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意蕴

　　除政论性文学以外，文学的政治性主要体现在伦理原则的“元政治”范畴，而非对权力政治的追求。20世纪美国的诺见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其文学创作中均体现了这一理想。这些获奖者或者自身具有国际化背景，或者借鉴国外的先进思想，以美国经验为基础，进行人的普世性和社会秩序以及国际秩序的思考，遵循着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原则”。通过输入和输出两个环节，诺贝尔文学奖为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赢得了更大的文学话语权，使其在20世纪处于世界文学的领军地位以至形成其文学的霸权地位。中国文学的发展史恰恰也是在政治理想中发展起来的。然而，在世界进入现代和后现代社会阶段，中国文学由于受社会发展阶段和当代各种内在因素的影响而呈滞后状态，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借鉴美国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经验，找出自身存在的问题，将有助于中国文学早日获得这一“文学奥运”金牌，使中国文学再度呈现昔日的辉煌，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上个世纪的百年文学史中，包括英美诗人T·S·艾略特在内，共有11位美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其创作的本意上讲，这些作家中并没有一位是纯粹意义上的政论性文学家，然而，这些作家的文学创作又无一不在其文学作品中体现了文学对政治的关注。在当今政治、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正确认识美国文学中的诺贝尔文学奖现象，重新评价其政治意蕴，对于进一步理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美国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内涵

　　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世界性的文学第一大奖，对于世界文学的发展态势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在过去的百年历史中，美国作家在世界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数量和影响来衡量，美国文学引领了上个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取向。如果说北美殖民地时期和革命时期美国文学是以政论性文学为其主体的话，那么，在这百余年的美国文学发展史上，并没有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专门从事政论性文学创作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的是文艺美学标准，艺术创新是其重要人选标准之一。但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它与王朝的更替交叠，国家的兴亡盛衰紧密相关。特别在历史巨变之际，二者的融合激荡常常磁暴般地引发出无比绚丽的人文景观，往往铸造出壮美的文学与悲怆的政治。而在历史温和地量变之时，尽管期间少有剧烈的碰撞，但它们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作用也没有停止。只看盛世文学(如盛唐)的升平气象，那也是和政治有着莫大的关系的。”美国自建国以来，在200余年的发展史中，并未出现过社会形态和国家体制的变更。在上个世纪的百年之中，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的剧变，美国均参加了，此后又经历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然而，所有这些战争都是在美国境外进行的，美国成了战争的受益国，一跃成为世界的霸权大国。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趋势上看，美国在上个世纪处于盛世时期，因而其文学创作在政治追求方面并没有出现过北美殖民地时期和革命时期以建立新的国家体制为宗旨的政论性文学家。但是，美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文学创作在文艺美学追求的同时，却无时不将政治要素融入其作品中，原因在于“政治总是与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因为权力、族群、国家、治理等等政治的核心概念是我们群居生活中的必需品和日常用品。……政治学给予我们许多选择的理由和原因的解释，政治小说则还在这些理性思辨的基础上给予我们许多政治生活不完全意识到的主体感觉、他人感受和自由而又富有逻辑的推进式联想。”换言之，既然文学研究的是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文学无论是在创作方面还是在批评方面，都无法摆脱对人在群体性方面所形成的政治关系的探索。

　　在表现形式上，政治形成的政权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一种公共权力，在国家行为主体内是稳定社会的力量;在国际上，是稳定国际秩序的力量。在社会变革之前，政治具有舆论宣传、以期达到某一社会共同体内人们政治认同的作用;在新政权建立之后，政治又具有维护与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政治活动，更侧重于伦理原则的‘元政治’，而非侧重于实际利益的‘权力政治’。前者属于体现人们内心愿望的全民政治，注重的是社会‘如何组织’的问题;后者属于表现为各种运作机构的党派政治，关心的是国家‘谁来统治’的问题。前者作为伦理政治主要考虑政治的正义性，而后者作为一种当下政治的核心是形形色色的权力关系，其中最根本的无疑是依托于暴力对国家机器的掌控。”

　　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原则要求获奖者既要突出表现手法，还要在思想上和生活观上真正具有高尚的道德，因此，道德标准成为获奖的必要条件。在美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尽管没有一位在其作品中直接叙述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潮以及预测政治走势的作家，但是，这些作家在其创作中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政治活动”中对伦理原则“元政治”的追求。这也恰恰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人的动物论”，即“人类所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它类似观念的辨认[这些都由言语为之互相传达]，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且不论亚里士多德对家庭和国家起源的结论是否正确，仅就其对人的社会性及其伦理性而言，是有其合理性的。

　　对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关注，从美国这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代表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大街》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一部批判美国资本主义所谓的“精神文明”、讽刺新兴中产阶级、表现美国公众所关心的社会问题的代表作品，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颁奖辞申明：“伟大的美国新文学是和民族自我批评一起开始的。它是一种健康的标志。刘易斯具有不仅用他坚实的手、而且还用他嘴边的微笑和他心中的青春活力来推动自己开垦土地的耕犁的天才。他开辟了新的耕地，他具有一个新开拓者的风度。他是一个拓荒者。”《大街》留给人们的启示是：“‘上帝创造了国家，人创造了城市，而魔鬼则创造了乡村。’乡村和城市一样，到处都充满了虚伪、不平、欺压和邪恶。”戏剧家尤金·奥尼尔在二战初期对纳粹充满忧虑，看到人类的自南和民主受到极大的威胁而计划写一部反法西斯极权主义的三部曲，却未能如愿。然而，身处现代主义盛行的时期，奥尼尔在获奖并沉默多年之后东山再起从而形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奥尼尔现象”。奥尼尔是以“称之为一个深刻的个性对美国旧式乐观主义的反拨”而获奖的。奥尼尔在《琼斯皇》中通过描写一个黑人暴君精神崩溃的故事对集权主义进行了抨击。作为一位社会悲剧作家，奥尼尔在其全部作品中均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人所处于的网境与张力，虽然也有些评论家认为奥尼尔的作品具有颓废倾向，但作为探讨人本体论上二律背反的社会悲剧，又理所当然是不能以喜剧来收场的。诗人T·S·艾略特曾声

　　称自己是“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国国教派。”艾略特在诗歌创作上“具有严格的责任感和非凡的自我约束能力”，使其凭借在“现代诗歌中作为一个先躯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而获奖。艾略特在《鸡尾酒会》、《政界元老》和《大教堂凶杀案》等诗剧中既有作家对人性善恶的思考，也有借古讽今的时代反思。具有中国情节的女作家赛珍珠同情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声援中国抗战，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并存白宫主持为罗斯福总统演出的中国抗日剧。在反映中国农民土地情怀的《大地》三部曲中，赛珍珠还通过阿兰这一女性形象，批判了中国封建的男权社会。福克纳虽然仅塑造了一个想象中的约克纳法塔法县，然而，这却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南方社会变迁的缩影。在这个世系作品中，通过描述南北战争后南方废奴运动以及北方工业化对南方所产生的影响，福克纳把二者在人们内心产生的深刻影响反映得栩栩如生，“他以美同南方动荡而苦难的政治经济生活历程作为自己写作的背景，”以无与伦比的现实性探索、触摸到人的内心世界而获此殊荣。赛珍珠之后的另一位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更以美国黑人的遭遇对“自由平等”的美国社会提出了质疑，其文学创作的政治性突出体现于“性别、种族和文化”层面。而苏裔美籍诗人布罗茨基政治上流亡国外之后，其怀乡主题的诗歌创作使其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因而获奖。索尔·贝娄和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作为美国犹太作家的代表，前者的文学创作致力于揭示美国人中普遍存在的由于社会的现代性而引起的人的观念变化，人道主义理想被现实击碎，进而导致“丰裕社会”的精神危机;后者坚持用意第绪语写作，在其小说《舒莎》中，“记录了波兰30年代大屠杀前夕犹太人居住区的生活情况，是一部华沙喧嚣的文学和政治生活的编年史。它也反映了犹太青年头脑中存在着共产主义和犹太教经文之间的矛盾。”

　　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斯坦贝克在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扩大了视野，满怀激情地写出了美国经济危机期间破产农民团结斗争的史诗。”美国自由主义史学家认为“30年代的文学充满了愤怒与怜悯——他们感到愤怒的是浪费了资源、瘫痪了精力，腐化了人民的心灵的经济，他们怜悯的则是这一经济制度下的牺牲者。”因此，在现实批判主义作家中，“30年代最有成就的左翼小说家，当推约翰·斯坦贝克……等人。”

　　而具有典型政治意蕴的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海明威。除了开一代新风的作家以外，海明威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是战争小说。海明威对待战争的认识经历了从无意识到自觉意识的演变过程。海明威的战争观集中体现在对两次世界大战性质的认识上。其第一部战争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并没有触及战争的性质问题，而只是探讨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身心创伤。第二部战争小说《永别了，武器》和第三部战争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是其讨论战争性质的代表性作品。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秩序无法稳定时的最后解决手段。战争又分为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利益争夺的战争，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持否定的态度：单独媾和，因为主人公亨利看透了这场帝国主义之间战争的实质而带着凯瑟琳离开战场去了中立国瑞士。然而，在《丧钟为谁而鸣》中，主人公乔丹为了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在明知即使将桥炸毁也无法扭转战局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宁可血洒疆场也绝不后退。

　　以上所述美国这11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虽然不是政论性文学作家，但是，他们都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层面上，阐发了各自的政治理想，这些作家在文艺美学追求的同时，在其文学创作中表达了他们对伦理原则“元政治”思想的诉求。

　　二、美国诺贝尔文学奖的国际化背景

　　美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进行伦理政治追求的同时，在其文学创作中又在不同层面上注入了国际化背景因素。由于这些作家的创作与其时代的国际背景紧密相联，其最大特点是欧洲文化或其他域外文化对这些作家创作思想的影响，因而其文学创作的成就才赢得了国际文坛的公认。

　　在这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具有国际化背景的作家有赛珍珠、T·S·艾略特、布罗茨基、辛格、贝娄、莫里森和海明威。赛珍珠“从小生长在中国，她熟悉中国，热爱中国，尤其是热爱中国农民，并且满腔热情在她的小说里写出了旧中国农村的重重灾难。和中国农民的纯朴淳厚、勇毅坚强、勤劳吃苦、坚忍不拔的种种优良品质。”T·S·艾略特和布罗茨基本身就是具有国际化身份的作家。艾略特出生于美国，先后在美国、法国和英国接受了教育，最后加入了英国国籍。“庞德和艾略特的诗人生涯似乎遵循着一种典型模式：流放国外，回归美国体验之前的‘起点’”。国际化背景使艾略特能够站在世界的高度来看待具有普世性的人及其所处的世界，其《荒原》被公认为是现代派诗歌的代表作。布罗茨基是一位“四海无家、四海为家的诗人”。“家园本来是地球上任何人需要的归宿，但是对于诗人和作家可以有特殊的精神意义，为了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诗人和作家常常会被迫离开自己的实际家园，所以是无家。但是诗人和作家可以在任何地方，在语言中，在历史中，在空间和时间的坐标中，用他们的审美目光搜索到美的踪迹，也正是家园的踪迹，所以是到处有家。”

　　辛格和贝娄作为美籍犹太代表作家，其出身背景和所处的时代为其文学创作奠定了不同的思想基础。贝娄的父亲是曾在俄国居住过的犹太人，贝娄出生于讲双语的加拿大魁北克省，后来随全家迁至美国。而辛格则出生于沙俄统治下的波兰，1935年才迁居美国。同为犹太作家，由于经历不同而导致其创作方向上的差异：贝娄已不再仅仅关心犹太人的世界，而是将目光转向整个美国社会，在《雨王汉德逊》和《赫索格》等小说中将其关注点置于这个混乱的世界上人们所处的生存困境;辛格的民族意识更强，他坚持用意第绪语从事创作，关注点主要置于犹太人的历史和当代犹太人的生活处境，尤其是在小说《莫斯卡特一家》中，辛格对从19世纪中期到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这段历史中犹太人的生活与命运的变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通过对纳粹大屠杀的反省。辛格对犹太教的“契约论”提出了质疑：犹太人既然是上帝的选民，那么上帝为什么还要漠视他的选民遭受法西斯的肆意屠杀?“假使上帝把希特勒的大屠杀一直当成他改善其选民目的的话，那么，上帝就错啦。犹太教徒实际上快被杀光了。除了个别人以外。幸免于难的普通犹太人在这场恐怖的大屠杀中并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辛格通过这种追问，推翻了拉比犹太教所强调的上帝与犹太人之间“契约论”的虚幻性。“就社会与时代而言，辛格受到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政治运动、宗教改革、社会变迁以及文化思潮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莫里森虽然是出生于美国的作家，但是也受种族因素的影响，“莫里森的作品始终以表现和探索黑人的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为主题，凸现性别、种族、文化”等一系列与政治和社会相关的讨论热点。“《所罗门之歌》从不同角度描写黑人戴德一家三代的历史，提出了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在‘自由平等’的美国社会中，今天的黑人青年一代是否仍在遭受西方文明的奴役?”在基于事实写成的《宠儿》中，黑奴母亲塞丝为了不使自己的孩子再度沦为奴隶而将其杀死。这场人间悲剧就是要重现过去奴隶制惨痛经历的集体记忆。莫里森的小说是为整个人类而创作的，而非像其先前的黑人作家那样站在黑人的立场上来控诉白人世界。在种族平等、民主和自由的诉求上，莫里森的文学创作开创了世界文学的先河。

　　在这个分类中，海明威是一个另类作家。作为一名地道的美国白人作家，海明威的海外经历使他成为一名“世界公民”。亲身参加的两次世界大战使海明威的伦理道德意识和正义感逐渐凸显出来。海明威从一战的战场上“凯旋归来”后，回顾这场战争所带给他的：死者与生者，失败者与胜利者，究竟谁是赢家?因而，处于迷惘之中的海明威在法国巴黎被斯坦因冠以“迷惘一代”的代言人。海明威为何迷惘?因为这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利益争夺的战争，因此也是一场没有任何意义的战争。

　　“海明威通过这部作品(指《永别了，武器》)告诉人们，‘迷惘的一代’的悲剧的社会根源是帝国主义战争。”弘扬正义，为正义事业献身是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所要体现的政治意识。因为这场战争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正义之战。海明威最终回到了美国，但却把其小说的主人公乔丹永远留在了西班牙大地上，将其正义之思与文艺美学之求完美地融为了一体。

　　三、诺贝尔文学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

　　判断一个作家的创作成就可以从多方面来予以考察，但是，毋庸置疑，诺贝尔文学奖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也是当今判断一个作家乃至一个民族文学发展水平的尺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在文学领域内创作了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这文学“不仅包括纯文学，而且包括在形式和风格上具有文学价值的其他文学作品”，从而使文学奖的颁奖范围扩展到整个人文学科的范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范畴变化说明了该奖项评选更加注重人文思想的综合考察。在上个世纪的百年发展历史中，在美国文学界，加上英美诗人T·S·艾略特在内，共有11位作家获此殊荣。这一现实表明，美国虽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文学发展史也非常短，但其发展速度之快，成果之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

　　美国文学发展史中的全球化因素与美利坚民族的发展史是一脉相承的，因为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自美国民族文学形成那天起，就把他国的先进文学思想吸纳到了自己的发展轨道。这一点可以追溯到北美革命时期的政论性文学。革命时期的文学家均以欧洲政治哲学为其创作思想基础，作品直接服务于社会的变革。此后，美国文学家就一直效仿其先辈，沿着这条发展道路走了过来，所不同的是：先辈注重权力政治，而20世纪作家关注的则是政治理想。

　　北美革命时期的文学基本特征是政论性文学，而非为艺术而艺术的其它类型文学创作，这是因为北美殖民地人民要脱离宗主国的统治，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虽然北美殖民地的移民多数来自英国，但是，由于地域、经济生产模式和心理认同模式不同，最终导致同一个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在这场社会变革中，政论性文学作品作为政治文本，直接服务于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政治文化教育，以期达到政治认同之目的。例如汤姆·潘恩的小册子《常识》、《危机》和由杰弗逊主持起草的《独立宣言》等政论性文本，宣传和鼓动人民起来造反，脱离英国的统治而走向民主自治的道路，或者以大陆会议的形式宣布独立的政治纲领性文件，都为这个国家的诞生起到了历史性的权利政治的作用。

　　建国之后，美国文学政治性的主流已不再位于诉求国家主权的政治范畴，而是位于心理和精神层面上的政治文化范畴。“政治文化是政治关系的心理和精神的反映，它是作为一种观念形式存在的、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政治的感受、理解和认识的综合。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不仅反映着一定的政治关系，而且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它对于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又具有巨大的心理和精神支配作用。”美国建国后的文学政治性主要体现在文学的公共空间内。文学公共空间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一个独立于国家权力场域之外，由自律、理性、具有自主性和批判精神的文学公共参与的交往，即对话空间的场域。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学作品可以以纸质书籍、电子文档、网络文学、影视等形式得以传播，而当“文学与报刊紧密地联姻，既推动了文学革命，又为文学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文学副刊和专门的文学杂志便是其中的产儿。”上个世纪初，美国作家的文学作品也多以报纸和杂志刊载的形式首次与读者见面。随着科技和传媒技术的发展，电子图书、网络文学和影视文学等诸多新的文学传播方式应运而生。但不论采取哪种传播方式，文学都在公共空间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上为宣传美国的政治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综观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文学创作实践及其获奖原因。思想要素均为其获得成功的基本要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T·S·艾略特在1923年评论乔伊斯《尤利西斯》的文章中指出：用以组织文学作品的传统模式假定社会秩序是相对连贯和稳定的，它已不能适应‘当代历史中大规模的无效和无政府状态”’。欧洲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导致了政治形势的动荡，并由此引发了文学传统的变革，其最大特征是打破旧有传统而建立新的传统，应运而生的是文学现代主义潮流的迅速发展。适应这一历史潮流的发展，美国文学史上出现了3位丰碑式的文学家：诗人T·S·艾略特，其《荒原》被公认为是现代主义诗歌的里程碑;美国南方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的典型之作;而剧作家尤金·奥尼尔成为英语戏剧发展史上第三代的代表作家。这一阶段的获奖作家还有辛克莱·刘易斯和赛珍珠。这5位获奖作家在其文学创作中均体现了动荡的年代文学对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关注。除现实主义作家刘易斯和赛珍珠以外，其他3位作家均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二次大战之后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水岭。“后现代主义通常用于指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以后的文学艺术作品。在这一时期，纳粹的极权主义、大规模的人种灭绝、原子弹毁灭世界的威胁、对自然环境愈来愈严重的摧残以及人口过剩所造成的不祥后果，大大地加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道德标准的灾难性影响。”后现代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的共同点是文学创作均在于打破旧的文学传统，但不同之处是后现代主义却无意再去创立新的传统。无传统就成为了新传统。民族问题、种族问题、对战争的思考、人的普世性的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等政治的理性思考成为这一阶段获奖作家创作的基点。最为激进的具有政治倾向的获奖作家是斯坦贝克，而对战争进行理性反思的当数海明威。辛格以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为历史背景而创作的作品，颠覆了犹太教中上帝与选民之间的“契约论”。非裔作家莫里森和犹太裔作家贝娄虽为少数族裔，但在其文学创作中更加注重人的普世性探讨。布罗茨基的“四海无家”与“四海有家”观念是对传统家园(国家)概念的反拨。此外，海明威的代表作《老人与海》在塑造硬汉人物形象的同时，又为当今生态批评的热点研究提供了反生态批评的素材。

　　从文学发展的全球化因素来看，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家的海外经历和对他国文学思想的吸收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然而，这些文学家在接受国外文学传统和思想方面，尤其是在继承欧洲的文学传统及其思想方面，并非全盘照搬，而是将其与美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即使像赛珍珠这样在中国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美国作家，也不免在其文学创作中融入美国思想。这些作家对他国思想是经过筛选后才予以输入的。虽然这些作家并非刻意在其创作中为自己戴上政治国际化的桂冠，而且其中也没有任何一位作家是专门为政治而写作的，但是，对他国文化营养的汲取，帮助他们从人的社会性和普世性层面上进行了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深层次思考。

　　欧洲思想对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思想影响是其成功的国际化因素之一。这11位获奖者中，只有赛珍珠具有直接的中国背景，布罗茨基具有区接的苏联背景，其他大部分作家的文学创作均与欧洲思想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是西方文学界发生巨变的时代，而变化的起源基本上都是在欧洲。除上述提及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潮流以外，欧洲的文学理论发展电为美国文学的繁荣提供了理论营养。源于欧洲的符号语言学和形式主义催生了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文艺理论，随着新批评、新历史主义、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欧洲文艺批评思想一并传入美国，成为这些获奖者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解读的指导思想。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批评语言学颠覆了语言学的传统观念，将文内与文外、文字与意识形态合为一体，使这些获奖者大大拓宽了文学创作的空间。

　　四、美国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内涵对中国文学的启示

　　美国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奖中所取得的成就，在诸多方面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使中同在世界史上立于东方伟人之列。在中国早期政治思想史上，孔子、孟子和荀子的儒家政治思想，老子和庄子的道家学说，墨子的墨家政治思想，为稳定社会秩序，均提出了各自的政治主张。虽然这些思想家在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的策略上相差甚远，但其基本核心思想都是君权在上。这种政治思想的内核一直延续下来。无论是通过仁治还是通过法治，在解决人际和谐、群体和谐和天人和谐的问题上，其核心点仍在于解决人在社会秩序中的问题。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上，许多思想家同时也是文学家，其政治思想是通过文学作品反映出来的。先秦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秦汉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中唐时期的诗人韩愈、晚唐时期的李商隐等举不胜举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人志士，无一不在关注政治问题。屈原“忧国投江”更是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即使像南北朝时期著名田同诗人陶渊明具有社会隐逸性质的作品《桃花源记》也体现了他对政治的逆向思维的踪迹。一句话，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没有哪一位是能够逃离政治思考的。在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文学救国和文学治同在政治与义学联姻方面的范例更是比比皆是，其中鲁迅便是中国文学近代史上最为值得称颂的政治思想家和文学家。20世纪，中国经历了由封建社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最后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华民族的文学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然而，在过去的百年间，中国文学却与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无缘!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且不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中国文学，就是新中国建国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除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在20世纪最后一年获奖以外，中国文学作家群在这块领域内仍未曾有缘。

　　作者：胡铁生 周光辉 来源：学术研究 201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