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机理细脉及其精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是一个崭新的命题，也是一项伟大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具有挑战性。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实践中，它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从分析以下几对关系中寻求其内在的本质联系，力求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真。 
　　一、从特指和泛指的关系中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要的是必须正确理解这一命题的科学含义，我们可从特指和泛指两个层面去把握，也就是从狭义和广义的角度去把握。从党的十七大提出这一重大命题的直接语境来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了新的境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就是在当代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崭新的概念，从总体上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从本质上揭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内在关系。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七大报告开宗明义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因此，从特指的含义来说，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直接的和最具体的要求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可以从泛指的层面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发展，会在当下历史进程中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表现出各种适合本国国情的理论形态，这些新的理论成果或理论形态同样需要大众化才能具有生命力。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其他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最新研究成果在当代中国的大众化，也就是历时性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在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特别是最新理论成果的大众化，是共时性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宣传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问题。在这两个方面中，第一方面是当前的重点内容和重点任务，但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两个方面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抓住重点的同时不要人为地把两个方面割裂开来，因为它们是融会贯通的有机的统一体。 
　　从特指和泛指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含义，其实这两者的性质和核心内容是一致的，泛指是特指的背景扩展，是广阔的时空维度，是理论整体性的面；特指是泛指的重点内容，是一个鲜明突出的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好比一颗耀眼的明星点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蔚蓝的天幕下。从这两个角度的结合中去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含义，有利于我们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把广泛性和针对性、整体和重点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在理论把握和实践操作当中，强调在“当代中国”这样的特定时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的同时，也要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时性，做到点与面的结合。 
　　二、从质和量的规定性关系中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质和量的规定性。 
　　第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一般理论或思潮的大众化。从历史的层面看，大众化是一个发展的范畴，只有那些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理论，才具备实现那个时代的掌握群众的价值。大众化是一种内外作用相统一的过程，其中理论本身的内在吸引力是根本，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理论的彻底性。它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它既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又是真善美的统一，它是真实客观科学的，没有虚假性。它是一种普世关怀，以解放全人类为终极价值目标。它以人为善，助人达善和建设美好的精神家园，它有强烈的当代性，彰显时代意义和价值。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和丰富来看，它充分顺应了民族振兴、国家成长和个人发展的不断需要，并且注意将这几个方面有机和谐地统一起来。因此，这种内容的质的规定性才能深入人心，用它来“化”大众才能符合时代潮流，成为改造世界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 
　　第二。“大众化”的质的规定性还体现在理论受众的质的规定性上。大众应当是人民群众，而不是特定的文化拥有者、享有者，人民群众不仅是从事精神产品创作活动的主体，而且是积极的、实践的历史主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强调大众化的主体就是实践着的人民群众，就是要以人民自创的文化来化育人民的文化大众化。对大众化的主体的首创权的尊重能有效防范大众化滑向平面化和单一化的沼泽，克服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弊端，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认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众化，这种大众化带来的是大众特性的标准化、公式化、重复化和肤浅化。它诱使大众陶醉于通俗的、感性的、即时的虚假快乐中，遗忘掉严肃的、理性的、真实的价值观，在大众化的视野中，“大众”绝不是作为文化创造的主体而存在，大众文化更欢迎或是只需要狂热而被动地消费各类文化产品的人群，他们是从属于现代社会的特有的文化主体，是缺少个性和主体性的大众。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大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与这种具有主体性的大众相结合，才能找到真正的生长点。因此，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要正确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这种质的规定性，在宣传普及活动中要充分尊重大众的实践主体地位，发挥大众自身的能动性，尊重他们的独立思考和思想选择，克服硬性灌输，要正确引导，把“化”大众与“大众”化有机结合起来，只有使理论内化于大众，使大众掌握了真理，才会变成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 
　　第三，大众化的量的规定性，主要是指理论受众的范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成就一种全民投入、人人参与的事业，就是要成为一种时代风尚，要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而非为“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普及和推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超越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等因素造成的障碍，跨越年龄、性别、职业、阶层、地域等界限，在这量的规定中，无疑是要实现普及化，主要指受众人群范围的扩大，这种受众人群可以散布或分布在社会的几乎全部或大部分职业领域与社会活动场所，不仅包括目前主要活动在各种机关、学校、部队中的干部、学生、部队指战员等，而且扩大到广大工人、农民、市民、商人以及社会大部分成员，这些社会成员散布在各种不同的职业领域和社会活动场所，以致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场所中都可以轻易发现这种理论的影响力。

　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保持质和量的高度统一，没有量的规定就不是大众化，只能是小众化，无质的规定的大众化也只能是虚化的大众化，如泡沫甚至是庸俗化，无法引领时代潮流。因此，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克服以往只注重和凸显精英化，而大众化严重不足的的倾向，要旗帜鲜明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和时代风尚，把来自广大人民群众实践的马克思主义重新交给人民群众，落实到大街小巷、田间地头，使广大人民群众逐渐达到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最终真正实现实践自觉。
　　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两者的关系中来阐释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解决好的两大问题，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来看，在中国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毛泽东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能够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而只有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上，自始至终十分注重创新理论的大众化，把理论与实践和时代以及人民群众结合起来，使党的理论充满生命力，从而转化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动力。历史已经证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能不断取得新胜利和新成就，就是我们党始终坚持在指导思想上与时俱进，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勇于进行理论创新，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不断深入人心、不断为群众理解掌握和大众化的过程。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根本的目的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生活联系起来，结合起来，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现实指导，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使其通俗化、普及化和群众化。这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落实到实处的客观要求，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使人民群众真信、真学、真用的重要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石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组良性互动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原则要求和理论前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灵魂和核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果的理论升华；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体现，还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渠道。
　　四、从大众化与通俗化的关系中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自然就同通俗化联系起来，两者是何种关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同于马克思主义通俗化，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是指理论、观点的存在形式及其适合群众的水平和需要，容易为人们理解和接受的状况，在宣传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既要注意把握科学性、准确性、全面性与完整性，又要通俗易懂，善于将理论语言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生活话语。例如将深奥的概念原理变为浅显的口语、寓说理于叙事等等，使之明白晓畅，人人都懂。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是理解之后的行动，是成为人民大众生活方式、共同好尚的状况。前者是理论、信仰的存在形式，后者是理论、信仰被世人接受的程度，两者是不同的，但两者又是有机统一的，大众化需要通俗化作为基础和铺垫，通俗化是推动大众化的必由之路，没有通俗化就没有大众化。从动态来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过程，而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因此，我们也不能把两者人为地割裂开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可理解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宣传、理论普及等形式使马克思主义主动接触群众的生活，为群众所理解掌握，把它转化为强大的思想武器，指导群众的生活实践，从而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和要求，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这个很朴实的道理，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上来说，就是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道理。因此，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求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马克思主义通俗化主要是指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表达方式与表现形式提出的通俗化的要求。注重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传统，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风格品质。通俗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通俗易懂，在整理《资本论》第一卷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做了很多工作，力求做到让别人“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列宁则直接用一个公式，简洁而直观地强调通俗化的重要性：“最马克思主义=最通俗和朴实。”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这一传统，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树立了通俗化的光辉典范。毛泽东最善于运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去表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方法，用生动朴实的民族语言去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的哲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浓郁的中国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的标准界定为通俗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即“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毛泽东在通俗性的实现的载体上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提的《街头讲话》和冯契的《怎样认识世界》等通俗化的读本当作参照物和示范蓝本，毛泽东指出：“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邓小平也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他认为，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去读，去研究的，要求广大干部和群众都读大本子，那办不到，因此，“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毛泽东、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来都是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和通俗化的，他们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毛泽东的着作中，诸如《矛盾论》《实践论》等，随处可见他用非常朴素的人民群众的语言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道理。例如，毛泽东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时，他是从分析农会的革命活动人手的，他说，“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农会的会员还到“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邓小平则用“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四川俗语来表达自己对特殊时期生产关系的看法，他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深入浅出中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