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回流的政治文化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隔绝体制的废除，数以万计的农民或主动或被动地离开维系家族的土地，形成大规模的“民工潮”。从田野来到工厂，从边缘流入中心，从落后迈向先进，农民工挣扎在传统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过渡的连续谱上，困顿于职业上是工身份上是农的二重角色定位中，徘徊在渴望融入城市与封闭内部群体的矛盾心态里。2004年，拥有九亿农民的中国首次遭遇“民工荒”。2009至2014年间，外出农民工人数增长率都远小于回乡农民增长率，说明农民工退出城市的速度在逐渐加快。农民工回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依附型乡村政治文化与参与型城市政治文化的不相容性，非协调性。回流的农民工群体尤其是被动回流的农民工群体也相应呈现出矛盾二元性，既承载着城市政治文化中的现代化因子，又潜藏着市民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无奈与不满情绪;既渴望打破原有的依附状态主动探寻参与国家现代化的路径，又苦于缺少相应素质及渠道完成农村传统臣民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如果国家不能积极探寻农民工回流的政治文化动因，正确引导被动回流农民工群体的政治价值观，发挥城乡政治文化互动的正面效应，激发积极参与的政治行为，将会对城乡一体化进程产生消极影响。

　　一、农民工回流问题的提出

　　1、农民工：一个身份内卷化的流动阶层

　　农民工是我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与传统的二元户籍制度冲突下的产物。对农民工的概念界定，目前理论上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论，但是有一点是众多学者一致认同的，即认为农民工具有特殊的“两栖”身份，即“农民”与“工”的结合，是制度身份与职业身份的总和。而就当前情况而言，大部分农民工并没有变为市民。这反映出农民工在与城市的融合过程中遭遇到某种刚性反弹使之无法完成身份的市民化转移而选择回流，这些反弹来自城市全新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心理、交往方式，在控制制度变量的前提下，政治文化因素在这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为，农民工进城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移居城市，也是在政治价值观念、政治意识、政治情感上融入城市的过程。

　　2、农民工回流趋势的显现

　　农民工回流是指农民进城务工又回到农村的现象。这不是主流，但确实存在并且也非少数。农民工一直在外出打工和回乡就业的天平上左右摇摆，然而近几年来选择的天平却逐渐倾向返乡就业的一方。

　　我国的“民工荒”正是发生于2004年，2007年开始向全国蔓延，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发生“民工荒”的关系。从全国农民工流动的空间形态来看，农民工回流呈现出由沿海发达地区退回内地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来看》，在2010至2012 年间，东部地区农民工的数量三年增长了11.05%;中部地区的农民工数量三年增长了12.14%;西部地区的农民工数量三年增长了13.91%。因此，由局部到整体，从时间到空间，一系列的证据都清楚地指向一个事实：农民工返乡已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趋势，是城乡一体化过程中一个不合时宜的伴生现象。

　　二、农民工回流的政治文化动因分析

　　政治文化的概念一经提出，理论界学者对它的解释就众说纷纭，其中西方最具代表性的释义来自于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邹谠教授则认为，其已不是过去人们所讲的高层文化，它更接近于我们所讲的日常生活方式。本文基本上认同邹谠关于政治文化中的文化是指一种政治活动中的非正式规则，而非意识形态在个体价值观中的复制再现。

　　1、盲目流入与依附危机

　　农民工初次入城务工的选择大多具有盲目性、冲动性，体现在为对城市生活运作、文化态度、政治参与、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知之甚少，表现为对长期城乡分割体制造成的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利益独占与利益分享、“白领阶层”与“蓝领阶层”、“我群”与“外来群体”之间的潜在冲突采取选择性漠视的态度。根据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大多数农民工将入城期望仅仅锁定在满足生存性需求的层次，而并未涉及较高层次的适应性需求，更谈不上发展性需求。农民工入城的动机盲目导致其在与城市融合碰壁时产生混乱的自我定位，入城的心理预期决定其只能徘徊在城市的生产生活而无法深入城市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

　　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R.本尼迪克认为，个人是其文化大小的创造物。农民工的主体是习惯于依附的农民，遵从的是以权威崇拜、臣民心态等为主题的农村传统政治文化。古代他们依附皇权的庇佑、权威的保护，对清官、圣主的期盼以及崇拜是他们广泛的政治情感。但是这种依附的心理却并未因皇权的陨落而得到弱化或质变，反而粘连着传统的部分因子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依附的心理仍然根深蒂固在农民的政治心理中，只是依附的介质由以血缘为主的家族关系转变为以地缘为主的人情关系。

　　当农民进入城市天空，将不可抗拒地受到以公平竞争、参与心态等为主题的城市现代政治文化，即熟悉的人际关系在这里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后天建构的，早已养成依附土地人情且相对封闭政治人格的农民工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无地可依、无人可依”的困境。一方面，城市理性的、非人情性的人际关系建立模式造成农民工群体的依附危机;另一方面，城市政府及相关政治组织对于农民工政治身份培养的忽视、对于利益表达渠道建立上的不重视，又导致以传统血缘、地缘为中心的依附心理，不仅没有因受到城市现代文化的冲击减弱，反而因“无处可依”的窘境而得到加强。

　　2、参与无力与参与边缘 (1)“主体我”的参与无力

　　政治文化具有独立性，与物质资料生产水平的发展呈现非同步状态，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随社会环境的演化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君尊民卑”思想，加之政治文化独有的路径依赖，使得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缺乏参与热情和权利意识的特点深深地烙印在农民的政治人格中并沿袭至今。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城市居民基本上都受过基础教育甚至有大部分还受过高等教育，权利意识、法律观念较强，掌握信息的方式多样，参与政治的渠道明晰，了解如何通过网络、大众传媒等工具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及要求。相比之下，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绝大多数都是小学到初中的文化水平，且整日忙于生计，对于国家出台的大政方针、相关的法律条文知之甚少也无瑕顾及，网络等现代通信技术的掌握处于起步阶段或仅仅是认知阶段，政治素质相对较低。农民工群体由于政治素质较低、政治资源困乏以及自古就缺少参与意识的政治人格，使得这一群体既无相应的制度渠道表达权利诉求，也无一定的政治自信相信自己的行为能够影响政府的决策。

　　(2)“客体我”的参与边缘

　　入城后的农民工深陷“双重边缘化”的困境，他们以农民的身份从事工人的职业，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以及行为模式等方面既有别于城市居民，又有别于完全意义上的农民，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由于城乡壁垒尚未完全打破，在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下，他们远离户籍所在地，既得不到农村政府提供的相应服务，同时又得不到城市政府相应的制度供给。农民工缺少相应的制度化渠道参与城市的生产过程，而是大多选择通过同乡即地缘关系的非制度化方式就业。

　　一方面，农民工自身由于参与意识薄弱、政治素质乏困而选择性地放弃自己行使政治权力的机会与可能;另一方面，政府把农民工当作城市政治参与局外人的同时，农民工群体也选择将政府排除在外，转而选择强化其群体内部认同意识，这种过于同质性的交往容易引发他们政治生活的隔离化和“孤岛化”。主观上的参与无力与客观上的参与边缘交织在一起使得农民工与城市在情感上、认同上、文化上产生更大的社会距离，从而导致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

　　(3)过客心理与落叶归根

　　农民工的绝大多数只是完成了社会角色、资源获取方式和空间位置，尚未实现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影响这种转变的关键就在于大多农民工始终存在一种过客心理，即只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劳动场所，只是自己人生的一个中转站，而农村才是自己永恒的生活家园才是自己最终的精神归宿。而农民的过客心理，农民身份的预先设定，农村政治文化的沉淀积蓄，注定其政治人格无法内生出现代化的因子。

　　盲目流入，使农民工在面对传统与现代强烈碰撞的文化选择上不知何去何从;单一、同质的血缘、地缘关系在错综、多元的城市关系网络中冲散稀释，习惯依附权威、感性服从的臣民文化在公平竞争、理性合作的公民文化里迷失依附的方向;“主体我”中的参与无力与“客体我”中的参与边缘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张力，使农民工对城市的政治文化、行为模式无法主动吸纳和自觉内化;深厚的家乡情感、浓烈的乡土意识、“过客”的角色定位，种种一切捆绑在一起形成一种巨大的回归力，农民工纷纷选择离开城市归位于自己生命开始的地方。

　　3、城乡二元结构与一体结构的博弈

　　返乡农民工就是乡村版的海归，他们兼有农业文明与工业——城市文明的双重因子。在这个组合中，是传统与现代的博弈。现代性的因素将带领他们解放思想，创造提高自身的学习渴望，效仿城市居民，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特别是村民自治，当这些新观念、新思维，新追求积累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又会倒推政府必须提供更多的制度供给，双方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然而几千年的依附习性、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早已成为制约现代性因素滋长的桎梏，回到臣民文化环境的农民工能否打破传统观念的封锁成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

　　城乡一体化不仅仅是农村在经济待遇、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物质)与城市接轨，同时更是政治文化的本质(精神)由传统性过渡到现代性的过程。在农民工高入城率的背后却伴随着高回流率，而“农民工者，农民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村在政治文化上与城市的不相容性、非协调性。户籍制度长期的刚性隔离造成了城乡政治文化的二元分化，游走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则是实现城乡链接的主体阶层、关键阶层，农民工的政治文化取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村政治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大量返乡的农民工身上即残留着以依附权威、感性服从为核心的传统性元素又潜藏着以积极参与，理性合作为核心的现代化因子，现代性不能经由与传统彻底决裂而获得，只能经由对传统实行创造性转化而获取，转化的结果与程度影响着城乡关系的未来走向，是城乡继续分离还是最终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