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宗教景观的空间布局及演化

　　1引言

　　1.1国内外宗教景观研究综述

　　自20世纪初Sauer创立景观学派以来，文化景观一直就是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框架的五大组成部分之一，可以认为地理学家的研究是“从景观开始的”。宗教景观是宗教文化中最为明显的阐释物。它又可分为物质性的宗教景观和非物质性的宗教景观。前者包括宗教圣地、祭典场所、丧葬场所等，对宗教圣地分布、宗教建筑与教义和自然人文环境的关系是研究重点。而对于非物质景观的研究，则集中在阐释宗教信仰、宗教仪式、宗教群体和组织等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上。除了对宗教景观的地理属性进行研究外，景观背后的文化象征意义也渐成研究热点。另外，宗教景观与其他文化景观之间的相互影响，宗教旅游中如何认识宗教景观的属性，也是值得重视的研究方向。尽管如此，以往的宗教景观研究“仍属描述性研究，所运用的解释和推理都极为有限。对城市宗教景观的研究则具有较强的选择性。如针对某一城市邻里的研究，针对某个城郊地区的研究，甚至是对某个单一教堂的研究[8]等，近来也有专注于公墓选址、地价和土地需求的研究。Zelinsky™指出，教堂及其命名原则、自然属性（建筑式样、规模等）、分布的状态是城市宗教景观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

　　国外宗教景观的研究，尤其是城市宗教景观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的多样化也映衬出国内在此方面研究的苍白。尽管因受汉文化的特殊影响，国内宗教地理的研究路径与国外有别。但是在台湾掀起的本土宗教地理研究热潮并未波及大陆。国内对宗教景观的研究集中在宗教景观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讨论上。宗教景观的分布也在历史宗教地理研究中或有涉及[13，14]。李悦铮的《试论宗教与地理学》—文则是国内对宗教地理学，尤其是宗教景观进行的较为全面的概述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内相当数量的宗教景观研究还停留在对景观风貌特征的一般描述上。尤其在1990年旅游业升温之后，关于宗教旅游开发的文章日益增加，而建立在对宗教文化景观充分理解基础上的宗教旅游研究[并不多见。

    1.2研究资料的选取与研究方法

　　在国内外宗教景观研究的基础上，尤其是借鉴国外对于城市宗教景观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通过基督教教堂在一个城市中的历史和空间演变过程，分析城市基督教景观的形成与扩散动因，并对基督教与城市其他文化景观的相互关系进行探索，从而对城市宗教景观的时空演变机制作一尝试性的探讨。这也是对国内宗教景观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

　　广州作为基督教在中国大陆的最早登陆地，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其基督教教堂无论从数量、规模，还是空间分布范围都有很大的变化。因此，广州是进行城市基督教地理研究的首选之地。而1860年代、1949年和1990年标志着广州基督教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本文主要引用了广州市各类志书资料[17]，通过还原出广州基督教教堂的历史分布图，并结合当时的城市社会经济和城市布局的发展情况，对广州基督教教堂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变化进行阐释。最后，对影响基督教教堂空间布局的诸因素进行归纳分析。文中所涉及的各时期广州教堂数据和信徒人数，除注明的外，主要来源于《广州宗教志资料汇编•基督教》。

　　2广州基督教教堂的发展历史

　　清康熙年间，因中西“礼仪之争”，天主教在华传播遭禁。其后的雍乾嘉三朝一直延续这一政策。1842年后，《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明确了外国传教士在广州设立教堂、医院和学校的权利。但直到1860年，广州基督教堂仅4间②，建筑简陋，信徒极少。《天津条约》之后，各基督教差会相继涌入广州，但受天主教教案和排外运动之累，广州市基督教堂也多有毁损。1901年之后，来华教会进入传教布道的‘黄金时期”，广州教堂发展速度也日渐加快。1937年广州基督教教堂已达到34间。1938年日军侵入广州后，教堂建设和教会发展暂时陷入低潮。1945年抗战胜利后，各教会进行了短暂的重建工作。到1949年全市共有基督教教堂62间，信徒17000人。

　　在新中国关于自主办教政策的影响下，西方传教士于1950年相继离境。“三自会”成为统一的基督教管理机构。1960—1966年，广州全市教堂经过三次合并，仅剩9间。文革期间，各宗教均受到严重冲击，市内基督教礼拜堂全部关闭。改革开放后，东山堂首先恢复宗教活动；至1990年底，市内先后有8间基督教教堂恢复开放，另有教徒聚会处4处及礼拜堂2处，信徒人数也日益增加（图1)。

　　3广州基督教教堂的空间布局与演化

　　3.1 1860年以前：紧密型布局

　　自1807年开始到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基督教在广州始终没有公开的活动场所。但在随后的近20年中，由于多个不平等条约对保教权的维护，以英、美、德为主的西方差会大举进入广州城，基督教教堂的分布始有展开。据统计，1860年以前，广州存在过的基督教教堂共有12座，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十三行（4座）和南关（5座）一带。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拓展了基督教的传教地域。1861年一1870年间，广州教堂呈现出跳跃式扩散的趋势。这一时期，全市共15座教堂，老城、新城、城外均有分布，尚属郊区的荔湾和河南也出现了零星教堂（图2)。尽管这样，分散形态中的教堂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聚集度。广州教堂集中分布在老城以南、珠江以北的带状区域内。地图来源：广东省城图，无比例尺，现藏国家图书馆。

　　1870年以后，来穗差会日多，广州基督教教堂数量迅速增加，因建堂用地受到局限，教堂扩散势所必然。原属广州郊区上西关涌、河南（珠江南岸）、花地湾，以及老城官衙区以南（今中山路以南）的地区都开始出现了新建教堂。十三行一带的旧有教堂则逐渐淡出（图3)。

　　资料来源：最新广州特别市马路交通图，无比例尺，1948年1月出版，现藏广州市档案馆[19]。进入20世纪之后，反教风潮日渐平息，广州教堂建设也大大加快。这一时期的广州教堂，出现了向北、东、南三个方向的面状扩散趋势。民国以后，老城区内的清代各官衙机构也随之解散，从而吸引新建基督教教堂大量北移至这一地区。到1949年，位于原老城区内的教堂达到18所，比1860年代增加了5倍。由于民国年间东山地区的开发，基督教教堂也有东向扩展之势。而更为明显的变化是在河南地区，基督教教堂则从1860年代的1所发展到1949年的12所。而原来基督教教堂密集的十三行和西关大部分地区，却逐渐蜕变为‘教堂盲区”。建国以前，广州市基督教堂基本形成了老城、汉民路（今北京路）和河南三个集中分布区。

     3.4  1950—1990年：整体收缩

　　建国以后，广州教堂的空间分布，较多地受到行政力量的制约。教堂由自发创办进入波折发展时期。从1990年教堂及教徒聚会点的分布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跨珠江两岸三地。在广州“老八区”中，黄埔区、越秀区和海珠区均只有一个基督教活动场所；天河、芳村、东山三区各两个；而白云区、荔湾区则达到三个。基督教教堂的这一空间分布格局明显是受宗教政策影响作用的结果。

　　4广州基督教教堂空间布局的影响机制

　　作为基督教核心的文化景观，城市中教堂的空间分布和变化既有其内在的动因机制，又受到多种外在条件的影响。具体教堂的选址布局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但某一因素往往会占主导作用。

　　4.1交通和人口因素

　　教堂在创立之初，由于考虑到传教的方便性，通常会选址于交通便捷的码头、道路。在广州1860年以前所建的12所基督教教堂中，分布在沿江一带的就有10间之多，均邻近码头。1918年，广州市政公所成立后，陆续建成了多条马路。到1936年，全市新修筑马路的总长达134km。道路路况的不断改善为教堂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1907年建成的广州第一条市郊道路东沙马路（东较场至沙河），便直接导致了浸信会沙河堂（1908年）的成立。

　　教堂选址同时还必须考虑的是人口因素。一方面，那些人流汇聚之地多为教会青睐。1860年代的教堂中，位于人流辐辏的商业街区内的有9座（图2)。1946年，广州市七成以上的人口集中分布于今河南洪德路和东起德政路，西至荔湾涌，南接长堤，北到小北路一带的区域内。与此相应的是，1949年全市62所基督教教堂中，有43所位于上述人口密集区内，占总数的73%，与该区域人口所占全市总人口的比例基本吻合。另一方面，人口特征更决定着信徒的质量，从而成为评判教会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华侨由于有身居国外的经历，都更容易接受基督教。由此，那些归侨或侨眷的集中居住地，也成为基督教教堂布局的重点。东山的赖神浸信会堂、芳村的白鹤洞堂和东教堂、越秀的越华堂和维新堂都布局在此类地区。

　　交通区位和人口是教堂选址的内在决定性因素，但同时政治、经济，以及宗教场所的空间集聚和竞争关系等外部因素也会产生作用，从而使得教堂分布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征。

　　4.2政治因素

　　由于基督教在广州的活动正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不同历史时期官方对基督教政策也大相径庭，因此政治因素对于教堂选址的影响不容忽视。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廷执行禁教政策，广州十三行地区的外国商馆便成为传教士掩饰身份的最佳场所。鸦片战争之后，虽然各国教会获得了在通商

　　口岸传教的权利，但是在广州三次反入城运动的打击下，外国人仍不能入城居住。因此，广州老城区内难见教堂。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才得以在城内自由传教。以后的中法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及至文化大革命，任何一次时局的变化，都影响到广州基督教教堂的空间格局或整体变迁。甚至可以说，政治因素是城市教堂兴衰的决定性力量。

　　4.3城区经济发展水平

　　一个城区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是教堂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一般来说，城区经济较强的地区往往会形成持久的增长力，从而引起人口的集聚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因而可为教堂提供大量的潜在信徒，传教工作也容易扩大影响。民国年间，河南纺织工业区的建立就带动了珠江南岸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这里成为教堂集中分布地之一。而1920年代以后，华人自主兴办的教会日益增多。各自立堂的事业经费和职工薪金，往往由会所租项收入和该堂教友捐助维持。这就加速了自立教堂向经济发达城区的转移。从广协会（广东最大的华人教会组织）在广州的教堂分布来看，建国前的17间教堂中，有10所位于西关到今文德路一带的商业区和河南洪德商业区内；另外，西村堂和东山光东堂也分别在西村工业区和东山高级住宅区初建时期设立。

　　4.4 城市空间形态

　　城市空间形态对教堂选址的影响毋庸置疑。晚清广州的老城、新城、外城之间有明确的空间等级差别，因而也对教堂形成了程度不同的限制。老城是广州行政、军事的核心区，因此外来基督教的宗教场所在此分布极少；新城主要为商业区，对于同样以聚‘客”为目的的教堂并不排斥；外城则处于待开发地段，闲置土地较多，给教堂提供了充分的生长空间。城西以十三行为中心而形成的外贸商业区和沙面租界，也因外国人聚集而成为基督教教堂的首选之地。这种城市空间形态随着1918年民国广州政府的拆城墙建马路运动而被打破，东山、河南、西村的陆续开发使得城市空间不断向外围扩展，从而使基督教教堂相应地出现了外围化趋势。

　　4.5 宗教空间的集聚和竞争

　　集聚“一般会产生有益的效果，但是超过了限度的过分集聚，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而出现负效应”。首先，广州各种宗教场所集聚生长的现象十分明显。广州是一个多元文化汇集之所，民众多神崇拜现象十分明显。这导致了信徒‘客源市场”可以为多种宗教所共享，因而，宗教场所集聚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得以放大。基督教教堂便是依托于其他宗教场所的信徒‘客源”而得到了快速扩张（图2)。

　　随着各宗教机构的不断增长，共处于有限的城市空间之中，它们之间必然会产生一定摩擦。建国前夕，广州全市共有寺观教堂132间，其中佛教寺庵55间，基督教教堂62间。有宗教职业者680余人，教徒共约3万余人[17]。这还不包括不计其数的民间神庙。不同宗教机构如此大密度的聚集一城，使得宗教场所集聚产生的正效应逐渐衰减。对此，基督教教会一方面广泛采用文字传道、教育传道、医药传道的方法，扩大其社会影响，与其他宗教机构展开竞争；另一方面，他们也另辟蹊径，主动到城市郊区寻求发展。

　　4.6 城区环境

　　民国年间基督教教堂从十三行和西关地区退出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原有街区用地空间狭小，教堂建设规模受限。而且西关和长堤地区的汛水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暴雨时往往会造成内涝[21]。这种环境自然不能继续吸引教堂入驻。相反，倒是东山、河南等新兴的商业和住宅区能够为教堂发展提供更为优质的环境。故而，在经历了初期的被动选择之后，广州城市基督教教堂也趋向于追逐良好的城市环境。

　　4.7城市信息化和全球化程度

　　在全球文化整合的浪潮之中，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广州，其基督教发展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大众媒体日益成为传教的重要手段；来穗工作生活的外籍居民成为一个数量庞大的信徒群体，他们的宗教活动又基本与本地信徒相分离；广州城市基督徒有向年轻化、高学历化发展的倾向；宗教的世俗化使得教堂的礼拜功能日益弱化，而逐渐变成信徒的一般聚会和交流场所等。这些变化无疑将对未来广州教堂的空间布局产生新的影响，如是否需要在外国人聚居区设立专为外国人开放的教堂，以保持他们的生活习惯；随着私人小轿车的不断普及和城市中心区土地价格的飞涨，教堂是否也会像国外那样出现明显的郊区化现象等等。

　　5结论

　　教堂的空间布局反映了基督教宗教景观在广州的空间扩散。自1842年鸦片战争后，广州市基督教教堂的空间布局由最初集中于十三行和南关一带，到20世纪以来向北、东、南三个方向扩散，形成了老城、汉民路、河南三个集中分布区和若干郊区分布点，再到建国后的教堂大联合和改革开放后部分教堂的恢复重建，其间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影响教堂空间布局的主要因素既有来自于内部的交通区位和人口因素，也有政治、城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空间形态、宗教场所的空间集聚和竞争、城区环境，以及城市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程度等外在因素。教堂的具体选址是多因素综合的结果，但在具体时期，某一因素可能会发挥主导作用。

　　对于广州基督教教堂空间布局的历史分析表明，城市宗教场所的选址和建设必须与信徒规模、宗教政策、以及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相适应。在今天的文化多元化和全球化社会中，如何将新建教堂的选址及其土地利用方式纳入到城市整体规划之中，如何考虑原有城市宗教景观与其他文化景观的空间协调，也许是今后一个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