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环境与经济至上主义
一 发展中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
进入二十一世纪，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与资源问题进一步凸现了。
首先是大范围生态退化。从总体上看，中国生态破坏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1）沙化土地与沙漠面积仍在扩大：70年代扩展速度每年1,560平方公里，80年代每年2,100平方公里，90年代前五年每年达2,460平方公里，后五年则每年达到3,436平方公里。（2）河流断流：不仅出现在降雨量少的北部、西部，而且出现在雨量充沛的南方；不仅是小河小溪断流，就连大江大河也出现断流问题。（3）湖泊湿地退化：由于经济发展，近年来许多天然湿地被人工湿地所替代，天然湿地正在大面积消亡。（4）地下水位持续下降：70年代，全国地下水每年开采572亿立方米，1999年达到1,116亿立方米。目前许多地区已经陷入地下水下降──农业抗旱──增加农业成本──土壤干旱化──地下水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5）海洋生态问题严重：60年代以前赤潮还是罕见，平均五六年发生一次；70年代两年一次；80年代增至每年四次；1989年共监测到十二次；1990年三十四次；1991年三十八次；1992年五十余次，近年仍在上升。（6）水土流失量大面广，目前每年流失土壤达五十多亿吨1。
再就是复合性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二十多年来，中国对环境污染的控制范围十分有限，即主要针对常规污染物如SO2、烟尘、COD、BOD等，而且主要只是对重点城市和大江大河的监测。虽然经过多年努力这些污染物的排放量有所减少，然而水环境N、P面源污染和大气NOX污染已呈现明显恶化。此外，对人体健康危害更大的污染物排放量正在迅速增加，问题日趋严重2。
其次，资源全面紧张。近几年来，中国对原油、粮食、矿产品、木材的大量进口令举世瞩目。中国2003年GDP增长9.1%，而消费的钢材、原煤、原油、水泥、氧化铝分别增长28.6%、13.6%、12%、15.3%、15.7%。中国目前（2003）GDP占世界4%，但物耗高出好几倍，如钢铁、原煤、水泥、氧化铝即高出五至九倍3。
一些学者指出，为减缓资源紧张与生态破坏，唯一出路是摆脱原来的发展方式。他们的计算表明：如果2010年要维持现在的生态环境水平，至少须提高资源生产效率一到二倍！但是另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刚刚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而且在这个重化工业的发展阶段，能耗物耗需要大增。他们认为从情理上说，中国人均资源消费量还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从客观形势说，无论从劳动力（年龄结构和成本等），还是从解决众多社会问题的需要看，我们都要抓住历史机遇。只要咬住牙将中国经济规模推上一个台阶，许多问题都会像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4的转折点达到以后那样迎刃而解了！令人奇怪的是，这两种对立见解很少在重要场合正面交锋，两者似乎同时被尊重和承认：在舆论上，在上层，强调「可持续性」的声势更大一些；实际生活则基本上是强调发展的舞台。
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总是快于估计，而资源和环境形势的严峻总是超过预计。当今天中国已经真的进入了一个有史以来的「最狭窄环境通道」5，而且今后又可能是以超越以往二十年的常态加速恶化之际，现实已不能容许含糊与暧昧的态度了！但是我们应怎样选择呢？
首先，脱离经济的环境主义是不足为靠的。无论从甚么原则出发，占全球百分之二十的发达国家人口奢侈地消耗百分之八十的地球资源都是不合理、不道德的。所以首先需要关注的，不是中国从很低的人均消耗量提高的总量影响，而是美国从超高人均消耗量减少若干对地球压力的缓解。不幸国家间的博弈，实际正继续哈丁（Garrett Hardin）的「公地悲剧」（The Tradegy of the Commons），而这种像「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的格局，不是单方面能改变的。中国的发展本身不仅是世界公正的应有之义，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她不可能放弃发展权利。
然而，比诸批评他国与历史的不公，认识自身问题更为重要，也更为困难──因为这特别容易被各种借口干扰，以及被民族感情冲淡。所以说环境决策必须纳入经济思维，决不等于说只要将环境、资源、社会问题通通托付给经济发展就行了，或者「让发展中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因为严峻的态势既不会被我们的意愿感动，也不会自动依着发展阶段放缓。自然条件不一定能击垮我们，但前提是我们具备改换发展方式的理念。我们现在最缺少的，恰恰是这样的理念。那么是甚么在阻碍这个觉悟过程呢？
二 「不能用造成问题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
的确，有不少「发展中的问题」能够「在发展中解决」，然而如果发展本身出问题了呢？爱因斯坦说：「不能用造成问题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
2003年的SARS危机成为中国第一次普遍反思唯GDP增长式发展观的契机，结果中央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但是，就在各地大力宣扬「科学发展观」，要用绿色GDP取代原有GDP为主的考核体系的同时，能源短缺的考验来了。令人担忧的是：（1）解决能源短缺在许多地区变成了一场攀比上马和抢占资源的运动，而不是综合、统筹与协调的发展。盲目布点、无序开发、寡头竞争和省级壁垒，很可能造成低效率，甚至是畸形的电力结构。（2）「需求即硬道理」的呼声压倒了「建立节约型社会」的理性。以当前西南地区的水电建设为例，这种以发电公司为主导，以最大程度挖掘水资源为目标的开发模式，成为「跑马圈水」运动。地质与生态学家担心如果只看到西南地区的水能资源，看不到它同时也是中国地质环境风险最高，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那么高速度开发上百个大坝水库带来的长期影响，将是很难估量和挽回的。至于在少数民族和多民族地区制造百万左右水库移民，彻底改变其生活环境、文化传统所会引发的深远不安定就更严重了。而几乎所有正在大力开发水电的市、州、县都在发展高耗能产业，这就可能导致东部高耗能企业到西南「圈水」建自备水电站然后西迁6。
70年代，日本在应对能源危机的同时大力改革，形成了一个相对高效率的能源系统，现在是世界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是一个「将挑战变成机遇，将机遇变成进步」的案例。以此标准来看，这次考试我们能打几分呢？
应对能源问题的真正选择是：究竟是「只要发展就能可持续？」还是「只有是可持续的才能发展？」然而，我们的问题是
（1）以节约为粗放扩张的补充，一味地「以能供需」、「以水供需」、「以矿供需」……，而不能强调「量入为出」、「以水定需」等原则，结果资源浪费与短缺之不相称大大超出一般国家水平；（2）缺乏改变奢侈与过份消费方式的决心，任凭奢华和排场俘获消费者；（3）生态环境与「三农」之间存在深刻的共生性，而社会的补偿，包括生态补偿抵不上对它们的索取；（4）目前所有政策都是以本世纪前期的发展目标为前提，以GDP等经济数量增加为硬核；赶超的愿望在攀比气氛中逐级地确定为指标，然后反过来变为发展目的，进而牵动整个社会安排，由是「赶超成为目的，指标成为命令」。
这些质疑，涉及到发展的使命和原则，很难在现有的发展框架里解决。看来需要跳出来考虑，即：为甚么我们的思想在「分裂状态」中？一方面深感到目前发展的风险，同时又经常做相反的事？是否真的「没有其他选择」？──这种「别无选择」的观念已统治人们多年，它一直在排斥新的发展理念，特别是拒斥对当前发展的任何深层质疑。这种观念就是经济至上主义。
三 经济主义与发展的真问题
近几年来在中国，一些社会学家、哲学家已经提出了对经济主义的质疑。他们指出唯GDP的发展观忽视了那些落后地区的文化连续性、人民的自主性……，并没有给大多数人带来他们真正需要的发展。卢风指出：尽管没有哪位思想家宣称自己的学说是经济主义，也没有哪个国家政府明确宣称奉行经济主义，但是经济主义渗透于现代文化（广义的文化）各个层面的意识形态，是最深入人心的「硬道理」。在西方取代新教伦理而出现的经济主义，其三个基本信条都是错误的，即：（1）人的一切行为归根结底是经济行为；（2）个人幸福和社会福利绝对依赖于经济增长；（3）经济增长依赖于科技进步，科技可以无限进步，所以经济可无限增长7。经济主义包含着一种人生意义论，它试图让人们相信：发展经济就是社会的最高目标，赚钱就是人生的根本意义。这样，经济主义在当代又表现为消费主义：消费不只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必要环节，而是人生根本意义之所在，是我们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的根本途径。
这种不要作西方工业化的盲目追随者的警告，也在中国产生了反响，但是受阻于一种机械发展阶段论──即认为中国应当关心的是如何早日进入现代化，而不是现代化以后的问题。这正是「中国式的经济主义」的特点。在「发展阶段论」之下，所有的批评都可归结为「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了。在当前，说到「发展」，只要有争论，就有人说「现在发展是硬道理」。这本是90年代初邓小平说的一句极有具体历史针对性的话，但今天中国面临的早已不是「要不要发展？」，那已成为「伪问题」，而是「怎样的发展？」、「为甚么人发展？」和「是否可持续的发展？」，这些才是「真问题」。然而，前者却反而被更加频繁引用，而且是用来打压关注环境的声音。环境、资源管理部门、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对此都有切身体会。其实，中国早已进入快速增长时期，怎样使发展可持续才是大问题，才是「硬道理」。
四 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主要矛盾突出」论
经济主义的发展阶段论有一个「阶段主因」的逻辑：它将社会事物的共生有机关系僵化为等级关系，将经济特权化，以之为当前发展阶段中唯一决定性因素，并强制其余的因素服从它。
50、60年代「以粮为纲」、「以钢为纲」。钢铁与粮食当然重要，但是「主要矛盾论」将这些必要条件夸大为充分条件，对它「拔苗助长」。谁想这个看似可以理解的「夸张」竟如此可怕地破坏了系统各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结果做成大混乱。四十多年后今天实行的「退田还林还草」、「退田还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偿还「以粮为纲」的代价。
以前我们认为阶级斗争是重中之重，所以全力以赴地搞阶级斗争，如今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是重中之重，所以全力以赴地发展经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改正了很多错误，但有一点没有改，那便是『两点论的重点论』的思维方式。」8这导致了许多观念上的混乱，例如（1）有些人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解为经济至上，以至于将文明和道德都看作发展经济的手段。例如2003年一家大报在一个题为「文明为用，经济为本」的报导中，赞扬某市如何改善投资环境，引来各方投资，其道理是「文明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文明更能促进经济发展」。这样社会文明从一开始就失去了自主的地位9。（2）经济建设压倒法治建设：一些地方的执法部门为表示支持经济改革，曾提出为它「保驾护航」的口号，但实际上不是指法律改善而是主动放宽执法；不是维护法律地位而是任意支配法律。这其中原因很多，但也反映了经济至上理念，令整个改革付出沉重代价。（3）环境和资源管理等部门被边缘化，那些承担「非中心任务」者由于是「次要部分」，难免要看「主要部分」的眼色行事而不是依法行事。
「经济突出论」是经济活动官场化环境的产物。这体现在现代化已被一套套数量化的指标和形象工程所代表，甚至被它们所取代。于是「发展」这个本应是以「人」为目的的过程被「物化」、「硬化」、「数量化」、「形象化」（外在化）为对「增长」的追求。发展的结果很大程度上由于各级政府的「政绩选择」而变得不重质量、不重成本、不重长期、不重人的内在感受。「发展的异化」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社会、环境关系的失衡。而且即使是经济的现代化，也是一种过份倾向于表层的现代化，就像一些穷乡僻壤中鹤立的现代化高楼、大广场与大马路。
五 改革的不平衡性与经济还原论
经济还原论是指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为经济的经济本位观念。
（1）泛经济学思维使人们相信一个似是而非的循环逻辑：所有问题都可还原为经济问题，所有问题的出路都在经济增长。社会学家孙立平发现这种「把蛋糕做大」以解万难的逻辑回答不了现实的悖论：90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像在80年代那样）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劳动就业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从1997到2000的四年中，每年GDP增长在8%左右，而就业增长只在0.5%到1.1%之间），而且贫富悬殊不仅没有改变，甚至有扩大的趋势。同时社会治安恶化。「做大蛋糕」的意义只是在缓和种种矛盾而已10。
（2）轻视和否认非市场价值：在评估政策或项目时，只看重那些直接的、物质的、可数量化的，特别是可货币化的价值。这样的分析框架在贬低和排斥了对人类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的价值。本文第一节提到：目前中国许多区域性和流域性的生态系统呈现出了危害严重、影响深远、难以愈合的结构性的损害和功能性的削弱。绿色GDP和其他对环境价值的评估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经济主义对自然价值的轻视，但是这不应理解为只有经济（金钱）衡量过的东西才算有意义。「我们计算出自然的生态功能至少要值每年产量38万亿美元（范围在18-61万亿）。不管人们是否承认它的货币价值，自然界的本质价值也并不会有所减少──它从每一个方面而言都是不可替代的。……（野生动物的）灭绝意味着可能性的消失，它形成了思想上的贫困。」11经济还原论有一种封闭的态度，倾向于将来自大自然和社会的新问题化解为经济的老问题，贬低或回避现成经济公式不方便处理的问题，漠视人和自然的多样性，并且用市场的稀缺性去「摆平」自然物和生命支撑系统的损毁。
（3）社会泛公司化：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有重大影响的，是将营利性公司的观念推广到几乎所有原来的事业单位。「一切向钱看」扩展到改革的一切领域，甚至提高到西方国家也未曾达到的地步。二十年来，中央政府在公营事业的投资日渐减少，公益事业的维持及发展愈来愈多地由地方各级财政和城乡居民分摊12。社会公共事业面临的困境特别表现在SARS暴露出的公共卫生事业减弱，也表现在「教育产业化」等做法上。上述问题已引起一些校正的做法，但2004年末引起广泛质疑的国家级（和世界级）风景名胜区与博物馆门票大幅度增加一事，再次反映经济至上的程度：该等门票平均水平占人均GDP的比例接近1%，是其他国家的至少十倍以上，为世界第一13。自然与文化遗产固然不是国计民生的命脉，但是最能表现国家或民族的凝聚力、精神取向和品性，成为该项收费的世界冠军决非是荣光。而且，这既不是学习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不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
社会价值体系市场化甚至导致了政府部门公司化的倾向，这是政府定位于经济而又没有社会监督的结果。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与公司联手「圈地」、「圈水」、「圈风景名胜」，名为开发，实际上是侵占农民权益和破坏生态。
六 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经济至上的发展阶段论把历史理解为人均GDP的一元函数。前面提到的库兹涅茨曲线描述了一些国家对过去的统计回归结果，这些对过去经历的回顾有时是有意义的，如提醒那些不顾经济基础过高要求中国环境水准的人。但是一旦将人家的历史用于对我们未来的预测，进而当作我们遵循的客观规律，那么对阶段性的认同就会变质成「不作为」的借口，就会有这样的逻辑：这些问题是中国现在发展阶段必然的，难免的，只要不干扰、阻挡经济发展，当人均GDP到达某一个水平的时候，一切坏事情就会自然而然地减缓乃至化解。按此逻辑，世上除了经济的增长，任何其他事业都是多余的。在发展达到高点之前，那些花钱而不增加GDP的环境工作岂止是「无用功」，简直是负作用！
发展阶段的规律存在吗？答曰：当然存在。当一种生产方式、甚至一门生产能力还有可能生存与发展时，它是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西方市场经济演进过程中的许多现象，包括产业升级、原始积累、收入差距扩大、环境压力增大，都会在中国不同地区先后重演。然而，这只是「发展阶段性规律」的一部分，还有更大范围、更高或更深层次的「发展规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及其阶段性）不可能独立于世界整体变化和生态环境系统的变化（及其阶段性）。这既是历史，更是新世纪的性质。这不是说前者（局部规律）可以取消或轻视，而是说当这些局部范围的、某一层次的规律性和大范围的、或深层次的规律性发生接触或碰撞时，将出现复杂的变化。千万不要过份地以原有的知识为「不动点」来「刻舟求剑」，以较小时空的规律来否定较大时空的现象：这种狭隘的「机械阶段论」可能是最危险的麻醉剂──它一方面让我们满足于「赶超」的感觉而放松警惕新的挑战，甚至于加速向有危险的方向疾驶；另一方面它让我们丧失想象力，以至鄙视和放弃创新的机会，使自己过多地被锁定在先行国家走过的无前途的路径上。
这种完全是线性的、机械的进化观之所以将可能的创新变成不可能，将可能的灾难变成必然，还因为它见物不见人，拒绝承担「人是学习的动物」的含义。它更不敢相信「有意识的进化」──「进化不是命运而是机遇，未来不是被预测而是被创造的。」14它将进化理解为一种宿命的决定论，将所有不对头的事都理解为「客观规律」，将无能、错误、甚至于罪行都归结于「历史发展阶段」。「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已成为今天的新「凡是」。社会上对这半句黑格尔名言的误读误解，削弱了理性精神和价值判断，妨碍了人们对合理性实质的追问，鼓励着一种急功近利、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小智慧。
机械阶段论不是利益中性的，凡是过多强调「这在本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存在即合理」的，多是受益的且欲解脱某些责任者。GDP至上的发展方式对某些工业部门和城市的发展有利，对「三农」就不一定了，而且前者之繁荣是建立在后者过多付出之上的。我们当然承认增长的代价有时是难免的，但是唯经济增长论的逻辑是虚伪的，增长的好处总是拿在一部分人的手中而代价总是由较弱的人来承担。这种既得利益格局的出现已有时日，正是它的存在使得经济至上主义不断得到巩固，而可持续发展的转型则阻力重重。
七 结 语
从90年代的「转变增长方式」到「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再到2003年的「科学发展观」，中国对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的认识在不断加深，但是远远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认识。正是在这个时期，经济规模增大带来的问题也发展到了一个空前严峻的地步。「中国在显示，世界不能长久地沿着现行的经济轨道发展。它揭示了调整全球经济，建设一个为地球而设计的新经济的紧迫性。」15许多人意识到中国选择之艰难在于她的两难处境：她必须跟上人类共同体意识上升的步伐，又必须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下扞卫发展的权利。在批判工业文明的背景下进行工业化，在反思市场理性的背景下向市场经济转型──对于这种深刻的、令人不愉快的「自我矛盾性」，我们不应回避，例如匆忙地自圆其说，急于将它纳入熟悉的现成理论。「两难」和「自我矛盾性」意味着需要一个远为深刻的变革。「穷则思变」──既然没有现成的出路，那么被困境逼着走出一条新路就是可能的。冲破经济至上主义的思想控制，则是实现这一可能的重要一步。
2003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能否在中国生根？这不仅需要政策或战略的调整，而且必需有理念上的转变。也许我们会迎来一场广泛、深刻和痛苦的思想革命，这必将触动现有的政绩制度、现有的成本效益核算概念、现有的发展目标、现有的人生观、现有的利益格局。新道路需要全社会有一种新的理性，但这不是个别人精心设计的产物──一个鼓励对新道路进行探索的社会必须容纳多样性的价值，必须保护每个个体的权利，特别是弱者的权利。在公平与效率之外，还有人类生存的可持续问题。在政府与市场之外，还有公民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求中国制度建设要富有新意。
中国的经济至上主义应当退出历史舞台了，代之以一个更关心多数人的、更全面的、更尊重多样性和生态规律的发展理念。在这里，现代化的启蒙精神与现代化中的经验教训明确地指向共同的事情──创造精神和「以人为本」。
注释
1 杨朝飞：〈中国生态环境态势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中心：《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第二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页32、33。
2 过孝民：〈中国环境污染态势分析〉，载《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第二卷，页47。
3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专题报告》，2004年1月。
4 库兹涅茨曲线是一条呈倒「U」形状的曲线，描述了一些国家对过去的统计回归的结果：污染程度、对森林的砍伐、经济收入差距，往往是先有一个增加的过程，在达到某一顶点后又降下来。
5 郑易生、钱薏红：《深度忧患：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页2。
6 朱跃中、周大地：〈当前我国能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10月15日。
7 卢风：〈经济主义批判〉，载《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第二卷，页472。
8 同注7，页474。
9 同注7，页474。
10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页22、28。
11 Nigel J. Collar：〈超越价值：生物多样性与思想自由〉，《世界自然保护信息》，2004年6月。
12 杨团：〈解决公共事物运营难题的新思路〉，载《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第二卷，页509。
13 张晓等：〈国家风景名胜区不是摇钱树〉，《人民日报》，2004年12月15日。
14 拉兹洛（Ervin Laszlo）着，杜默译：《巨变》（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页3。
15 布朗（Lester R. Brown）着，萧秋梅译，《生态经济》（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页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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