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宗教改革时期的“因信称义”

　　在基督教范畴里，宗教和教会的概念需要区分和澄清。基督教指的是宗教，而天主教、路德派、加尔文派、英国国教,指的是教会。路德派、加尔文派等又被称为新教，这与发生于16世纪的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有关。宗教改革以后，出现了不受罗马教皇控制的基督教派,这些教派统称为新教。宗教改革首先爆发于德意志，是一场市民的运动，从当时德意志的实际情况看，运动的基本目标是：维护德意志国家的主权，促进德意志的统一，建立良好的政治社会秩序,建立比以往更为平等、民主的机制，创建真正意义上的世俗社会和社会文化，并且在制度上保障德意志工商业和农业的发展。德意志宗教改革的领袖人物是马丁路德，他所倡导的核心理念，是“因信称义”。

　　一

　　1500年前后的德意志，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剧变。中央政府的软弱、地方诸侯的强大、商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内部的两极分化、农村经济秩序的危机、对天主教正统神学的普遍怀疑——所有这些，都使当时的德意志处于暴风骤雨的前夜。时人并没有忽视这些变化的重要性：那时的传单和小册子常常显现出人们对于基督教福音的期盼和对当时动荡时局的优虑，它显然是在传递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人们对于动荡的社会普遍不安，除非出现某种巨大的变化，否则充满不安和竞争的状态将持续下去。

　　16世纪德意志的政治状况是四分五裂。2500多个独立地方政权的联合体。各种堡垒和地方势力遍布全国，其中有2000多个直属于皇帝的帝国骑士，占据了约250平方英里的国土，在帝国议会中却无其代表参与。真正有势力的是50个僧侣诸侯和30个世俗诸侯，以及百余个伯爵、70个高级教士(主教或修道院长)和66座帝国城市。

　　16世纪初期的剧变，深刻地影响了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稳定。一方面，德意志的资本主义有所发展，野心勃勃的城市显贵对城市加强控制，致使社会矛盾尖锐。另一方面，无论是德意志的版图还是德意志的经济都在走向萎缩，政治分裂的德意志既无法与中央集权化的英、法等民族国家抗衡，又无法阻止大量金钱源源不断从德意志流入罗马教廷，使其成为“罗马的奶牛”。

　　大多数城市精英都非常担心德意志的经济。经济的落后和国际地位的动摇使他们确信自己会丧失权力和财富。当时德意志的“农业远远落在英国和尼德兰之后，工业远远落在意大利、佛来米和英国之后，而在海外贸易中，英国人,尤其是荷兰人却已经开始排斥德意志人”。

　　造成这种落后的原因是政治性的:“当时英法两国工商业的成长促使整个国家中各种利益联成一气，因而促成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在德国，这个过程却只是环绕着一些地方中心按照省区归并成许多利益集团，因而只是促成政治上的分离。紧接着又因德意志被排挤出世界贸易之外，于是这种分崩离析状态很快就巩固下来了。”?在农村，士瓦本农民在《十二条款》中批评他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领主将我们自己作为他们的财产仍然还是一个习惯。这是非常可悲的。……《圣经》证实了我们是自由的，并且也想得到自由。……直到现在，任何一个平民都不能猎取猎物、野禽，或者在流动的水域中捕鱼仍然还是一个习惯，似乎打猎或捕鱼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讲都是不妥当、不符合兄弟之爱、自私、违背上帝之言的。……存在着我们难以忍受的劳役负担，领主每天都在数量和种类上增加劳役。我们要求，应当适当地考察和减轻这些负担。应当允许我们像我们的先人那样,只是根据上帝的指示来服务。”农民们对于这些变本加厉的剥削怨声载道,他们警告领主:“今后我们不会允许地主从我们身上压榨走更多的东西。”

　　这种落后局面不能不归咎于皇帝查理五世。从政治上看，査理五世没有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愿望。从宗教上看,因为顸着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身份，他根本无意与罗马天主教会进行切割。他的目标，是要与法国君主争夺意大利的领土，并且要当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领袖。从文化感情而言，查理五世不会熟练地说德语，也常常不住在德意志，这令所有德意志人深感失望。1540年马丁?路德这样总结道查理是个优郁又情绪化的人，毫无英雄气概。他根本不理解我们的事业，尽管有人向他朗读过我们的书籍。如果他是一位西庇阿、亚历山大或皮洛士，他一定会与教皇切割并征服德意志。他做事有头无尾:征服了突尼斯又放弃了它;征服了法国(在Pavia)又恢复了它。同样，他征服罗马(1527)，但一事无成。谈判时他总是轻易退缩，却不是出于慷慨大度。叫我说什么好？德意志没有首领，用梅兰西通说的话，德意志是瞎了眼的波吕斐摩斯(独眼巨人)。没有一个统治者，这就是德意志人承担的最大的负担。”

　　对于时局的焦虑最后聚集于对罗马教廷的不满之中。1438年匿名作者撰写的《皇帝西格蒙(1410~1437)改革》，就提到对罗马教廷的诸多不满。其文道教皇被冠以神圣之名，是因为他掌管神圣之事。”然而，把自己比作基督的教皇们却干尽非基督教之事，由于他们大多出身于修道院，以至于什一税和其他收入都流人修道院，而教区的教堂神甫却穷得像乞丐。又如，罗马教廷规定凡官方公文必须盖章才能通行，结果，就出现了盖章收费的现象，成为一种敛财的手段:不仅罗马教廷各个部门的盖章都得付钱，更为严重的是上行下效，各地的主教和高级僧侣也都把加盖印章视为敛财的手段，以此来获取巨额钱财。

　　1517年路德在维登堡教堂墙上贴出反对教皇代表在德意志境内销售赎罪券的95论纲，引发了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这个事件至少在三个方面触动人们早已绷得很紧的神经。首先，这是一个涉外的国际性事件，矛头所向直指基督教会的中心罗马教廷和教皇。其次，这是一个与经济有关的事件，因为德意志民众反对罗马教廷掠夺其财产早有发展过程，而16世纪初期更是达到了顶峰。第三，这是涉及德意志高级僧侣诸侯的事件，因为批准赎罪券销售的是霍亨佐伦的阿尔伯特，他的正式身份是马格德堡和美因茨大主教、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首相、选帝侯、哈尔伯斯塔特主教区主管、勃兰登堡侯爵和什切青公爵。毋庸置疑，这必然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特别是在反对罗马教廷呼声高涨、政治经济秩序剧变、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时期。

　　二

　　路德的教义一般被近人称为“因信称义”，或“唯信称义”。其实,“因信称义”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因为路德认为信仰并不是交换,真正的信仰是纯粹的，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信仰是指人对上帝的皈依，而得救则是上帝对人的慈悲,人的灵魂得救完全取决于上帝的意愿，甚至是前定的。路德的名言是做好事的不一定是好的基督徒，但好的基督徒一定做好事。”路德认为:得救完全靠上帝给人的无偿的恩惠。根据这种理解，路德否定善功在灵魂得救中的作用，也否定了人可以通过善功得到“自救”。灵魂得救不是依靠个人的功德，而是靠对上帝的信仰。人只有信仰上帝，接受上帝的恩赐，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其中有些人可以因上帝的慈悲而得救。

　　路德认为:苦修的方式、做好事的方式，都只是属世的工作，与属灵没有关系。除了信仰之外,人和上帝再也没有别的关系。人帮助邻居，那只是对人的邻居有帮助;人在世界上行善，那也只是对人的世界有所益处，与进人上帝之国没有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既然人和上帝只是信仰关系，那么，关键是要看人有没有信仰，而不是看人有没有成就或功德。人在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远非人与上帝关系的基础。这是因为，人与上帝建立的是一种信仰的关系，而不是人靠自己的成就去博得上帝的喜爱。以己意行事，却把这说成是上帝的意愿，就是人不信靠上帝的表现。以为行善和积累尘世的功德，就是满足了称义的条件，这是人的一种骄傲。路德提倡“因信称义”，要讲究人对上帝的信靠和上帝对人的救赎关系。讲明“因信称义”，就是要说明人是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功德来自救的，而是要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上帝。“因信称义”把善功和得救完全分离，只有这样,人才能恢复在上帝面前的谦卑之心，才能够明白“称义”完完全全是出自上帝的恩惠，出于上帝的救赎。

　　路德是一个卓越的《圣经》研究者，认为《圣经》具有至高的权威，进而否定罗马教廷具有解释《圣经》、制定宗教传统仪式的权威。路德提出“凡信徒皆祭司”的观点，不仅否定了教会的等级制度,而且还建立了人与上帝的直接沟通，并且指出了每个人得救道路和方式的不同。在路德那里，接受神职只是一种职业，教会和神职人员都不具有神性。真正的权威来自《圣经》。这些观点在1517年后得以广泛流行。

　　1519年莱比锡争论时，路德提出教会是世俗组织的论点，指出得救依靠信仰而不是依靠罗马教皇和自封神圣的教会。1520年，路德发表《罗马的教皇》一文，称教皇为基督教王国一切异端的根源。在《教会的巴比伦之囚》一文中，路德指出信仰的重要性和要废除以往的奇迹。在1520年出版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中，路德宣布：教廷借以保护其权力的三道罗马护墙都被推倒了。因为一切信徒皆为祭司，所谓属灵等级高于世俗等级纯属无稽之谈；一切信徒皆为祭司这一真理又推倒了第二道护墙，即唯有教皇有权解释《圣经》;它同时也摧毁了第三道护墙，即除教皇外，其他任何人无权召开教会公会议。旨在改革教会的“真正自由的公会议”，应由世俗当局来召开。其后，他又列举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教皇的管理不善、神职任命、税收需要加以限制；累赘的职务应予撤销;德国教会的利益应置于一位“德意志总主教”的管理之下;允许神职人员结婚;宗教节日太多不利于过勤劳庄重的生活，应予减少;包括托钵修会在内的沿门乞讨应加以制止;妓院应关闭;奢侈挥霍应受限制;大学神学教育也应改革。

　　路德还提出了“基督徒自由”的概念。基督徒自由可以分为现世和来世两个阶段，真正的自由将出现在来世。现世的基督徒有两种属性：精神的和肉体的。在精神方面，基督徒是自由的，只服从于上帝，不服从世俗的秩序。不过,现世基督徒还有着“肉体”的属性，因此在物质方面，基督徒也与其他人一样，应当服从世俗秩序，因此就可以当兵，可以嫁娶，可以过世俗生活。路德区分了“神之国”和“人之国”，还给了基督徒精神上的自由和世俗世界生活的自由，使基督教能够与人间的秩序和睦相处。

　　在路德的思想中，存在着从体制出发解决教会腐败问题的方案:教会由政府来管理，教会的财产用于济贫等公共慈善事业。路德发现，中世纪后期修道院的纯洁运动无补于事，因为是否获得“纯洁”归根结底是个财产的分配问题，而不是精神克制的问题。中世纪后期的修道院宗教改革有两个目标：一是指出罗马教会的做法是不符合基督教传统的（如圣职买卖、蜡烛费、反对十字军攻击基督徒）,需要改革;二是希望找到一种纠正腐败的途径(如宗教会议，如推行内部纯洁、禁欲，如派好的神父担任地方教职)。这样的改革，旨在废除一些不符合基督教传统的弊端，却不能改造整个基督教体系和教会体系。路德改革也提出两个目标:一是指出教会传统本身存在严重问题；二是指出教会腐败的根源是权力和财产，要求把教会的财产和权力交还给政府和社会，以此来解决“灵与肉”对立的问题。

　　三

　　路德追随奥古斯丁的榜样,寻求真理,分辨圣俗。布雷迪告诉我们:1510-1520年间，路德从通过对奥卡姆的研究追溯到奥古斯丁，又从对奥古斯丁的研究追溯到圣保罗，并且通过对奥古斯丁两元论(精神与肉体、永恒和暂时、天堂和人世、将来和现时、隐蔽和公开、不可见与可见，内部和外部、福音和法律)的探索，发展出自己的两个王国理论。路德指出：世俗的世界，由宝剑统治，能够被眼睛看到；精神的世界，由恩典统治，并宽恕罪。

　　上帝建立了两个世界:精神的和世俗的。精神的世界只在真正的基督徒中实施，它的领袖是基督。这个世界充满着爱和相互服务的精神，一切的基督徒都完全平等。信徒们享受基督徒的自由，世界上的法律、权威都不能高过基督徒的天良之上。对上帝的爱,也不是强迫的，而是自愿的。这个精神世界也是一个真正的教堂，不同于尘世中任何的外在的教堂——它是完全精神的、福音的世界。

　　另外一个是尘世的或世俗的世界。这个世界与自由平等的上帝之国完全不同。世俗世界中有一个政府，那政府也是上帝建立的，目的是进行控制，防止人们相互之间的撕裂。因为尘世中充满着罪恶，必须要有一种力量来维持秩序。这种力量就是世俗统治者，他们掌管着上帝神授的权力之“剑”。真正的基督徒是生活在精神王国之中的，因此不需要世俗的政府，但为了他的邻居,他应当支持这个世俗政府，甚至应当接受像士兵那样的公职。如果统治者的法律和命令违背了《圣经》中的原则——神法，基督徒必须拒绝服从。但是，基督徒的精神地位使他们只能拒绝而不能反抗，因为“剑”的权柄来自神的授予,基督徒因此不能用暴力去反对统治者。在尘世中应当承认等级:低位者应该服从高位者。

　　1523年至1525年间，路德提出了“三种秩序”的理论。路德认为:在人间有三种基本秩序是不可侵犯的,分别是政府、教会和家庭。政府必须掌握在诸侯和贵族手里，家庭必须对政府服从,教会又分为“不可见的教会”和“可见的教会”，前者存在于天国之中和信仰者的心灵之中,是绝对精神性的、不可见的，后者存在于人间，但只是一种世俗的组织，如同政府和家庭一样,是信仰者学习《圣经》的地方，归世俗政府管理。

　　路德要求每个人在世俗的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首先，你们必须成为家庭的一份子，或父亲、或母亲、或子女、或奴仆、或婢女。第二，你们须在城市或农村以一个公民、臣民或统治者的身份生活。第三，你们要成为教会的一个成员，或牧师、或助理、或教堂司事,或其他什么的教会仆人，假如你要了解上帝之言的话。”

　　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见证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产阶级的兴起。在政治方面,德意志市民阶级获得了执掌城市政府的大权;在国家层面,制止了罗马教廷对于德意志的控制和剥削，关闭了修道院，没收了修道院的财产，废除了教会凌驾于国家和民众之上的特权，实现了国家主权完整。在地方邦国的层面，形成由邦国政府决定领地内的宗教信仰、邦国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制度；从教会那里夺回的政治权力和从修道院那里没收来的财产,现在归于政府,对德意志政治的近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宗教改革在城市平民和广大农民的参与下，扩展为百姓大革命，民众用革命的方式参与政治，自下而上地推动了政治的民主化。

　　在社会、文化和宗教方面,宗教改革提升了德意志的综合国力，实质性地推进了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进程。新教教育制度的建立，婚姻的世俗化、僧侣结婚和修女还俗，宗教仪式的简化，宗教秩序与世俗秩序的分离，以及新教对家庭道德教化的重视，都意味着一个真正的近代世俗社会在兴起。在这个世俗社会里，各行各业的人们努力工作，工作被认为是在履行天职。由此可见，宗教改革是通过社会、文化、宗教制度方面的关键性转变来反对封建主义的一种努力。这场运动的推动力量不仅仅来自马丁路德那样的僧侣，而且还来自于广大的下层市民和普通农民。运动的社会目标，消极地说是废除特殊僧侣群体独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扫除德意志近代化的障碍;而积极地、用宗教改革的语言来说是实现社会、经济、文化的平等，以便在“基督教兄弟之爱”的旗帜下，建立起一种团结互助的社会新秩序。

　　在农村,1524~1626年间爆发了伟大的德意志农民战争。农民战争的作用，不仅表现在运用革命的手段抵制封建地方贵族和诸侯对于农村的侵犯，而且还通过革命，提出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设想。根据农民战争领袖盖斯迈尔撰写的《蒂罗尔宪章》和匿名作者撰写的《致全体德意志农民大会书》等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到1525年起义者有着废除私有制、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意图。正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所指出的那样:“正如闵采尔的宗教哲学接近无神论一样，他的政治纲领也接近于共产主义……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必须看到，在宗教改革这样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出现这样的共产主义纲领完全是真实的和可能的，因为“路德的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第1号；农民战争是这个革命的批判的插曲”。因此闵采尔的纲领，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宗教改革无疑促进了德意志向近代社会过渡——它奠定了德意志近代社会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基础。因为德意志的特殊背景和德意志皇帝对市民阶级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要求的抵制，使德意志向近代社会的过渡，无法通过资产阶级与新君主结盟来完成，而是采用了市民与农民的大联合，走出了一条自下而上推动德意志近代化的道路。这样，宗教改革成了德意志近代社会的开端，致使得德意志远离了中世纪的封建时代,朝着近代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经济体制向前迈进。

　　【作者简介】朱孝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中世纪史和欧洲近代早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