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方法论问题论文

　　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次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我党历史上迄今为止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最全面、最系统和最具现实指导性的论述。对如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阐述。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重释

　　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如卢卡奇所说，“这个问题本身很简单，然而，无论是在无产阶级圈子里，还是在资产阶级圈子里，它都已经成为再三讨论的焦点了。”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说收录的八篇文章中，首篇便是《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卢卡奇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它既不是对这一个或那一个命题的信仰，又不是对‘圣书’的注释。恰恰相反，正统仅仅是方法而言。它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通向真理之路的科学信念，它相信，只有沿着辩证唯物主义奠基人制定的路线，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才能够发展，扩大并且深化。”说得简单一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方法。那么正统的所谓方法是什么呢？那就是辩证法，即关于总体的辩证法，也被称为具体的整体性。

　　辩证法对人们理解历史起了重要作用，“不管是研究一个时代或是一个专门的课题，有关历史过程的统一的观点”都将有助于我们不仅仅去描述一个历史事件的基本概况，而且还能抓住该事件的真正本质，以及它在历史整体中的作用。这无疑告诉我们这种整体的辩证法对于我们的认知起了重要作用。在卢卡奇在来，“辩证唯物主义是要给行动指明方向的现实认识提供唯一的方法。”这种说法未免太绝对，况且这种绝对的看法折射出了卢卡奇思想的局限性。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卢卡奇的这种绝对观点只是他思想历史中的一个具体形态，只是他思想过程本身的一个环节，这并不必然影响卢卡奇一生的伟大之处。辩证法不允许我们简单地将真理与谬误截然对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生产这些体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愈益得到中国学术界乃至社会的关注，研究的视域、范式、途径、方法等愈益多样，极大地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研究。尤其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体系和形态等核心问题，通过反思历史经验和重读经典文本，回归本原意义的马克思哲学，彻底地破除和摒弃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诠释模式，确立中国学者自己的理解、解读模式，先后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作为思维方式的实践哲学”、“人学”、“实践本体论”等新概括和新表述。近年来，学者们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构建，又从不同方面提出一些新观点、新看法，进一步深化既有的理解。

　　进入21世纪，研讨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集中到一个总括性课题，即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和话语体系。学者们认为，构建中华民族自己的当代哲学，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提出，但是，现在才真正具备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其实质是创造中华民族的当代“思想自我”，铸造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灵魂。而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及其话语体系，是其首先体现。这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当程度地引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更因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仍然具有当下的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转化性发展

　　习总书记讲话始终坚持着问题导向和创新意识，全面及时回答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进程中许多重大现实问题，划清了与不正确思想观点之间的原则界限，澄清了思想上的疑问，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还远未结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1]

　　（一）研究范式转化：实现话语指向由西方化到中国化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中仍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其中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在研究范式上一直受到西方化的困扰，始终未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式形成高度的自觉。西方化研究范式过分强调西方的问题和标准，扼杀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使之变成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附属品和传话筒，失去了关照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使命。在哲学社会发展的应用实践中，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

　　鉴此，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必须摆脱西方化研究范式的束缚，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发展要求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把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任务，在研究中推崇历史主义的方法，旨在追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实践逻辑，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创新。按照这种研究范式的要求，在各门具体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都应当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积极关注和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在内容上提出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新原理，在形式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话语。

　　（二）重心转化：实现话语重心由精英到大众转变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和无产阶级解放规律，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立言，把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追求，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而且必须实现大众化。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按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要求，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关注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用大众化的语言表达人民群众的诉求，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正面教育，实现话语重心由精英到大众的转变，这对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至关重要。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研究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研究什么，主张什么，都会打下社会烙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

　　（三）视阈转化：实现话语视野由中国到全球转变

　　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既要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实际出发，又要积极关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发展现状，认真借鉴世界各国哲学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努力吸收人类文明的所有优秀资源，实现话语视野由中国到全球的转变。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很广，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就大量吸收借鉴了前人创造的成果。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

　　中华民族所拥有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也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1]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三、前瞻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其触角已经伸入世界哲学的前沿和时代精神的核心，却仍然滞后于社会实践，特别是在很大程度上囿于强大的文本诠释的文化历史传统；虽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可以归结为向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归，归结为摈弃教条主义诠释而走向客观主义诠释，成为新的理论构建的必要前提，却仍然是诠释而非建构本身。

　　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话语体系，推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第一，必须清醒地认识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所面临的危机。它既表现为跟不上社会实践的发展，也表现为极不适应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而迫切需要自身的世界化。当代中国哲学面临这一重大任务，自身却未做好准备。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性转换尤其大为滞后。

　　第二，必须立足于研究重大的现实问题，塑造合理的“中国现代性”主题。当代中国哲学完成这一使命，就要创造性地解决科学性与价值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一是考察现代性本身的内在矛盾和现代性本质所规定的主体性内在矛盾，实现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近代以来，伴随着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科学性与价值性发生分裂，导致现代性危机。其分裂的根源来自主体性自身的欲望恶性膨胀。二是考察现代性所体现的文化矛盾，实现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要解决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矛盾，核心是时代性；外来文化资源的现代性实现中国化要解决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核心是民族性。所以，上述两者的关系，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创造性地解决科学性与价值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是塑造合理的“中国现代性”的关键，也是构建当代中国哲学自身话语体系的实践基础。

　　第三，必须批判、扬弃和超越主观意识的哲学态度。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西化派”的观点集中反映了以主观意识为根据的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它们把现代世界本身抽象为无内容的形式，也把构成这一世界的诸民族及其历史和文化抽象为无形式的内容，以便外部反思能够将任意给定的内容纳入抽象的原则之下。与之相反的见解即“文化保守主义”。其批判现代世界具有单纯倒退的浪漫主义定向，虽然构成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反动和必然补充，却不能真正克服后者。它只是停顿和滞留于后者的反面而不能不从这反面同样落入主观意识之中。上述局限于主观意识的哲学观点，其要害归因于脱离和遮蔽社会现实。因此，当哲学本身意识到自己的批判任务即批判主观意识的时候，势必要求客观地发现和把握当今中国之现实。

　　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哲学可谓是以理论方式表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哲学，是正在建设的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哲学。但不可否认，在现阶段，它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自主话语，创造出个性化、原创性和典范性的伟大作品

　　中国哲学的发展正面临从未有过的历史机遇。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崛起，理应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理应内在地包含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和哲学复兴。但是，要达到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中国的哲学家们作出持续不懈的努力。

　　作者：牛文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