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共同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

　　中国崛起和印度崛起，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最显著现象之一;中印共同崛起，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亚洲崛起的支柱和必然要求。尽管我们仍然处于现代化、线性进化论阶段，感叹技不如人的非西方世界自然存在对西方的崇拜心理，国际政治中西方观念的主导地位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一旦进入多元化、非线性发展的后现代阶段，未来将螺旋式地回归历史，文明的底蕴才会彻底呈现出来，文明的和谐将取代文明的冲突。中印共同崛起无疑为此展示了最大的希望，是打破西方殖民体系数百年影响的时代呼唤，并将推动国际政治范式从地缘范式和其他西方范式走向世界大同的东方范式。这就是中印共同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

　　中国崛起和印度崛起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陈词滥调，尽管印度崛起的滥觞要晚于中国崛起，而且带有明显的西方吹捧的痕迹以平衡中国崛起的影响——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其内需型、服务型经济崛起模式，被许多西方评论家看好，以区别于甚至以此贬低中国以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从政治心理上分析，印度自殖民时期以来已经成为西方体系的“自己人”，而中国至今仍为“他者”——美国现今的对华战略是致力于将中国培养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in international system)。[1]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单独谈论中国崛起或印度崛起，却并不倾向于亚洲崛起的说法或并没有将中印崛起与亚洲崛起必然联系起来——联系起来时也主要关注亚洲崛起对西方地位的冲击。不仅如此，仍然有许多人将中国崛起和印度崛起置于对立面，或热衷于比出个高下——中印间的猜忌也为此提供了土壤。这种认识论仍然是建立在西方殖民体系基础上俯视新兴大国崛起的霸权逻辑，或折射了国际政治旧范式的西方优越感，或反映出西方对自身优越感丧失之虞。于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倾向于首先从战争与动荡的角度往最坏处设想亚洲的崛起，[2] 并集中在东西方关系的调整对美国霸权等问题的影响讨论上。[3] 美国的《商业周刊》、《外交季刊》等媒体近年也以封面文章从挑战美国和西方优越性的角度对中印崛起大肆渲染。

　　这就告诉我们，孤立地看新型大国的崛起，或人为地创造所谓“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的提法，只能是就事论事，不能窥视时代发展的大势，而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人为制造新的矛盾，这是西方国际政治观的悲剧。

　　种种现象综合在一起，就是笔者倡导从大历史观解构西方殖民体系的国际政治范式，提倡文明和谐基础上的世界大同范式的原因。

　　本文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历史，从国际政治范式转移的角度重新思考历史经验;第二部分从历史看现实，从大历史角度理解中印共同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第三部分是本文的主体，分析中印共同崛起带给国际政治范式转移的启示;最后是结论部分，从中印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探讨国际政治演绎的一般规律。

　　笔者曾经将中国的和平崛起概括为“和平的崛起”(rise of peace)、“和平地崛起”(rise by peace)、“为和平而崛起”(rise for peace)三层内涵。[4] 至于中国主要通过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实现和平崛起，是否受到印度独立运动的甘地理念和外交政策的尼赫鲁主义启示，虽很少有人谈及，但确实有异曲同工之效。笔者坚信，具有伟大文明传统的中印两国，一定会继续相互借鉴、相互促进，携手推动亚洲的可持续崛起，彻底颠覆西方殖民体系的话语。

　　时代发展与范式转移：历史的经验

　　“崛起”仍然是一个西方的概念，有作为既有国际体系主导的西方居高临下俯视新生体的成长意味。在国际政治语汇中，“崛起”(Rise)天生与“衰亡”(Decline/Fall)联系在一起，用以探讨帝国/大国命运。在西方，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首开先河，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则承接这一使命，更一般地探讨了大国兴衰规律。在西方语境下描绘的“崛起”，带有“霸权交替”、“权力转移”的潜在逻辑，因而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引起传统霸权国的不安;而笃信“民主和平论”的西方人对中国能否走向民主的未来表示怀疑，因而他们更能认同“中国威胁论”，而怀疑“中国和平崛起论”。中国的政治语汇更多选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替代“中国崛起”，但“复兴”一词同样会引起周边国家对中国试图恢复朝贡体系的疑虑。真所谓“Damned If You Do... Damned If You Don't.”(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其结果“如果你不能表达自己，就必然被别人所表达”。[5]

　　那么，何谓中国崛起和印度崛起呢?中印崛起，首先是作为国际政治舞台新兴力量的急遽上升;其次是对国际秩序的冲击，增加亚洲在国际政治中的发言权;最后是观念上的，中印作为世界两大文明体的复兴将构成对西方文明优越性的挑战，冲破种种西方的神话。

　　2050年，中国、印度和美国预计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stitute)预测，大中华(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届时将成为主要经济大国，占全球经济的24%。北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次之，占全球GDP的23%。高盛(Goldman Sachs)也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和印度。但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落。付出代价的将是欧洲，它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将会下降，主要是由于人口原因。部分预测显示，半个世纪后，整个欧洲的人口将少于美国。如果高盛的预测是正确的，即2050年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占全球GDP的份额为23%，那么美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将与70年前，也就是1980年大致相当，当时的份额是22%。而美国的人均收入，至少到22世纪都将大大超过中国和印度，即便不是22世纪以后的话。[6]

　　巴里•艾琛格林(Barry Eichengreen)在《中国、亚洲和世界经济：亚洲形成中心和边界的影响》一文中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的崛起对亚洲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在形成不同的影响。亚洲的发达国家从快速增长的巨大的中国市场中获益，它们的资本货物、组件和技术可以输出中国。然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则不得不与中国在第三世界市场上展开竞争，这给比较落后的亚洲国家赶上发达国家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反过来，亚洲中心和周边的分野不利于发展具有凝聚力的亚洲经济和政治中心。亚洲的地域主义应该成为开放的地域主义，这样才能避免高昂的贸易分歧阻碍地区的创新。倡导亚洲金融发展和融合不会阻断亚洲同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联系。过早地建立共同的汇率制度及其相关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引起不利的结果，而且，在没有共同政策的情况下，加速发展强有力的地区机制以形成共同的货币政策也不是最好的办法。”[7]

　　以往的大国崛起(如威廉德国、纳粹德国、美国)没有也不可能导致国际政治的范式转移，因为这仍然是西方体系下的竞争，是西方主导权的内部转移。正如印度外交家、第二任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K.M. Panikkar)所言“用亚洲人的观点来看，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国际社会的一场内战。”[8]而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和印度崛起，则具有完全不同以往的革命性意义。 中印共同崛起，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时代的特征——冷战结束以后，西方许多人坚信全球化就是西方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美国化。只有中国崛起和印度崛起才能带动亚洲崛起;而亚洲的崛起将自1500年以来真正突破西方殖民体系的思想观念束缚，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使亚洲成为亚洲自己，平等而自信地开创洲际对话和文明交融的新国际政治时代。这就需要我们从大历史的角度思考中印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

　　从大历史角度理解中印崛起的意义

　　由此，研究国际关系有三个维度：即时间维度、空间维度、自身维度。相应地，中印共同崛起的意义，也就可以从时间效应、空间效应和自身效应加以阐释。

　　从时间纬度和状态层面讲，中印崛起的第一层意义是改变国际格局与势力均衡，使之向亚洲倾斜，即所谓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经济重心，乃至形成亚洲崛起的局面，尽管目前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未来大国竞争不仅仅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在于以地区一体化为依托的大陆板块之间的竞争——这集中在欧洲、美洲、亚洲三大板块之间;而中印的共同崛起将成为亚洲一体化的两大发动机，真正推动世界多极化。

　　兰德公司的印籍美国学者罗丽娜(Rollie Lal)在《理解中国和印度对美国和世界安全的影响》一书中认为，中国和印度在21世纪将取代欧洲，成为大国体系的中心，中印两国的发展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能够重新定义世界格局，此外，美国与这两个国家建立关系的方式将对世纪的图景产生深远的影响。国际体系的巨大压力将使得中印两国关系往合作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对抗。中国不是一个侵略性的扩张主义国家，北京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更关注于国内的事务和经济的发展，保证其对社会动荡的控制。改变目前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对中国和印度而言都没有什么好处。因此，美国的任务就是要让中国和印度继续相信，遵循目前全球秩序的规则对它们来说都有长远的利益。[10]

　　美国亚洲协会会长维沙卡恩•德赛博士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将会对世界力量的分布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和印度未来作为世界玩家的崛起可以跟19世纪德国的统一和20世纪美国强大的过程相提并论，它在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版图，对未来所具有的强大影响方面都丝毫不会弱于德国和美国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所达到的程度。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它不仅会改变世界的面貌，而且会改变世界力量的分布。” [11]

　　第二层意义是所谓的软权力效应，即两国崛起的示范效应，形成所谓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提出了‘发展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发展’的新思路，从而对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12]

　　正如西方学者注意到的，中国以其“努力、创新和实验、捍卫国家利益、循序渐进”为特点的“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路，一度盛行的“华盛顿共识”日渐被“北京共识”所取代。“北京共识”的提法，源于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2004年5月发表的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该论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适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乔舒亚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和积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中国的新理念正在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对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寻找发展自身，融入国际秩序，同时又真正保持独立和保护自己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的国家而言，中国提供了新路。“北京共识”还包括许多非经济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13]

　　而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出版的《卡内基动态》(Carnegie News)关于“印度模式的启示”指出：印度崛起之所以令人关注，并不是因为这是新的现象，而是因为它的发展模式独一无二。印度采取的战略与其他亚洲国家不同，它并不倚赖于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价格低廉的工业产品，而更依靠国内市场，重消费而非投资，重服务业而非制造业，重高新技术产业而非技术含量低的工业。这种方式意味着印度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受到全球经济疲软的冲击，从而表现出很强的韧劲。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印度的贫富差距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要小(美国的基尼系数为41，中国为45，巴西为59，印度仅33)。而且，30-4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自于生产力的增长，而不是资本或劳动力的增加——这是经济健康增长的标志。印度模式最卓越的地方在于，它的政府在发展过程中并未提供干预和扶持，企业家才是这个成功故事的主要演绎者。印度现拥有极具竞争力的私营企业，证券市场和现代化管理的金融部门。特别是从1991年起，国家干预从经济改革的浪潮中逐渐退出，在降低国内和海外竞争壁垒的同时，放手给予私企更大的自由度。因此，印度的发展变化更多地是受到草根力量和中产阶级的驱动，政治领导层所做的只是包容这些变化而已。[14]

　　第三层意义更为深远，不再是相对权力(包括硬权力、软权力)的得失，而是对国际社会主导力量与观念的冲击，切实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20世纪50年代初，尚处于襁褓之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即提出“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理念;如今，处于共同崛起中的两大文明古国，必将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已经引起学者专家们的深层思考。他们不再是简单地看东方的崛起，而是同时也看到了西方的整体沦落。换言之，中印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正在宣告——历史并没有终结。

　　巴尔扎克当年曾指出：“欧洲仍在支配世界;如果欧洲的精神霸权有可能被剥夺，那剥夺者只能是北美。”套用巴尔扎克的话，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仍在支配世界;如果西方的精神霸权有可能被剥夺，那剥夺者只能是中印。

　　历史学家茅海建痛陈道，“中国的现代化一日未完成，鸦片战争的意义就一分不减。生活在这一尚未现代化区域的人们，体会现实，探索问题，免不了联系到那次灾难性的战争。屈辱、仇恨、自卑、希望……种种情感交织，民族感情油然而生。……它本身就不是一个让中国人轻松的问题。”[15] 印度崛起和印度现代化也具有类似的历史意义。从中也不难看出中印共同崛起的时代意义。

　　概言之，所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创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不过是西方殖民体系的延续。当今的国际政治观念仍然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过的“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基础上。

　　国际政治新范式：从地缘政治到世界大同

　　“范式”的概念是托马斯•库恩研究科技知识发展史而发明的。库恩发现，在知识的发展中，总有一些非常核心的、能够统领其他知识的概念存在，这样的概念是其他知识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而一旦这样的概念被新的概念所取代，那就是知识世界的革命，如天文学中的太阳中心说对地球中心说的替代，就是一场革命。在新的概念统领下，原有的知识或被替换，或被改造。[16]

　　从范式的角度讲，西方的国际政治学基本上是一门空间学问，时间纬度即便得到考虑，也只是推至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更露骨地从霸权护持角度宣称国际关系理论只有八十余年的历史，也就是一战后形成的，而这与美国崛起成为世界的首强相吻合。空间学问发挥到极至，莫过于地缘政治理论。

　　“‘地缘政治学’这一术语源于19世纪后期，一开始就引发了极大的争论。原因就在于它主张介入国家政策的现实事务，因而导致了学界的特别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地缘政治学在德国深深卷入了国家政策的制定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涉足其领土扩展政策的合理化和计划的制定，以及使纳粹在欧洲居于统治地位的宣传合法化。”[17] 英国地缘政治学家杰弗里•帕克写道，“地缘政治学从一开始就被称为一门科学和艺术(Wissenschaft und Kunst)，其主要理论基础是生物进化论。……地缘政治思想的一个主要的特征是其环境决定论。作为土地(Boden)和命运的空间(Schicksalsraum)等概念内在的基础含义是：一个民族的命运表现在其自然环境中。本质上而言是空间而不是人决定了历史的进程及大国的兴衰。”[18]

　　这种地缘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分割的历史观基础上。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认为，全人类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只有各个文化的历史。[19] 其中潜藏的逻辑是，历史有先进优劣之分。这种进化史观，反映在国际政治上，与地缘政治思维折射的生物进化论，十分的契合。

　　西方的话语霸权，已经窒息了我们的自信，以至于非得用西方的话语表达东方的历史智慧——“仁义地缘”的提法就是典型的例子。[20] 西方国际政治学是见物不见人的——即便谈及人，主要也是领导者、决策者的战略思维和纵横捭阖，舆论和民意在战争时期更只是一种点缀。

　　地缘政治自始至终都是强权政治的产物。如今，地缘与经济、地缘与能源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地缘政治范式产生了新的变化。但是，传统权力的“达尔文式”定义，仍然主导了国际政治的主流范式。

　　在西方政治学中，“‘权力’基本上是指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21] 这一定义主要是从权力施予方(权力主体)给出，没有考虑权力接受方(权力受体)的感受。实际上，权力的最终效果不仅要考虑权力主体的能力，而且要考量权力受体对此权力的接受程度。这是古代东方国际体系与近代欧洲国际体系权力法则的重大区别。中印共同崛起，将导致两大古代文明的现代复兴，即便不能马上恢复东方国际体系思维，也将带来多元化的国际政治新思维。

　　有关中印崛起的影响，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和印度作为全球化推动者的角色：“中国和印度不仅是‘崛起的经济体’(如同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泰国和日本一样)，而且更是‘全球变革的发动机’。”[22] 这样，中印共同崛起，超越了冷战结束以来在西方学术界流行的六种国际政治范式：历史终结论、回到未来说、文明冲突论、失败国家说、国际政治经济化、全球治理。

　　恢复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的本质，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国际政治范式。西方殖民者曾将自己(西方人)作为目的，而把异己(被征服者)作为手段，既反映出西方启蒙运动的不彻底，又展示其自欺欺人的本质。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所指出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23]

　　西方殖民体系造成了全球分裂和全球问题，而“全球问题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和处理。”[24] 超越西方国际政治范式因此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印共同崛起的独特性在于，这是如此邻近的大陆型文明同时崛起，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必将开创中印友好、互补的国际政治新范式。这就需要我们从文明角度思考中印崛起。正如谭中先生所言：“中印两大文明的最高理想是‘天下一家’与‘世界大同’，是要所有的文明都繁荣昌盛、所有的国家都富强安乐，达到‘太平盛世’与‘极乐世界’的境地。这才是真正的‘宇宙化’……” [25]谭中先生指出，中国领导人先前提出要建设“和谐世界”，最近又提出要建设“和谐亚洲”。从步骤来看，应该先建设“和谐亚洲”才能进一步建设“和谐世界”。但要建设“和谐亚洲”，又必须实现“中印大同”理想。其“中印大同”的提法是用来翻译印度友人、商业部长兰密施(Jairam Ramesh)2005年创造的新英文字“CHINDIA”。熟谙中印两大文明精髓的谭先生，无疑为中印共同崛起的未来做了最激动人心的展望。美国的有识之士也正确地指出：“中印发展加速东西方融合步伐。”[26]

　　尽管我们仍然处于现代化、线性进化论阶段，感叹技不如人的非西方世界自然存在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国际政治中西方观念的主导地位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一旦进入多元化、非线性发展的后现代阶段，未来将螺旋式地回归历史，文明的底蕴才会彻底呈现出来，文明的和谐将取代文明的冲突，以求达到世界大同之境界。

　　谭先生并且认为，中印大同和《礼记•礼运》中孔子所描绘的“大同世界”是一个意思。何谓“大同世界”?《礼记•礼运》中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夏、商、周)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中印大同”及广义上的“世界大同”和中国现在倡导的“和谐世界”有什么区别?和谐世界为什么是一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念?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和谐世界做了阐释。

　　和谐，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关系三个层面;和谐世界，则包括秩序和谐、力量和谐、价值和谐三重内涵：[27]

　　(一)秩序和谐：秩序层面关注的地区与地区间关系，包括一国内部不同地区间的，也包括世界各地区间的。这种关系侧重两方面原则，一是稳定，二是和平。稳定的关键是有效的制度安排，制度带来和平说即为国际制度和平论。其次，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全球化、地区化的外部性问题，是秩序不和谐因素，而这是在国际制度的环境中产生的，因而制度即便能带来和平，却不能带来稳定。和平稳定兼顾，就要超越制度和平论和狭隘的地区观念，倡导整体世界观。

　　中印共同崛起为改变西方主导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提供了可能，推动着和谐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二)力量和谐：力量层面关注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多极世界与单极世界的矛盾是对力量和谐的考验。关于力量与稳定关系的代表性言论是均势稳定论，但这只是考虑大国的和平，小国并不感到安全，不能真正实现小国与大国的和平共处。超越均势、超越和平，就要实现大小国家的普遍繁荣、倡导国家间的合作共赢。

　　中印共同崛起不仅将带来多极化国际力量格局，而且通过洲际力量平衡为国际力量和谐带来希望。

　　结论与启示

　　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担心新兴大国的崛起将导致权力转移。其实，权力转移是发生在传统封闭国际体系下的现象，不适合现今开放而非排他型的全球化体系。在这种体系下，范式转移才是根本。

　　赵汀阳先生从思维观念上比较了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指出“‘不拒他者’是中国的传统精神，而民族主义之类才是西方的思维。”只有西方才有“异端”观念，中国的天下观产生“天下无外”、“思想无外”的大度。以美国为代表和实践主体，“西方思想框架是人(主体)在‘看’世界，在这个知识论框架中，凡是主观性所‘化’不进来的东西就是绝对在外的超越存在，这种绝对逃逸在外而绝对异质的东西只有两种：上帝和他人。于是，上帝被指定为万物之源，而他人特别是异教徒就被认定为死敌。承认超越存在的理论后果就是宗教以及与人为敌的政治理论。……中国的思想假定的是，对于任何他者，都存在着某种方法能够将它化为和谐的存在;或者说，任何不和的关系都可以化成和谐的关系，任何在外的存在都可以是‘化’的对象而绝不是要征服的对象。”这样，“西方的哲学假设是主体性原则而中国的哲学假设是他者性原则。”也就是说，西方政治话语首先思考的是“Who are you?”，也就是身份问题，区分和制造敌友，探询“我们”(us)和“他者”(others)，是一种割裂的世界观。“假如把世界看做是给定的分裂模式，那么世界的完整性就只能通过征服他者或者“普遍化”自己来获得，而这样做的代价是取消了作为生态活力必要条件的多样性。”而中国政治观思考的前提是“Who are we?”，最终得出四海一家的概念，产生天下和谐的世界观。其结果，“西方关心的是合法争夺是如何可能的，中国关心的是和谐相处是如何可能的。”[28]

　　作者：王义桅 来源：国际观察 200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