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哲学的影响与演进论文（共2篇）

  　　自然科学哲学是什么哲学？它的论文该怎么写呢？自然科学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对自然科学的哲学认识，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科学领域的运用，反映了社会的一种存在。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自然科学哲学论文范例，欢迎大家阅读欣赏。

　　第1篇：科学派自然主义认识论对当代科学哲学的影响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可以分为三派：科学派自然主义、规范自然主义和“文化派”的自然主义等。鉴于在后现代哲学文化的大背景中，在心理主义的复归和计算科学与认知科学的迅速发展的前提下，特别是在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悬而未决的争论之后，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思潮出现了，这其中尤其是科学派的自然主义认识论。它主要包括奎因(W．V．O．Quine)的自然化认识论、吉尔(R．N．Glere)的工具化认识论和萨伽德(P．Thargard)、保罗·丘奇兰德(Paul．Churchland)、H．A．西蒙(H．A．Simon)等的计算化认识论。本文拟就当代科学哲学中科学派的自然主义认识论进行分析，以期对当代科学哲学以及认知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科学派自然主义认识论产生的背景

　　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是在对怀疑论和基础论的分析和批判中提出来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是近代唯理论的开创者。他对认识论的贡献在于倡导理性原则，认为理性公理是认识的起点和人类认识的牢固基础。他认为，“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事物都来怀疑一次”。休谟接受了笛卡尔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实性的理想，试图建立一种知识理论，把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还原或化归为感觉经验。奎因称这为“激进经验论”，并认为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他强调：“休谟的困境就是人类的困境。”因此，后来罗素在《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等著作中通过研究自然知识认识论，将外部世界解释为感觉资料的逻辑构造。卡尔纳普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中承认不可能从直接经验演绎出科学，但可以用观察术语和逻辑一数学的辅助工具来定义科学的概念，并力图建立逻辑构造系统。然而，这些理性重构纲领的尝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成功，因为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说明，即使有自治的公理，也不能涵盖整个逻辑系统。这样一来，激进经验论就其概念方面而言也必须被抛弃，甚至一些哲学家把这种失败看作是认识论的破产。另外，上面所提到的哥德尔定理更清楚地表明了这种逻辑建构的内在缺陷，所以不可能为科学知识建构一个可靠的逻辑基础。

　　基于放弃第一哲学即传统认识论为目的的整体论和以建立科学主义为目的的非再生实在论的整合，(奎因)认为应该放弃合理重建，从而诉诸于心理学，把认识论看作是对认识的实际进行过程的记录。因此，认识论者成了科学地探究人类知识获取的经验心理学家。“认识论的地位仅仅降低为心理学(因此，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从此，以奎因为代表的一派观点被称之为科学派的自然主义。

　　二、科学派自然主义认识论的主要内容

　　自1969年奎因发表《自然化认识论》一文以来的近30年，西方一些科学哲学家提出或发展了相近的自然主义认识论观点。他们主张在科学认识论的研究中，从探讨各门具体科学人手，用实证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来研究认识论问题。如从经验心理学、人工智能、生物学和认知科学等角度使认识论自然化、科学化和经验化，力图在自然科学内部说明认识的合理性问题。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吉尔的工具化认识论和H．A．西蒙、萨伽德、保罗·M·丘奇兰德等的计算化认识论。

　　(一)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

　　奎因在他的著名论文《自然化认识论》(1969)明确系统地说明通过将认识论自然化来拯救经验主义认识论的观点。他认为，认识论不应从自然科学外部，相反应从自然科学内部，即利用自然科学的发现，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说明科学认识的合理性。特别是认识论应该与心理学、生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成果直接联系，应该成为“心理学的一章，因而是自然科学的一章”。从上述观点首先可以看出，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仍然是经验论的认识论。因为他认为“无论如何，经验论的两个基本信念一直是无懈可击的，而且至今如此。其一是科学的一切证据都是感觉证据。其二……是词的意义的全部传授最终都依赖于感觉证据”。其中第二个信条的依据是：“我们与皮尔士一样承认，句子的意义纯粹取决于何者将被视为它真的证据。”其次，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是建立在他的整体论和科学实在论观点基础之上的。其中，他的整体论科学观是为了维护理论的科学统一性，他的科学实在论的观点是坚持认识论自然化的基础与前提。“在他看来，所有的理论都依赖于一种假定，即世界是存在的，我们的对象世界是实在的。但我们的认识并不存在一个阿基米德点，根本不存在独立于科学与认识的实在，实在也仅仅是由科学所描述的实在。认识论所要做的是找到一条与自然科学相一致的途径，认识论从科学内部来反对怀疑论。”“哲学家与科学家是在同一条船上”的。因此，他便把认识论科学化、自然化了。就是说，真理问题只存在于科学内部，存在于科学的语义学之中，而不存在于本体论的认识论的规范探讨中。在探讨知识的本质时，不是靠逻辑的论证，而是进行发生学的研究。再次，他的认识论自然化确立了心理学在认识论中的科学地位。

　　对于意义问题，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把问题分成两个方面：其一是科学理论、科学语言的证据支持关系；其二是科学理论是如何从感觉证据中形成的。他用观察句子代替观察这一行为，不去谈论观察而是谈论观察语句。这样，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关系问题便转换成了理论和观察语句之间的关系。由于观察语句的公共可理解性，观察句子就发挥着证据的作用和语义作用。所以，只有在观察语句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评价相关的感觉证据，因为语言意义的一切都必须依赖于感觉证据。于是，从感觉到观察语句的学习机制进行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就十分必要了。所以，认识论是心理学的一章，而心理学则是自然科学的一本书。由于奎因求助于心理学来理解证据观察和语义关系以及语言的学习问题，就避免了传统经验论利用观察术语和逻辑工具重构世界的做法以及传统认识论给科学提供第一原则的做法，而是把经验问题置于心理学和科学内部去解决，从而确立了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地位并为今后的认识论研究奠定了心理学分析和语义分析相统一的方法。奎因在提出自然化的认识论之后，自然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吉尔对认知科学所作的探讨，从而使科学认识论的研究走上了明显的认知主义道路。

　　(二)吉尔的工具化认识论

　　在传统的方法论基础主义破产和库恩、汉森、奎因和坎贝尔(Canpbell．D．T)等人不足以实现使心理学、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成为自然化认识论的基础以及六十年代认知科学出现对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心理哲学、认识论的内容和方法产生影响的背景条件下，吉尔(R．N．Glere)提出了工具化认识论思想。对于传统的方法论基础主义破产来说，吉尔认为，企图寻找基础是不可行的，应该放弃而选择自然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科学哲学家包括吉尔在内开始把认知科学作为对科学或认知活动所做的哲学研究的一种手段。他倡导的是一种工具化的认识论(认识的科学论)。把科学家看作认知的人，把科学模型看作一种特殊类型的描述，把模型的判断看成人类行使日常判断。他认为，“自然主义的理论选择方式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它从真正的行为者在其实际生活中面临的种种选择开始”。1988年以后，吉尔(RN．Giere)把认知科学分为：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并且这些学科都为科学哲学的中心研究课题提供了模型。这也正是他的工具化认识论(自然化科学哲学)的核心所在。即“理论是通过一种包括个体判断和社会关系两者的自然过程而被接受(或放弃)的，并不涉及什么理论选择的合理性原则”。吉尔的工具化认识论本质上与奎因的观点一样都诉诸科学以解决认识论问题。他们或者把认识论看作心理学的一个部分，或用认知科学研究认识论。但是，与奎因相比，吉尔更加注重工具的合理性，从而承接分析哲学的方法论。

　　(三)认知科学中的计算化认识论

　　由于奎因、吉尔等人的自然化认识论有相当浓厚的抽象理论特色，由于吉尔把合理性看作是工具性而忽视合理性问题从而遭到伊弗朗和费池的批判。为此，西蒙、萨伽德、保罗·M·丘奇兰德等人便把认识论实证化，产生了计算化认识论。其中西蒙(H．A．Simon)和纽威尔(Newell)从认知科学观点来发展科学哲学，提出了科学发现规范理论，并且为科学发现制定了启发式程序；萨伽德应用计算模式和认知理论来试图理解科学知识的结构和增长；保罗·M·丘奇兰德从计算神经科学的角度探讨了理论和解释的本质。

　　西蒙和纽威尔是人工智能的主要奠基人。他们从认知科学观点来发展科学哲学，提出了基于物理符号系统假设的科学发现规范理论，并且为科学发现制定了启发式程序。西蒙将心智比做信息加工系统或物理符号系统，以信息加工原理来探索人的认知机制。他将复杂的人类认知分为三个基本过程：问题求解、模式识别与学习。他的识别模式是一种“自然一认知语境”模式。这种模式识别不同于求解问题和学习，就在于它需要大量的语义知识。也就是说，科学认识是需要大量的专门知识作为背景的。这分别与格式塔心理学和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基本上一致，并且在科学研究中得到具体运用。另外，纽威尔通过对符号到行为的转化为我们展示了任何物理符号系统的一个新的特征，即内在的符号加工。他对符号系统的内在要素和功能的分析，既符号计算机的智能系统的实际情况，也大体上符合人脑的结构功能特征。西蒙和纽威尔的信息加工系统的观念和物理符号系统的假设对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兴起及发展都产生积极的影响。

　　加拿大的萨伽德应用计算模式和认知理论来试图理解科学知识的结构和增长。他在《计算的科学哲学》一书前言中具体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本书用一种解题和归纳的计算的观念同关于科学理论的发现、评价以及应用等的关联。”他通过在计算机的框架内试图解释科学中的诸如理论的概念、理论的发现和评价、理论活动和实验活动之间的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他曾经对自己的科学理论性质的计算性说明感到满意，他对人工智能(PI)系统充满信心，认为它能解决认识论的许多问题(如规范和描述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后来发现PI系统至少存在着现时的模型不能解释问题如何出现和观察信息的来源的问题。于是，他从注重科学自身转向也注重科学的社会性，即“该从分布式人工智能(distributedartificialintellegence简称DAI)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科学共同体”并给出一种新的模型：也就是对科学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因素综合起来研究。这实际上是一种科学的社会模型。他认为其理由在于：“首先，在DAI中就像在诸如涂尔干这样的社会学家所作的分析中那样，有些事实具有无法化简的社会性；其次，心理学解释要依赖社会学解释，正如社会学解释要依赖心理学解释一样。再次，即使对个体计算心理学的解释，也可能需要用带有社会特点的术语来表达；最后，相对于我们所期望的社会学向心理学的还原而言，社会现象太复杂以至于难以处理。”为此，他说：“把科学共同体看作是分布的计算系统的观点，笔杆子不是把社会问题还原为心理学问题，而是要共同推进对社会和心智的理解。”由此可见，他并不否认个体认知活动的作用，其目标是把对个体认知活动的理解和对科学共同体的分析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从一种综合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目的。其观点的实质在于承认科学和哲学具有连续性。但是，他的计算机模型受到特万尼的质疑。其理由在于模型能不能处理诸如高阶的直觉推理、不确定的交互作用、视觉的形象化描述、广义的知识基础和怀疑数据等等问题。特万尼的质疑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科学理论的发现和性质诸如直觉的、社会的种种因素以及数据真伪性等是不能用计算机来程序化的。萨伽德等人把计算机理论泛化并成为解决所有认识论问题的“超人”，显然有片面性。

　　保罗·M·丘奇兰德从计算神经科学的角度探讨了理论和解释的本质，提出了神经计算观。他在《论理论的本质：神经计算观》开篇概述了困扰着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经典方式或“语句”方法的问题。他认为，确证悖论困扰着假说一演绎模型，证伪的不确定性困扰着波普的理论。为此，他认为，“语句认识论”是贫乏的，经典方法的缺陷在于它的基本假设和关联假设。经典观点不可能解释所有的学习情况，不能找到在事实的学习和技能的学习之间的任何本质联系。因此，一些哲学家主张对经典理论观如理论的“语义观”的框架作出大的修改。但是，保罗·M·丘奇兰德“认为它只是对上述涉及广泛范围的问题的一个相对较窄的反应……语义方法只是回应了现存困难的一小部分。”又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把构成理论认识活动的历史、社会的、心理的因素提到一个显著的地位。但是，最重要的是当人们接受某个理论之后知觉世界的方式。对于库恩观点的反应有两派：一些学者赞同库恩转向自然主义，转向实用性的角度对知识的理解，抛弃真理概念作为认知的指针。另外一些学者批评库恩忽视规范问题，批评他的工具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以及他对知觉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某些结论的夸大。另外，对经典理论观作出反应还有完全拒绝把语句或命题态度作为认知生物的最重要的表达形式。主要代表有P．M．Churchland、P．s．Churchland和Hooker等。保罗·M·丘奇兰德认为，神经科学的发展和新的发现已经证明了神经科学的哲学相关性的主张，并证实了库恩的某些核心要素。于是，他从类脑系统的物理结构和基本活动进行概述框架的要素以及在科学哲学问题上的应用，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新的替换认识论自然化的科学派别：计算的神经科学学派。

　　三、科学派的自然主义认识论思想对当代科学哲学的影响

　　以上我们对奎因、吉尔、西蒙、萨伽德、保罗·M·丘奇兰德等人的认识论的自然化观点作出了详尽的阐述。总体来看，他们都注重把科学认知的哲学反思与科学本身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应当说，吸收现代实证科学对认知的若干性质所做的具体研究是值得重视的。现代科学认识论如果不吸纳这些成果，不可能有新的突破。同时，自然化的认识论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它却使认识论的独立性地位问题受到了挑战，甚至把认识论消解为实证科学，却引起关于科学的规范性和描述性关系的激烈争论。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认知科学和哲学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一)科学派的自然主义认识论开拓了认识论研究的新视野

　　历史主义之后，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倾向越来越突出。很多学者甚至认为，当今科学哲学的特征就在于它转向了自然主义。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强规范和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的过程中，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或思想倾向主要是为科学哲学寻找了一条出路。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奎因把认识论还原为“心理学的一章，因而是自然科学的一章”。坎贝尔、吉尔、萨伽德、劳丹、胡克、丘奇兰德和布朗等人则都主张，人类认识包括科学认识活动是一种自然现象，应该像研究其他自然科学那样用实证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去研究认识问题。于是，科学认识论逐渐朝着经验心理学、人工智能、生物学和认知科学等角度使认识论研究自然化、实证化、科学化。尽管有些学者认为自然主义认识论必然导致认识论上的循环论证、约定主义和新的相对主义。但是，科学派的自然主义认识论毕竟在传统认识论出现困境后开拓了一条新的路径。奎因、吉尔、西蒙、萨伽德、保罗·M·丘奇兰德等人的认识论自然化观点对哲学、心理学、人工智能、神经科学等认知科学发展起了哲学的指导作用。特别是萨伽德把科学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因素综合起来研究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科学的社会模型。

　　(二)认知科学的发展对现代科学哲学的挑战

　　科学哲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中，形成了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和后历史主义众多学派，先后经历了“语言转向”、“解释转向”、“修辞转向”。但是，从科学哲学的内部来看，科学哲学家在对待认知的立场、态度和研究策略上由于以前存在缺陷，为此蕴涵着“认知困境”。如在对待认知的立场方面，存在着实在论的“自然类”问题；在研究态度上存在着传统科学哲学家“只坚持科学证明而不涉及科学发现”的主张。同时，科学哲学家们不仅没有深入到认知的深层结构，反而掩盖了微观认知问题，忽视了科学家的“实际思维”过程。不但没有研究重视认知，反而越来越远离认知，致使科学哲学陷入“认知困境”。从科学哲学的外部来看，由于认知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并逐渐向科学哲学的渗透，从而对现代科学哲学形成新的挑战。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产生和发展为研究认知科学提供了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全新的武器，如黑箱或灰箱方法。同时这些理论也为研究认知科学提供了物质手段和实验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来，认知科学特别是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神经心理学等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对人类心智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使科学哲学发生了“认知转向”。这次转向是“离我们现在最近，有可能直接影响到2l世纪科学哲学发展的转向”。例如，从认知心理学来看，哥尼克(Gopnik)把认知心理学对人类个体认知发展的研究应用于科学哲学的研究，吉尔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科学理论的认知结构；从人工智能计算的角度来看，西蒙和纽威尔提出了科学发现的规范理论，为科学发现提出启发式程序；萨伽德应用计算模式和认知理论来理解科学知识的结构和增长；丘奇兰德从计算神经科学的角度探讨了理论和解释的本质。同时，20世纪70年代以来，认知科学的发展经历第一代和第二代发展，使原来对认知计算隐喻的关注逐渐转向对认知交互隐喻和动态心智的关注，例如，克兰西(W．Clancey)和布鲁克斯(R．Brooks)的情境认知；瓦里拉(F．J．Varela)、克拉克(A．Clark)、多罗西(P．Dourish)拉克夫(G．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和的涉身认知；格罗布斯(G．G．Globus)、罗伯特森(S．S．Robertson)、西伦(E．Thelen)和斯密斯(L．B．Smith)以及冯·盖尔德(T．van．G-elder)和波特(R．Port)的认知动力学等等。这些认知科学理论被认为是第二代认知科学研究的新方向。同时，这些理论对科学哲学提出了新的思考视角，使科学哲学和认知科学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现代认知科学既是对传统的理性哲学的挑战，也是对当代相对主义哲学的挑战。当然，认知科学也面临着诸多难题如整体主义与还原主义的争论；智能的计算机模式与社会学模式的冲突；天赋论与建构论的理论分野等等。但是，认知科学的出现毕竟给西方科学哲学的认识论发展找到了一条可行性的出路。同时也预示着科学哲学认识论已经朝向后现代科学哲学中自然化和社会化认识论特别是科学实践哲学的道路上发展。这些说明，认知科学和科学哲学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

　　作者：张铁山

　　第2篇：中国科学哲学元研究的演进路径

　　科学哲学不是“科学”和“哲学”的简单叠加，而是对科学的哲学反思，是从哲学的视角探索科学的本质而形成的一门学科。它以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科学的本质、科学知识的获得和检验、科学的逻辑结构等有关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基本问题。科学哲学的萌芽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对归纳和演绎方法的分析和对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知识增长的规律所做的研究，可被视作科学哲学的滥觞。虽然，西方对科学哲学的研究自有科学以来就已经存在，但直到20世纪，科学哲学才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逻辑经验主义成为它的第一个系统形态。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维也纳学派成员洪谦等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引进和评价。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科学哲学研究内化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当中，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西方科学哲学的引介和评价的热潮，再到人们开始反思科学哲学的本质问题和中国的科学哲学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经历了一个艰难和曲折的过程。

　　所谓“元研究”是对研究的研究，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一种标志。科学哲学“元研究”是对科学哲学这门学科本身的一般性、共同性、普遍性和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主要探讨科学哲学的演进历史、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范式、学科定位、学科结构、分支学科、发展趋势等。从当前国内的研究来看，对科学哲学的元研究成果重点集中在学术期刊论文中。本文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来源数据库，对科学哲学元研究的相关期刊论文进行计量和可视化分析，展现我国科学哲学元研究的演进路径及其研究的热点问题。

　　1、科学哲学元研究的演进历程

　　2013年1月初，笔者以“科学哲学”作为检索词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篇名”精确检索，检索出1957—2012年期间发表的相关期刊文献1531篇。对这些文献进行筛选处理，剔除一些出版在相关年鉴、报刊等的文献，保留文献总数量共1340篇。统计结果显示，我国科学哲学元研究期刊论文的产出数量，在波动中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笔者以文献数量增长幅度的转折变化为依据，将我国科学哲学元研究的发展历程分为3个不同阶段进行分析。即，1957-1985年、1986-2001年和2002-2012年3个时段。各时段科学哲学元研究期刊论文数量依次为101篇、474篇和765篇。论文逐年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

　　1956年，为响应中央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由于光远主持、召集一批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和对哲学感兴趣的自然科学家，制定自然辩证法12年研究发展规划；同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自然辩证法研究组”，于光远兼任组长，这是我国第一个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机构；同年10月，《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创刊，发表相关研究的论文和译文。这标志着我国科学和技术的哲学研究开始成为一门学科建制，并拥有了自己的“学术阵地”。根据检索结果，中国期刊上最早出现有关科学哲学元研究的论文是1957年5月1日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上同时发表的3篇文章。它们均是介绍国外（苏联、英国、美国、德国）“哲学问题”在20世纪40～50年代中有关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论文目录，但并没有集中论述有关科学哲学具体的相关研究内容。1960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自然辩证法座谈会”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学术会议。同年西蒙、周煦良两人在国外社会科学文摘上发表的《马里坦的科学哲学》一文。是国内最早对“科学哲学”问题正式的讨论和描述的开始。随后的一段时期，国内科学哲学元研究论文在数量上增长缓慢。1979年，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组（会）与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合办了第一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该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会议交流凝聚并体现了全国科学哲学研究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这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科学哲学的元研究进展，提升了学科研究的学术水平。20世纪80年代初期，科学哲学元研究的学术论文发表数量也实现了从单位数到双位数的转变。总体而言，1957～1985年作为科学哲学元研究的缓慢起步期，虽然论文数量不多，但却奠定了科学哲学在中国健康发展的良好基础。至此科学哲学这个新兴学科也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1986～2001年是我国科学哲学元研究的稳步积累期，科学哲学元研究期刊论文的总量逐年增加。从1979年开始的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前两届都是以讨论波普尔和库恩等为代表的经典科学哲学家思想为主，从第三届开始以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为主题。1985年第四次全国科学哲学会议召开，中心议题是“科学理论的评价”。同年《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创立，标志科学哲学有了自己的研究阵地。在此推动下，出现一批集中探究科学哲学问题的论文。1987年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加入国际科学哲学与科学史联合会科学哲学分会，从此开始了大量科学哲学著作的翻译和引进，为我国科学哲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1993年开始，时隔两届，在河南新乡的河南师范大学举行了科学哲学学术会议，现实状况所限，未设主题，目标定在检阅前些年中的研究成果，恢复学术交流，重组研究队伍。此次会议以后，国内科学哲学元研究的文献逐渐增多。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主要有江天骥、李宝恒、范岱年、邱仁宗、纪树立、金吾伦、罗慧生、舒炜光、查汝强、沈铭贤、傅季重、章士嵘等人。他们所在的工作单位也正是20世纪80～90年代传播西方科学哲学的几个中心点，主要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这为后续的科学哲学研究积蓄了一批难能可贵的研究力量和学术成果。

　　2002-2012年是我国科学哲学元研究的繁盛发展时期，科学哲学元研究期刊论文的数量迅速增加，尤其2008年达到121篇的高产数量。论文作者由单一作者更多转到多位作者合作研究。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并有稳定的学术团队和研究领域。1999年广州华南师范大学第九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的宗旨为世纪末的回顾与展望，总结21世纪科学哲学，尤其是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展望新世纪中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在总结我国科学哲学研究20余年历程的基础上，开始了我国科学哲学元研究的历史新篇章。从2001年开始，除了定期举办的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以外，各种专题学术会和讨论会也不断增多，国际学术交流频繁，研究成果逐渐走向国际学术领域，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科学哲学元研究和科学哲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整体发展。

　　2、科学哲学元研究的基本主题变迁

　　学术论文中的关键词，对于揭示论文主题有着重要的作用，通常直接或间接地蕴涵着该文的主题。对期刊论文进行主题挖掘，可以确认科学哲学元研究的热点问题及其发展趋势。使用CiteSpaee信息可视化软件分别绘制我国科学哲学元研究在上述3个时间段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进而展现我国科学哲学元研究的主题演进。

　　2.11957-1985年：传统科学哲学研究主题阶段

　　利用CiteSpaee信息可视化软件工具，对1957-1985年期间的文献数据进行计量和可视化分析，绘制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2），结合网络中节点的共现频次、中心度和突现率等计量指标，挖掘这一时期我国科学哲学元研究的主题情况。

　　从高频次的共现关键词来看，除了检索词“科学哲学”以外，“哲学问题”、“自然科学”、“科学哲学家”、“方法论”、“西方科学哲学”、“科学理论”、“自然科学哲学”、“唯物主义”等关键词成了这一时间段的主流关键词。在这一时段，科学哲学由国外引入国内，在缓慢起步阶段的首要任务是让学术界了解什么是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研究什么。因此，科学哲学的方法论、西方科学哲学概况、科学哲学分支领域成为热门主题。这一时段持续时间较长，但论文数量并不多，28年间仅有101篇论文。研究主题也相对比较集中。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研究的主题主要有：（1）自然科学哲学方面，包括逻辑原子主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科学理论和一些科学哲学家的相关问题等。（2）西方哲学，其中含有逻辑实证（经验）主义，分析哲学等。之后随着逻辑经验主义的衰落，以库恩、拉卡托斯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开始兴盛，随之出现了“科学共同体”，“范式”等当代最常出现的词汇。之后又出现了后历史主义，即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也正因此开始了不同分支和流派间的“斗争”。这样百家争鸣的氛围让西方哲学走向另一个繁荣昌盛的阶段。（3）科学实在论，主要是指科学假说，科学革命等。这引导了科学哲学界的一场认识论的大变革，成为科学哲学史上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并开创了科学哲学研究的新时期。

　　2.21986～2001年：科学史视角下的科学哲学研究主题阶段

　　这一阶段我国科学哲学元研究的文献产出明显增多，对这一阶段的文献数据绘制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3），图谱中网络节点明显增多，研究问题的多元化趋势开始显现。

　　这一时段研究者的数量明显增加，科学哲学元研究的范围大为拓展。但传统上的主题如：“逻辑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发展”、“科学实在论”、“科学哲学研究”等问题仍是这一时段争论的重要焦点问题，而在众多研究主题中，“科学实在论”位居榜首。这段时间值得注意的一个情况，发表于1999年的《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教学》问世后，在13年的时间里被引次数达到70次，被下载901次。这时段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注重把科学哲学与科学史融为一体，“科学史”在此成为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同时从图谱我们也可看出，“西方科学哲学”、“波普尔”等共现关键词再次映入人们眼前。这主要因为，科学哲学在20世纪80年代需要在一个相对时间内大量补习“功课”，把科学哲学从前现代到现当代的历程展现出来。《自然辩证法通讯》期刊正好体现出了这种特征，大量外文文献的翻译发表，例如，波普尔的理性批评主义、卡尔纳普的逻辑经验主义、夏佩尔的科学哲学观点等相关主题都相继出现。我们由此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中国科学哲学历时与共时交织的画面。

　　2.32002～2012年：“中国化”的科学哲学元研究主题阶段

　　根据文献数量的分布，对2002年以后的文献进行计量和可视化分析，在这一时段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中（图4），由大量关键词共现形成的网络结构更为复杂，也展现了这一时段我国科学哲学研究领域和问题的多元化、复杂化的态势。

　　新世纪以来，科学哲学元研究的主题发散程度更高，如果说上一个时段是弱发散，那么这个时段就是强发散。除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哲学研究”仍旧非常热门以外，“后现代主义思潮”、“科技伦理学”、“自然主义”、“科学实践”等步入了热门研究的主题当中。许多具体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开始独立成为分支领域，如心理科学、计算机科学、经济科学等的哲学研究，形成了当代科学哲学研究的众多新领域。另一方面由于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哲学学位点的不断增多，许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加入科学哲学研究队伍，全国相关会议数量和召开次数也不断增多，专业领域研究人员队伍不断扩大，致使这个时段文章产出量达到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对科学哲学元研究的丰富化，科学哲学领域的研究者越来越关注对本土问题和具体实践问题的探讨和思考：科学哲学开始进入本土化研究阶段。

　　3、近年来我国科学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为进一步探测我国近年来科学哲学元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我们把2008～2012年的文献数据进行了深入分析，对文献关键词的共现网络图谱相关指标进行了深入解读。整理出近年来我国科学哲学元研究的相关计量指标信息。

　　近年来，我国科学哲学的元研究出现了一些以核心关键词为代表的热点领域和方向，主要包括：

　　3.1社会科学哲学研究

　　虽然科学哲学与社会科学哲学有着共同的问题域，即科学的本质问题。但社会科学哲学是以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为对立的两极来构筑自己的发展道路。与自然科学哲学相比，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道路呈现出两个完全不同的特点：一是它通过构成社会科学的反思基础和概念来源，与社会科学的发展是直接同步的；二是它自身保持着对哲学和社会理论的高度开放性和亲和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发展同时折射着整个哲学的发展。

　　3.2科学哲学的“多元化”研究

　　一方面从复杂性科学哲学的视野出发，重新审视了当前科学哲学关心的热点问题。复杂性的研究一直与意识的发生及意向性、心一身关系等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人们在探讨心灵与认知哲学问题时所取得的成就，也影响和推动着相关的复杂性的研究。另一方面随着科学的发展，现代科学哲学开始对现代科学本质和应用进行反思。现代科学在量子力学、生态学、热力学方面的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势拓展了科学的内涵和外延，更新着既有的科学价值观、真理观、认识论、方法论及其本体论的地基。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现代科技伦理问题对人类社会伦理进步和正常社会生活秩序具有威胁和破坏性作用。因此，人们进一步深入探讨了“科学的社会结构和科学政策究竟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发挥多大的作用，科学和技术互动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设计实验的过程中伦理的、实用的和认知的因素究竟如何相互影响的”等等。这些主题是科学哲学家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3.3后现代科学哲学研究

　　随着现代科学表现出的不确定性、非决定论、非连续性等特征，后现代主义打着“多元性、开放性、创造性、突出主体性”等旗帜登上了舞台，使科学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受到了极大挑战和打击。同时在科学哲学自身的发展中出现了批判理性主义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反叛，历史主义对批判理性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的反叛。在这种环境中，科学哲学的研究走向后现代科学哲学。后现代科学哲学力图重建科学与社会、科学与文本之间关联方式，实现测量、经验、语境和范式的本体论和整体论的统一；支持以新的文化经验反对元理论的理性经验，力图把理论模型的构建与科学理论的阐发结合起来。同时，后现代科学哲学要求从现象学存有论出发，把科学认识确立为“在世之中的此在”透过显像以概念的方式对在场者的特定把握，把“客观性”的基础确立为“此在”的境域实在性。

　　后现代科学哲学促进了当代科学哲学的辩证化趋势，启迪着人们从抽象到现实的科学研究方向，尤其他坚持的各种各样的批判形式，能够鼓励对“被接受的观点”的解构及其应用进行不断的批判，这是它为这个时代做出的贡献。

　　4、我国科学哲学元研究的问题与对策

　　对于科学哲学元研究的未来发展，我们既要跟踪世界科学哲学的发展动态，同时又要融入“本土化”、“中国式”的思维模式，把两者高度结合，互补互进，以此开辟出中国式的科学哲学研究之路。但在中国学界形成自己特色的研究模式也有相当的难度。原因其一，我国在科学哲学问题上研究重心的认识偏差。在国内从事西方科学哲学的部分学者在学科定位过程中，把科学描述、解释和评价还有科学哲学理论等研究视为科学哲学的核心。认为数学和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不是科学哲学研究，至少不是科学哲学研究的核心。其二，由于学科性质原因，科学哲学一直以来都是相对孤立的学科，交叉性弱、相容性低；研究对象也相对单一，这就加大了科学哲学拓展新路径的难度。其三，科学哲学研究中标志性进展不大，没有出现革命性的发展，而只是一些传统问题的再研究。这也是阻碍科学哲学研究进展的一个客观因素。为了改善这种僵硬结构，首先，我们要加大学科机构建设，如在高校形成单独以“科学哲学”命名的具体专业学科点，培养针对性强、专业型人才，为科学哲学存储厚积薄发之人。其次，增加专业期刊的创办，大量引进专业书籍，更多举办以科学哲学为主题内容的会议活动。进而带动相关文献、论文的发表，提高相邻学科的互通性，学术间的相容性。当前，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科学哲学元研究的发展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和阻碍，通过中外同仁的共同努力，定会给科学哲学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作者：候剑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