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宗教管理体制及其现代启示

　　一、元代宗教概况及其宗教政策的形成

　　在入主中原之前，蒙古人即已世代信奉萨满教等原始巫教。萨满教基本上保持了万物有灵的多神宗教观念，以“天”为至尊之神。宪宗皇帝“酷信巫觋卜筮之术，凡行事必谨叩之，殆无虚日，终不自厌也。”但他对于其它宗教信仰持比较通达的态度，在接见罗马天主教使徒卢不鲁克时表示，“我们蒙古人相信只有一个上帝，但是，正如上帝赐给人以不同的手指一样，同样的，他也赐给人们以不同的(信仰)方式。”因此当蒙古统治者在遭遇其它民族的宗教时，往往能够采取优容的态度，认为诸种宗教虽然表现方式不同，但同归于一个“上帝”，因此也允许各种宗教自由传播。

　　在建立帝国的过程中，开拓者们接触到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为了有效地笼络和利用宗教势力，太祖成吉思汗开始有意识地召见中原佛教和全真教的首领，给他们以不同的特权。在吐蕃再次统一的过程中，蒙古统治者接受了藏传佛教，并且重用藏地僧人为国师，藏传佛教逐渐成为蒙古人的主要宗教信仰而取代了原有的萨满教。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原宗教文化，中统二年（1261年），忽必烈“遣王佑于四川等路采访医、儒、僧、道。”

　　长期战争带来的苦痛为宗教传播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导致元代宗教信仰十分盛行。通达的宗教观念和政治稳定的需要，元代统治者对各民族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实行怀柔政策，对他们的宗教实行“兼容并蓄，广事利用”的政策，由此各种宗教均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元代尊崇释教，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势力十分强大，许多喇嘛更被作为帝师影响朝政。在帝王的大力支持下，中原佛教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佛教在政治、经济上拥有很大的实力，全国拥有寺院四万余所，僧尼达二十多万人;道教全真派由于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在北方发展迅速，拥有道徒三十万之众，广建宫观道场，并融合其他道教派别，成为道教第一大派。除全真道外，南方的天师道融合了江南各符箓道派，形成了正一派。金元时期的道教衍生了真大道、太一道、玄教等诸派，创于南宋的净明道在此时亦有较大的发展。

　　随着元帝国的扩张战争，与中亚、东欧的交通带来了基督教信仰，在蒙古上层贵族中盛行，被称为“也里可温教”，王室里有不少妃子和公主信奉也里可温教。唐末被禁的景教此时也得到极大的发展，各地蒙古人和色目人很多成为景教徒。意大利传教士孟高维诺以梵蒂冈教廷正式使节的名义来华，在北京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天主教教区；w元代的伊斯兰教徒又称“回回”、“达失蛮”等。元代伊斯兰教之盛，《明史》形容为“回回之人遍天下”。元代统治者对伊斯兰教徒十分优待，并为之设自治管理机构，给予经商、入仕、礼拜等权利;摩尼教本在西域、回鹘盛行，在唐代短暂的发展之后遭到禁断，退回新疆地区或转入民间秘密发展，随着元政权的建立和宗教优容政策的推行，摩尼教成为公开传播的宗教，在东南沿海一带广为传播。

　　除了上述宗教之外，元代还流行着不少民间宗教，如从佛教分化出来的白莲教、白云宗等。摩尼教遭到禁断的一段时间也发展成为民间宗教，融入到佛教、道教等宗教之中，改头换面成为“明教”。在元代等级严格的民族政策之下，广大南人和普通民众承受着沉重的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渴望在宗教中寻求安慰，或者寄托于救世主或明王的降临，如此一来，弥勒信仰、弥陀信仰、无生老母等民间宗教信仰普遍流行，甚至成为元末农民起义的宗教旗帜和重要力量。元代的宗教优容政策一方面保证了边疆各民族的稳定，另一方面，宗教特别是佛教势力的膨胀，给元代的统治埋下了政治和经济隐患，当元末农民起义到来之时，政府无力组织足够的军事力量抵抗，蒙元贵族仓惶退回北方草原，繁盛一时的各宗教也随之式微和消退，也可里温、天主教等主要依靠上层的宗教力量在中原销声匿迹，其他诸多宗教或有转入民间秘密状态，如白莲教、白云宗、明教等，或有隐藏于佛、道之中以求保全，如摩尼等。

　　以上诸宗教在元代近百年的历史中，或沉或浮，但总体上保持了宗教信仰的繁盛景象。根据各种宗教的特点和利用的程度，元代统治者制定了不同的宗教管理政策，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宗教管理体制，一方面继承了前朝的宗教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又有创新和发展。

　　二、崇尚释氏与佛教管理

　　“元兴，崇尚释氏。”自成吉思汗起的历代蒙古帝王对佛教一直非常尊崇。在征战西域的过程中，成吉思汗就试图把喇嘛教作为联系西藏上层的纽带，并十分推崇临济宗海云禅师，派人优礼问候。1242年，忽必烈在漠北召见海云禅师，以了解中原佛教。1247年，驻守凉州的蒙古王子阔端与西藏佛教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会晤，确立了西藏归顺蒙古汗廷和阔端扶植萨迦派代理西藏事务，此次会晤的政治意义十分深远。蒙哥尊崇佛教禅宗，指出“我国家依着佛历光阐基业，佛之圣旨敢不随逢？……今先生言道门第一，秀才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奉弥失诃言得生天，达失蛮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并以手掌与五指作喻，认为佛教为一切宗教的根本。1251年宪宗即位后“以僧海云掌释教事。”第一次开始了对佛教的正式管理。

　　至元九年(1272年)世祖“敕燕王遣使持香旛，祠岳渎、后土、五台兴国寺。开国几位帝王对佛教的态度，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帝王们的佛教政策，均“尊祖皇圣旨，僧居上首。”M从忽必烈起，蒙古王室开始大规模崇奉藏传佛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中统元年（1260年）十二月，“以梵僧八思巴为帝师，授以玉印，统释教。”八思巴尊为“国师”、“帝师”，此后终元历代皇帝都以喇嘛僧为帝师，在元朝统治的近百年间，授封为“帝师”的喇嘛僧有14人之多，“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

　　元代的喇嘛僧人地位极高，享有各种特权，政府规定：“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骂之者，断其舌。由此也造成了喇嘛僧人的腐化堕落，为非作歹事件常有发生，“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喇嘛僧的恣意行为曾经受到一定程度的禁止，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诏令“以诸王及西番僧徒驾上都，途中扰民，禁之。”

　　忽必烈首先创设“释教总统所”为中央佛教事务管理机构，以八思巴任中原“僧总统”，在地方则设“诸路释教总统所”。至元初（1264年)，改为中央总制院以掌释教，以八思巴为“总制院使”。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称宣政院，规定“宣政院，秩从一品。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遇吐蕃有事，则为分院往镇，亦别有印。”实际上，宣政院权力极大，除全国佛教事务外，还负责西藏的军、政事务等。宣政院置院使、院判、同知、副使、佥院、同佥、参议、经历、都事、断事官、管勾、照磨、知印、掾史、宣史、典史等职，具体佛教事务各有所管，分工细致、体系完备。

　　在江南地区，初置诸路释教总统所领佛教事，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立江南行宣政院，治杭州，不久遂立总统所，以喇嘛僧杨琏真加为江南释教总统。此后，江南行宣政院几经废置。至顺年间废行院，各地立广教总管府16所，统隶于宣政院。总管府设总管，以僧人为之，又设达鲁花赤一职，僧俗并用。至大四年（1311年)，革罢僧司衙门”，废总统所，保留宣政院和功德使司。元统二年（1334年)，又废广教总管府，复置行宣政院于江南。地方上设有僧司衙门，其僧官有僧录、正副都纲、僧正等，一般由政府任命僧人担任。

　　僧尼出家须由官府批准，发给度牒。大德八年(1304年)诏令，今后除色目人外，其愿出家，……赴元籍官府陈告，勘当是实，申复各路给据，方许簪剃。”其中也包括了对道士出家的规定。对民间的私度僧尼，政府严令禁止，诸弃俗出家，不从有司体覆，辄度为僧道者，其师笞五十七，受度者四十七，发元籍。”为避免伪滥，规定僧人每三年须考试经论，由总统所主持，‘‘于各路置院，选试僧人，就设监坛，大德登坛，受具足戒，给付祠部，然后许令为僧。”

　　宣政院“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统摄。”元代的僧官可以主政管军，俗官也可以管理佛教事务，宣政院不仅掌管佛教事务，而且西藏的军、政、教，都由宣政院主事。宣政院的组织日渐扩大，其下后设“功德使司”主管法会、印刷佛经等事务。除了中央的都功德使司外，地方也设立诸路功德使司。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罢功德使司，归宣政院。”[23功德使司作为政府重要的佛教事务管理机构，自唐代设置以来，历经兴衰，终于在元末被废止。

　　三、道教诸派及其管理模式

　　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北方全真道教已经受到蒙古贵族的重视，为了取得金统治下的全真教的支持，当时北方全真七子之丘处机所创龙门派大盛。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成吉思汗“自乃蛮命近臣札巴儿、刘仲禄持诏求之。”丘处机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审时度势，拒绝了金与南宋帝王的召见，不远万里行程四年于大雪山与成吉思汗会面，取得了成吉思汗的赏识，从此奠定了全真教在元代的宗教地位。成吉思汗赐给丘处机虎符、玺书等，令其执掌道教，并免道门赋税等，在政治、经济上为全真道的发展提供了支持。

　　丘处机之后由其弟子尹志平继续执掌全真道教，全真教在太祖、定宗、宪宗三代帝王的支持下大为兴盛，于各地广建宫观，发展道徒，“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三十年间，其发展之盛，可见一斑。全真教历代祖师及掌教门人先后被加封真人、真君、元君等称号，宗教地位显赫一时。

　　统一中原之后，忽必烈为管理全国道教及祭祀等宗教事务，设中央衙门“集贤院，秩从二品。掌提调学校、征求隐逸贤良，凡国子监、玄门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遁之事，悉隶焉。”起初，集贤院与翰林国史院同属于一个官署，随着中央各官署的逐渐完备，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集贤院分置，设院使、大学士、学士、侍读学士、直学士、典簿、吏属、司值、经历、都事、待制、修撰、知印、通事、掾史、译史、宣史、典史等职，建立了分工细致、职责完备的宗教管理机构。集贤院并非纯粹的道教管理机构，实际上其管理范围还包括学校教育、征求人才、民间祭祀等其它事务。集贤院通过任命道教各教派或宫观的领袖担任职务，以达到监督道教事务的目的。

　　元初，全真教全盛时期，道士占据了不少佛教寺庙，在争夺寺院的过程中，道士且有殴打和尚之行为。为了遏止不断增长的信徒和寺观数量，至元十七年（1280年)，朝廷规定了寺观僧道的人数，“今后自淮河迤北随处和尚、先生每一个寺观里，一佰人以外休教住者。”[27因为当时佛教力量尚处于弱势，实质上只是限制全真教的过分发展。

　　江南道教各派逐渐融汇，最后形成正一道与北方全真道并为元代道教两大派系，元代对两大道教派别分别管理，建立独立的管理机构。正一教本在南宋控制范围，与元代建立关系的时间较晚，统一中原后，元代为加强南方的统治，以江西龙虎山天师府执掌江南道教，至元十三年（1276年）召见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赐玉芙蓉冠、织金无缝衣，令其主领江南道教，并赐银印。元贞元年（1295年），三十八代天师张宇材袭掌江南道教，大德八年(1304年），授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此后历代天师皆受命执掌江南道教事。

　　元代从正一道中分化出了玄教，渐成独立的道派。至元十三年（1276年)随天师进京朝觐的张留孙随侍阙下，在京城崇真宫创立了玄教。至元十五年（1278年）张留孙被授与“玄教宗师”称号，赐银印，很快升掌江东道同知宣慰使司事；大德年间加号为“玄教大宗师”，同知集贤院道教事等，执掌全国玄教管理事务;武宗时升“大真人”，知集贤院，位大学士上;仁宗时，又进开府仪同三司，加号“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天历元年（1328年）追赐道祖神德真君”。

　　金代形成的新道教真大道和太一教，在元代逐渐取得了合法的宗教地位，被允许独立传教，各有独立的管理体制。真大道系金代刘德仁所创，宪宗时真大道始易其名，授五祖郦希成太玄真人号，章领教事。其后，真大道日盛，朝廷重其名，赏赐加号甚厚。太一教由金代道士萧抱珍所创，至元十一年(1274年)，世祖命五祖李居寿执掌祭祀等事，至元十三年（1276年）赐太一掌教宗师印，执掌全国太一教。

　　全真、正一诸派有着相对独立的管理体系，各以诸派宗师为核心领导，政府于路设道录、提点所等道门衙署，并各置道官以统领道教，各宫观亦设提点、提举等职以执掌道教事务。

　　四、西域外来诸教之管理

　　除佛教、道教之外，在元代活动的主要宗教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元代政府对这些宗教一视同仁，实行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给予神职人员优厚的待遇，免除赋税差役等。上述非主流宗教，亦有相应的管理体制和机构，被纳入到整个帝国的官僚体系之中。

　　元代的基督教包括唐以来的景教和后来东渐的天主教统称为“也里可温”。“也里可温”系蒙古音译，意为“福分人”或“奉福音的人”。元代之于景教，似乎有特别的好感。传说成吉思汗的儿子开尔脱娶了一位景教徒为妻，在他的军营里便有景教寺庙；元世祖的母亲别吉太后也是一位基督徒，甚至在蒙古的王公贵族里，有许多人便信奉景教。从后世挖掘出的很多景教遗物来看，元代的景教之盛，绝不下于唐代。也里可温在元代的很多州县都建有寺院教堂，特别在镇江、泉州、福州、甘州等地，基督教的发展十分兴盛。

　　为了管理众多的基督教徒和教堂事务，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设“崇福司，秩从二品。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28]随着基督教事业的兴盛，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升为“崇福院”。。崇福”盖有尊崇基督教福音的意思，可见元代对于基督教的支持态度。但基督教的过分兴盛引起了僧人和道士的不满，不得已，大德八年(1304年)，“禁也可里温搀先祝赞。”29]基督教发展受到一定的压抑，失去了往日的势头，但仍然具有很大影响力，信徒的人数也不少。为了加强管理，政府还在全国设有七十二所“也里可温掌教司”，以管理各地的基督教事宜，各地的“也里可温掌教司”设官置署，统归于中央崇福院管辖。

　　元代的伊斯兰教徒亦称“回回”、。达失蛮”等，清真寺被称作“回回寺”、。密昔吉”等。伊斯兰教徒在元代被划为色目人种，在科举、服官、刑律等方面拥有比汉人优厚的待遇，政府曾多次发布诏令，对其加以保护，俗人不得搔扰，。宫观里、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不拣是谁，休倚气力住坐者，……破坏了的房舍、旧的寺观修补者。”元代“回回之人遍天下”，据至正八年（1348年）所立定州《重建礼拜寺记》中说，。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对伊斯兰教徒及其清真寺的管理，元朝在中央和地方都建立有相应的机构来负责，在中央设立“回回掌教哈的司”，地方则设。回回哈的所”。至大四年(1311年)，仁宗诏令“罢回回哈的司属。”可见在此之前回回哈的司已有设置。

　　达失蛮与哈的分别是伊斯兰教的经师和教法官，在穆斯林社会享有司法权力。元代哈的和达失蛮成为政府任命的伊斯兰教管理官员，达失蛮常住礼拜寺内，哈的专属衙门亦设在礼拜寺内，政府规定“诸哈的大师止令掌教念经，回回人应有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并从有司问之。政策规定了穆斯林社会的政教分离原则，哈的原有的司法权力被取消，只保留了教务管理的权力。

　　五、对民间宗教的禁断

　　对民间宗教的禁断也是元代实现宗教控制的重要手段。民间宗教的秘密结社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心腹大患，农民起义也极易打着民间宗教的旗帜，宣称社会革命。为了控制民间信仰的蔓延，朝廷大量禁毁民间宗教典籍。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括民间四教经，焚之。”[33]对民间宗教活动更是严加禁止，《元史?刑法志》记载的各种宗教禁令，凡十余条“诸以白衣善友为名，聚众结社者，禁之。”、“诸僧道伪造经文，犯上惑众，为首者斩，为从者各以轻重论刑。”、“诸以非理迎赛祈祷，惑众乱民者，禁之。”、“诸俗人集众鸣铙作佛事者，禁之。”、“诸军官鸠财聚众，张设仪卫，鸣锣击鼓，迎赛神社，以为民倡者，笞五十七，其副二十七，并记过。”、、诸阴阳家伪造图谶，释老家私撰经文，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在寺观者，罪及主守，居外者，所在有司察之。”、、诸阴阳家者流，辄为人燃灯祭星，蛊惑人心者，禁之。”、“诸妄言星变灾祥，杖一百七。”、、诸以阴阳相法书符咒水，凡异端之，惑乱人听，希求仕进者，禁之，违者罪之。等等，不一而足。

　　白云宗本为华严宗支派，其教义提倡素食，因此被称为“白云菜”或“十地菜”，在江南农村颇有信徒。白云宗在南宋时曾经被认为是、吃菜事魔”的“邪教奸民”而遭到禁止，到元代又开始公开活动，一度有较大的发展。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白云宗首次遭到罢斥，“罢江南云宗摄所，其田令依例输租。”35]白云宗受到较大打击，大德十年(1306年)，再次“罢江南白云宗僧录司，汰其民归州县，僧归各寺，田悉输租。”36]直到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复立白云宗摄所，秩从二品，设官三员。”[37]至大二年(1310年)，又“罢白云宗杭州摄所。”仁宗时，白云宗再次兴盛，受宠备至，但延佑七年（1320年），白云宗再次遭到禁断，此后虽有复苏，但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发展势头。

　　佛教禅宗一派头陀教又称康禅、糠禅，为金代刘纸衣所创，初传于河北、山东、辽宁、山西各省，主张以清净寡欲、修头陀苦行、严守戒律为解脱法门。金末元初头陀教遭佛教界人士攻讦，指责糠禅“憾摇佛教，为患不浅”，并斥之为邪说外道。元十一年传至雪庵溥光，头陀教曾获皇帝正式认可，至元十八年(1281年)溥光获赐“大禅师”之号。大德二年(1298年)，诏令“头陀教禅师另管。”38]于宣政院下另设禅录司为头陀教主管，地方各路亦有禅录司，设头陀教门都提点等职。此后，头陀教渐渐融入禅宗之内，不复流行。

　　白莲教本为净土宗一支，宣扬净土往生和弥勒下生等教义，在民间颇为流行。白莲教在元代一度被认可为合法宗教，《元典章》中有任命“白莲掌教护持。”由于元代农民起义多利用白莲教为组织形式，为统治者所不容。至大元年(1308年)“禁止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名籍。”[39]此外，在民间流行的摩尼教、明教、香会等秘密宗教都在禁断之列。

　　六、元代宗教管理之特点及其现代启示

　　元代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诸合法宗教的管理机构最后同归于中央六部之礼部管辖，而对不被政府承认的民间宗教力量则极力加以禁断，以实现王权对宗教力量的集中有力控制。元代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是实现多民族国家统治的政治需要，也是蒙古贵族开放的宗教观念在政治上的反映。一方面，开放兼容的宗教政策推动了多元化宗教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元代政府在经济上的沉重负担。为了供养大量的僧侣阶层，耗费巨大的社会财富，广大民众不堪重负，加上统治力量的逐渐腐败，导致了元末农民起义的爆发。当明王朝建立后，各种宗教势力失去了政治依靠而式微，基督教随着蒙古贵族北逃而退回大漠，佛、道教也走向了衰落，而在元代被一度接受的民间宗教更在禁绝之列。

　　元代的宗教管理体制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发展了具有民族特色和全新观念的管理模式。首先，元代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忽必烈开创了独具特色的帝师制度，尊崇藏传佛教对稳定边疆和西藏政教合一政权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广泛接受外来宗教和新兴宗教，在形式上实行一视同仁的宗教平等政策，分别设置不同的管理机构以统摄之，以宣政院管理佛教、集贤院管理道教、崇福司管理基督教和回回掌教哈的司管理伊斯兰教等;再次，实行“僧俗并用”的宗教管理模式，吸收俗人参与宗教管理，也任命僧侣参与政治事务;最后，对民间宗教组织和经典实行严格的控制措施等。

　　客观地说，元代的宗教政策和管理体制有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学习：首先，实行“兼容并包”开放宗教政策和信仰自由，允许和支持多元化宗教的发展;其次，整体上王权对宗教的集中管理是相对有效的，促进了宗教、民族与政治、社会的和谐稳定；再次，在宗教管理组织的设置上，各宗教分别管理而又集中于中央，对于宗教矛盾的协调和宗教政策的实行是行之有效的；最后，宗教管理以僧侣自治为主和俗官参与调控相结合，保证了宗教的自主发展和政府监控的顺利进行。以上都可以成为当代宗教管理的有益借鉴。

　　在另一方面，元代的宗教政策和宗教管理制度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相一致，由政治需要而尊崇或抑制某些宗教势力，形成了宗教发展的整体不平衡性;其次，对宗教的过分纵容和僧侣优待政策，给民众带来沉重的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元政权的瓦解;再次，对部分民间宗教的严酷打击，逼迫他们成为政权的敌对力量。这些都为后世政权的宗教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明王朝建立后，鉴于元代对宗教特别是佛教的法治管理的宽缓造成的后果，在僧官的设置与管理、寺院的管理、僧侣的管理等各方面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法规。

　　。以史为鉴，可知兴废。以人为鉴，可知得失。”元代作为我国古代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其宗教政策和宗教管理制度，不应该成为尘封的资料。当前我国正在为建设和谐社会而努力，正确处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是政府和宗教界应该引起重视的现实问题。挖掘古代社会的宗教管理历史，对当代社会宗教政策的制定和宗教管理事业的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