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使命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哲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概括地说，新时期中国哲学研究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是理论革新的阶段，主要表现为哲学研究摆脱教条化、模式化、政治化的倾向，反对以教科书式的僵化的哲学“原理”为标准来理解中国哲学，但仍具有浓厚的体系意识。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后期，是范式转换的阶段，主要表现为反对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理解和研究中国哲学，注重阐发中国哲学自身独特的内容与形态，从传统思想的特殊性来反思哲学思想的普遍性，体现了很强的问题意识。从90年代末、21世纪初以来，是门户自立的阶段，主要表现为对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作更深刻的反省，谋求建立哲学的中国表达，体现出高度的自我意识。

　　十九大以来，中国从新时期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那么，新时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应当承担什么样的使命呢？回顾新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的学科研究进展，可以发现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焦点性的讨论话题，即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或者说关于中国哲学的学科反思问题。这个问题集中体现了新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进展，也集中体现了中国学者谋求建立哲学的中国表达的努力。近十几年来，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文章或研究著述，不说汗牛充栋，那也是相当不少。李承贵教授的《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6月版，下称《生生的传统》），我觉得是迄今我看到的最有理论厚度、最具学术创见的著作。李承贵教授在广泛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回顾和梳理了20世纪以来中西哲学交汇碰撞的历史，并对其中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结出了五大认知范式；详细梳理了运用五大认知范式于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所获得的新成果、新成绩，以及出现的新问题，还在此基础上，对于“中国有无哲学”这一20世纪中国哲学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新的观察和探析。因此，该著的出版不仅对于理解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史或者说解释史或者说书写史，以及中西哲学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未来中国哲学的建构也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中国哲学界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或者说关于中国哲学的学科反思问题的讨论，其理论关切点，就是要建构一种全新的哲学，以承续起中国文化渊源有自的精神慧命，表达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时代精神，以改变学科的尴尬状况，并实现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创新和思想提升。这个理论关切点，正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使命所在。这个使命我觉得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新时代的中国哲学研究，要致力于建立一种直面当代现实、解决时代问题的哲学。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生的深刻变化历史罕见。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哲学研究的过分知识化，我们的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时代脱节，更多关心哲学史而非哲学，造成哲学研究的思想贫困。伟大的理论来自于伟大的实践，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呼唤富有大智慧的新哲学的产生。因此，新哲学的建构应当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密切关注并积极投身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并善于把这一伟大实践上升为深刻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做出伟大的哲学创造。新哲学在各式各样的挑战面前，应当能从容不迫地应对之，并能有效地化解之。新哲学只有建立起具有强烈的穿透力和处理问题能力的理论框架和理论创见，经受住种种挑战的考验，才能成为时代的哲学。《生生的传统》通过对20世纪诠释中国传统哲学实践的考察，探讨了建构立足当代现实、解决时代课题的新哲学的路径。作者认为，唯物认知范式的根本原理就是主张对20世纪中国社会问题进行唯物论的分析，从而寻找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哲学答案。因此，对于20世纪以唯物认知范式解释中国传统哲学实践进行探讨，即意味着新的哲学必须具有对社会问题的回应能力，必须以关切中华民族的命运为任务，必须以建构中国人民的共同精神信仰为使命①。之所以必须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命题作集中诠释，是因为人与自然关系出现了紧张，自然遭到污染和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已受到严重的威胁，从而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命运共同体。而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命题中存在有助于建构解决生态问题的哲学学说的思想资源②。这样一种学术旨趣，在《生生的传统》中满篇皆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生生的传统》是一部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时代感、使命感的著作。

　　新时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应该致力于建立一种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鲜明中国文化基因的哲学。近代以来，由于哲学在学科建构上经历了西化理念和方法的洗礼，以及文化上的激烈反传统主义的盛行，使得中国哲学的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迷失甚至断裂。新时代的哲学，一方面要继承中国哲学的文化基因和优良传统，并结合新的时代精神加以创造性发展，以接续中国哲学的“根”；另一方面要摒弃对西方理论、方法的滥用和误用，尽力从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历史来理解中国哲学，以再塑中国哲学的“魂”。只有找回了自己的根基和灵魂，做到与往圣先贤们的伟大心灵息息相通，并承续起中国文化源自古圣道统的精神慧命，中国哲学才能真正重构自己的文化身份，确立自己的文化自主，中国哲学也才能真正激活自身的创造力，并拓展自己的生长空间。《生生的传统》对于五大认知范式在诠释中国传统哲学实践中所发挥的传承意义都给予了充分肯定。比如，肯定了以唯物認知范式解释和继承中国传统辩证思想③；肯定了以科学认知范式解释和继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生生的传统》基于对“以西释中”实践所发生的误读的反思与检讨，创造性地提出“自我认知范式”⑤，强调回到传统、尊重传统、保护传统、弘扬传统，是继承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重要方法，对当代建构中国哲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以“生生的传统”为题，表明作者立意高远，不仅对20世纪中国哲学在继承、弘扬中国传统哲学方面所做的工作及其性质有着深切的认识，而且有志于在建构具有中国文化基因的哲学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

　　新时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应该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海纳百川的胸襟、符合世界方向的哲学。在历史已经超越地域的尺度而成为一种世界的历史、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遏止的潮流这样一种条件下，试图固守传统的疆域，彻底割断与西方哲学的关联而建立一种纯粹的“中国哲学”，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与世界历史的观念相应，我们也同样需要一种世界哲学的观念。新哲学的建构应当彻底走出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普遍主义二元对立的理论幽谷，在与全球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催生既与全球化方向一致又符合民族发展要求的本土哲学，只有这样的新哲学才能既深化对于人类普遍生活的终极理解，又彰显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原创智慧。《生生的传统》基于对20世纪“以西释中”实践的考察，客观地肯定了20世纪中国学者吸收西方哲学的努力及其成就，认识到综合不同哲学资源是新哲学产生的基本前提。比如，中国传统哲学应吸收唯物认知范式“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思维方法，以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方法⑥；应吸收西方哲学中逻辑学的理论与方法⑦；应吸收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和思想⑧；应吸收西方哲学中的科学实证方法和理性⑨，等等。正是对这些内容的吸收与消化，使中国哲学在20世纪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和发展；也正是有了哲学的诠释、消化、吸收和重构，20世纪中国哲学才涌现了开门立户的景象。无论是冯友兰的新理学，还是张岱年的新气学；无论是贺麟的新心学，还是牟宗三的思辨哲学；无论是方东美的生命哲学，还是唐君毅的文化哲学，无不是中西哲学融合的产物。正是基于对20世纪诠释中国传统哲学实践，以及由这个诠释实践所产生的哲学成果的深入考察，《生生的传统》特别强调了“统新故、包中外”的胸怀对新哲学创建的意义：“自古以来，中国哲学的发生、成长与辉煌，从来就是在诸多不同的哲学学派、哲学学说、哲学主张的交流互动、取长补短中实现的，中国哲学的伟大，就在于它的无私、开放、容异和对正义的不懈追求，20世纪中国哲学是在与西方哲学的互动中成长的，西方哲学中的许多内容经由中国哲学的消化吸收而成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造就了通贯古今中西哲学智慧的新时代的中国哲学，这正印证了中国哲学日新容异的精神和恢弘广袤的气度。”⑩总之，只有开阔胸怀，迎接所有优秀的哲学学说，才能发现自己不足，才能丰富自己，才能使自己变得更优秀。从这个意义上说，《生生的传统》对于建立具有海纳百川的胸襟、符合世界方向的哲学提出了极具启示性的思考。

　　新时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应该致力于建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创哲学。中国哲学学科在现代化发展阶段对西方哲学的模拟和仿照，一度使西学与中学的关系被表述为普遍与特殊、文法与词汇、方法与材料的关系，其后果是使“中国哲学”从普遍哲学的殿堂自我放逐为一种“地方性”的知识。但过于强调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强调对地区性知识的尊重，又容易使我们走向相对主义和对普遍性的拒绝。因此，新哲学的建构应当努力超越地域的封界，将我们民族普适性的价值理念带入到世界性的场域中去，以化解非西方思想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文化困局，既深入研究和分析中国人特殊的文化经验、历史意识和生命感受，又善于从中提炼出有普遍意义的命题，达到文化的根源性与哲学的原创性的统一。惟有如此，中国哲学才能为普遍哲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并在世界文明的哲学对话中占据一席之地。应该说，《生生的传统》对建构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创哲学也提供了诸多的启示。作者认为，但凡原创性哲学必须具备以下四个要素：一是有根的哲学。所谓“有根”，就是指原创哲学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渊源有自的。在中国建立原创性哲学，不能割断中国的哲学传统，而应积极从中国传统哲学吸取有营养的资源，传承中国哲学的基因，有源才有活水；二是开放的哲学。所谓“开放”，就是不能闭门造车，而必须敞开胸怀，眼观六路、耳闻八方，善于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容才能壮大；三是关怀的哲学。所谓“关怀”，就是指原创哲学不能无病呻吟，不应是袖手旁观、冷血无情，而应是关注民情、关心民瘼、关怀民生。哲学的灵感与生命完全来自生活实践，来自对生活实践的反思、批判与建构，有根才能生长；四是创新的哲学。所谓“创新”，就是“无中生有”，不仅在形式上有创新，在内容上也要有创新。相对于以往的哲学形态必须有“自己的东西”，必须显示自己的“超越点”或“亮度”，有异才有新生。同时，这四个要素也内在地规定了普遍性：立足自身资源，实际上是立足自己身上具有的“普遍性”的哲学因素，“本土的就是世界的”，因为不能为他人所用的哲学绝不能称为哲学；外来哲学思想能够被吸收的前提就“公例”性，当然具有普遍性；“关怀”是哲学的普遍品质，所有哲学都是有关怀的，因而关怀性也就意味着普遍性；“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突破特殊，就是超越个别，所以创新即意味着普遍。可见，《生生的传统》的探讨，对建构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创哲学的确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思考。

　　新时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把古今中西的智慧创造性地融为一炉，建立起集中国化、世界化、时代性、普遍性于一身的原创哲学，才能“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李承贵教授的《生生的传统》这部著作，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这样一种使命，也是建构这样一种新哲学的一个重要成果。

　　作者简介：魏长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编审，北京，10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