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批评”到“哲学批判”的过度

　　一、走出“新批评”的桎梏
　　詹姆逊教授曾经在他的经典性著作《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表示：“作为文学批评家，我认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从作品文本的句法分析开始评论”。这一说法源于新批评派的主张。新批评理论立足文本的语义分析，注重文学的形式研究，即从审美自治角度加强对文学深入探讨，提出文学本体论的研究路线。作为一种重要文学理论研究范式——新批评缘起于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形式主义研究，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英国，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美国文学研究界出现蔚为壮观、波澜壮阔的新批评景观。从二十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伴随新左派的出现以及欧陆人文研究传统的传入，渐渐衰落。
　　詹姆逊诞生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中期，作为一个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他经历了较为独特的思想历程。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在美国文坛占统治地位的是以对文本的语义分析为主的新批评派。20世纪50年代末期，詹姆逊在读博士期间曾经留学德国与法国。这时期正是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流行德法之际。因此，尽管在导师奥尔巴赫与斯皮泽相关的新批评文体学影响下，詹姆逊完成了博士论文《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1961年出版）。但是，德法的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思想已经在其中形成一种明确的反动因素，使这样一本著作明显带有反对文学常规，反对文体学霸权模式色彩。其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高潮，出现新左派，再加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性质的越南战争运动高涨，詹姆逊也开始投身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之中，并写作了反映黑格尔与马克思辩证传统的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形式》（1970年出版）。
　　在《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辩证传统，阐释美欧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时，介绍了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布洛赫、卢卡奇、萨特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形成了自己较为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这些思想帮助他走出新批评模式的以文本分析（对作品进行语义分析）为中心的批评视界，也为他日后确立起“人学批判”思维路线开辟了思想道路。后来不久，他自发地以自己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思想诠释批判了法国的结构主义思潮，写作了《语言的牢笼》（1972）。并于其后，较为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进行思想研究，发表许多理论探索与文化研究作品，进行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实践，写作了关于魔幻小说、电影、绘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文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帝国主义、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新左派等领域的重多文章（其中很多篇章收入了《理论的意识形态》一书）。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文学的“政治无意识”理念，认为文学是对社会的表征，文学研究应该摆脱“新批评”模式而走向更加广阔的文化批评。
　　二、“文化批评”的不断深入开展
　　20世纪70年代，詹姆逊自觉地以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来审视文学文本以及电影、绘画等艺术，以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帝国主义、新左派、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等现象。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发现政治无意识无处不在，在文学中也不例外。于是，在跨越了整个文化经验领域的思考基础上，提出文学的政治无意识本质观点，自觉的写作并在1981年出版《政治无意识》。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指出文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进而提出文化批评观点，走上关注文化文本的研究道路，这样一来，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其文本的关注到对重要的文化文本——电影的关注，再走向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关注，便成为一种自然。
　　《政治无意识》是詹姆逊对20世纪80年代之前自己马克思主义文学批判思想的总结，可以说是其文学理论研究历程中一部成熟的文学方法论著作，也是其思想成熟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其中包含对文学形式历史的较为系统的思想创见。正是在这部著作中，他树立起来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批判的文学研究与其他社会文化批判理念。政治无意识理念确立起来之后，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以及电影工业等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的自己较为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审视（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观我们将另文探讨）。1982年，在韦特尼博物馆讲座上詹姆逊作了《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的演讲，形成了对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基本看法，并在后来发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詹姆逊以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将后现代主义归结为一种文化要素，即后现代是一种文化“要素”，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可以容纳那些残存的或突然产生的反对它的种种文化形式的系统。“在这部著作中，他把晚期/多国/消费资本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经济基础的重要参照，后现代主义文化是这个总体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分期。”《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发表，标志其独特的后现代主义思想观点逐渐树立起来，也真正拉开了其著名的文化批评大幕。
　　《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发表之后，他将研究目光投向远距离纯文学文本较远的影视作品，并在1990年、1992年分别出版了专门性较强的影视研究著作《可见的签名》和《地缘政治美学》。其后，进一步关注社会文化现象，将自己的思维视点从文学文本扩展到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种种社会文化现象，并于1998年出版《文化转向》，明确指出自己演变成为了一名文化批评家。在这样的一个研究过程中，一种社会人学的批判思维逐渐树立起来，为其新世纪思维观点的进一步突飞猛进——转移到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现象的关注提供了可靠保障。
　　詹姆逊1980年写作《论阐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出版《政治无意识》，确立起相对较完备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观，逐渐将思维视域转移到对文学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上，受欧陆法国后现代主义以及德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影响，开始考察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逻辑——后现代主义。如美国新左派主要代表佩里·安德森所言：“没有哪个作 者像詹姆逊那样深入探讨或全面研究后现代的文化、社会一经济和地域一政治层面的理论。”（见佩里·安德森1998年春为詹姆逊的《文化转向》所作《前言》）在詹姆逊看来，文艺的奥秘在于社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文艺。因此，在詹姆逊的理论研究中，文艺研究与社会历史本质发现并驾齐驱。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主要的内容是后现代主义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非常关注社会历史文化发展。将文学研究放进广阔的社会文化历史视域进行深层结构的思想透视是他一贯做法，在这种对文学的社会本质透视过程中，逐渐将思想视点集中在对后现代主义的本质思考。
　综合起来看，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透视即其卷帙浩繁的“文化批评”创作可以划分为这样两个阶段。第一，历史化分析与意识形态考察阶段，即如同对现代主义进行历史化分析以及意识形态考察一样，将后现代主义文化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来审视，将后现代主义视为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表征，其代表著作为：《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后现代的诸种理论》《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第二，结合社会文化、艺术现象变化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深入的思维考察与性质批判（代表著作：《后现代的诸种理论》《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后现代性中形象的转变》《艺术的终结还是历史的终结》）；此外，还有进行社会精神变革实质发现即逻辑分析，例如：他在《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中指出：“我们已经看到了后现代主义复制或再造——强化——消费资本主义逻辑的方式；而更为有意义的问题是，它是否也有某种抗拒那个逻辑的方法。”其中已经包孕纯粹哲学批判的影子。
　　三、“现代性”的哲学批判
　　当资本主义的政治诡计、暴力色情等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淹没思想启蒙的伟大、“法国大革命”的崇高，人们内心开始重新渴望现代主义及其乌托邦——现代性。20世纪末米勒、布鲁姆等人对“回归经典”的号召成为后现代主义之后——“新美学”理想的最高呼唤。历史进入21世纪，詹姆逊针对这些精神现象的变化，仍然不断深化自己的理论研究，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实现了巨大思想跃迁。
　　在西方思想者看来，“现代性源自启蒙主义，它所基于的原理是对进步的信念且相信人类理性可以并应当改变世界”。在西语里，“现代”是同“传统”相对的一个概念。依照黑格尔的世界万物相反相成辩证而生的原理，现代不能脱离传统而存在，在传统中一定有现代的影子。依照胡塞尔的“现代”是对“古代”特别是古希腊传统的复兴理论。当我们翻开西方文化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性假如是以理性为内核的话，一定就是涵纳了超验想象、先验规定、经验分析、情绪体验的主体性焦虑——人的亘古不变的“存在焦虑”。依照这一视角，我们可以想见，现代性蕴含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中，而不是“现代主义”的简单精神表征。依此，我们可以推翻詹姆逊20世纪80年代甚至20世纪90年代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比如他肯定地说现代主义是对现实主义的一种时间性超越、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对现代主义的空间性超越）。假如现代性就是人的主体性的焦虑，是人关于生存与生活的一种整全性的存在焦虑。那么，依照詹姆逊的文化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的理论观点，我们就可以说无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文化都是对启蒙运动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超验想象、先验规定、经验分析、情绪体验等象征行为，均是现代性的表征，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性缺失”与“空间性变换”的根本差异，那种关于时间与空间的“书写的差异”的断想实际只是德里达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景观的一种描述或曰社会象征行为，并不是真正的真理解读。
　　后现代主义文化，也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在詹姆逊看来，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这样一种文化反映的正是资本主义经历民族市场时期、帝国主义垄断时期之后的最新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后工业文化即信息传媒技术获得大发展，视像文化获得大流行，崇高批判文化传统正在被淹没，代之而起的是臣服于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个体下的快感评判的文化——大众文化流行。拯救人们于大众文化之水火的现代性焦虑——乌托邦成为后现代主义之后文化的主要特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之后，处于核心文化地位的仍然应该是这种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乌托邦叙事。在我们看来，这些无疑是进步而正确的社会思想文化观点。究其原因，无怪乎这是蕴含着马克思现代性的社会批判的合理思想内核的一种文化批判。这不禁让我们联想，詹姆逊在资本主义横行的全球化时代，在世界全面进入资本主义笼罩时代究竟坚持了什么思想？
　　詹姆逊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坚持马克思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特别是生产方式变革与经济形式变迁决定文化样貌作为批判的出发点，发扬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判思想，坚持的是乌托邦批判。乌托邦批判来源于社会主义理论，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批判是科学的资本主义批判，在对资本主义批判过程中坚持了空想社会主义时代的乌托邦思想。今天，在对全球化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依然应该坚持马克思的乌托邦批判视角，应该把这样的批判作为批判的思想基石。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现代性以理性为核心要素，通过对理性的分析我们看到，理性不反对超验的想象与先验的归纳，理性是有目标的，也一定是先验的归纳与超验的想象。詹姆逊的全球化批判理论不同于后现代主义“解构”特点的文化理论，与哈贝马斯提出社会交往行动理论一样，直接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实文化困境找来救命稻草——历史化的眼光、乌托邦的想象，表现出比较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的批判文化特征。此外，这种理论与晚期德里达的思想也非常一致。20世纪90年代，德里达开始寻找“解构思想”的理论前提，最终将 正义，将马克思以及莎士比亚等人的现代性幽灵思想作为自己思想的始源。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詹姆逊的现代主义追问——现代性哲学考察是伟大的，即：21世纪来临之后，尤其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逝世之后，其关于现代性的哲学批判有巨大精神启示意义。
　　四、詹姆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特点：“理论仍在途中”
　　早在1985年秋，詹姆逊曾经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讲学，将后现代诸种理论带入中国；2002年7月，詹姆逊再来中国，在华东师范大学为作了题为《现代性的幽灵》的演讲。从这两种演讲的对比中能发现其关注点的历史变迁。作为一个思想家，詹姆逊为我们不断提供崭新的学说与理念。他是一个不断进行理论探索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理论仍在途中”（1995年语言学会上与张旭东的谈话中提及）。他的理论睿智而深刻，内容丰富、精神厚重。综观其历程，1961年出版《萨特》之后，思想开始发生转向，即：20世纪60年代开始倾心马克思主义研究，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20年时间，先后出版梳理美国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批判研究结构主义并出版《语言的牢笼》，1980年出版比较成熟的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的《政治无意识》，并从此走上广阔的文化批评思想道路。
　　詹姆逊是个非常勤奋的学者，我们在各个思想领域均能见到他的身影。无论是新批评、还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德法晚期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人类学、民族学、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等等人文社会学术领域都是他思想泛舟之所，思考对象遍及文学、政治、电影、建筑、服装等诸多社会文化。詹姆逊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不断把异国思想引入美国，一方面从其理论发展本身探讨揭示其实质，一方面用来思索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情况。他的学术兴趣广泛，学术态度明确，学术思想稳定，我们能说他的理论研究在“文化转向”（具体应该说“转向文化批评”）之后（从《政治无意识》出版开始）就不再思考文学及其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仍然写作多篇关于文学及其理论的著作。关于文学的政治表征理论之作——《政治无意识》出版之后，文学还有其他文化现象均成为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思考与批判对象，变成他了解并把握社会发展状态的媒介。批判视域扩大，他并没有就此不关心文学。相反，他开始在更广阔思想视域中关心文学。
　　此外，詹姆逊不断在“武器的批判中”锻造改进“批判的武器”。这一点可以从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不断发展中见出。“理论仍在途中”是他对自己的理论研究的总结，也是他学术思想发展变化的真实写照。在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然而，这是他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接受开始进入马克思主义思想世界，但不断接触新思想，革新变更时代进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结果。就拿在《政治无意识》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说吧，基本上可以说是德法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思想是他在批判地接受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断地汲取德法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想、批判结构主义思想，包括深入考察巴尔扎克等作家的反资本主义进步思想实质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我们通常把他的思想称为与空洞人道主义相对的历史主义思想，实际，本质上可以说是人道主义的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詹姆逊主张综合，向往一种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具体的乌托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简单割断历史，或是不要乌托邦的历史终结的观点。
　　詹姆逊始终在文化与文学、文化与哲学的交相辩证批判中进行时代精神的发现工作。这样的思想的形成有着强大的学术背景，它扎根于他广泛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研究。他对文学、电影、建筑、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均能提出时代进步的文化认识理念是建立在他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石上的，同理，其厚重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也离不开他对广泛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的深刻理解。他从不放弃把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作为自己思想批判的对象，而且不断地站在时代的思想高度不断反思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等历史思潮。因此，不断推陈出新，使自己“理论仍在途中”。在他看来，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反思，全身心投入到对文学以及其他社会文化文本的批判的时机远未到来，或许永远也不应该到来。理论就应该永远在途中，就应该成为“语言警察”，并永远忠于职守；理论家就应该成为正确思想的忠诚卫士，应该成为时代思想不断进步的推动者。他的思想丰富而具体，他的理论深刻而符合时代期待，生命不息，创造不止，我们永远祝福詹姆逊，祝福他的理论。
　　詹姆逊是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们也应该看到，他所思考的问题是从西方的历史发展，特别是美国的历史变化出发的，虽然考虑到世界各国人民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应该出现些新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从居高临下的美国资本主义语境出发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预见。因此，就像不能期待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列宁、斯大林给我们提出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问题的解决办法一样，我们同样不能期待詹姆逊的理论对我们民族文学与文化发展建设（即使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带来太多的指导意义。我们的文学与文化理论要依靠我们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依靠我们对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差异的把握，依靠我们的勤奋思考与不懈努力探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帮助我们在走自己的道路的时候减少曲折，更加顺利。我们应该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合理内核的汲取中，密切关注中国变化的事实，关注中国的理论，反思中国的理论，发展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学、文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