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周易》史观

关键词：周易；历史观；阴阳

on the view of history in zhouyi

abstract: zhouyi was formed through divination, by which ancient people sought the (reason fo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state and advantageousness or disadvantageousness. it possesses an inclination of thinking of “thoroughly comprehending the past and contemporary changes (of history)”. so, it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kinds of superstition. some element of logical inference and intellectual analysis embraced in it was developed into a set of views of the world, human life, and history by thereafter the yi studies and its philosophy. these views can be centralized as one: to explain all things by the principle of changes and mutations between yin and yang.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from the distinctive thinking mode and recondite remarks of zhouyi, the history views embraced in it and summarizes them into 2 aspects: historical evolutionary mode embodied in zhouyi, and the historical impetus in the view of history in zhouyi.

key words: zhouyi; view of history; yin and yang

关于《周易》的历史观问题的探讨，学界似乎缺少足够的研究。有价值的著作和文章更是凤毛麟角。民国时期胡朴安著的《周易古史观》[1]一书是比较引人注目的。论文方面，施炎平教授所撰的《〈周易〉史观与中国古代历史哲学》[2]也值得注意。前者的进路是历史学，后者则主要从哲学层面进行观念史的爬梳。正如后者所说的，《周易》首先是把天人之际问题的探讨纳入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思想体系，以“推天道以明人事”的逻辑模式，在宇宙有机论的基础上，循天地自然之道作为考察社会人事演变的出发点和指导依据。具体而言，《周易》用宇宙万物之生成来论证人类社会的源起过程。《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在这里，《周易》通过对宇宙万物与人类生成过程的具体描绘，强调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结，以为人类社会中的男女、夫妇、父子、君臣的产生及上下之居位，犹如“有天地然后有万物”那样，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换言之，《周易》把人类社会的起源看成是效法自然、遵循天道的过程。与此相应的思想是，《周易》还以天地自然之道来推导社会等级秩序和道德伦理规范的形成。《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肯定了人们道德规范的制定是效法天地自然之道的结果。这些思想，有助于人们站在自然哲学的立场上，以理性主义的眼光来探讨社会人事秩序的建立及其沿革。[2]然而关键的问题是既然历史的行程是以天道为其本体依据的，那么“天道”是什么呢？它在《周易》里又是怎样的表现呢？笔者认为，《周易》的“天道”在根本意义上就是《周易》自身特有的思维方式，就是阴阳对立而又互生，正反相依而又彼此转化、“既济”之后又有“未济”的开放性等思想。下面试探讨之。

《周易》所体现的历史演变方式

正如《系辞下》所说的：“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的确，《周易》的根本思想就是一个“变”字。而关于历史演变方式的阐述无疑也脱胎于此“变”之思想。但是，其“变”的内涵却并非一般学者所断定的简单的正反循环。

《周易》的“变化”思想与它关于六十四卦的卦序密不可分。通行本的卦序，以乾、坤二卦开始，既济、未济二卦终结，其余代表宇宙万物的六十卦居中，这一卦序的含义一直为中国文人所称道：乾为天，坤为地，乾坤处于往复无穷的循环交流之中，万物由此而生，由此而发展变化。天地万物的大变迁，是天地的一大循环。在此之中的每一个具体事物又自成一小循环，事物与事物之间有着循环转化的关系，分别构成了不同的循环图，这个大循环套小循环的宇宙发展模式，是《周易》通行本所展现的卦象和卦序中特有的。孔颖达指出通行本的卦序是一种“非覆即变”的理论：六十四卦的排列是“两两相偶”，即每两卦为一对，互相配合。其配合的形式，一是覆，即卦象颠倒，如《屯》卦和《蒙》卦；一是变，即六爻皆相反如《乾》卦与《坤》卦；前者后来称为综卦，后者又称为错卦。这种卦序，隐藏着一种逻辑思维：对立面的排列和组合。就八卦而言，分别由奇偶对立两画所构成，八卦则为四个对立面。就六十四卦而言，又分别由奇偶对立两画所构成，六十四卦为三十二个对立面。就卦序而言，六十四卦又是“两两相偶”，成为对立的卦象的互相配合的系列。这种思维是承认卦象存在着对立面，并由对立面所构成，其变化表现在其中的基本要素：— - -两画的配合上。《周易》称此两画为九、六，也称为奇偶、阴阳、刚柔。这种思维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通古今之变”的中国古代历史观当然也不例外。《周易》而下，在中国形成了诸多的历史观：循环的历史观，退化的历史观，前进的历史观，圣人的历史观，天神的历史观等等。它们都与《周易》的特殊思维有着血统的关系。

如上所说，《周易》由六十四卦组成，每卦设有六爻，每爻所处的位置不同即代表着事物存在的不同情态。爻的下面又系以爻辞，以显示前一存在的方式与后一存在方式之间的关联。其总体特征似乎具有一种冥冥中天道无盈的物极必反的思想。“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虛，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以为宇宙天道是不断地消长变化的过程，同样，社会人事也是如此。《复》卦的“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更明确地道出了这一思想。我们试以《乾》卦的六爻为例作一说解。《乾》卦的六爻分别是：“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由此我们看到，从潜龙到亢龙这一变化过程，清晰地记载着古代人们对宇宙万物的物极必反这一规律性的把握。由《乾》卦的纯阳发展到下一卦——《坤》卦的纯阴，其相反对立阴阳相生的思想也是如此的明确。在《周易》的作者看来，日月往来，寒暑交替，阴阳变幻，荣枯代谢，死生轮续，乃至氏族、部落的兴衰递嬗，无不烙上了往复变化的印记。《系辞上》说：“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变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把天地日月山河四季的变动转化都归于《周易》的变化之道。这种观念与后来中华民族特有的“穷通达变”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易传》所阐发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逐渐内化为中国人的思维性格特征。只是在不同时段有不同程度的异化而已。可以说，在历史观上，不论是标榜自然无为的道家还是独尊一统的儒家，其中心思想都逃不出以上的循环变化观念。

道家的思想以老庄为宗。老子的哲学核心范畴则是“道”。他认为“道”是运动不拘的，其轨迹是返复：“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四十章》）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相对立之中，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都要发生转化。“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二十五章》）这里面的“大”就是“道”。由此老子推出了著名的“祸福相因”的思想。“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谁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老子·五十八章》）。庄子继承了老子的以上思想：“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盈，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庄子·秋水》）与道家侧重于自然的循环变化论相异，儒家更多地注重阐发社会人事的循环变化。孟子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余岁。”由此他推断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尽心下》）在这里，孟子显然是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循环变化的过程。由先秦至唐宋，《周易》作为儒家的“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作为道家的“三玄”之一，从对上层士大夫的影响逐渐渗透到了民间人们的思想。王安石是北宋的易学大家，在他的倡导下，北宋易学由此进入易学史上少见的中兴。他曾写过一首题为“即事”的诗：“日月随天旋，疾迟与天谋。寒暑自由常，不顾万物求。蜉蝣蔽朝夕，蟪蛄疑春秋。眇眇万古历，回环今几周。”其中所体现出的天地自然界按常道进行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思想无疑暗契了古老的《周易》历史观。《周易》的历史观不仅反映在历代的诗词歌赋里，更存活于人们的日常处世之中。所谓身、家、邦、国、天下，都是在生死、荣辱、兴衰、强弱、分合、兴旺中循环。《三国演义》劈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历史观的思维方式直可溯源到《周易》。

《系辞上》曰：“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认为历史与大化流行的天道一样，是进退有常，刚柔相推的，君子应该严格按照这一天道秩序来展开自己的生命历程，而避免做出违背历史进程的行为。又“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只要做到了顺应历史的变化规律，就会穷通天地人三道，从而达到“通古今之变”的智慧之境。

《周易》的卦爻辞讲到许多对立的事物。如乾与坤、泰与否、损与益、既济与未济、吉与凶、得与丧等。《周易》认为这些对立面会随着事物阴阳二气的变化而发生转化。如泰否两卦，《泰》卦的卦辞是：“小往大来，吉，亨。”《否》卦的卦辞是：“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也就是说，《周易》认为吉凶得丧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身的处境。《乾》卦说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就是此义。《左传》里的史墨以《周易》的《大壮》卦来说明历史上没有永恒不变的君臣关系：“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其意是说，“大壮”卦是震上乾下，震为雷，为臣；乾为天，为君。雷居天上表示臣居君上，此即大壮。这种反复的变化也就是“天之道”。在史墨看来，自然界和人的社会地位存在着对立面的转化，这种转化不是衰落而是发展，即大壮。如此的历史观，不承认人类社会的秩序是永恒不变的，而是把对立面的转化看成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法则。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学者因此把《周易》历史观说成是一种简单的循环论史观。这无疑是过于简单粗糙的。首先，如上所说，《周易》以“既济”“未济”为六十四卦的最后两卦，表示着易道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指向永恒的变化之流。故其历史观绝对不是一种闭合的循环论。其次，《易传》还提出了“生生之谓易”这一重要的命题，“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系辞上》）认为不论是宇宙、社会还是人生，其历史进程都是一个不断生息、不断化成的过程，没有终止的一点，阴阳的变动转化非人类所能测断穷尽，更不是一个简单的循环论所能涵盖殆尽的。这与后来董仲舒改造出的僵化的循环论史观显然是大异其趣。第三，《革·彖》热情地赞颂了“革”之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以为朝代更迭，历史进化，是顺天应人的过程。而“革”的内涵则是：铲除旧物，代以新生。这无疑是一种鼓舞创造的思想，而“创造”则是历史进步的一大动力之一。所以，我们从中看到，《周易》历史观虽然掺杂着许多“往复变化”的循环色彩。但也不乏突破封闭的单调的循环论的思想萌芽。它既不简单地肯定历史的发展是单线的循环或前进，也不断然否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及其呈现出多种的可能性。当然，以上思想在《周易》当中也不过是一些萌芽而已。时至中国近代，龚自珍、严复、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一批胸怀进化论乃至唯物史观的思想家，开始“拯救”《周易》这一史观中的非循环论因素，开始把西方的历史观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嫁接到《周易》那“生生不息”的历史观上。为中国接受进化论、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