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音乐的近代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综述

  中国人移民海外历史悠久。据记载仅15～17世纪已有几万家商户定居在马六甲、马尼拉、金边、泰国等地。他们主要集居住东南亚一带的交易中心或繁华地区。(P172，187，145，219)19世纪中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淘金热”吸引了数万中国矿工。之后，许多中国劳工参与了美国和加拿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铁路建筑工程。(P261～262，234，274，286)同时，不少加勒比海及秘鲁甘蔗农场招收的大量外国包身工中来自中国的劳工也占很大的比例。其中部分中国劳工完成合同后留下来在当地从事农业和商业。(P248～250，254～255)这些早期移民主要来自中国广东及福建的沿海地区。
    到了20世纪，中国人移居国外的原因及机会更加多样化。其移民的原籍也从东南沿海地区延伸到内地的其他一些地区。例如，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政府、社区机构或一些富有家庭支持各地的青年到国外留学，其中有部分长期逗留在国外，有部分则在国外定居了；到了20世纪，有不少人因多次的战争和相关巨变，迁移并在国外定居；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把相对严格的移民限制放宽后，有大量的中国人，包括东南亚及拉美华侨，抓紧机会移民北美；同时，西欧几个国家，尤其是英国、法国及荷兰，吸引了许多来自中国香港、东南亚一带的华人以及越南难民。在这些越南难民中有一半也是华人。(P304～318，322～327)由于历史原因和不同国家的政策，定居各地的华侨状况很不一致。在某些地方，华人在当地建立了比较稳定的社区，和他们的家乡保持很密切的联系并代代相传他们原籍的语言及文化。在另外一些地方，华人则很快就加入了主流社会并跟当地民族通婚或者因为政治压力而放弃了一些原有的风俗习惯，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当地化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的情况也一直在改变。②
    有关华人迁徙的历史记载只有在很少的几个地区有详尽的资料，大多数地方只有零星的材料。有关海外华侨演艺活动的资料则更为稀少。对北美和东南亚海外华侨演艺活动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多，这方面主要的英文专著包括《飞龙，流水-旧金山华人生活中的音乐》(1983)、《索求离散-美国亚裔/华裔中的音乐、跨国主义及文化政治》(2010)、《寻找声音-美国华裔中的卡拉OK及认同感的建构》(1996)以及《新加坡街头的华人戏剧》(2009)，还有几篇很详细的相关论文和文章。介绍其他地区华人演艺的学术著作很少。③原始文献也很难找。这方面的原始文献包括地方报纸上的报道，演出宣传资料，唱片及电台广播，华人会馆、其他社区机构和私立公司的内部资料以及口述历史等。下面我将用各种原始文献及间接资料，加上本人在中国、欧洲和美国的实地观察的第一手资料来分析海外的中国音乐。
    一、社区建构与原籍文化的痕迹-东南亚地区的闽南与潮州演艺文化
    在任何迁徙过程中，第一代移民都会将他们故乡的风俗习惯及演艺文化带到新建立的社区。这些共同的习惯和演艺不但有利于新社区的建构而且能够成为家园和离散社区之间的持续互动的一个主要基础。闽南南管(南音)音乐可以作为比较代表性的例子。据几位学者调查，东南亚各地曾经存在的南管社团至少有一百多个，其中最早的大概是菲律宾马尼拉的金兰郎君社(于1817年成立)及长和郎君社(于1820年成立)。除了福建和台湾之外，马来西亚的南管社团居于首位，据统计有46个之多；菲律宾、印尼、新加坡和缅甸的南管社团也比较普遍，另外在文莱有一个南管社团，香港有两个南管社团。(P1)据南管专家王樱芬介绍，“海外南管社团成员在工作之余除了借此调剂身心，学习中华文化，也可建立人脉、敦睦乡谊。同时南管作为乡音，更具有联系侨乡及闽南移民社群的作用”。(P1)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菲律宾马尼拉的南管社团为华人社区履行了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角色。据1999年的报告，每当社友过世，或社友的父母、夫人过世时，社团的成员要前往灵前演奏并送葬，这对当地华人而言，是很重要的习惯。马尼拉早期的社团除了玩音乐外还有另外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组织众人的力量，帮助乡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菲律宾后，马尼拉的南管社团再一次起到很大的社会作用：据金兰社决策委员苏志祥先生回忆，“日子茫茫渺渺，也不知明日是生还是死，日据时代，大家都没工作，反而专心投入郎君社之中”。
    二战后，东南亚各地的南管社团都很活跃。50～60年代，除了演出和教学活动外，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都有电台广播、“厦语片”(闽南话电影)和相关唱片也促成了南管国际性的传播。(P5～20)另外，在20世纪末，每次有规模比较大的喜庆场合，各地的南管社团都聚集在一起，共襄盛举。据说，马尼拉的长和社庆祝170周年、国风社庆祝60周年时，海内外来的南管人满满的坐了100多桌。从70年代末开始，国际性交流机会多起来了。1977年，新加坡的湘灵音乐社主办了第1届“雅西安南乐大会奏”，这次的大会大大促进了不同国家的南管爱好者的交流和互动。在随后几年，类似的大会先后在菲律宾、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地陆续举办。(P61～62)在1981年的元宵节，泉州市组织了“首届中国泉州南音大会唱”，吸引了菲律宾、印尼、新加坡等几个东南亚南管社团来参加。(P61～62)笔者1988年去泉州参加第4届南音大会唱时碰到了菲律宾宿雾来的代表，他说：除了文化交流之外，他的代表团希望能够跟同乡联系并开拓商机。显然南管的交流活动能够给各地闽南同乡提供多种联谊及商业方面的交流机会。
    与此同时除了南管以外，还有其他多种闽南表演艺术也传播到东南亚华侨区。从1840年到1949年，福建的很多高甲戏班先后出国演出，他们所到之处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缅甸、印尼和菲律宾等地。另外，福建芗剧、梨园戏、打城戏、木偶戏和布袋戏的艺人也频繁地被邀请到东南亚国家演出。(P50～55)他们“为海外游子带去了遥远而又亲近的乡音乡曲”。(P55)
    传统音乐活动在东南亚的潮州人社区也很普遍。据20世纪90年代的实地调查，泰国曼谷市当时有十几个业余潮州音乐社。(P40)华人生活在泰国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目前可能占泰国人口的10％，大部分的泰国华侨的原籍 为潮州。历史上在泰国的潮州人经商很成功，因此潮州话成为泰国华人中最主要的方言。据当地音乐爱好者介绍，潮州音乐社在曼谷大概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早期的音乐社，例如1925年成立的“华侨新声国乐社”，主要排演汉剧及汉乐。当时很多潮州人认为汉剧、汉乐比较文雅。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潮剧及潮州弦乐更受欢迎，他们开始排演潮剧及潮州弦乐。(P45～49)90年代的十几个业余音乐社都以潮剧及弦乐为主。虽然有的社员没有到过中国，有的还不大会看中文，不得不用泰国文字拼写唱词，而且在排练场所可以看到泰国国王及王后的照片挂在墙上，但是社员们还是把每个星期的集会当成一个可以“听到乡音，跟同乡聚会，加强潮州人之间的联系”的好机会。这些私立业余音乐社目前还不对外演出。(P45～49，61)④潮州商人1912年在新加坡成立的业余“馀娱儒乐社”原来也主要演出汉剧及汉调，并从1928年至1935年为Pathé、Beka、Orion、Columbia和Victor等几个大的畅销东南亚市场的唱片公司录了40多张78转唱片。这些唱片的内容全部都是汉剧。馀娱儒乐社当时也经常参加慈善表演活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个社团像曼谷的潮州社团一样开始侧重于排演潮剧。(P34～36)
    二、社区建构与原籍文化的痕迹-北美、欧洲、澳大利亚等地的珠江三角洲演艺文化
    我们在广东人聚居的其他海外地区也能看到类似的原籍乡土艺术广为流传的情况。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的大部分华裔原籍为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早期中国劳工也主要来自珠三角，19世纪中旬，迁移新西兰的中国矿工中，有67％来自广东番禺县，而其他33％几乎也都来自番禺县附近的县城。(P68)、(P234～235，286)、(P17)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以及越来越严格的移民限制，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这些国家的华人社区都处于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状态。美国加州最有名的几个“唐人街”，例如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华人区，是在19世纪末建立的。
    有关旧金山中国音乐史的记载比较丰富。到了1870年，有将近五万华人定居在加州，其中大部分是来自珠三角的男工。早在1852年，一些广州商户联合提供资金，送一个由123名演员及器乐演奏员组成的庞大戏剧团到旧金山举行了长达五个月的演出。当时的观众不但有华人而且还有不少白人。其中有一个是Alta California日报的记者，他报道了他对这些演出的印象，为我们留下了主流社会对这次演出的评论的珍贵的资料。总的来所，非华人观众很喜欢演员的华丽服装和敏捷杂技，但是不能习惯他们所听到的音乐。(P18～20，26)在随后几十年，戏剧在旧金山的唐人街一直很繁荣，到了19世纪的70年代，有三个常设剧院。(P59)据几个有关资料报告，19世纪末旧金山唐人街还有几种其他表演传统音乐的场合，例如庙会、安龙奠土和葬礼等。送葬时一般有唢呐和打击乐，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不时也加一个美国铜管乐队，这样既能够保持故乡的仪式和音调，同时也能够借用当地白人的音乐来增加气氛。(P116～123)
    20世纪初，由于美国在1882年制定了不合理的“排华法案”，加上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和新颖娱乐形式电影的出现等多种因素，中国专业戏剧演出在旧金山有所减少。(P95～102，135～140)然而业余演艺活动在旧金山的唐人街却越来越繁荣。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移民限制的放宽，旧金山的华人人口已增加到七八万，其中50％以上出生在国外。⑤当时唐人街的主要语言为广东话，各种华人氏族、政治、商业、文化方面的协会都成立于唐人街，连已搬出去的原居民也会和唐人街保持很密切的关系并经常回来购物、参加社区活动。(P189～190)
    20世纪70年代旧金山唐人街的业余演艺协会很普遍，历史最悠久的是六个粤剧社团，其中最早的是“Nam Chung Musical Association”(南中音乐协会)，于1925年成立。除了业余音乐活动外，这些社团还给团员们提供了一个很舒适的社交场所，他们可以轻松地跟同乡交流。(P193～200)据90年代Nam Chung导演Mabel Quon所知，70年前，Nam Chung的创建者都来自中国。他们“都很孤独，夫人都不在身边，母亲和朋友们都不在身边，他们能去哪里?因此他们成立了这个社团，就是为了促进他们自己的音乐技能。他们玩自己音乐时，就能够回想起他们小时候在故乡的愉悦，这样不会感到那么孤独。”(P2)2000年Nam Chung Musical Association(南中音乐协会)庆祝75年时，社团有100多成员。他们每个星期五、六都聚在唐人街唱戏、学戏。20世纪末，他们不但只自娱自乐，而且经常为社区福利组织提供演出和其他的帮助。按照Mabel Quon的介绍，“我们很愿意做，我们就想为社区服务……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的时间做好事。”(P4)同时，Nam Chung(南中音乐协会)也参加广东侨乡的国际联网：他们的很多服装和乐谱来自广州和香港，而且他们还在1990年到广州参加了首届“羊城粤曲节”。(P4～6)
    旧金山唐人街对粤剧和其他中国音乐的国际性流传还做过另外一个可观的贡献。唐人街的一个家电公司叫做“金星公司”。这家公司于1939年设立了唐人街第一个电台广播棚。电台每天晚上及每周六下午都用广东话来播送国际和社区新闻，同时播放粤剧、时代曲和电影配乐等娱乐节目。这个电台持续了40年之久，直到1979年才停止广播。更重要的是，从1949年到1961年期间，金星公司还生产并销售唱片(先78转唱片，后转LP)(图1)。(P183～187)、(P31)
    这些唱片的主要内容为粤剧和时代曲，粤剧录音包括一些唐人街当地演员和不少著名明星，例如白驹荣、白雪仙及张蕙芳。经过初步对金星公司商业通信的研究，可以看出，金星公司的唱片销售商业范围很大：他们50年代的唱片顾客有居住在美国各州的华人，包括阿拉斯加州和密西西比州等，还有居住在加拿大、古巴、委内瑞拉、秘鲁、巴拿马和尼加拉瓜等地的华侨。这说明乡音在这样分散的美洲各地华人社区，还能引起乡情并促进同乡的联络。⑥据了解，虽然20世纪中叶中国大陆及香港生产的唱片大量地进口美洲，但是金星公司是北美唯一从事中国音乐唱片生产的公司。(P185)
    在其他广东人聚居的海外 社区虽然没有像旧金山唐人街那样丰富的音乐史料，不过我们还是能看出来，粤剧在这些地区比较普及。纽约在19世纪中叶已经有专业粤剧演出，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11个业余粤剧团在纽约活动。(P119)南美的古巴虽然二战后华人音乐活动减少了，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像美国一样也有不少来自广州和香港专业粤剧团去那里巡回演出。(P110～111)北美的加拿大温哥华最早的业余粤剧社团成立于1935年，20世纪90年代有多个粤剧社团活跃在华人社区；这些社团的大部分成员是第一代香港移民。新西兰虽然华人人口比较少(到了1986年还不到两万人)，但是也还有一些粤剧活动。、(P291)澳大利亚墨尔本市的非营利“冈州同乡会粤剧团”成立于1960年。其团员起初向香港海员学唱戏。80年代冈州同乡会粤剧团恢复后，他们经常为华人社区做服务性演出，例如1994年两次表演后把票费捐赠给维省华族老人福利会和天后庙筹建委员会。(P50～60)21世纪初，英国的19.5万华侨，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香港，成立了至少20多个业余粤剧团，同时分布在欧洲不同国家的广东同乡每年都举办“欧洲粤剧大汇演”。首届大汇演于1994年在法国巴黎举办，之后轮流在不同城市举行。(P121～122，141)粤剧具有同乡跨国联网的积极作用。
    除了粤剧在广东移民社区中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外，还有其他乐种对部分移民也很有意义。20世纪末纽约的唐人街有几位老年人会唱广东“木鱼”民歌。其中最有名的歌手是1979年从广东台山移民来美国的伍尚炽(1910-2002)。伍尚炽在80～90年代退休后，经常在很多场所唱歌。在纽约唐人街的老年人活动中心、在老年人活动中心对面的公园、在街头上或者在自己家里都可以听到他的歌声。他所唱的歌包括代代传下来的传统民歌，也包括他自己创作的新歌。他创作的“伍伯来金山”歌词描述了他自己迁移美国的体验并憧憬回故乡跟亲戚团聚的热闹场面：
    若有机会到我台山四九五十锦被
    金山客人来归真威煌
    村中兄弟来接亦来望
    兄弟相逢真系爽……(P197)
    早在19世纪、20世纪初，有不少木鱼民歌表达了移民的痛苦和他们留在中国的夫人的悲哀及孤独。这些歌手用音乐来表达自己在海外的体验、愿望及心情。(P137～139)
    三、社区建构与原籍文化的痕迹-海外华人区的民族乐队、流行歌曲及卡拉OK等现代化演艺文化
    直到20世纪中叶，海外华人演艺活动以地方戏和地方音乐为主，例如珠江三角洲的粤剧及木鱼、潮州的潮剧及弦乐和闽南的南管。到目前为止，地方性的传统乐种还存在，但是随着20世纪后半叶的音乐与社会的发展，我们现在在海外华人社区中能看到比较现代化的几种艺术表演形式。
    中国的“民族乐队”(中乐团、国乐团、华乐团，等)起源于20世纪的30～40年代。50年代以后发展得很快，在中国各地广泛传播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成为一种“泛华”现象。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业余民族乐队在东南亚和北美华人社区越来越受欢迎。
    美国洛杉矶的几个民族乐团都成立于20世纪70～80年代。1988年成立的San Fernando Valley Chinese Music Ensemble(圣裕国乐团)可以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创建成员是来自台湾的中年职业华侨，大部分没有深入学过音乐，因此请几名来自中国的专业音乐家来教导。(P111～112)现在的指挥为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生李琦。这个乐队在因特网上介绍他们的目的：“我们的成员都是音乐爱好者，从青少年到六十多岁的人。许多成员是夫妻，有的带来自己的少年子女。我们的音乐队提供专业音乐教导，为了提高成员的音乐技术，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音乐队给青年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深入了解中国的音乐传统……我们每年继续在规模比较大的喜庆活动中演出，例如春节和‘亚裔遗产夜’”。
    旧金山湾区的“火凤青年国乐团”也很重视培养年轻人：“火凤青年国乐团给学生提供很难得的机会，学中国文化、音乐遗产、合作精神及领导能力”，其目的是： “培养青年人演奏传统乐器，促进中国音乐作为美国华人文化的组成部分，加强华人社区并增加美国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及丰富性”。100多名团员中大部分是美籍华人。2004年火凤青年国乐团到北京、上海和成都访问、交流，2013年到台北、新竹和台南演出，加强跨国性的中国文化联络。在某些方面中国民族乐队的现代泛华风格很适合许多北美华侨的思想和审美观。传统地方戏和地方音乐主要限制于原籍同乡，但是民族乐队的泛华风格不分方言、故乡。此外，民族乐队的中国及西方特点的融合和在中国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也能吸引很多职业阶层的华侨。而对第二、三代华人来说，即使普通话或者祖先的方言讲得不流利，仍能学会中国乐器并创造一种中国文化空间。
    马来西亚的“华乐团”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当时有不少马来西亚华侨到香港读书时听到了香港“中乐团”的现代中国音乐。他们把乐谱带回马里西亚。同时音乐爱好者也能在当地买到大陆及香港来的录音，并从香港进口“改良”的乐器。据报道，到了21世纪初，每个马来西亚城市都至少有一个华乐团，比较大的城市，例如槟城和吉隆坡，有好几个。70～80年代，当马来西亚政府实施着重于发展马来民族经济、文化的政策时，当地华人受到了歧视。他们开始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并以此作为民族认同的标记。各种中华艺术的复兴应运而生，其中包括华乐团的建设。90年代，很多马来西亚华人，即使自己不会讲汉语，还送子女到私立音乐中心学中国乐器，同时，为了提高演奏水平并宣传中国文化几个比较专业性的华乐团被相续成立。(P110，115～120)
    由于经济和人士方面的限制，在国外长期维持大型专业民族乐团比较困难。1997年成立的82人的专业“新加坡华乐团”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成功范例。2011～2012财政年度新加坡华乐团参加113次音乐会和相关活动，出席演出的观众人数为48713，总收入为1660.1万新加坡元，其中政府津贴占66.2％，公众捐款占7.1％，演出收入占3.8％。当年总开支为1305万新加坡元，其中员工薪酬占52.8％，租赁支出占20.7％，演出开支占12.1％，行政费用占6.9％。(P27，17，21)显然政府持续的支持 必不可少。82名团员中有60％以上来自中国大陆，其中很多是中国音乐学院的毕业生。新加坡华乐团的建团宗旨同时也强调在宣传中国音乐(他们还培养了“新加坡青年华乐团”)之余，他们也欢迎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繁荣发展：
    新加坡华乐团以“人民乐团”为宗旨，通过社区音乐会，学校艺术教育计划、户外音乐会等活动来推广华乐，为使其他种族的朋友也能欣然地欣赏华乐……乐团也于2012年主办了新加坡首次为期23天的全国华乐马拉松；31支本地华乐团体在新加坡各地呈献44场演出，吸引了约两万名观众……1997年首演以来，在肩负起传统文化的传承之际，也以发展和创新为重任，更通过汲取周边国家独特的南洋文化，发展成具多文化特色的乐团。
    20世纪后半叶，“国语”歌唱社作为中国现代音乐的另一种形式在海外华人社区也广为传播。早在50年代，旧金山的金星公司曾经生产过时代曲唱片，同时缅甸阳光华侨能在唐人街买到时代曲唱片和歌本。(P35～36)在60年代，“国语”流行歌曲唱片在泰国曼谷华人社区也非常普遍，到了90年代曼谷华人已设立了许多业余歌唱社，其社员经常聚会用普通话唱“情歌”“大陆精品歌曲”“经典歌曲”“祖国名曲”“世界名曲”“新歌”等。在此期间泰国华人把掌握普通话当做衡量文化水平的标志，因此参加这样的歌唱活动很适合部分泰国华人达到中产阶级身份的愿望。另外有人说，唱普通话流行歌曲也能够表达他们所感到的民族认同。(P143，148～149，159～162)
    流行歌曲也作为卡拉OK的主要音乐基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卡拉OK在亚洲和海外亚裔社区迅速蔓延。在海外的不少民族聚居地卡拉OK很快就成为一种社区建构及怀念故乡的表演手段。巴西籍日本人和定居美国加州的越南难民可以作为比较代表性的例子。有关海外华人演唱卡拉OK的学术研究很有限，但从Casey Man Kong LUM 1996年出版的专著《寻找声音-美国华裔中的卡拉OK及认同感的建构》中我们得知卡拉OK对纽约市及新泽西州不同华人社区的意义。根据LUM的详细调查，在这区的第一代华人中，卡拉OK活动跟原籍、方言、社会阶层及移民身份都有很密切的关系。LUM将华人社区的表演归为三类。第一类是来自香港和珠三角的中产和下层中产阶级，他们主要用卡拉OK唱粤剧，为了保持他们社区的内部文化联络。第二类是来自台湾的富裕职业人员，他们主要演唱普通话、闽南话及英文流行歌曲，并把唱卡拉OK当做身份标志，显示自己的财富及竞争精神。第三类是马来西亚华人。其中大部分是工人，有不少是美国非法移民，因此他们的经济前途很有限。他们用卡拉OK跟有共同体验的同胞保持联系，表达自己的心情，从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找一种“逃离”机会。(P31)在这个地区，卡拉OK既加强了不同华人社区的内部联络，又维持了这些社区之间的区别。
    四、海外华人音乐的多元性
    海外各地华人的演艺文化特点与每个华人社区的原籍故乡有密切的关系。在来自不同故乡的华人集居地，戏剧及音乐的种类一般和该集居地华人的方言群体有关。在20世纪的新加坡，中国寺庙的多样化显示了新加坡中国同乡社区多样化的特征，各个寺庙朝拜者一般只邀请他们原籍故乡的剧种来演出。(P52)这一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前普遍存在。例如，据记载，闽南人所建立的“天福宫”邀请歌仔戏及南管社团来演戏；潮州人所建立的“粤海清庙”邀请潮剧团；广东人所建立的“海唇福德祠”邀请粤剧团；海南人所建立的“天后宫”邀请琼剧团。另外，20世纪中叶新加坡业余剧团的创建者一般都是同乡，这些早期的业余社团不时还有互助功能，支持迁移同乡(后来他们成员的背景开始变得比较复杂，例如到了20世纪末，对潮剧感兴趣的闽南人、海南人和广东人也开始参加业余潮剧团的活动)。(P53，81)20世纪中叶的缅甸仰光华人演艺情况跟新加坡相似：不同的同乡在仰光分别支持粤剧、闽剧、汉剧、京剧以及潮州乐的传承及演出。(P29)⑦迁移缅甸的云南人还成立了一个“洞经团”。(P170)
    美国纽约市也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例子：华人多元的演艺活动反映了他们越来越多元性的移民来源及文化背景。根据郑苏的研究，21世纪初纽约有四种中国戏曲经常演出：粤剧、京剧、昆曲以及越剧。粤剧的历史最悠久，19世纪中叶已有，到目前为止还有许多爱好者唱戏。京剧的第一个美国“票房”成立于1951年，最近三十年来由于普通话为母语的华人大量移民美国，京剧活动更加繁荣。纽约的“海外昆曲演戏社”成立于1988年，是美国较早成立的昆曲社团。美国唯一的越剧团体，“纽约越剧社”，成立于1991年，说明80年代来自上海附近的移民比较多。(P119～130)流行音乐也显示方言、来源以及阶层的区别——上面已经介绍纽约和纽约附近的三个不同华人卡拉OK社区。
    除了传统和流行的中国音乐外，海外华人很早便受到主流社会音乐的影响并参加多种国际性的音乐和舞蹈活动。1911年旧金山唐人街的男青年们创建了一个著名音乐社，叫做“Cathay Club”，直到1963年还常演不衰。Cathay Club主办了两个美国式的铜管乐队(marching band)、一个美国式的合唱团(glee club)、两个摇摆舞乐队(swing band)，1939年加了一个女子铜管乐队。Cathay Club的铜管乐队被邀请参加唐人街各个大规模的喜庆场合，还经常被邀请为华人葬礼送葬。(P205～206)
    另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美国移民政策的放宽，来自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职业阶层人员大量定居纽约和其他商业中心。由于台湾和香港几十年的中西文化交流，这些移民在亚洲长大时已经接触过西方古典音乐，有不少人学过钢琴、小提琴等西方乐器，也有不少人参加过西方式的业余合唱团(这种合唱团60～70年代在香港和台湾的大学生及职业人员中很普及)。定居美国后，这些职业华人经常要求自己子女学西方古典音乐，为了更好培养小孩的智力，给年轻人提供健康的课外活动以及确认家庭的社会身份——在美国、欧洲，古典音乐一般作为知识分子的标志。他们还成立了不少青年交响乐团和许多业余华人合唱团。 1999年纽约市有18个华人合唱团，其中最早的是1978年成立的“华美合唱团”；纽约附近有另外13个左右。这30多个华人合唱团中，有7个是青年合唱团，也有几个跟当地“周末中文学校”有联系。这些合唱团都有钢琴伴奏并用美声唱法。它们的节目一般包括西方古典歌曲、改编的中国小调、中文赞美歌和现代作曲。在它们的演出中，中国作曲家的歌曲占据很重要的位置。(P143～147)⑧
    我们在东南亚还能看到另外几种音乐文化交流的新颖艺术形式。据新加坡华乐团网站的介绍，该乐团“在肩负起传统文化的传承之际，也以发展和创新为重任，更通过汲取周边国家独特的南洋文化，发展成具多元文化特色的乐团”。20世纪90年代，马来西亚吉隆坡的“DAMA”华乐团进行过多次跨文化形式的尝试。他们与西方古典演奏家、印度tabla(双鼓)家、马来族gambus(弹拨乐器)家以及爵士音乐家合作。同时，其他马来西亚华乐团经常用中国乐器来演奏马来族民歌和流行歌曲。(P117～120)在70年代的缅甸仰光，华人的“西乐团”受到多种的音乐风格的影响：中国五声音阶的小调、美国的几种流行音乐风格(ballad、blues、soft rock)以及缅甸本地流行音乐。他们以这种融合性的音乐演出用普通话演唱的流行歌曲。同时，有不少缅甸本地人开始参加华人社区的商业性演出，促进了跨文化的音乐融合。后来仰光作曲家经常给中国流行歌曲填写缅甸语的歌词并改编成缅甸流行歌曲。这种翻唱歌曲至今在缅甸还很受欢迎，丰富了主流社会的流行音乐。(P41～44)
    中国传统音乐和乐器对其他亚洲国家音乐遗产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尤其是对日本、韩国和越南文化的影响。这些国家吸收大量的中国乐器和乐种后渐渐把它们当地化并创造新的本土音乐，形成他们本民族的音乐遗产。类似的例子在亚洲以外的国家比较少见，但是南美的古巴却有一个罕见的典型例子。19世纪末广东移民把唢呐带到古巴后，古巴东部人喜欢唢呐很热闹的音色并把它借用在当地狂欢节的游行音乐中，到目前为止已有将近100年的历史。古巴人把唢呐称作corneta china(“中国小号”)，早期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唐人街能买到，后来古巴师傅学会自己做，现在经常从韩国进口。(P117)、
    不但是华人的音乐活动和中国乐器在海外经常发生变化及文化融合，而且海外举办的中国传统节日有时拓宽它们的文化范围。华人在美国夏威夷的历史悠久——中国人早在1789年开始移民到当时还是独立国家的夏威夷王国，19世纪后半叶夏威夷甘蔗、大米农场招收了几万中国劳工，其中大部分是广东香山县人，少量为珠三角客家人。(P262)2010年夏威夷州有54861华人，另外还有145611人有部分中国血统，一共占全州人口的14.7％。(P5～6)21世纪初，他们仍保留一些中国风俗习惯，例如清明节。不过夏威夷州府檀香山的清明节受到了当地文化的极大影响，产生了很独特的地方风格。
    2001年在檀香山最古老的华人陵园举办了第149届檀香山清明节。作为一个公开的社区节目，活动主办者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并邀请了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受邀者包括华人社区的知名人士、华人退伍军人、华人选美皇后、当地军方官员以及檀香山的市长等。当年典礼的音乐节目十分丰富，反映了夏威夷州为之驰名的多民族文化——除了广东音乐和中国民歌的演出外，还有用普通话和广东话演唱的流行歌曲、美国流行歌曲、日本太鼓队、美国军队的铜管乐队、美国空军的铜管乐队、“皇家夏威夷铜管乐队”(Royal Hawaiian Band)和一个苏格兰风笛队。
    据主办清明节的一个负责人介绍，请日本太鼓队参加华人的传统节日不存在任何矛盾：“日本人和中国人在夏威夷保持很好的关系，请邻居参加一个家庭活动是好事”。这种原则在夏威夷本地文化很普遍，说明檀香山清明节已经相当本土化了。(P134)2001年清明节结束后，檀香山媒体纷纷报道并赞扬清明节这样显示夏威夷多民族与多文化和谐社会之举。同时，邀请军方官员、退伍军人和两个军方铜管乐队参加也强调了夏威夷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P139)
    21世纪初美国加州洛杉矶规模最大的春节活动也强调了本城市多元文化的特点。洛杉矶的“罗省中华总商会”每年举办唐人街的“金龙大游行”(Golden Dragon Parade)，每年都吸引十万多人沿街观赏。他们邀请了驻洛杉矶中国领事、当地政治家和其他当地知名人士来参加。唐人街的街道比较窄，观众很密集，整个气氛十分热闹。观众来自各种文化背景，表演的节目也显示了洛杉矶的多元文化的特点。中华总商会的目的是为了“强调民族多元性及中国文化，宣传美国华侨的企业”。笔者多年前去观赏，最近四年能看到许多华侨舞龙队、狮子队和武术队，还有不少社区及中学铜管乐队以及个别韩国锣鼓队、泰国古典舞蹈队、墨西哥民族舞蹈队、苏格兰风笛队等多种演出(图2、3、4)。
    五、中国音乐与国际文化交流
    音乐和舞蹈早已作为中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关记载及研究成就十分丰富。由于篇幅有限，我们这里只介绍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部分情况。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表演艺术团出国巡回演出主要是为海外同乡观众服务，例如闽南的多种剧团到东南亚华人社区演戏、广东戏剧团到北美、南美古巴等广东人所在地演出。一直至今中国表演艺术的不少海外演出对象主要是同胞观众。笔者因为20世纪80年代末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时很喜欢听苏州弹词，因此2002年秦建国、沈世华来洛杉矶联合演出时，就抓紧机会去欣赏。当时全场观众只有两个是非华人，节目单全用中文，没有英文翻译，演出气氛与国内相似。中国艺术家及表演团体到海外华人社区演出的历史悠久，到目前为止一直起到一定的跨国联系作用，强调了散居群体跟故乡和祖国的共同语言及文化遗产。
    中国艺术家及表演团体出访国外以外国人为演出对象从20世纪中叶开始成为越来越常见的文化现象。梅兰芳1930年很成功地巡演美国是早期规模很大的著名例子。根据齐如山的阐释，“梅君兰芳这次到美国去，总算大成功了。这不但是梅君个人的荣幸，凡我们中国人都该怎样的喜欢呢!因为这是国际的光荣”。(P1)如众所周知，京剧后来继续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中国传统表演艺术， 20世纪50～70年代在不少外国人的眼中成为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艺术标志。笔者70年代在英国伦敦的童年时期首次有机会听到中国音乐是在观看北京来的京剧团的演出，留下的印象很深。
    近二十五年来，出访欧美的中国音乐家和表演团体更加丰富和多样。英国的“亚洲音乐联网”(Asian Music Circuit)从90年代初开始邀请多样性的中国音乐家和艺术团体到英国演出，例如古琴家李祥霆、琵琶演奏家吴蛮、天津佛教乐团、苏州道教乐团、山西省阳高县的“滑家鼓乐班”、丽江纳西族的“大研古乐会”(图5)、新疆维吾尔族木卡姆团等。同时，荷兰来顿的“中国音乐研究欧洲基金会”(European Foundation for Chinese Music Research)(又名“磬”，CHIME)，为自己的研讨会或者为欧洲不同艺术节也邀请许多不同的中国艺术家和团体，包括几位著名古琴家、歌手龚琳娜和来自中国蒙古族的Urna Chahartugchi、上海江南丝竹业余演奏团、南管乐团、京剧团、山西省阳高县的李家道教乐团及滑家鼓乐班、甘肃省环县的皮影戏班等。⑨德国鲁多尔施塔特2012年举办的“舞蹈民俗节”(Tanz und Folkfest)以中国为“特定国家”并展出了种类繁多的演出，从最传统的演艺到最现代的流行音乐-昆曲、古琴、麦盖提刀郎木卡姆团、黔东南州歌舞团、来自河南的吹鼓班“一家人”、歌手龚琳娜及“小河”(何国锋)以及摇滚音乐队“二手玫瑰”(图6)。⑩
    美国规模最大的民间艺术节，“史密森尼民俗节”(Smithsonian Folklife Festival)，(11)把中国定作2014年民俗节的三个主题之一，表演的节目包括侗族多声部民歌。2002年丝绸之路被定作主题时，民俗节的组织者邀请了一个小规模的京剧团、一个说唱队、山西省的滑家鼓乐团以及维吾尔族木卡姆团来代表中国参加演出(其他代表团来自日本、印度、伊朗、土耳其、中亚几个国家、蒙古、俄国和意大利，另外还有马友友的“Silk Road Ensemble”)。(P90～94)2007年的民俗节以“湄公河”为三个主题项目之一，有来自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和云南的五个代表团。云南的六十多个代表包括汉族、回族、彝族、白族、纳西族、普米族、傈僳族、藏族、怒族和傣族民间音乐家和手工艺人以及两名纳西族东巴(图7)。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欧美民众目前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了解中国音乐的多样性并欣赏各种中国音乐风格，从民间艺人的原生态唱法和古琴的优雅传统，到专业歌舞团的舞台表演和摇滚音乐的活泼气氛。这些海外演出也大量促进了“人对人”的直接交流，提高了中国不同地区在国外的知名度。丽江纳西族大研古乐会1995年首次出国巡回演出回国后，当时中共丽江地委宣传部的和家修部长总结他们在英国多方面的成绩：
    这次丽江纳西古乐赴英访问演出，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其影响将是深远的。通过这一次成功的和轰动性的出访，证明了丽江及纳西民族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已经被引起关注，已经有了自己的显著位置。这次出访的成功，进一步提高了丽江及纳西族在英国乃至西方的知名度，将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丽江旅游业的发展……纳西古乐在丽江曾经被人们说成“几个不死不活的老头子演奏的不死不活的老曲子”，现在纳西古乐好像刚焕发出青春……(P113)
    六、中国音乐在海外的新趋势
    随着各地社会发展及不断变化的文化潮流，海外的中国演艺情况也不停地改变。据报告，菲律宾马尼拉的南管团体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很繁荣，但是由于不同因素，到了1999年，南管在马尼拉已明显衰落。1987年马尼拉“国风社”从福建请了苏诗詠任教，但是90年代前来求学的本地华人不多。国风社甚至提供奖学金来鼓励年轻人加入社里。1999年终于有三个女中学生向苏诗詠学习，但是她们都不是当地华侨，而是福建省来的新移民。马尼拉南管团体的传承前景当时看上去比较暗淡。
    反过来说，20世纪90年代有另一种中国音乐传统在海外个别城市已经开始成较为热门。古琴过去在国外的影响很有限。它17～18世纪经过长崎传到日本后，在比较窄的范围内有了两百多年的传承。另外，20世纪中、下叶有个别的古琴爱好者及专家分别住在欧美不同城市，但是目前的海外琴社主要在90年代才开始正式成立。近十七年至少有下面几个琴社在美国、加拿大活动：北美琴社(1997年于旧金山成立)、纽约琴社(2000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琴社(2004年)、一个圣地亚哥社区琴社(2004年后)、九嶷琴社(2005年、温哥华)、多伦多大学古琴社(2005年)、多伦多古琴社(2005年)、纽约梅庵琴苑(2013年)。(12)
    英国的伦敦幽兰琴社(于2003年成立)特别活跃：他们每年举办六次雅集，一次暑期学校，还有其他活动。他们2013年9月14日举办的雅集有17个节目，11个参与者弹琴、吹箫、唱歌，其中8个是中国人或华侨，1个是日本人，2个是英国本地人。他们最近邀请好几位有名的中国古琴家来演出、参加雅集、给大师班，例如北京的李祥霆、林晨，上海的林友仁、龚一、戴树红、戴晓莲以及成都的曾成伟。(13)除了欧美外，日本有3个琴社—东京琴社(成立日期不确定)、镰仓琴社(2002年于神奈川成立)、畴祉琴社(2013年，京都)；还有因特网上的“国际琴社”(2006年)。在这些国外琴社中，大部分成立于2003年或2003年后，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古琴艺术指定为“人类口传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时候。看样子，海外琴社的繁荣受到了国内古琴文化复兴的影响，再者，因为古琴是“泛华”文化现象，不限制方言或故乡，它很容易吸引中国各地的爱好者以及感兴趣的华侨和外国人。
    20世纪后半叶出现了另外一种新的趋势，即欧美个别大学音乐系建立的中国民乐队。早在1959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当时音乐系创建了一个课外的“Music of China Ensemble”(中国民乐队)，1964年改成正式课程，至1991年由吕振原任教，(14)从1997年至今由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生李琦任教，现在作为我们1989年建立的民族音乐学系很受欢迎的一门课。在系里2013年五月份开的“世界音乐与爵士音乐春期艺术节”有119名来自各系的大学生和研究 生参加演出，从节目单上可以看出，80％左右是华人(即中国公民及美籍华人)，其他20％包括美籍白人、黑人、拉美人和非华亚裔以及以色列和巴西公民。那次音乐会的演出节目多样，有江南丝竹小组、大型民族乐团、“赛马”二胡独奏曲、古琴演奏、古筝演奏、昆曲唱段以及民间舞蹈(图8)。(P18～20)
    有的学生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或者加州长大时学过民族乐器，但是大部分没有民族音乐基础。有的华人是因为对自己文化遗产感兴趣而选修这门课，其他人是因为喜欢亚洲音乐或者想多了解中国文化或者受朋友们的影响来上课。演奏水平较高的学生经常受邀请参加校外的社区活动，例如春节和中秋节的演出，加强了大学跟校外社会的联系。
    其他美国及加拿大大学所建立的中国民族乐团和类似的表演团体不少。例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大学、美国中西部的Carleton学院、美国东北的Wesleyan University和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等学校的音乐系目前都有中国民族乐团，参与者也有华人，也有非华人。美国夏威夷大学的中国民族乐团以丝竹音乐为主(由前上海音乐学院进修生刘长江教)，夏威夷大学戏剧舞蹈系经常举办京剧演出(由前江苏戏曲学院进修生Elizabeth Wichmann指挥)。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音乐系最近几年成立了一个江南丝竹小组和一个山西式的吹鼓班，指挥者因为亲自向民间艺人学过，因此强调比较“原生态”的演奏风格。笔者几年前看到他们演出时，大部分参与者是非华人，演奏水平相当高。目前非华人在国外学中国乐器，参加中国音乐演出，是一个规模虽小，但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在2010年洛杉矶“金龙大游行”中可以看到一个以白人组成的舞龙队(图9)。
    一方面，因为很多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多元文化”原则，因此这些国家的民众有前所未有的机会接触和欣赏不同民族艺术。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最近致力于向全世界积极传播中国语言与文化(例如，经300多个驻外孔子学院的教学及艺术活动)，吸引了更多的外国人学习中文、参加文化交流。近二十几年，有不少音像公司和因特网网站也给外国消费者及爱好者提供了多种中国音乐方面的资料。(15)同时，国际舞台上颇有影响的中国和华侨音乐家把中国传统音乐与乐器和非中国的音乐因素混合，创造带有中国味道的新声音。周文中、谭盾、阵怡、马友友、吴蛮等著名作曲家和演奏家可以作为代表性的例子。在不少方面，中国演艺的国际化已经初步形成。
    结语
    海外的中国音乐现状涉及音乐人类学的几个重要概念，尤其是“散居群体”(diaspora)及“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强调人与音乐的流动和文化联网的建立。据郑苏建议，由于我们现代世界越来越发达的交通与通讯条件，现在迁移新的国家不是一次性的旅行，而是“建立散居联网连续过程中的第一步”。(276)在她所研究的纽约华人音乐家中，“跨国流动从头开始是多方向的”：这些音乐家靠着个人、社区、祖国以及新国家的联网，有时在纽约跟访问团体合作演出，有时回中国的大陆或台湾或香港演出、录音，有时到东南亚、日本、欧洲参加艺术活动。(P278)
    21世纪初的因特网及其他现代媒体也提供了很方便的交流条件，但是这不是完全新的现象。20世纪中叶的跨国电台广播及唱片市场也提供了不少音乐流动的机会—我们可以提到旧金山金星公司的北美、南美顾客及香港音乐界的联系，也可以提到南管当时在东南亚的流动。一个散居群体的跨文化和跨代的联网也能够大量影响它的传承前景以及发展机会。音乐家个人跟他祖籍和社区以外人的关系通常也很重要。据汤亚汀总结，“散居群体的音乐创造也不简单，包括形成的方式与历史、活动与风格选择，具体如演出人员的组成是清一色移民?还是混合了其他散居群体等非本民族的参与者?”(P307)(16)海外中国音乐史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移民历史、不同国家对移民和多元文化不断变化的态度，以及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归属感、认同感、客观条件和审美选择。
    注释：
    ①在撰写这篇论文的过程当中，我得到了李琦教授、王樱芬教授、荣鸿曾教授、Liv Lande博士及Aaron Bittel先生的热情帮助，在此特别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②由于篇幅有限，我们无法详细介绍各地华侨社区的历史及现状。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Lynn PAN编)提供比较全面的概述。
    ③1992年荣鸿曾编的Association for Chinese Music Research Newsletter(中国音乐研究会通讯)，第5卷，第2期，很粗略地介绍了太平洋部分海岛的华人音乐概况。还有很少量的有关欧洲和澳大利亚华人音乐的资料，但是拉美和非洲几乎是一个空白。相对来说东南亚和北美的资料丰富多了。
    ④法国巴黎的潮州华侨也成立了一个“巴黎潮州音乐社”(Association de Musique Teochew de Paris)，有关记载很少，网站为：http：//.
    ⑤1943年美国1882年的“排华法案”被废除，1965年制定的“移民法案”终于保证平等基础上的移民机会(Lynn PAN编：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P265-267).
    ⑥笔者1999年收藏了金星公司的剩货和几年的业务往来信函。在初步研究过程中，得到了下面几个研究生的帮助：Nicholas Bergh、Andrew Miller、Charles Sharp和Connie Wong(黄爱恩)。
    ⑦50～60年代，有的仰光华侨另外用音乐演出来表达他们的政治信仰，例如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华侨演唱“歌唱祖国”、“黄河大合唱”等代表性作品(参考文献P31-35页)。
    ⑧旧金山湾区也有不少类似的合唱团(参见参考文献)。旧金山湾区“龙吟合唱团”(1973年成立)的网站提供自述(http：//)和节目单及录音(http：//).
    ⑨“磬”网站：http：//。这些演出都由笔者亲自看到。
    ⑩TFF Rudolstadt 2012 Programm。笔者亲自看到了这些演出并在该艺术节的古琴演出吹箫参加琴箫合奏。
    (11)关于史密森尼民俗节的历史与特点，见李海伦著：《纵观美国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节&mdash ;以史密森尼民俗节为例》，《中国音乐学》2012年第2期。
    (12)“List of Guqin Societies”，http：//wiki/Listofguqinsocieties。这个网页也提供每个琴社的网站。圣地亚哥两个琴社的消息来自私人电子邮件及笔者亲自观察。
    (13)见伦敦幽兰琴社的网站：londonyoulanqin.
    (14)吕先生1931出生于上海，1954年搬到香港，1957年迁移南美巴西，1959年来美国，2007年在加州去世。他为优秀的琵琶演奏家、古琴家。见“Tsun-Yuen Lui Retiring After Thirty Years in Ethnomusicology at UCLA”，http：//?option=comcontent&view=article&id=995：lui&catid=93&Itemid=226.
    (15)例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有几个外国CD公司发行了中国“原生态”民间音乐的好多录音，陪着外文说明书，如：Ocora(法国)、Pan(荷兰)、Nimbus(英国)、Ode(新西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