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从建构到解构

摘　要：近年来，中国兴起了一股红色经典改编热潮，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红色经典改编现象折射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迁，中国已经由一个革命文化霸权的时代进入了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其中大众文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在满足人们娱乐、消遣的世俗化需求时，也消解了“崇高”、“神圣”、“永恒”等价值意义，使人们逐渐远离了“精神家园”。

关键词：红色经典；经典建构；经典解构；大众文化
　　传统经典观认为，经典是自然形成的，具有时空的超越性，是经过漫长时间的积淀和考验而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和瑰宝，具有永恒的、普遍的审美价值和思想价值。而文化研究视野中的经典则是权力聚集、争夺的场所，其否认经典的超越性、永恒性和普遍性，认为经典总是具有特定的历史性、阶级性和区域性。经典建构往往“意味着那些文学形式和作品，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其引人注目的作品，被此共同体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i 而经典解构则意味着 “那些文学形式和作品”所代表的主流文化的衰落。经典的建构和解构涉及到文化领导权的斗争，是一个充满权力政治争斗的过程。红色经典在最初被创作并广为传播的时候，它承载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是当时的革命文化和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而当下流行的红色经典改编，却是以大众文化的面貌出现，是文化工业打造的时尚文化产品，其遵循的是消费文化的逻辑和规则。红色经典的时代变迁，犹如一个文化风向标，折射出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状况的巨大变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除了进行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外，必然要就加强文化建设。红色文化经典的建立就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正如学者刘康所说，“经典的建立、维护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ii 而且“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治权力、为经济建设服务。”iii 建国后在文化领域，为尽快确立革命文化领导权，国家权力机构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文化批判和改造活动，比如关于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以及知识分子改造活动；另一方面又加强革命文化的建设和宣传，其中红色经典就是革命文化建构的重要部分。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指引下，在毛泽东关于采纳民间的新鲜而生动活拨、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论述，关于“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论述指导下，一大批文艺作家激情澎湃地投入到了这场自觉的经典建构活动中，将文学创作与国家建设融为一体。作家们以“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的身份所创作的这批红色文艺作品通过对革命起源神话的讲述，对革命从失败到胜利的艰难历程的叙述共同建构了一部完整的中国革命史，很好地表现出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而且作品以形象化的笔法所塑造的一批批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英雄，成为新中国合法性起源的最好注脚和现实最有效的精神资源。因此作品一经生产出来就受到国家的重视，相关文化机构就作品举行大型研讨会，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广泛传播，比如大量出版，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形式，再加上媒体宣传、报刊杂志和学校教育的配合，这些作品成为群众文艺的主要内容。同时也由于这些作品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借鉴和融合，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大众的审美趣味，因而受到了民众发自内心的喜爱和欢迎，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文化”。按照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召唤个人为主体”的说法，这些以革命意识形态为目标参照系而创作的文艺作品，最终完成了对大众的“召唤”与“驯化”。革命文化领导权的建立与红色经典的建构是一体两面，紧密相连的。
　　“文革”结束后，随着知识分子对革命文化的质疑和反思，红色经典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与此同时，人道主义成为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充满人性、人道等启蒙话语色彩的新历史小说，比如莫言的《红高粱》、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陈忠实的《白鹿原》、刘恒的《狗日的粮食》等。这批小说有意颠覆红色经典的艺术模式，在题材上弃“大”从“小”， 用“民间化”替代“官方化”，用“私人性”取代“公共性”，力图恢复被主流意识形态所遮蔽的革命的暴力残忍的一面，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红色经典所建构的“正史”，构成了反抗政治压制的 “政治寓言”，奠定了反权威意识形态的基础。
　　90年代市场经济的正式确立，使大众文化得到了飞速发展，一时流行音乐、肥皂剧、时尚杂志、畅销书等主宰了整个文化市场，极大地冲击了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成为了人们的主要文化需求。伴随着市场经济而生的大众文化与之前官方所倡导的大众文艺(红色经典是其主要组成部分)是有本质区别的。自1942年以来至70年代知识分子所创作的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大众文艺是革命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背后隐含着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诉求。而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iv 大众文化是一种程式文化、平面文化和肤浅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崇尚虚假感官快乐而抛弃深度价值意义的文化，它以追求商业利润为唯一价值目标，具有鲜明的消费性、娱乐性特征。正如有人所说“在娱乐文化中，文化的政治功能、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等都受到了压制，而强化和突出了它的感官刺激功能、游戏功能和娱乐功能，快乐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文化标准。”v 同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经典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文本不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生产者—艺术家所创造的高高在上的东西(比如中产阶级的文本)，而是一种可以被偷袭或被盗取的文化资源。文本的价值在于它可以被使用，在于它可以提供的相关性，而非它的本质或美学价值。大 众文本所提供的不仅是一种意义的多元性。更在于阅读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的多元性。”1
　　在这种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大众文化语境中，红色经典遭到了如火如荼的解构。大众文化利用现代声像技术，对红色经典进行戏拟、拼贴、改写，以富于感官刺激与商业气息的空洞能指，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艺术灵韵以及权威光环。如90年代初的“红太阳”热，就是大众文化利用民间的怀旧情绪而打造的文化消费品，当由流行歌星孙国庆、屠洪刚、李玲玉、范琳琳等用通俗音乐手法演绎革命歌曲时，原本附着其上的政治意义和神圣情感消失殆尽，革命歌曲失去了教化功能，仅剩下轻松消遣的娱乐性。正如有人所感叹的那样：90年代《红太阳》再次红遍大江南北，己完全没有当年的神圣感和宗教感。如果说，五六十年代出现《红太阳》热是悲剧，那么九十年代出现则为笑剧。在世纪末的红色经典改编潮流中，《红色娘子军》被打造成“青春偶像剧”，《林海雪原》被演绎成“林海情缘”，《烈火金刚》变成加里森敢死队，《铁道游击队》变成兄弟连……在消费主义逻辑规约下，大众文化制作者借“人性化”、“现代意识”之名，行“消解崇高”之实，采用种种庸俗化的改编策略，在革命故事中添加情感纠葛并大力渲染，不仅有婚外恋还要勾勒起三角关系，革命者的情感生活热闹非常，同时一定要使英雄人物有缺点，使英雄“平凡化”，所以杨子荣散漫油滑、爱唱酸曲，反之反面人物要充满“人性”，座山雕重情重义，儿子不认自己就难过的老泪纵横，南霸天吟咏诗书、沉迷古玩字画，极具雅致。“泛人性化”和“滥情化”手法的运用，颠覆了红色经典的凛然正气和昂扬激情，解构了革命英雄的崇高形象，红色经典的教化功能消解在娱乐化之中。网络上的红色经典搞笑更是越走越远。手握钢枪、保卫神圣领土的战士，喊的却是：“严防死守，根除二奶。”手捧红宝书的女红卫兵，说得却是；“好好学习，天天想你。”经典红色影片《闪闪的红星》被改成《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革命小英雄潘冬子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一心想参加青年歌手比赛赚大钱的时尚小青年，其红军战士父亲潘石屹变成了“地产大鳄”，母亲则一心想参加“非常6+1”，梦中情人是主持人李咏。在《铁道游击队》版本中，一群打日本的游击队员被演绎成了以“美声”、“通俗”、“民族”唱法参赛的各显神通的歌手。红色恶搞热潮还波及国外，近来一部法国版的《红色娘子军》在网上颇为流行，其将一个消灭土匪恶霸的革命故事演绎成一个女人（吴琼花）背叛、男人（洪常青）捍卫尊严的庸俗情欲故事。正如某学者所评价，“红色经典在消费时代具有调侃和消解意义，将红色的政治含义消除，将红色的艺术形式加以后现代化，于是形成一种文化形式与精神的错位，由此成为一种大众文化消费品。”2
　　意识形态话语的变化和文化权力的嬗变，影响着文学经典的建构；同时文学经典的时代变迁也折射出话语权、文化权的变更。红色经典的经典化和去经典化形象地折射出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迁，中国已经由一个革命文化霸权的时代进入了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其中大众文化凭借其迅猛的发展趋势，以世俗化、娱乐化、消遣化的方式试图将一切文化纳入自己的消费视野。大众文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在满足人们娱乐、消遣的世俗化需求时，也消解了“崇高”、“神圣”、“永恒”等价值意义，使人们逐渐远离了“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甘晓娜（1982—），女，汉族，硕士，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研究方向：文化研究
﹙加﹚斯蒂文·托托西《文学研究的合法化》，马瑞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3页。
刘康《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载《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1期。
刘康《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前引文章。
金元浦《定义大众文化》，载《中华读书报》。
黄会林《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71页。
王岳川《当代传媒中的网络文化与电视批评》，载网络文化研究网?ArticleID=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