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方政党政治的评价标准

　　西方政党政治制度是比较成熟的现代民主制度之一，但如何对其认定和评价并不是很清晰的。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评价标准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公民选择是西方政党政治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条件，社会稳定是其保障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是其目标条件，只有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才是真正意义的西方政党政治。西方政党政治是建立在独特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基础之上的，不宜简单地照搬照抄。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实行政党政治，有上百个政党正在执政或者曾经执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党，由于其性质、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尽相同，因而在国家和地区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相差较大。是否具有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政治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

　　一个政党能否赢得民众，执政能否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党是否掌握了政党活动的基本规律，并熟练运用到党的自身建设和执政实践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产生较早，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发展，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运作规则和机制，值得关注和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刚刚独立的很多新兴民族国家，特别是一些非洲国家，大多移植原宗主国的西方议会民主和多党制度，但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六、七十年代，有些国家转而照搬前苏联的一党制，也没有取得成功，并随着苏东巨变而寿终正寝。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不少国家在经济因素的驱使下，被迫重新效仿西方的多党制度，然而，期待中的繁荣景象还是没有出现。是西方政党政治制度走到了尽头?还是新兴民族国家没有取到真经?这就涉及到了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西方的政党政治，具备了什么样条件才算达到了西方政党政治的水平。

　　二、西方政党政治的评价标准分析

　　政党具有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治录用和政治社会化等基本功能，成熟的政党政治具有相对稳定性，构成了社会各集团和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一种规范，也形成了党际关系体系和运行规则。

　　考察西方政党政治制度，可以从政党类型、执政方式、运行机制等方面总结出很多显性特点，但这还不足以深刻分析出其核心内涵。而其具有本质特性的，在笔者看来，就是西方政党政治的评价与衡量标准。这个标准可以从公众选择、社会稳定、经济社会发展三个方面来考量。

　　(一)公众对政党能够进行有效的选择，是西方政党政治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条件。

　　李景鹏先生指出：“政党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大的政治现象。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内容主要是指人类的政治发展已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即使得社会的多数人(以劳动群众为基础的多数)能够广泛参与政治生活(其中包括政治斗争)，但是另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成长到能够直接管理社会 (即不需借助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组织而由全体社会成员直接进行管理)的程度。也就是说，在这个历史时期内，人类的政治发展所提供的使多数人参与政治生活的各种条件、形式、方法等等又在限制着人们对于社会的直接管理。这样便形成在多数人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下的少数人管理的政治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党政治。”可见，政党政治存在与发展至少要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社会公众具有借助于政党的方式来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二是社会上存在着可供公众选择的政党。这可作如下理解：

　　第一，在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着能够满足社会公众基本政治需求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可以是～个，也可以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一般而言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党的数量并不是绝对要求，但政党必须通过有效的政治行为来实现社会公众对政治的某种要求，使社会分散的利益和民意转化为政治共识和政府政策，从而代表多数社会公众的利益。

　　社会公众的利益是多元的，不同群体的利益趋向甚至可能是完全对立的。因而，一个政党在一定时期很难代表所有各方公众的利益，这就是为多党制的产生和一个政党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政策提供了可能。这样的政党应该是相对成熟的，至少不是所有的政党都使人绝望，以至于社会公众没有选择对象。社会公众满意或比较满意的选择，才是有效的选择。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本身并不是政党政治的本质特征，社会公众的选择才具有本质意义。即使是两党制或多党制，如果社会公众没有选择的余地，也不能评价为民主政治;即使是一党制，如果社会公众非常认同，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就不是民主政治。

　　第二，社会公众具有自由的、充分的选择政党的权利。社会公众为实现自身的利益目标，可以选择政党，也可以不选择政党;可以选择某一个政党，也可以选择某几个政党组成的联盟;可以在一定时期选择某个政党，也可以在另外时期抛弃这个政党，而选择其它的政党。选择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是单项选择，也可以是多项选择;可以一次选择，也可以多次选择，还可以反复选择。公民的选择权，主要体现在选举权上，选举权是公众权利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只有被社会公众所选择，政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措施才有实现的可能。

　　西方政党政治正是这样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它为不同的人群、阶层和利益集团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满足了社会公众表达和实现利益的需求，从而使他们在政党竞选中采取支持或不支持某一政党的态度，也就构成了政党政治存在和发展的民意基础。当然，这种制度本身也对社会公众的基本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有一个现象应当关注，就是现代媒体的出现为政党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竞争方式，使政党的行为模式产生了很大变化，似乎在媒体上树立了良好形象就会赢得选举的胜利。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不能据此就简单否定西方政党政治的价值。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席托马斯·迈尔分析指出：“毕竟在我们当代这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或群体，但惟有政党具有将各种各样的利益团结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出有效的社会改革方案，实行大的、公益性项目的能力，其他任何组织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只有政党，才能完成将各个社会利益群体整合在一起并反映到政治生活中去的使命。”

　　(二)国家与社会能够维持基本的稳定，是西方政党政治存在与发展的保障条件。

　　政党选择的过程，是政治发展中的常态过程，一般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进行。如果因此引发社会动荡、种族冲突或战争，就失去了政党政治的本来意义。所谓的相对稳定状态，应该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整个社会长期处于平稳运行状态，不出现比较大的社会动乱;二是执政党的更迭不致引起国家基本制度、基本国策、基本方向的颠覆，在平稳和法治的氛围中实现新旧更替;三是具有消化 各种社会矛盾的内在机制和能力，能够保持动态的稳定。稳定并不是绝对排斥波动，正常的波动能促进矛盾的化解，反而有利于持续稳定局面的维持。

　　历经二三百年至少百年以上的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有过长期的动荡不宁，有的还受过法西斯的扰乱，但“二战”以后一般都比较安定。政党竞争虽然有时使政府更迭频繁，但并没有破坏社会稳定的局面。政党除了通过提供经常性的参与途径，缓解高涨的政治参与压力之外，还借助于对纲领和政策的调整、人事变更及轮流执政等方式，来转移、释放或消解社会公众对现实问题的不满，预防有人通过不正常的非法手段强行参政干政，其中有些特定的规律在起作用。

　　在西方社会，人们普遍信奉的民主价值观念本身并不能自动地带来民主和稳定。政党政治制度恰当地扮演了一种中介角色，使民主价值的内在能量转换为社会民主的外在能量。在选举中，政党处于选民与政府之间，通过政纲来体现民意，因而成为民意表达的有效载体。捕捉、体现、维护民意，也就成了政党的立足之本。推举出公众满意的政党上台执政，社会稳定就具备了公共基础。与此同时，反对党的存在，也对政党体制的稳定和整个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方政党必须遵守本国宪法和法律，以维护现行的政治制度为前提，因而不同的政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并不完全对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政党与其所代表的群体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含混了。越是执政的政党，越希望代表更多群体的利益，赢得各方面的支持，巩固执政地位;而在野党也希望代表更多群体的利益，赢得更多的选票，以取得执政地位。政党都在努力整合各方利益，扩大包容性，表明自己才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甚至追求“全民党”的目标。这表现在各政党的内外政策往往相互交错，相互利用，甚至相互抄袭，大行实用主义之道。

　　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虽为执政上台而用尽各种手段，但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没有根本分歧。1992年，民主党时隔12年重新上台，正是克林顿将本党政策由左向中间立场靠拢成功的结果;2000年开始执政的小布什同样采取了克林顿的策略，也将共和党的政策向中间立场靠拢，从而赢得了更多的选票。有学者指出：“在美国，大多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一致。德国和奥地利的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也大致相似。法国、意大利、瑞士及斯堪地纳维亚国家的政策普遍符合这种模式”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的口号最具代表性，他在1998年的竞选中提出：“我们的主张和执政党都一样，但我们可以做得比执政党更好。”这种现象的出现，使选民对政党的选择，越来越超越意识形态的考虑。政党某一策略的失误，或某一问题的拖延，也许都会使选民更张。而这种选择的更张，多数情况下都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即使产生政治波动，也难以撼动整个社会的稳定大局。小波动的经常出现，能够促进具体问题的解决，避免积恶成疾，有利于形成整个社会的稳定结构。

　　(三)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基本保持正向运转，是西方政党政治存在与发展的目标条件。

　　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升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水平，是考察政党政治的另一重要方面。保持经济社会的正向运转，其目的是不断增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力，从而在根本上保障社会公众享受富裕生活和个人全面发展的权利，这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政党政治是从属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目标的，没有这样的愿景目标，所谓的政党选择就失去了意义。而且，如果不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向运转，人民生活没有切实的保障，长此以往必然引发不满与动乱，社会稳定也就无从谈起。实现经济社会的正向发展，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能够保持已有的发展水平，即使遇到重大困难和挫折，也不致出现明显倒退的迹象(除非在不可克服的灾难条件下)。这看似一个经济问题.实际上与政党政治紧密相联。政党的经济政策历来倍受关注，因为普通公众的生活水平与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关联，经济发展又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任何一个企图执政的政党，都必须具有判断、引导、调控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从而保证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序进行。

　　第二，在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能以适当的频率向上提升。这不仅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更是政党渴望的目标。实现了这样的预期值，政党的存在与发展就占据了更加有利的位置。

　　政党不同于国家权力机关，即使是执政党也不能对社会和公众直接发号施令。政党执政必须经过一个政策转化过程，即把执政党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的过程。当执政党完成这一转变时，它就获得了国家权威，其政治意志和政策建议才能变成国家的意志和政策。事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时，同样也需要这样一个转化过程。

　　能否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把握住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能否始终把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公众的生活水平放在党的纲领和行动的重要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党的兴衰成败。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不但是任何企图执政的政党都无法忽略的，而且往往成为政党竞选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众选举政党时的重要参考因素，甚至可能直接影响到竞选结果。因此，西方政党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纷纷组建智囊团，不断提出更加优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方案，以供社会公众的选择。

　　评价西方政党政治的上述三个标准，是着眼于政党与公众和社会的关系而提出的，并未涉及单体政党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运行程序等问题。这三个标准从不同维度，揭示了西方发达国家政党政治的特殊规律，组建了一个评价体系，彼此不可或缺。只有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才能够判断为比较成熟的现代政党政治;条件满足的程度越高，说明政党政治的成熟程度也就越高。

　　三、移植西方政党政治是有条件的

　　政党政治是一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的产物。西方政党政治的发展，离不开其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在资本主义前期是不存在政党的，政党只是近代历史的产物。从实行两党制的英、美两国情况看，都是经过了上百年的发展演变才定型为目前的体制。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政党的产生到形成一种政党制度，都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都有与生俱来的胎记特征。英国经过1832年和1867年的选举改革，选举权才逐步扩大，而这距离英国政党的最初产生已经200年之久。

　　西方政党政治的成熟运行，是需要很多前提条件的。最早的几个资本主义政党都是在议会内部孕育而出的。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资本主义议会制度为政党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政党政治，是与议会制度、分权制衡、以法治国、舆论监督相伴成熟起来的，具有民主、开放、自由、稳定的特征，形成了比较独特的规律。正如占德诺所言：“政党几乎是用来防止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屏障，是取得进步的唯一手段。”

　　包括政党政治制度在内的西方民主制度，有 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其赖以形成的物质生活和思想文化条件是比较苛刻的。美国学者卡尔·科恩在《论民主》一书谈到5个条件;一是物质条件，即人们要有宽裕的物质条件才有可能参与政治活动;二是法制条件，即社会要有完备的足以保障公民有真正充分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三是文化、智力条件，即公民要有表达政治见解、判断政治是非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四是心理条件，即社会成员要有适于民主政治生活的意识和习惯;五是防卫条件，即抵御外侮及内乱以防卫自己的能力。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当代西方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仍有比较可观的进一步发展潜力。

　　国家的差别和民族的差异决定了政党政治的多样性，任何国家的政党政治，都要考虑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实的经济政治制度、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国际政治的战略格局等因素。吴江先生指出：“政党制度本身并没有脱离一定社会制度独立存在的意义，”“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产生不同的政党制度，后者从属于服务于前者。有时同一种政党制度，例如一党制，出现于不同社会制度下，形式相似，实际的社会意义大不相同。”新兴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持稳定、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党来进行社会整合和政治动员，更应以变化中的社会条件为出发点，不能简单地抄袭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政治制度。仿效和移植西方先进制度是需要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的，简单抄袭是要付出代价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年4月19日发表了一份题为《拉美国家的民主化：走向市民民主》的报告。该报告采访了231位地区领导人，几乎囊括了所有在位和历任的拉美国家总统，对18个拉美国家的2万名普通人进行了抽样调查。报告显示，一方面，拉美国家的民主化确有进步，在20多年前，大部分拉美国家都由军人或独裁者统治，现在几乎所有拉美国家的政府领导人都由选举产生;另一方面，拉美国家的人民对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有着很深、很普遍的不满。因为自从民主化以来，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人均所得没有增加，而分配和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却更加严重，几乎是世界之最，有2.2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政府效率低下，以权谋私盛行。这一切造成社会动荡不安，有的国家甚至发生了游击战争。从2000年以来，仅在调查的18个国家中，就有4个国家的领导人任期未满就下台了。调查显示，拉美人民对民主没有好感：只有43%的拉美人支持民主，30.5%的人不清楚，26.5%的人干脆反对民主。57.4%的人表示，如果一个“威权政府”比民主政府更能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他们宁愿支持“威权政府”。56%的人认为，经济发展比保持民主更重要。拉美国家极端扩大的贫富差距，成为阻止人民参与民主的主要障碍，拉美人民对民主失去了希望。当然，这些国家的政治混乱和经济低迷，与其社会经济历史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有很大的关系，但没有找到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政党制度、简单地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形式是直接原因之一。不要幻想有一种通行世界的“标准的”政党政治制度，不同类型的政党政治制度，很难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只有相对适合于某一国家某一历史阶段的政党政治制度，而没有绝对完善的、绝对有利无弊的政党政治制度。任何政党政治制度，只要是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人民幸福，只要适应了特定的政治环境并得到公众的支持，就是合理的。

　　因此，对于本文开头提到的问题，现在可以作答：既不是西方政党政治走到了尽头，也不是某些新兴民族国家没有取到真经。问题的症结在于，西方成熟的政党政治这粒种子，在新兴民族国家没有找到适宜的土壤和气候，因而很难开花结果。

　　作者：刘宇辉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