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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生存困境的时代书写的艺术性

发布时间:2015-08-13 09:16

 新世纪对底层生存的关注,逐渐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文学潮流。这些作品的人物和生存环境是今日中国的另一种写照。他们或是普通的农民、工人,或是生活在城乡交界处的淘金梦幻者。他们有的连起码的生存都不能满足,有的则在城乡交界处奋力挣扎。对底层人民的书写形成一种新的叙事潮流,即“底层叙事”。所谓 “底层叙事”,“主要指一种关注社会底层民众生活及其疾苦的创作意识,以及由此体现的叙事状况,涉及到题材、主题和价值评判等具体问题。从新世纪小说‘底层叙事’的题材来看,关注底层民众尤其弱势群体的生存景观及其命运,无疑是其首要特征。”老舍小说对城市贫民生存的真实写照是一种底层精神的介入,无疑,他的小说叙事是一种典型的“底层叙事”。
  一、底层形象的塑造
  老舍用饱醮血泪的如椽之笔,为我们塑造出一批挣扎在底层的城市贫民形象。人力车夫是老舍塑造的最为震撼的底层人物形象。人力车夫的生活自“五四”起就是进步文坛的热门题材。这种题材与老舍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发生了重大的突破。在其最早的长篇《老张的哲学》里就写了人力车夫赵四的侠义,三十年代的《黑白李》写了人力车夫王五的憨实,四十年代的《四世同堂》又写了人力车夫小崔的刚直和民族节操。而《骆驼祥子》中的主人公祥子是最具代表性的。
  在对祥子不幸遭遇的叙写中,作者特别注重性格的刻画,强有力地体现出悲剧意味,这些是通过主人公“精进向上——不甘失败——自甘堕落”的命运三部曲展开的。祥子除了有健壮的体魄外,还有农民的纯朴和狭隘,他勤劳、节俭、要强,具有骆驼般的坚韧,他的人生理想是能有一辆自己的车,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经过三年的辛苦奔波,拥有自家车的目标实现了,但只拉了半年便被大兵抢走,他侥幸从军阀部队逃回,再次振作起来为买车而奋斗,但就在他的希望快实现的时候,血汗钱被孙侦探勒索一空。走投无路之时,虎妞的纠缠给了他更大的灾难,不仅使他的名誉受损,而且还必须服从虎妞的好逸恶劳的坏习惯。虽然他用虎妞的私房钱又买了一辆车,但是虎妞在肉体和精神上对他的折磨与控制使他困惑迷茫,虎妞难产死后他又不得不把车卖掉。灰心使他变得油滑起来,他开始追求金钱与享乐,喝酒、吸烟、赌钱甚至下贱地接受夏太太的引诱,成为一个十足的刺头。后来遇上了好心的曹先生,他又振作起来把善良的小福子接来一起生活。但小福子的死摧毁了他生活的最后信念。小说真实地揭示了一个破产农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社会抛入无产者行列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毁灭的悲剧。
  作家在小说中还写了同样具有悲惨经历的车夫二强子和老马。有人说,老舍写的故事太苦,太没希望了。但老舍当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现实,“他无法从自己所描写的悲剧性的社会冲突中,作出一个积极的结论;他只能是旧世界的严峻的揭露者,而没有进一步成为新生活的充满信心的指导者。小说所反映的是那些还没有找到出路的城市贫民痛苦彷徨的思想情绪”。
  艺人也是老舍特别关注的底层群体。 中国新文学以艺人为主人公的、写江湖艺人的作品并不多。老舍的亲朋好友中就有卖艺的,唱戏的,做票友的,开镖局的,老舍心中装着他们。通过写他们悲惨的卖艺故事,帮助我们读懂那个时代。神枪沙子龙与他的徒弟们、小文夫妇、鼓书艺人、秀莲、破风筝、方珍珠等的生活原型,都是当时北京城里人们时常碰到的没落旗人。描绘旧时代下层艺人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鼓书艺人》。小说描写了在战争中流徙到重庆办书场的方宝庆一家的痛苦和厄运,表现了对民间艺人的由衷的同情、理解和尊重;同时,又通过描写方宝庆、秀莲、琴珠不同的性格、志趣、情操和命运,揭示了这些被上流社会所歧视的人的清浊不一。方宝庆是地道而正派的艺人,他勤敏地筹办书场,谦卑地应付权势人物和流氓地痞,息事宁人地处理同行间的猜忌与拆台。他圆中有方,自爱自重,教育养女“ 卖艺不卖身”。养女秀莲生性聪明,心地单纯,好学上进。但当她到补习学校学习,却被一些不三不四的同学鄙视为“贱业中人”。后来爱情受挫,理智约束不了青春的感情,受到特务的欺骗和凌辱。另一个年青女艺人琴珠被父母当作摇钱树,自甘沦落,卖艺又卖身,甚至“嫁”给发国难财的黑市商人,为父亲赚取巨款、大烟土和美制卡车。作家以极大的关心和同情,描写这个被歧视、被腐蚀、受压迫、受凌辱的下层文化群体,既揭示了以进步的思想、品质和趣味改造他们的必要性,又揭示了他们中存在的厚道正派、颇堪改造的一面。
  老舍还塑造了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妓女形象。按照传统观念,失身已是女子的大过,卖身更是千夫指万人唾的勾当。但老舍的作品对她们表示了宽容,甚至很大的同情!老舍笔下的风尘女子有谭玉娥(《赵子曰》)、“我”(《月牙儿》)、“她”(《微神》)、小福子(《骆驼祥子》)等,甚至还可以算上沈凤贞(《新时代的旧悲剧》)、尤桐芳(《四世同堂》)。那些理想女性如韵梅等大都苦尽甘来,结局美满;那些独裁者和摩登女性如大赤包、柳屯的、《阳光》中的“我”、《四世同堂》中的招弟等则走向毁灭和灾难,受到惩处。对这些风尘女子,老舍大都送她们走向死亡,如小福子,《微神》中的“她”,甚至连尤桐芳也不让她活下去;《月牙儿》中的“我”虽没有死,却被关进监狱。《微神》中的“她”纯洁善良,活泼可爱,虽向往自由爱情,但遵守礼教规范,为养活父亲被迫嫁人甚至沦落为风尘女子后,还忠实爱情,至死都想着早年的恋人;《骆驼祥子》写小福子,“她美,她年轻,她要强,她勤俭”,但罪恶的社会剥夺了她做人的权力和尊严,让她们的灵魂一直在地狱中备受煎熬而永无超脱之日。对这些风尘女子,作者以饱含血泪之笔展示其悲剧人生,谱写了一曲凄惨的女性悲歌。
 这是一组弱势群体,他们悲凉处境反映了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由乡村向城市转型过程中的一切痛苦与裂变,显示了老舍对现代性的清醒认识与合理反思。这一个个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带给我们的震撼是多方面的。
   二、底层命运的悲剧书写
  作为一个有着辛酸的城市底层生活经历的满族贫民作家,老舍真实地再现了旧北京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悲苦。小说运用大量笔墨描写了祥子落脚的大杂院的环境及人们的生活。大杂院住的都是穷人,他们的职业五花八门:拉车的,捡破烂的,卖苦力的,当佣人的……大都是一家老少住一间房子。春天墙上往下掉土,夏天热得像火笼,冬天冷风穿墙而过。院子中到处是炉灰、尘土、脏水、鸡毛、蒜皮,到处弥漫着腥臊味。这里没有一点娱乐和其他精神生活,有的只是男人的打骂声,女人小孩的哭喊声,老人的呻吟声……这一切都真实的再现了旧北京地区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悲苦的命运。
  《月牙儿》、《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是老舍最为集中地反映城市贫民悲剧的小说,虽只有一短篇、一长篇、一中篇,却能全面反映那个“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的悲惨世界,而且城市贫民中最底层的娼妓、车夫、巡警、艺人都得到了集中体现。《月牙儿》中的弱女子,七岁丧父、八岁出入当铺。小学未毕业,后爸抛家离去,母亲沦为暗娼。为了生计她几经挣扎,最后沦落走上了母亲的老路,二十岁不到就青春耗尽。祥子十八岁进城拉车,多年的苦与累没能换来属于自己的人力车,没能品尝爱情的甜蜜滋味,没能组成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更没能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正当壮年却经三起三落已堕落为走兽和末路鬼,人未老而心已死。《我这一辈子》中“我”书读得好字写得好却只能当学徒,苦学了手艺却混不到饭吃只能当巡警,卖最大的力气,陪十分的小心。服务了二十年,到老了却丢了差事,才五十岁就就走上绝路等着饿死。三部小说都只重点反映了他们各自的一段经历,可合起来正好反映了城市贫民少年——青年——壮年——老年的完整的人生悲剧。
  《月牙儿》中母女两代虽经历不同,但命运相同,女儿受过教育,且年轻貌美却也不得不承认只有母亲的路是唯一的。《骆驼祥子》中老马、祥子、小马这老、青、幼三代都无法逃脱那个天罗地网。《我这一辈子》中父子两代都无法摆脱那个怪圈,父亲尽管有本事、又聪明,能识文断字,能得风气之先多学几样本领,能不失时机地调整自己的目标改变自己的策略,可是“智慧聪明”救不了他 , 最后不得不承认年头儿的改变不是个人所能抵抗的,只有走上那条早就预备给城市贫民的巡警路。父亲特别害怕儿子走自己的路,但儿子最终没能逃脱当巡警的命。方秀莲(《鼓书艺人》) 想清清白白地卖艺,但后来还是没有逃脱“卖艺又卖身”的命运,应验了方二奶奶的话:干咱们这一行,是清白不了的。作者正是通过几代人的共同命运体现出了悲剧的世袭性,甚至带有宿命的悲观论。
  老舍还通过其它作品中相同职业的城市贫民的共同命运,揭示了他们悲剧的普遍性。沦为娼妓的贫困女子不只是《月牙儿》中的母女,还有谭云娥(《赵子曰》) 、小福子(《骆驼祥子》) 、宋凤贞(《新时代的旧悲剧》) 以及《微神》中的女主人公。车夫中除了《骆驼祥子》中的车夫们外,还有赵四(《老张的哲学》) 、春二(《赵子曰》) 、王五(《黑白李》) 、老冯(《哀启》) 以及小崔(《四世同堂》) ,他们虽然经历不一,性格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无法摆脱受穷受苦的命运。不像其他作家笔下的巡警往往都是政府的爪牙,老舍笔下的巡警都是城市贫民出身,都是有良心的“爪牙”,为了生计不得不充当政府的工具。他们既得不到一般劳动者的理解,也得不到统治者的赏识,处于两头受气、费力不讨好的尴尬地位,《我这一辈子》、《哀启》、《四世同堂》、《骆驼祥子》中的巡警都是这样。他们只好以“混”为哲学,以“抹稀泥”为准则,但依然逃不出受苦受累的命运。
  参考文献:
  李运抟.文学与民生疾苦——新世纪小说“底层叙事”的社会意义.理论与创作,2007(5).
  曾广灿,吴怀斌.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文学评论,19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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