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作家的民国叙事及其意义和价值

　一
　　在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作家中，江苏作家黄孝阳算得上是一个有抱负、有才情、“喜新厌旧”的作家，他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能带出一种新的小说形制或文学形态，从《遗失在光阴之外》到《阿槑历险记》，从《人间世》到《旅人书》再到眼下这部《乱世》，作品风格的迥异，作品系谱线条的起伏，即使熟悉他的人都会备感讶异，同时更佩服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这股持续的探索和热情的“折腾”。作家不满足传统和前辈，甚至不愿重复自我，从而不断颠覆既往写作路数和向度，诉诸更新的写作方式和目标，这种“折腾”无疑具有可喜的探索精神，是作家对自我风格化的警惕。《乱世》无疑是孝阳“文学折腾史”中相当重要的一部作品。
　　《乱世》最初名为《一个人的战争》，后改名《民国》，出版时改成《乱世》，小说几易其名，三易其稿。它讲述的是民国故事，以国军营长、抗日功臣刘无果1946年回乡追查大哥刘无因的死因作为中心线索，以此勾勒出民国社会的政治图景：多种政治力量、帮派之间扎根南坪县，各色人物和势力竞相渗透，彼此之间钩心斗角，相互攻讦。从而以刘无因一案作为主轴再现了复杂交错的案中案、谜中谜，以及纷乱、血腥的民国乱世。这是一部很好看、很耐看的小说。熟悉《旅人书》的人都知道，《旅人书》是一部充满理趣和思想，交织着文化隐喻和现实症候的巨型文本。相对于《旅人书》的“加法”叙述，《乱世》则是做的“减法”，这种“减法”意味着作者有意识的“后撤”。尽管《乱世》仍然葆有孝阳对权力、生死、宗教等范畴的热情的言说，以及语言上的精致和结构上的俄罗斯套娃式的繁复，但《乱世》回归了有趣跌宕的故事，形象鲜明的人物，错综复杂但盎然有趣的情节线索。如果从写作目的来看，《乱世》究竟意在何为？作家本人给出的解释是：“我再回想撰写《乱世》的动机，视角会更加多元。比如，我自认为是一个有文学才能的人。我想证明这一点。所以它显得很奇怪；比如我渴望得到智性与德性双方面的奖励。智性方面，我试图邀请读者与我对弈，我在文本中留下了足够多的草蛇灰线；而在德性这块，我通过某几个人的价值判断，给出了我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在复制成灾、文学面孔趋同的当下，孝阳拒绝加入众声“合唱”的写作，选择了一种有难度充满智慧的小说叙事。《乱世》是一次艰苦而复杂的写作，显示了孝阳对现代性叙事的苦心经营，显示了他开放式的文学理想以及小说的智性。
　　从小说的叙事来看，《乱世》无疑有着现代性向度的诉求。阅读《乱世》，首先遭遇的是开篇长达四页纸的“楔子”。“楔子”是古已有之的一个叙事手法，在中国传统戏曲中放在两折之间衔接剧情，在明清小说中，常常放在篇首交代剧情。那么，《乱世》中，在这个民国故事的整体叙事之前，小说设置了一个关于这个故事的前史和诞生由来，其作用有交代剧情之用，但似乎不仅仅是交代剧情，因为女作者之死，小说是残稿等这些内容与剧情并没有直接关联。那么，如何理解楔子，如何理解楔子中这个身份不明、死因不详的女作家，如何理解小说的结尾，成为我们首先应思考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个女作者很可能就是作家的一种自比和另一重人格。作为写作者，这个只在小说的楔子中飘忽而至，而又倏忽走向死亡的女作家，她的身世和背景我们知道不多，但她是一个敏感的人，是一个也许遭遇了挫折、经历了荣光的人，在创作了这部残本小说后，她选择了自杀。这种肉体清零和告别生命在小说的叙事层面并不惊心动魄，在世俗中并不会激起多少波澜，然而，对于敏感的写作者，一定是在内心经历了暗流涌动、波涛汹涌般的挣扎，对于女作者和孝阳，大概都会有这样的过程。对于像孝阳这样一位视写作如生命的作家，让一个《乱世》的文本层面的写作者，瞬间逝去，无论如何不是一个随意的叙事行为。我认为，女作者是作家的一个影子，是作家隐喻化的自我。女作家遭遇的生的无力感和肉体清零的选择，是孝阳关于生死命题的一种文学延伸。熟悉孝阳的人知道，他是一个具有哲学家气质和关乎哲学命题的作家，他的文论，他的访谈，他的自述性文字，以及很多小说都在专注地思考着生死，思考着作家如何用文字安置生死，如何抚慰生的迷茫和死的痛楚。女作家没有完成自己的小说而卧轨自杀，这种决绝和大时代下人的无力渺小，是孝阳对作家个人甚至作家群体命运的一种悲观或夸张的叙事。简言之，女作家的命运有孝阳身为作家的夫子自道，女作家的残稿以及被编辑所忽视的现实，与当下社会中作家处于普遍的边缘化和有意识的遗忘的处境，具有一种隐秘的对应关系。
　　孝阳非常看重叙事维度的多样性和事态走向的多种可能性。这种创作的诉求甚至表现在他对小说的楔子、尾声、跋这些细小环节的经营上。他自己说：“序与跋无非是一个供众人辨认我脸庞的标签，除了满足一些廉价的好奇心，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又有什么意义呢？”《乱世》如果跳过几千字的楔子、跋，直接进入故事，这个民国司法黑幕的故事照样会熠熠生辉。但孝阳选择了复杂，写了一个不知身世的女作者的死，并且不厌其烦地在尾声和跋中告诉读者自己对这种现代性叙事向度的理解。小说是在第二十章，即七顶山土匪联合城中袍哥会攻打南坪县政府的纷乱战火中结束的，第二十一章是编辑朋友（当然是小说虚拟的另一个人物）自己续写的。也就是说，在小说的原有叙事结构上，呈现了某种断裂——这种断裂当然是孝阳自己的有意为之，这种断裂用孝阳的话说是为了让读者“从一个大家都听起茧的套路中跃出，跃至一个广阔丰饶处”，女作家的“残稿”中断了小说的自由逻辑，使小说叙事逻辑不再理所当然或理应如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数。“编辑朋友”参与了第二十一章的书写，其实，每个读者何尝不可以继续书写二十二、二十三章，直至无穷呢？因而，序、结尾和跋对于《乱世》，对于孝阳是必不可少的，在这里面，蕴含了孝阳对现代性叙事的一种渴望和实践，这种努力针对的恰恰是要反叛经典的现实主义叙事逻辑和传统的叙事结构。因而，打破传统的封闭式、起承转合、有始有终的叙事结构，呈现叙事的多种可能性，甚至吸引读 者参与残稿之中，对没有完成的叙事内容和人物命运结局进行个人化的阐释，这是这篇小说借助于楔子、结尾和跋所要达到的另一叙事诉求。
　　二
　　解读《乱世》，“故事”是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在《旅人书》中孝阳对于故事已经开始启用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方式了，因而，《旅人书》中的故事要么是抽去了逻辑关系的事象呈现，要么是因果中断的断片，或者是高度哲理化、象征化的抒情议论的载体。而《乱世》中的故事则呈现出明朗、具体、生动的特点。故事在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中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但区别在于呈现的方式不一样。“传统故事的元素，如事件、情节、人物、环境都很集中，有场景感，活动方式，有连续和冲突，有发展过程与结局，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简单说，故事有可讲述性。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中的小说不是没有故事而是故事的处理方式不一样，他们不再相信故事整体的力量，不再相信时间的连续和逻辑的力量，简单说，现代人不再相信一个由故事组成的封闭空间。”因而，可以说，在信息爆炸与图像化、视觉化的当下，读者并不排斥故事，相反一个好的故事往往是文学或影视作品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素。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讲好一个故事？是按传统的因果、顺序等范畴讲述故事，还是用现代主义的反逻辑、碎片化的方式讲解？显然现代主义的讲述方式对读者更具吸引力。孝阳对一般读者的“故事”情结及其弊端有着相当深刻的体认，他说，“当下的文本读者需要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故事的完整性，这种‘有头有尾’在碎片化生存的今天弥足珍贵，它帮助读者想象自己的悲欢离合。但这种经验的传递与情感的分享，是在追求一个更大的公约数，不可避免沦为陈词滥调的命运，无法提供真正的原创性与现代性。”因而，在《乱世》中，故事不是以传统的方式和面貌出现的，而是高度现代性意义上的。
　　《乱世》的故事主干是国军军官刘无果回到四川偏远的南坪故乡探亲，获悉感情甚笃的大哥无因已离人世，于是他和助手蒋白开始追踪案件的由来。随着他们的走访和对案情信息的积累，无因的死不是变得明朗和豁然，而是更为迷蒙和复杂。无因之死如同一个罗生门一样的事件，不同人的叙述更形成了关于所谓真相的罗生门式的复调声音。回乡伊始，刘无因的死因是经由无果的发小狗子建构的，狗子代表的是一般民众对这件事的理解：无因刚娶之妻周氏加害于丈夫，后与袍哥会老大罗秦明勾搭成奸。证据是周氏在丈夫死后藏身于罗秦明家中，数日后又去法院自首。随后，警察的解释是无因病重吐血而死。接着，刘府的管家五叔成为怀疑的对象，因为五叔很可能因贪念刘府的家业而动杀机。接着，少年杨二作为另一个“见证者”道出了刘无因是南坪县种植大烟的始作俑者，同时强抢民女周氏做妻。但在说书人的口中，刘无因是一个体恤民情，奉公守纪的抗日英雄。这样，随着无果对案情的了解越多，疑窦也逐渐增多。案情趋向复杂化的同时，大哥刘无因这个南坪县家喻户晓的“英雄”，其身份也变得可疑。刘无因究竟是一个英雄、功臣，还是一个种植鸦片、强抢民女的恶人？当然，事实与真相远非这么简单。随着李鸿远、王培伟、周怜花的依次叙述，人物的真实身份，各种势力和帮派的真实动机，以及刘无因的死亡原因逐渐清晰。收缴南坪县的藏匿烟土、大量钱财，以及寻找汪伪潜伏名单，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和众多人物丧命的原因。《乱世》中布满了太多的迷局，太多的机关，太多的悬念，当读者跟随着小说步入民国那段波云诡谲的历史深处时，备感云山雾海、惊心动魄而又妙趣横生。结尾处，《乱世》的内部真相和关系谱系无疑超出了很多读者的预期：王培伟和罗秦明是同一人；五叔和王培伟是父子；周怜花由于军统身份不得不杀了丈夫刘无因；刘无因因为游说土匪被施腐刑……在对历史之谜抽丝剥茧的阐释中，读者也似乎完成了一次思维的体操和心智的锤炼。
　　对于《乱世》来讲，呈现这样一个趣味、缠绕、智性的故事固然是一个方面，但通过这样一个其实是“不确定”的故事来表达一种多维度的叙事理想，是这部小说更为重要的一个诉求。《乱世》中的人的选择和结局，事情的发展方向和可能，是多样化而非单一的。比如，小说的第十章、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分别借助于梦境、幻觉、月光下的事实（全知视角呈现的一种现实可能）来叙述纷乱的案情和复杂的现实可能具有的发展向度，这种虚拟的现实一种构成了事物真相的一种可能。另一方面，小说让众多的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各自独立又共同汇聚到刘无果这里。每个声音都从自己的角度参与解释谜底。因而，形成了对一个人、一件事的不同立场和见解。比如对于李鸿远的认识，周怜花认为李是一个对上舐痔捧臀之人，对下心狠如狼之辈。而五叔则认为他是勤勉用心的父母官。刘无果认为他是一个深谋远略、爱国恤民的人。再如，围绕刘无因的死形成了病死、精神错乱自杀、妇人所杀等多种见解。《乱世》在讲述故事时并非以某种先验的结局或真相作为故事的终点，《乱世》试图达到的实际上是提供一种开放的空间和叙事逻辑，让读者参与其中，完成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想象或填充。《乱世》的尾声对这一点说得很明白：“她好像是试图让文本从‘人之命运’的维度（而不是蒙太奇、拼贴、元叙事等现写作作技巧），摆脱单纯的线性，形成复杂的旋涡。而要理解这个旋涡的异乎寻常，就需要读者摆脱过去的阅读经验，不仅仅是去理解‘它说了什么’，还要能调动更多的智力与耐心，更深地进入到旋涡中，去重新连接，乃至于想象人物关系、因果变化，对现有这个叙事过程所拥有的种种维度，再做出只属于‘他自己’的呈现与阐释。”因而，从呈现故事的方式来看，《乱世》是用“反故事”的方式讲述故事。“反故事”质疑的是传统叙事逻辑，以及先验的因果预设和可预期的情节发展。“如果说经典叙事是核心的网络（或链条），它提供的选择途径中只有一种是可能的，那么反故事（antistory），就可以定义为是对这一惯例的攻击，它把所有的选择视为同等有效的。”“反故事”是典型的现代叙事策略，这种手法的运用使小说打破了预设的 故事结局，使小说具有了多种可能性。这种手法，孝阳在《旅人书》中已经反复运用，其作用无疑是极大地解放了文学叙事，使小说文本空间大大拓展。
　　《乱世》的语言是充满生机和智性的现代汉语。有人曾问苏珊·桑塔格，什么是一个作家最应当做的。她回答说：“爱文字，为句子搜肠刮肚。还有注意这世界。”桑塔格所说的正是优秀作家对待文学语言必须具备的一种姿态和追求。当代汉语写作的危机其中之一是文学语言的危机。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是中国文学语言现代化的开端，五四文化先驱胡适、陈独秀等人出于政治改革和社会革命的需要，采取激进主义的立场，对古典文学和文言文采取的是整体否定的态度。这样中国新文学的语言实际上是从零度海拔起步，开始自己的语言现代化之路。“五四”的这场白话文运动对于后世文学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中国现代语言在俗与白的起点上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充满动荡和意识形态的语境里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戴望舒、卞之琳、胡风以及后来的九月诗派对丰富现代汉语起到了很大作用。但20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以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毛文体和苏联的政论式语言对建国后的文学语言形成巨大影响。五四时期语言的文白之争演变成语言的偏执化发展，到了“文革”，现代汉语已经发展成一种充满暴力和火药味的汉语系统。新时期之后，现代汉语迎来了解冻和变革。自艨胧诗人开始，中国的很多作家对现代汉语的解放和丰富做出了很多贡献。
　　当下文学中，语言的俗化、粗鄙化严重，很多作家放弃了语言的雅化、智性的追求。孝阳的《乱世》让我们读到了一种精致、雅化的智性语言，言白互渗而又清新脱俗。《乱世》的语言是非常考究的典雅语言，小说中的人物如县长李鸿远、法院推事王培伟、罗圈腿郎中，操持的都是具有文言气息的古典语言，即使是国军营长刘无果与其莽汉式随从蒋白，使用的也是极为典雅的半文半白的语言，除此，管家五叔，七顶山土匪刘富贵等人的语言，都是极有智慧的语言。比如描写幽静而又森严的李鸿远的处所，先写极其粗大的合抱之木给人以青黑之感和暑杀之意，然后细写人的触觉感知以及处所情形：
　　“人像是一下子浸入清水，连皮肤上的毛孔都立刻惬意地做起深呼吸。进侧门，眼前骤然一宽，飞檐翘脊，壁染朱红。大成殿丹墀左右，立有一对青石狮子。石狮头部略有破损，脊背处裂缝中野草生出，挑出几许荒凉之意。”
　　再如说理，极有理趣和对人生世态、宇宙万物的了然与参悟：
　　“世间事，大抵是笙歌鼎沸，然后曲终人散。”李鸿远一叹，“散是必然，聚是偶然。聚散之间便生出万千姻缘，托起红尘滚滚。彼地，你是叱咤风云的主角；此时，你或许就是一个死跑龙套的。又或者说，前一秒钟，你还被众生瞩目，后一秒钟已然横尸街头。”
　　描摹人与人之间的对峙和交锋，比如“五叔与狗子住了嘴，互相注视的目光里就有了十八般兵器。”三言两语将不学无术的狗子与管家五叔在对簿公堂时相互间的仇视勾勒出来，用语细腻而犀利，极具动作性。
　　《乱世》的语言有明清小说的谨严工整、精致典雅，尽管稍显繁复但充满了理趣和智性。用语谨严雅致的同时，小说时有幽默谐趣之语，比如：“已近正午，阳光跟牛皮拧成的鞭子一样，抽得人鬓角发汗，胸口处阵阵发烫。刘无果心中燥热，牙缝里溅出几字‘殿陛之间，禽兽食禄’。枣红马似觉得‘禽兽’两字是对自己的侮辱，咴溜溜一声长嘶提出抗议，扬鬃跃蹄，倒让守门团练士兵差点惊落了手中步枪。”
　　可以说，孝阳是用心经营《乱世》的语言表达的，他让这个民国故事拥有了民国文化语境和政治氛围，更让卷入了这场民国司法黑幕中的人都拥有了民国式语言。尽管我们已难以准确说出民国语言是怎样一种形态，但《乱世》中的人物语言以及叙述语言与小说构建的民国“知识地理”和文化历史版图已然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何谓民国知识地理和民国文化历史版图？阅读《乱世》，我时时诧异于小说对民国政治风云、文化历史、风俗传统的精细呈现，民国的历史旧闻、掌故轶事、风俗民情被作家信手拈来，分析民国基本时局、江湖帮派则鞭辟入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语录、以及蒋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与礼义廉耻“四维”、章士钊为戴笠所题挽联等历史知识更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民国风范和文化政治气息。尽管《乱世》是一部虚构的小说，但小说建构的民国知识地理和民国历史坐标构成的民国历史语境是坚实而丰富的。阅读小说时我就不断在想，关于民国的这些细部知识的考古式征用一定耗费了孝阳不少精力，写这篇小说需要作家有相当的民国历史储备，一定需要阅读大量的民国史料，并收集相关素材，而这种钻故纸堆的事孝阳竟然做得那样认真，那样煞有介事——这是《乱世》非常扎实和迷人的方面，也是孝阳令当下很多以简单和浮泛态度从事写作的人感到羞愧的地方。
　　《乱世》是孝阳民国情结的一次演绎和释放，可以说，语言是他进入民国的一个重要方式，通过《乱世》孝阳试图在探索一种智性的现代汉语表达方式。这一点正如他自己所说：“语言不是纯粹的文笔，更不是所谓的堆积词藻。它是对世界的言说方式，就像白话文运动，所承载的是思想，是情怀，是另一种思维方式。要理解世界的意志及其表象，语言是渡江之筏。尤其是在当下，在这个语言被暴力与金钱渗透的当下，我们更有必要探索一种白话的书面之美。”我想，在如今当代文学格局中，孝阳的这种语言自觉和《乱世》的智性而雅致的语言实践是应该引起重视的。当下很多小说语言乏味、无趣，有的是缺乏这方面的语言天赋和语言能力，有的是没有认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而疏于对语言的经营和探索。优秀的作家应该保持对语言的敏感，同时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不断去丰富本民族的文学语言。为了版税和畅销书，为了迎合某种风潮而进行的某种语言实践和文学写作，无疑是值得警惕的写作立场。孝阳是一个用心写作的作家，在这样众声喧哗、作家居于时代边缘的时代，他弃易就繁，选择了一种有难度、有挑战的写作方式，努力让小说文本融合巨大的时代信息，尽量让文学语言具有诗意，让小说从简单、朴素回归到复 杂、典雅，孝阳的这种努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孝阳无疑是这个喧哗时代真正为纯文学守灵的人。
　　四
　　民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段动荡而异彩的历史，同时，自现代以来，民国也作为一种写作资源和历史空间存在于众多现当代作家笔下。除了鲁迅对民国历史中的老中国儿女和人情世态进行过精心刻画外，现代文学中的张恨水、林语堂、巴金等作家借助于家族小说描写过新旧转型期革命、战争钳制下的民国历史和个体爱欲，张爱玲、苏青、凌叔华对民国风情和旧式女性进行过倾心书写外，当代冯骥才的《三寸金莲》《神鞭》，邓有梅的《烟壶》《那五》在“寻根”的风潮下突入民国历史的深处勾勒出民国时期的时代景观。苏童的《妻妾成群》、李碧华的《霸王别姬》再现了民国时期的人的悲剧选择和幽微情感。较近的民国书写还有，海派“70后”作家金满楼的《北洋往事》《民国原来是这样》等小说，它们放弃了宏大叙事视角，注重对细节的钩沉，通过生动的历史细节复呈历史，打捞历史碎片和文化记忆，显示了独特的历史意识和可贵的人性维度。虹影的《上海王》以女主人公筱月桂20世纪初直至20世纪二十年代二十余年的个体大起大落的命运与时代的风雨变幻相互交映，幻化出如同《长恨歌》中王琦瑶一般的沧桑人世和悲情的民国往事。学者型作家张浩文的《绝秦书》以纪实与虚构相结合的方式，再现了民国十八年那场令人惊心的大灾荒。符利群的《万物生长》以20世纪20年代浙东军阀混战为背景，对战争中百姓的苦难、人性的创伤与挣扎有着可贵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