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学科典范的重建与文化关怀

　　中国哲学已经处在一个回应、消化和吸收西方文化及哲学的过程之中了。吸收的好坏是一回事,但是不回应、不吸收、不消化，想要在和西方哲学绝缘情况下发展中国哲学，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那是根本无从谈起的,结果只能是“断港绝河,其流不远”o对于西方哲学的主动吸收和消化，在陈老师的研究中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我们比较他的《有无之境》和之前的《朱熹哲学研究》，都可以看出来。1986年，陈老师去哈佛两年，他的《有无之境》就是回国后出版的。这本书充分吸收了海内外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还使用了一些西方哲学的观念,作为一个助缘,而不是标准来进一步诠释王阳明的精神。

　　前面所说的两点,一个是文献基础,另一个是西方哲学的素养，这两点又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严格的扎实的文献基础，你运用西方的哲学观念，就容易变成一种比附，变成用西方哲学的框架来套中国哲学。只有建立在充分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你才能了解中国哲学内在固有的一些问题意识，这样的话，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意识和西方哲学的观念资源这“主”“宾”两者之间才不会错位。你才能充分利用西方哲学的资源，并用得險当得体。

　　第三点是国际视野。现在的中国哲学，早已不只是中国人自己在从事了。放眼全球，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学者，西方的无论是欧洲的还是美国的，都已经在中国哲学这个领域作出了很多优秀的成果。如果我们不以中文世界自限，希望在国际上站在中国人文学科研究的一线，就必须充分吸收和消化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一点，也是陈来老师研究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他能够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充分把海内外包括港台、欧美和日本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仔细消化吸收到他的研究当中。他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上，都是在与当代最优秀的西方学者、日本学者进行对话。哪些问题没有处理清楚，哪些问题处理到什么程度，哪些值得商榷，哪些问题可以值得肯定，他都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他不一定像我们现在写博士论文那样，前面有一章写既有研究成果的综述，后面正文可能完全不相干,完全没有吸收和消化。你看他的著作,完全把相关的成果充分吸收在里面，给予非常有深度的回应。

　　总的来说,以上所说的三点,不但是陈老师研究中国哲学所具备的三个特点，事实上，我认为也是我们现在中国哲学甚至整个中国人文学科包括文、史、哲研究应当具备的三个基本要素。这三个要素就是:坚实的古文献基础、深厚的西学(不只是西方哲学)素养、广阔的国际视野。只有做到这三个方面，把方法运用到具体的研究当中，才有可能成为中国传统人文研究一线的学者。当然，具备了这三个自觉,成为国际范围内中国人文研究的一流学者也不一定是必然的，因为那还要取决于每个人不同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

    与在座的杨立华和彭国翔这些嫡传的弟子相比，我跟陈老师的接触没他们那么多。但是，我一直跟陈来先生有比较多的联系。在学术研究上有许多问题，我经常会向陈来老师请教。还请他为我的《制度儒学》一书作过序言。

　　还有一个特别的机缘，2006~2007年在哈佛访学的时候，陈来老师也正好在那里做研究。这期间，杜维明先生委托陈来先生组织一个经典研读班，每周五晚上在杜维明先生家读《中庸》。当时一起读的还有陈静、梁涛等人。杜维明先生对思孟学派问题十分关注,而当时陈来老师也在撰写关于帛书五行的文章，因此，经典解读和学派分析的结合是这个研读班的主题。大家各抒己见，而陈来先生往往会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个研读班大概持续了半年或更长一段时间，使我对陈来先生的学术风格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结合这次三联出版的这十二本书,我对陈来先生的学术风格的体会,概括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中国哲学学科典范的重建。说重建，是因为早在1930年代，通过冯友兰先生的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出版，基本了建立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规范。当然,也还有别的作品，只是冯先生的著作最有代表性。但是，在1949年之后，因为机械地套用前苏联的哲学体系，对中国哲学也进行了简单的唯物、唯心两军对垒式的套用，导致中国哲学日渐远离其内在的特点。对此，陈来先生有一个很强烈的学术自觉，就是要按照中国哲学的固有特点，对中国哲学的重大问题进行重新研究。这方面最为典范性的作品是《有无之境》以及先秦哲学和宗教的研究著作。这些作品均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我记得，陈老师在《新京报》上记者采访的稿件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他是接着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的传统，来重新建构中国哲学的图景的。对于陈来先生这个志向，我是有所了解的。我以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哲学动态》编辑的时候,做过陈老师的一个专访，着重谈的就是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陈老师对建国以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上出现的问题，有很深的自觉，这种自觉转化成他研究过程中的一个反思C在我的印象中，包括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在陈来先生《现代中国哲学的探寻》这本书中就早有所涉猎。

　　陈来的中国哲学研究,从上古到现代有所贯通。一致的特点是资料翔实，分析精当。我自己在研究和教学过程中，基本上把陈老师的作品作为最可靠的、最先采用的、参考的东西。陈来先生的研究特点,我相信也会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影响到整个中国哲学或者中国思想研究。

　　其二，是文化关怀问题,刚才已有一些老师提到,社会上有一些学者认为陈来先生似乎不是特别关心现实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觉。

　　我给陈老师《传统与现代》这本书也写过一个书评，看过这本书的人想必都能了解到,其实他从]990年代开始，就很关心现实问题,比如儒家资本主义、亚洲价值等,都作出了积极的反应。

　　刚才许多人也提到国学热的事，从1990年代北京大学凸显的国学热，到现在出现的更大范围的国学热,我们都能看到陈老师对这些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即一方面保持对传统资源的热情，同时也认识到吸收外来文化的麵性。

　　之所以陈来先生给人一个与现实保持距离的感觉，我觉得首先是陈老师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在这么热闹的环境下能够比较保持理性,保持比较冷静的态度来观察研究这些问题。就是说,如果从中仔细阅读他的著作，看他最近写的文章的话，还是能够很明确地感觉到陈来先生很强烈的文化关怀的。

　　最近，陈来k生主持了“孔子与现代中国”研讨会，又主持清华国学院，并对北京的城市文化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相信，陈来先生通过他理性化的方式对中国现实的关注，将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干春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