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的宗额教政策形成的历史背景哲学探

　【摘 要】延安时期是我党宗教政策的形成与发展阶段，党的宗教政策的形成是为了瓦解日寇对我国少数民族分化，争取广大教民，巩固革命根据地，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宗教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提倡宗教自由  政策，保护教民正常的宗教活动，实行政教分离、提倡宗教自养等原则，给予宗教人士一定的民主政治权利。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历史背景
　　一、延安时期党的宗教政策形成的历史背景
　　（一）瓦解日寇对我国少数民族分化的需要
　　1942年，《新华日报》刊登了《共产党对宗教的态度》中指出：“日本法西斯早在中国建立了许多特务机关，进行各种欺骗宣传和阴谋活动，胡说八道共产党是宗教的敌人，挑拨广大的宗教信徒对共产党的感情，离间他们与共产党的相互关系，他们用建立‘大蒙古国’、‘回回国’等口号，来欺骗我蒙回同胞。同时，国内也有少数人士，有意或无意的曲解共产党对宗教的正确立场，说什么共产党是反对宗教信仰自由，强迫人们去信仰共产主义。这显然与事实不相符合，更与共产党对宗教的正确立场，相去十万八千里。”为了打破日寇对我国少数民族、宗教人士的分化，共产党旗帜鲜明的表明自己对宗教的态度，同时在实践中不断落实对于宗教人士的政策。
　　（二）争取广大教民，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在《关于争取教民的指示》中声明：“关于天主教、耶稣教教徒在我根据地及游击区的分布情形，抗战中的表现，我党对他们及他们对我党的态度，多少加入我党者及其表现，各地教堂多少等，请加以调查随时电告。据云单是天主教全国有教徒四百万，华北有一百五十万，绥远有二十二万，这是一个大问题，日本人及国民党都在争取教民，必须引起我党注意，争取教民是我党不可疏忽的任务。”因为广大宗教人士也是抗战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党在实际工作中非常重视对他们的争取。
　　（三）保证军事发展，建立稳固根据地的需要
　　1935年，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后，为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先后进行了东征、西征。1936年2月20日，红军东渡黄河进行东征，同年5月进行西征。因为西征要经历宁夏、甘肃等回民聚居区。所以，为了争取回族同胞，苏维埃中央政府于1936年5月25日发表了《对回族人民宣言》，强调：“根据民族自治的原则，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凡属回民的区域，由回民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以及其他的一切事情，凡属回民占少数的区域，亦以区乡村为单位，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西征红军进入宁夏回民聚居区以后，取得回族同胞的信任。其次，抗战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回族、蒙族等少数民族间进行挑拨分离活动，使得我党更加重视对于西北边境少数民族工作的开展。
　　（四）解决边区复杂的民族、社会关系的需要
　　据1944年统计，陕甘宁边区有天主教堂二十处，基督教福音堂七处，佛教会八处，清真寺十余处，信教群众数万人。陕甘宁边区的回民主要分布在关中、陇东、三边的7个县12个区中，据1941年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大约有350多户、1259人，其中：关中新正县两个区211户、719人，新宁县1户、7人，陇东曲子县37户、143人，环县18户、63人，镇原县3户、8人，定边17户、83人，盐池县65户、144人。1944年陕甘宁边区有回民600户，人口2500人。边区回民信仰伊斯兰教，边区本地人一般信仰佛教或道教。如何协调、解决少数民族、宗教人士与汉族的关系，成为边区的重要政治、社会问题。
　　（五）推进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
　　西安事变后，我党为了团结抗日，各根据地政权先后由工农苏维埃制度改为抗日民主制度，提出一切赞成抗日的人们不分阶级、党派、性别、民族和信仰，不受财产和文化程度的限制，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陕甘宁边区民政厅趁着文教会宗教代表都在延安，特召集延安附近信教者，在本月七日假边区政府办公厅举行宗教座谈会，由民政厅刘景范主持。到会天主教、基督教代表二十多人，延安市桥沟乡各天主教徒代表都纷纷说明：当地教徒不仅享受有信仰的自由，并且积极参加当地政府的建设工作，如教徒贾克亮担任乡长，张安治、张振斌、白洁玉都是乡政府委员，今年工作成绩很好。桥沟乡天主教堂女传教士张崇一也说明她在延安得到政府的保护。”
　　二、延安时期党的宗教政策的主要内容
　　延安时期，党的宗教政策的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一）提倡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文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之信仰自由权，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文化与宗教的活动。为实践这些条文，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对于信仰任何宗教的公民，不仅是在法律上予以切实保护，而且在物质上给蒙、回教徒和基督教徒以实际帮助，例如在陕甘宁边区内，存在着的‘礼  拜堂’、‘喇嘛庙’等寺院受到切实保护，边区当局帮助回民建立了‘清真寺’，蒙回同胞得经常自由的举行他们的宗教仪式，他们的经典及蒙古文字，边区当局均加以尊重保护。”
　　（二）保护教民正常的宗教活动
　　其一，为回民、蒙民修建清真寺、天主教堂等。“政府捐助八十万元建筑的回民清真寺，业于落成。”“长治五千回胞，正在欢欣鼓舞的重建自己的清真寺。阎锡山侵入长治后，曾因修建碉堡工事，竟将清真寺也拆毁了，以致引起回胞的极度痛愤。我军解放后，长治政府号召全体人民“建设新上党”，回胞首先在清真寺的废墟上动工修建清真寺。”对蒙古教区更注意落实政策，城川是天主教区，1944年6月开始，政府花费85万元帮助修缮教堂，受到蒙古教民的欢迎。其二，保证教民正常宗教活动的开展。&l dquo;延安天主教在桥沟教堂纪念圣母升天瞻礼，仪式隆重。集会者共有男女八十余人，并有甘谷驿等地教徒参加。由梁神甫主祭，祭时男女分跪左右，祭坛布置精致，并号召教友祈祷和平，停止内战，念经约两时始散。”
　　（三）保护拯救教民
　　对于那些愿意遵守政府法令的宗教人士边区政府一律给予保护。如曾在延安、富县教堂任过职，革命后住到洛川的西班牙籍神甫安平静、薛中茂，1940年致函曹力如秘书长要求边区政府对富县教堂给予保护，表示“愿在贵政府领导下团结合作”，边区于是指示富县县长“如该教堂尚无违犯边区事情时，应予取得友谊关系并加保护。”“晋察冀边区实行统一累进税时，对于五台山和尚、喇嘛赋税尽周详之考虑，以五台山和尚喇嘛在战前生活资料依靠于往来游客之布施，据统计每年此项收入均在数万元以上。战后此项收入大都断绝，加以敌寇不断掠夺，致使和尚喇嘛生活艰难，边区政府根据团结与优待少数民族之精神，决定将和尚喇嘛之负担减少百分之廿。该地和尚喇嘛益加深切体验政府之关心爱护，并感增加抗战粮食的需要，现均纷纷参加生产。”“在五台山二百七十余名蒙藏佛教徒，经民主政府前后发放粮食九十余石救济，组织生产，现已全部脱离贫困生活。”
　　（四）实行政教分离，提倡宗教自养等原则
　　正如《解放日报》所报道的：“回民区由回民自己民主选举乡长和区长，”“举凡回民的问题，通过回民村来解决，只有回汉的问题才由区府解决，而事先要征求回方意见，政府对于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信仰与解除或减少回民的负担，是尽可能的做到了。”“回民自治乡内，不仅表现了经济生活的巨大发展，生产的紧张，而且他们还有自己的行政机构，信仰言论集会居住的完全自由，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清真寺内有专职阿訇主持，信教群众自由到寺内活动，没有任何人干涉。并完全实行政教分离，凡属宗教习俗、政法诸问题，政府概不干预，都由阿訇处理。一般军政人员到回民区时，都能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如不吃猪肉，不住清真寺，不破坏民族经典。”其次，提出了宗教自养等原则，如庆阳基督教牧师粟修德带领全家勤劳生产，与教友合作养蜂，还给人揽工打墙，靠自己的劳动收入解决全家的生活用费与传教用费。许多教民在保卫边区反对内战中参加了自卫军行列。
　　（五）给予宗教人士一定的民主政治权利
　　使教民和非教民获得同等的政治地位，具有同等的民主权利，既取消宗教特权，又使宗教人士不受歧视。历届边区政府的选举条例、施政纲领都规定：边区人民不分性别、阶级、党派、宗教、民族、财产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边区政府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思想信仰之自由。这就把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一个重要内容加以法定。与边区人民一样，在“三三制”民主政权下，广大信教群众和教职人员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能同样参加政权工作。如1941年边区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参议员中有5名伊斯兰教徒；第三届边区参议会议员中有天主教徒3人，伊斯兰教徒3人，喇嘛教3人；县级参议会参议员中共有24名信教人员。信奉天主教的贾克明、慕应选先后为延安桥儿沟乡乡长；刘经邦、杨文选被选为富县大申号区、交通区的区长，仅富县当选干部的教民就有十几位。
　　总之，延安时期是我党宗教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时期，其具有丰富的内容，也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对我党当前的宗教政策的制定及开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共产党对宗教的态度[N].新华日报，1942-02-15.
　　[2] 中央档案馆.中央关于争取教民的指示[A].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3] 贾瑞梅.陕甘宁边区的少数民族教育.转引自齐心，张馨主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五十周年论文选编[C].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4] 在信仰自由下——陕甘宁边区民政厅邀各宗教代表座谈，大家畅述边区和敌后教友亲密团结，努力文教和抗战工作[N].新华日报，1944-12-25.
　　[5] 定边盐业区回民清真寺落成[N].解放日报，1944-1 1-22.
　　[6] 长治回胞重建清真寺[N].解放日报，1945-11-18.
　　[7] 桥沟教堂纪念圣母升天瞻礼[N].解放日报，1946- 08-19.
　　[8] 晋察冀边区减少五台山僧众负担[N].解放日报，1941- 08-26.
　　[9] 五台蒙藏教徒获救济安家立业[N].解放日报，1946- 09-06.
　　[10] 回民村——三边行之六[N].解放日报，1941-07-19.
　　[11] 定边回民自治乡生产发展市面繁荣，回民享受了政治、信仰、言论、集会、居住的完全自由[N].解放日报， 1944-05-30.
　　[12] 胡新民，杨亦农.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统战政策简述.转引自中共延安地委统战部、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所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和三三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13] 郭林.陕甘宁边区贯彻执行宗教政策的基本经验，转引自齐心、张馨主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五十周年论文选编[C].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250.
　　作者简介：靳燕凌（1977- ），女，陕西延安人，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