湾推销候选人的活动五花八门,有政治广告、政见会、歌舞秀、募款餐会、售卖选举商品、辩论会、悲情造势等,有些媒体甚至不惜歪曲和伪造事实来塑造候选人的政治形象,贬低竞争对手。
四、街头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台湾政治“秀”提供了更多舞台
台湾是亚洲街头运动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自1972年蒋经国出任台“行政院长”,极力推行所谓的“革新保台”后,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中,岛内街头运动被重新激活并逐步活跃。期间,虽迭经中坜风波(1977年)、美丽岛事件(1979年)等多次重大打击,但民众抗争至民进党成立、台当局被迫宣布“解严开禁”时已达到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仅1987年,全台即发生各类街头抗争1900多宗。而随着“动员戡乱”的终止与各种法令的重修,岛内街头运动更得以借合法的形式持续推进,并最终促成了2000年台湾朝野政党首次轮替。
街头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台湾政治“秀”提供了更多舞台,最具典型意义的是2006年爆发的“百万倒扁”运动。这场发生在岛内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全民政治“秀”,不仅声势浩大,规模空前,而且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政治秀场也足以让其成为岛内草根发泄怨气的最佳途径。无论是“9•15围城行动”,“10•10天下围攻”的红衫军的大型政治秀,还是来自网络“失业男”陈查理、菜场“女肉贩”的个人“呛扁秀”,街头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台湾“草根层”政治“秀”提供了更多舞台。但在这场平民政治秀的盛宴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来自民主政治意识推动下的政治参与,更多地不过是一场全民发泄总动员。朋友间宿年的怨气、员工对老板的不满、兄弟姐妹间的家庭纠纷,一时间都找到了发泄的途径,就是“呛扁”。甚至在运动的尾声阶段,岛内黑社会竟以“和平呛扁无果”为由在静坐的队伍旁边公开招募成员,“力劝武力呛扁”。岛内形形色色的人群都在“呛扁”的街头政治秀上演着自己的“发泄剧”,政治参与已经变质为社会矛盾的发泄,台湾政治秀将民主的泛化为毫无实质的民主外壳。
【参考文献】
[1] 林志达.论台湾政治转型的原因 [J] .东南学术,2010.3.
孙肖远.政治本土化与台湾政治转型 [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4.5.
朱松岭.从政治乱象看台湾政治市场及其影响 [J] .观察与思考,2010.1.
林芝.台湾电视新闻的娱乐化倾向与分析 [J] .东南传播,2009.2.
【关键词】 台湾;民主化;政治“秀”
台湾自1987年宣布“解禁”以来,岛内政治便随着“本土化”和“政治转型”两个相辅相生的议题开始了台湾的“政治民主化” 进程。但此时的台湾正处在世界“第三波”民主浪潮和台湾经济的高速发展期,庞大的中产阶级层的出现和来自美国的“亚洲民主的灯塔”的要求,使得当代的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不是内源型而是外发嫁接型的民主(林志达,2010)。这种民主的特点是该社会的广大民众不是经过充分的启蒙而自发要求民主制度,而是在政治生活的实践中经政治人物的发动产生了民主参与的热情和知识。因而民众的民主认识不系统、缺乏理性的参与。一言以蔽之,热情有余、理性不足。
这种“台湾式民主”造就了台湾社会独特的政治现象:街头暴力、“议会”打闹、媒体绑架、闹市自焚……,政治活动变成了一场又一场惊险刺激的“秀”滑稽可笑的“秀”,极度煽情的“秀”,上至政府要员下至平民百姓,大家都以作秀的方式来参与政治。而对于这种政治现状,有学者也称之为“政治乱象”,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台湾式民主”使然,也是台湾政治市场的必然表现。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近乎于疯狂的全民“政治秀”?本文认为来自以下四方面因素。
一、“解禁”后岛内民主大爆发引发政治转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蒋经国在对压制和容忍党外反对运动的成本进行比较测算后,作出了进一步政治改革的“理性”选择。1986年9月******默许岛内反对阵营成立民进党,1987年7月蒋经国发布解除戒严令,1987年12月宣布解除“党禁”,1988年1月宣布解除“报禁”。这一系列的政治举动虽然还属于政治自由化的范畴,破坏的仅仅是******的强控制体制,但却开启了台湾的民主大爆发时代,岛内政治也同时向进一步“政治民主化”转型迈出的关键一步。
台湾政治转型肇始于蒋经国时期。纵观其进程,政治本土化是贯串其中的一条主线,政治本土化促成了台湾政治转型(孙肖远,2004)。台湾政治本土化是由台湾特有的政治资源禀赋所决定的,台湾政治本土化是指通过改变由外省人主导台湾政治的局面,让占台湾人口绝大多数的本省人获得当家作主权利的趋势。从李登辉开始,本土化成为台湾政治发展的一大潮流。李登辉以民主化为名义,大力推动排斥外省政治势力的狭隘本土化路线,成功地将台湾政权的主导权从外省势力转移到本省籍势力手中。这无形当中就将台湾政治转型从为求得统治合法性而作出的策略选择,逐步演化为政治理念之争。这种政治理念之争的必然结果就是将台湾政治恶化为“民粹政治”,“民粹政治”带给台湾的只能是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的政治秀。
二、选票政治导致选举文化恶质化
在 1987 年“解严”之前,台湾曾经实行长达 38 年的“戒严体制”。为了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和吸纳台湾本省籍人士参与政权,******当局进行过几次小规模全岛性的补选和地方县市长选举,但是从未举办过全岛范围的“中央层级”选举,从而形成了所谓的“万年国会”和“万年民代”。李登辉执政以后,岛内加快“民主化”步伐,逐步放开各层级选举。由于成熟理性的选举氛围并非一蹴而就,在开放选举的初级阶段,民主选举的恶劣面相继呈现。带有作秀色彩的台湾恶质选举文化由此而生。
在台湾的政坛上,各种政治势力和政党人物要有所作为,越来越多地依赖“票决”,因而投票人的素质高低、理性程度和责任心对台湾的政治取向往往起到很大作用。开放党禁以来,台湾民众超量释放选举热情,台湾政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成为选票政治。而超量的选举也使得选民的投票热情逐渐降低,传统式的宣传和严肃性话题往往不能打动民众对政治的关心,也不能使政治团体的政策主张和候选人的竞选纲领得到选民关注。泛选举化所导致的选民对政治的漠然和政治的游戏心态使得台湾政治界、传媒界深入思考这一问题,并根据选民层级、心态等将政治节日娱乐化,使得选民在轻松与娱乐中了解政治团体的主张,清楚政治斗争的方向 ,潜移默化中引领选民的心态,并在选举时运用媒体和其他载体相结合的方式将这一无形的心态转化为有形的选票,以获取选举的胜利。
选民积极投票,政客惯用的伎俩就是进行造势,吸引选民的注意。造势是台湾特有的政治文化,人潮汹涌的声势加上媒体画面的凸显,使选举成为超大型的群众嘉年华会。政治人物坚信,成功的造势活动可以凝聚支持者士气,刺激选民出来投票。候选人在政治“秀”场上往往喊出“决定性的一役”、“背水一战”、“决战某某地”、“某营绝地大反攻”、“某营收复失土”等等极度煽情的口号 , 让选民感到“如果某人输了,大家就没有明天”的末日之感,从而将选民的恐慌变成候选人的选票,是故选举被称为选战。选战将台湾政治带入了恶质政治文化时代, 造谣、抹黑、侮辱、谩骂,甚至人身攻击等极具表演性的行为是选战“秀”场上最常用的手段,不仅竞争对手间相互攻讦,而且其整个家谱也会被翻出来说事。不仅政党间的攻击你死我活,即使是同党内部的争斗也是“刀刀见骨”。据台湾民意调查,选民印象最深的选举新闻是2004 年的“枪击事件”,其次是“竞争对手抹黑手法”,之后是“下跪”、“聚众骚扰滋事”、“绝食”、“斩鸡头”、“落发”等等。这种仅以争夺民众的眼球为目的的选战态势,只能将台湾政治引向“秀”化。
三、“媒体乱象”加速了台湾政治的“秀”化进程
根据《台湾年鉴》的资料,至2007年l2月底止,全岛性的报纸约有30家,以综合性的报纸最多,具有较大影响的报纸有《苹果日报》、《联合报》、《中国时报》和《自由时报》,号称台湾报业“四大天王”,传统报业已开始与电子媒体合作,在网络领域取得部分市场;拥有超过6000种杂志;有声出版业计有7173家,其中九成设在台北、台中、高雄等人口密集、资讯便利、商机兴盛的市区;170家广播电台取得执照,其中公营电台7家,余为民营性质;获营业许可的有线电视系统62家、4家有线电视播送系统、8家直播卫星公司及86家卫星电视节目供应业者,5家无线电视台(台视、“中视”、华视、民视和公视),一共制播15个电视频道节目,另外还有数百家有线电视台,比较有影响的是东森、TVBS、中天等。台湾只有2300万人,却有世界上最高的媒体覆盖率,“看报治国”是岛内舆论对台湾政治人物的讽刺,也由此可见岛内媒体在台湾政治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相比较而言,人口2 .8 亿多的美国也仅有两家24小时播出的新闻台,台湾却有8家之多。于是, 想办法争夺受众眼球、取悦受众便成为各媒体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唯一的生存之道。因而,在台湾的电视新闻中,很多政治新闻趋同于娱乐新闻。有人曾用“媒体乱象” 来描述台湾政治新闻的现状。
自2000年岛内大选以来,台湾的政局也已从当年的******一党独大演变为******与民进党的对立。由于政治气候变化迅速,使得大众对于政治异乎寻常地关注,政治成了媒体恶炒的对象。媒体开始把政治与娱乐等同视之,政治成为娱乐的一部分。台湾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在选举活动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一方面,媒体成为候选人和政党“做秀”的工具;另一方面,选举活动给媒体提供了非常多的素材。台湾推销候选人的活动五花八门,有政治广告、政见会、歌舞秀、募款餐会、售卖选举商品、辩论会、悲情造势等,有些媒体甚至不惜歪曲和伪造事实来塑造候选人的政治形象,贬低竞争对手。
四、街头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台湾政治“秀”提供了更多舞台
台湾是亚洲街头运动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自1972年蒋经国出任台“行政院长”,极力推行所谓的“革新保台”后,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中,岛内街头运动被重新激活并逐步活跃。期间,虽迭经中坜风波(1977年)、美丽岛事件(1979年)等多次重大打击,但民众抗争至民进党成立、台当局被迫宣布“解严开禁”时已达到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仅1987年,全台即发生各类街头抗争1900多宗。而随着“动员戡乱”的终止与各种法令的重修,岛内街头运动更得以借合法的形式持续推进,并最终促成了2000年台湾朝野政党首次轮替。
街头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台湾政治“秀”提供了更多舞台,最具典型意义的是2006年爆发的“百万倒扁”运动。这场发生在岛内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全民政治“秀”,不仅声势浩大,规模空前,而且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政治秀场也足以让其成为岛内草根发泄怨气的最佳途径。无论是“9•15围城行动”,“10•10天下围攻”的红衫军的大型政治秀,还是来自网络“失业男”陈查理、菜场“女肉贩”的个人“呛扁秀”,街头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台湾“草根层”政治“秀”提供了更多舞台。但在这场平民政治秀的盛宴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来自民主政治意识推动下的政治参与,更多地不过是一场全民发泄总动员。朋友间宿年的怨气、员工对老板的不满、兄弟姐妹间的家庭纠纷,一时间都找到了发泄的途径,就是“呛扁”。甚至在运动的尾声阶段,岛内黑社会竟以“和平呛扁无果”为由在静坐的队伍旁边公开招募成员,“力劝武力呛扁”。岛内形形色色的人群都在“呛扁”的街头政治秀上演着自己的“发泄剧”,政治参与已经变质为社会矛盾的发泄,台湾政治秀将民主的泛化为毫无实质的民主外壳。
【参考文献】
[1] 林志达.论台湾政治转型的原因 [J] .东南学术,2010.3.
孙肖远.政治本土化与台湾政治转型 [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4.5.
朱松岭.从政治乱象看台湾政治市场及其影响 [J] .观察与思考,2010.1.
林芝.台湾电视新闻的娱乐化倾向与分析 [J] .东南传播,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