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民主的中国路径

　　论文关键词群众路线自下而上民主理性
　　论文内容提要就社会动员而言，群众路线的核心是如何把“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转化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实现从“要我”到“我要”的转换。当运动群众转化为群众运动之时，革命党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实现从制度约束向超越制度的转换。理性的分析群众路线，既要看到群众路线在社会动员领域的神圣地位，特别是群众运动过程中彰显的民主、平等的价值取向；又要看到当群众路线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它就以民主的形式颠覆了理性的制度安排。
　　现代革命多是民主革命，但在不同的国度里，民主的实现有着不同的路径。群众路线无疑是民主的中国路径。作为中国共产党基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是中共夺取政权的动员路径，是毛泽东思想的两大支柱之一，(注:另一支柱为革命的民族主义。参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6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474页。)解读群众路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以陕甘宁边区为个案，从梳理群众路线的实现过程入手，分析民主与群众路线间的一致与冲突。
　　一、民主、革命与群众
　　现代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即多数人统治的国家。什么是民主？毛泽东指出：“民主，讲俗话就是老百姓能起来说话、活动想办法。”(注:《毛泽东同志在边区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中共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4），1981年，第132页。)从革命的合法性入手，中国共产党人指出，******是少数特权者、剥削者的德谟克拉西（民主），共产党是民众的、被剥削者的德谟克拉西。苏维埃德谟克拉西的中心任务，是吸收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政权，教育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注:张闻天：《二次苏大会的改选运动与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92—393页。)抗战爆发后，针对******正面战场的失利，中共提出：“没有实现民主是目前抗战受到失败的主要原因。”只有动员四万万五千万的民众，都“自动的积极的起来参加抗战，参加政府工作”，才能夺取抗战的胜利，(注:《陕甘宁特区政府民主选举运动宣传大纲（1937年11月23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民主革命呼唤着群众的积极参与。
　　在现实生活中，群众参与政治多以维护个体利益为出发点，从理性选择理论到搭便车理论都表明，理性自利的个体行动者在计算参与集体行动的预期收益的同时，也在计算参与集体行动的成本以及规避这种成本的可能性。与规避参与成本相抵牾，革命需要对社会资源的高度控制与垄断，需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私奉献，需要牺牲肉体与灵魂的革命品质。荷兰社会主义者范•科尔曾坦言，真正的民主只有在斗争结束后才有可能建立。与此同时，即便是社会主义领袖也必须具有权威，一定条件下的独裁是必要的，自由本身必须服从于采取及时行动的需要，“使大众服从于少数人的意志日益被认为是民主的最高品质之一”。(注:〔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政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8页。)这样，在民主革命的目标与实现过程间就存在不同的价值诉求。如何实现二者的高度统一？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群众路线。
　　如何理解群众路线？党的主要领导人均有过深入的论述。邓子恢认为，要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根据群众的自觉自愿，也就是说，从打通群众的思想入手，不能强迫命令。同时，要有群众自己的领袖起带头作用与骨干作用。(注:邓子恢：《群众工作的几个基本原则（1946年1月14日）》，《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140页。)邓小平认为，指导根据地群众运动的规律是在发动群众中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在发动与组织任务完成后，应将重心转入教育群众，把群众提高到民主政治和武装斗争的阶段，使群众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力量，以巩固既得的政治经济权利。(注:邓小平：《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结论（1943年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1979年编，第109页。)毛泽东指出，在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注: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从群众中来，核心是如何了解群众，获得群众的认同。到群众中去，核心是如何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到群众中去原本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这与革命动员的路径是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就在于把“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转化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由此可见，群众路线的核心是如何引导群众走上积极主动的革命道路。
　　群众路线提高了社会动员的效能，彰显了民主的古典内涵。正如有作者所言，群众路线是中共在革命根据地依靠群众支援时产生的一种领导方法。它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仅仅依靠党员的运动是不能持久的，它还要依靠非党群众提供的智慧、粮食支援和新生力量，甚至还包括履行行政职责。同时，群众路线也表达了一种民众主义的倾向，表达了与人民相认同和对人民负责的观点。(注:〔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二、走进乡村
　　如何走进乡村？根据框架整合理论，当一个社会运动所持有的意识形态或话语体系对于他们所想动员的个人或组织来说，太抽象、太遥远；或者说，它很难与动员对象的实际利益、兴趣或怨恨感联系起来时；为了有效地动员群众，社会运动积极分子在大多数场合都需要把他们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进行改造，将其与动员对象的直接利益或情感联系起来。(注: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页。)在走进乡村的过程中，首先要了解农民的风俗习惯。在陕甘宁边区，群众生病就请巫神，生了男孩子门上挂一个弓，生了女孩子门上挂一块红布。见了老头子要称老人或老乡；见了老太婆称老妈妈；见了成、青年男人称老乡或同志，成、青年女人称嫂嫂或同志；见了小孩喊“小些儿”。当然，欲与群众打成一片，最好的方法是帮助他们做事，尤其是帮助他们生产，“那他们就非常高兴你了”。这倒不一定是因为多了你这个劳动力，而主要是表现了你不单会讲“政治”，而且“也能受苦”；大家都是受苦人，没有贵贱、高下之分；同时，劳动也创造了和谐的交流氛围，只有在共同劳动的过程中，群众才乐意告诉你许多真实、宝贵的东西。
　　适应群众的风俗，不是为了要把好的习惯丢了而去低下的和他们一致，而是为了要改造他们，提高他们，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必先与之一致。党是群众中的一部分，而同时又是群众中先进的、觉悟的、马列主义的、有组织的一部分。因此，它必须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同群众生活在一起，处处依靠群众；同时必须保持它同群众不同的特性，不溶化于群众的大海中，而成为群众的政治领袖。同群众在一起，而又领导群众；是群众的儿子，而又是群众的政治领袖；这就是党与群众关系的基本原则。从上述基本原则出发，党必须迁就群众现有的政治水平（包括思想、习惯、传统、情绪等），把这个政治水平当做出发点，以接近群众，而同时党必须提高这个政治水平到更高的阶段，以完成革命的政治任务。(注:洛甫：《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共产党人》第2期，1939年11月25日。)
　　群众参与政治必须有自己的组织，没有组织的民主是无法想象的，组织是形成集体意志的惟一途径。组织能够使其成员的付出最小化，最节省精力，它是弱者对抗强者的武器。(注:〔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政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在各社会群体中组织工会、妇救会等群众团体，党的工作重心转入乡村后，在群众中以群众团体的名义编织组织网络成为党的中心工作。在乡村中，有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代表会、互济会、儿童团、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识字运动委员会等群众团体。抗战爆发后，鉴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为了保障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执行，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将乡村原有的贫农团或农民委员会加以改造，扩大其范围，改名为农民会，吸收中农，并允许富农加入。(注:《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贫农团改造的决定（1937年8月27日）》，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年—1939年）》甲1，1994年5月，第39页。)与此同时，在原妇女代表会的基础上，团结各阶层的妇女，在乡以上成立各界妇女联合会。(注:《陕甘宁特区党委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的新规定（1937年9月）》，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年—1939年）》甲1，1994年5月，第46页。)针对群众团体组织复杂，不适合于乡村环境的困境。1939年，边区党委与政府决定，改乡抗敌后援会为乡级统一的****组织，内设组织、宣传、职工、青年、农民、妇女、武装、锄奸等部门。乡级抗敌后援会下原有群众团体，如乡工会、青救会、妇联会、农民会等组织均宣布取消，其工作由乡抗敌后援会负责进行。抗战后期，随着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展开，中共西北局党委提出，要克服乡村中有名无实的形式主义组织，一切组织重内容，不重形式。
　　(注:《西北局对边区群众工作的指示（草稿）（1943年5月5日）》，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1）》甲3，1994年11月，第218—222页。)
　　乡村中的变工队、扎工队、唐将班子、妇纺小组、农会、合作社、学校等就是基层群众组织。(注:
　　《西北局办公厅关于组织问题座谈会材料（1944年4月14日）》，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年至1945年）》乙，1994年12月，第136页。“变工”和“札工”都是农业生产中一种互助劳动的组织形式。“变工”一般有三种：一种是人工“变”人工，即三家五户或者整个村庄的劳动力组织起来，“今日你帮我，明日我帮你”，互助生产。二是人工“变”牛工、牛工“变”人工。三是生产技术上的互助。“札工”是一种农业生产中的突击队，流行于地广人稀的地区，农忙时以帮助生产，获取报酬为目的的劳动组织。唐将班子内容、性质与札工基本相同。参见杜鲁公等编：《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合作》，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6—684页。)乡村群众组织变革的过程，也是它逐渐融入群众生活的过程。组织网络把民众连接成一个坚固的整体，乡村已找不到无组织的“漏网之人”。
　　建构组织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党与群众团体的关系。党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去组织群众，参加到一切群众团体中去，而同时又能经过这些团体去实现党的统一领导，尊重这些团体的特殊性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依靠它们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领导群众而又服侍群众。(注:洛甫：《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共产党人》第2期，1939年11月25日。)
　　所谓群众团体的独立性，是在组织意义上讲的，群众团体的工作，应由群众组织自己去讨论和执行。在政治上，群众团体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党对群众团体的政治领导是经过在这些组织中工作的党员去实现。为了统一非党组织中共产党员的行动，并经过他们去实现党的领导，凡非党组织中有三个党员以上时，就需要成立党团。人数多的党团，应当成立干事会。对党团的决议，党团中每个党员都须一致执行，并经过党团实现对群众团体的领导。各级非党组织中的党团隶属于同级党委员会并接受其领导。凡属党团所在的非党组织中，有关涉政治方向、斗争策略问题，必须预先取得党委会的同意。
　　②(注:罗迈：《论党的组织结构与民主集中制》，《共产党人》第2期，1939年11月25日。)
　　三、运动群众
　　“新政权虽在根本性质上与群众利益是一致的，但新政权不完全代表农民利益，没有‘自下而上’的群众活动不行”。
　　②因此，运动群众的核心是把“自上而下”的动员转化为“自下而上”的行动。实现从“要我”到“我要”的转换。所谓“自下而上”的行动，就是在实际工作中，要健全农会、妇联会等群众团体的组织和生活，由它们出面来领导群众。党务、军事干部去作群众运动时，应以群众团体面目出现，或经过群众团体的介绍。党和政府不能指定或圈定群众组织领导机关的名单。只有这样才能培养起群众自己的组织观念，培养群众团体的威信，也唯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群众的领袖。
　　运动群众不是用命令，更不是用强迫，而是依靠共产党员政治上的模范作用，依靠党在群众组织中艰苦的宣传教育与组织工作。把动员的计划提到各个群众组织中去讨论，每个群众组织动员自己的系统一直到广大的会员。这样，就使得整个动员很快的到达每个村落和每个屋子，男人、女人、老年人、壮年人以及儿童都卷入到动员潮流中来——父母动员其子，兄动员其弟，弟动员其兄，妻动员其夫，儿童动员其父兄，街头巷尾，田野村庄，到处都在动员。经过群众的讨论和动员，广大群众给政府一个实际的回答，即：困难已经克服，计划已经实现。(注:罗迈：《关于特区群众工作——答×君的几个问题》，杨实编：《陕北的群众动员（实践文库之三）》扬子江出版社印行1938年版，第8—11页。)
　　创造一幅生动活泼的运动画卷，还需要掌握运动的方法与技巧。首先，群众运动离不开群众英雄即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与神话英雄不同，平民化的英雄，拉进了英雄与群众的距离，对一般群众而言，成为群众英雄是可望又可及的事情。群众英雄是运动群众的催化剂、助力器，它激发群众的政治激情，使得群众运动有了明确的方向与可欲的目标。以大生产运动为例，劳动英雄发挥了标准作用：劳动英雄创造了超出一般人的劳动标准和工作标准；在群众中普及这个标准，群众的标准提高了，反过来又促进劳模的标准。骨干作用：劳动英雄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他们，工作就有了动力。桥梁作用：劳动英雄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和广大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但又不是一个普通的群众，而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好公民，在一定范围内成为群众的领袖。通过他们使党政领导与广大群众密切结合起来，推进生产建设。(注:《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的作用》，陕西省档案馆藏，馆藏号：6－1－241。)与此同时，党的政策与方针经过普通群众的行为表现出来，也彰显了革命的民主路径。

　　其次，群众英雄要通过群众竞赛的方式来产生。从社会教育到民主选举，从征收救国公粮到扩军运动，从大生产运动到合作运动，各区乡之间，自卫军、少先队等群众组织之间，都订立竞赛条约，并以超额完成计划为目标。在陕甘宁边区群众竞赛的过程中，产生了识字英雄、劳动英雄、移民英雄、锄奸英雄等先进人物，以此掀起竞赛的高潮。竞赛的意义还在于打破乡村社会改造中，以免除义务为目的，追求消极平等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如有作者所言，“边区一般人民，今天有两个最大的要求：一个是负担公平，再一个是断案公平。”(注:《乡选开始》，《解放日报》，1942年4月3日。)显然，“负担公平”的价值取向是个人主义的，它有悖于革命对个体的要求，革命呼唤着群众竞赛。
　　最后，运动群众的根本动力还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身份—角色”的个体改造机制，简单地讲，所谓“身份—角色”的个体改造机制就是在立足阶级出身的基础上，强调革命情感，依照革命情感，确立政治角色。(注: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身份”不同于“成份”。个体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忘我奉献，可以改变“成份”，但永远无法改变“身份”即阶级出身。参见拙文：《乡村社会改造中公民塑造的路径分析——以陕甘宁边区发展劳动英雄与改造二流子为考察对象》，《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与此同时，运动中还形成了超越自我，勇于牺牲的“革命音符”——“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徐特立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一辈子总是做好事”的吴玉章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精神；以及抗大精神，南泥湾精神和愚公移山精神等等。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在竞争的舞台上，在英雄的感召下，在革命的音符中，群众运动得到升华，从而完成革命的剧场效应。
　　当运动群众转化为群众运动之时，革命党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实现从制度约束向超越制度的转换。对革命党而言，虽然也制定法律规范，但这只是革命者应该达到的最低标准；政治生活更多的表现为超越制度的政治动员。正如陕甘宁边区副主席谢觉哉所言，政治动员是“依靠宣传鼓动，依靠人民的积极，不折扣的完成或超过法令上所规定的事。法令是强制的，政治动员是自愿的；法令规定是最低限度，不许不及格；政治动员则越能超过限度越好”。以扩兵征粮为例，“丁多的家必有人应征，独子可不应征，这是法令；须应征的和不须应征的，都踊跃要当兵，如潮样般涌入兵营，这就靠政治动员”。(注:谢觉哉：《民主政治的实际（1940年4月24日）》，《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页。)显然，群众运动是政治动员的最好的表现形式，它以群众自愿的方式实现了个体的自我奉献，实现了政党对社会资源的高度控制与垄断。
　　四、效用分析
　　对革命党而言，群众路线的最终目的是完成革命秩序的建构。显然，就建构革命秩序而言，群众路线还存在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其实质是以民主为表现形式的群众路线与以集中为内容的革命秩序间的张力。如1941年延川县工作报告所称，自边区推行民主的施政纲领以来，“不论大小干部，都是开口民主、闭口民主”，群众也逐渐了解民主的内涵，凡干部违反民主，遇事包办都要受到群众的反对，但群众对“民主的把握”也常出现偏差：
　　1、现在民主是普遍人人都懂得，有些乡村对某一个人，大家不顺眼，对任何负担就要多些，被斗争时大家异口同声说：我们是民主。
　　2、今年的驮盐，全数老百姓都不愿驮去，他们政府是使用民主哩，我们都不要驮去，这也是我们的民主的。
　　⑤(注:《延川县1941年工作报告及1942年工作计划》，陕西省档案馆藏，馆藏号：2－1－184。)
　　这种以个体利益为导向的，“狭义的，不正确的，恶意的，攻击式的民主”
　　⑤，凸显了民主动员提供革命效能的不足，它也背离了革命对社会资源的高度垄断。如何引导民众规避“恶意”民主，把握“正义公道的民主精神”？陕甘宁边区政府希望通过英雄人物的带头作用，激发群众间竞争、竞赛的革命激情。但当英雄意味着奉献时，群众对成为英雄就产生了惧怕、逃避心理。据44年、45年边区各地方政府工作总结：一些群众对当劳动英雄仍有顾虑，原因是劳动英雄要参加各种会议，影响生产；怕当了劳动英雄多负担。吴旗县老百姓看见劳动英雄误工很厉害，在他们中间就有这样的说法：“劳动英雄应该轮着当，不然误工误不起”。
　　(注:《关于劳动英雄的几个问题》，陕西省档案馆藏，馆藏号：6－1－242。)当英雄缺乏魅力时，竞赛也就失去了动力。因此，就乡村社会改造的实际效果而言，很多改造没有达到中共预期目标，甚至流于形式。在陕甘宁边区，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的识字运动，在1945年边区政府的指示信中，只能视各地具体情况，“量力而行”。(注:《陕甘宁边区政府指示信——关于今年冬学的指示(1945年10月23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9辑，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75—278页。)解放战争时期，轰轰烈烈的扩兵运动，由于诸多原因，仍然“不断发生逃亡和久假不归的现象”。(注:《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开展归队运动的指示［产字第2号］(1948年6月25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2辑，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其他如订农户计划、合作运动等均存在诸多问题。(注:《关于按户计划》，陕西省档案馆藏，馆藏号：6－1－242；《延安县干训班讨论会上关于合作社的材料》，陕西省档案馆藏，馆藏号：6－957。)
　　群众路线没有达到中共社会动员预期目标的背后，凸显社会动员与私有产权间的矛盾，社会动员追求社会资源的高度控制与垄断，私有产权决定了个体利益的至上性。以扩兵工作为例，革命需要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但参军必然影响农业生产，虽然农村中有许多优抗组织，但战士逾假不归的原因，多为家中劳动力缺乏，“致土地荒芜，实有影响农业生产任务之完成”。(注:《边府1943年关于动员潜逃及逾假不归战士归队暂行办法的通令、命令、批答》，陕西省档案馆藏，馆藏号：2—1—912。)与此同时，当个体与国家之间缺乏生存依赖时，任何动员手段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必须指出的是，解读群众路线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丝毫不能抹杀群众路线作为社会动员手段的重要意义。就社会动员可以利用的手段而言，群众路线无疑是最佳方案。在乡村社会改造中，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识字运动、选举运动、征粮运动、扩军运动、大生产运动、合作化运动等一系列群众运动。借助“自下而上”的运动技巧，群众路线对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完成革命任务做出了巨大贡献。
　　理性分析群众路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预期目标是否实现，而在于实现目标过程中彰显的民主、平等的价值取向，群众路线践行了群众主动参与管理国家的民主路径，为边区政府赢得了普遍的社会认同。在边区，人民主权的社会意识已深入人心，并内化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打扫得颇为洁净的黄土街衢上，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你若留神去观察每个人的表情，他们的眉宇之间都洋溢着一种愉快的神情”，这种活泼、愉快的气氛不仅在延安城里，整个边区都“很难看见一个苦脸相的人”。(注:楚云：《陕行纪实》，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版。)
　　五、结语
　　总结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发展历程，群众路线犹如“天赋****”，“人人生而平等”一样，已经成为自然法的一部分，凡事诉诸群众路线就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法宝。解读群众路线，既要看到群众路线在社会动员领域的神圣地位，特别是群众运动过程中彰显的民主、平等的价值取向；更要看到当群众路线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它就以民主的形式颠覆了理性的制度安排。如美国学者詹姆斯•R•汤森所言，革命者“把群众运动对于官僚程序和机构所造成的不稳定效应看作是健康的，至少是可以接受的”。(注:〔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今天，如何处理好群众路线与宪政民主的关系，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正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