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地图的本意和深意

　　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最为引人注目的哲学活动恐怕就是夏天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和任何一种专业性乃至国际性哲学会议不同，“世界哲学大会”所体现的就是一种“世界性”，代表了“世界哲学”意识在这个时代的兴起和重新塑造。程广云教授领衔所著的《哲学导论》一书应和着世界哲学大会的题旨恰逢出现，其出版受到大会主席德莫特·莫兰（DermotMoran）的关注和肯定，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本书中所涌动的“世界哲学”的整体性意识，以及著者对全球范围内寻找世界性哲学新形态潮流的敏锐捕捉。

　　要理解这本《哲学导论》的哲学地图意义，首先需要了解世界哲学大会的所谓“世界性”。首先，世界大会不是“国际”大会。国际性可以通过万国会的身份参与、建立国际性机构就可以完成；其次，世界性也不是“全球性”，所谓全球化往往以全球之名行西方之实。世界哲学大会之所以是世界性的，就在于从尺度上要尽可能地囊括古往今来不同文明形态中各类的哲学性思考形式，从内容上寻找不同的思想传统中在现时代的共同议题和深层关切，在交流方式上使得不同论域和方法范式中的哲学家互相吸引，彼此映照成趣。事实上，自第一次世界哲学大会设立之初，就定立了这样的旨趣和导向，从巴黎到海德堡，从波士顿到希腊，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全球哲学大会越来越明确地将世界性作为自己的自觉导向。如今“世界”哲学大会来到北京，从地理意义上讲就颇为引人联想。正如大会主席莫兰在致辞中所说的：“北京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提供了迄今为止任何一届世界哲学大会中最大、最丰富和最多样的哲学议程。该议程体现了一种超越以传统的（大部分是希腊的）范畴为核心的狭隘的西方式哲学进路的真正尝试。”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和基调中，《哲学导论》在读者视野中悄然出现。这部由程广云主笔并由首师大昆玉河畔的若干青年学者参与编写的哲学导论类书兼具问题引导和哲学简史的双重性质。它开篇即从中国、印度、希腊三大哲学传统入手，并且在叙述当中给予等量齐观的篇幅。这种做法，全然不像类似性质的教材，其主线还是西方哲学传统，只不过添加一些中国、印度或伊斯兰的内容加以陪衬，以彰显其全球视野。在哲学家和哲学史的处理上，本书也和传统的哲学史不同，传统的哲学史编纂往往以伟大人物为顺序，哲学发展史俨然一部英雄谱或伟人传，英雄相互搏斗，伟人名垂青史。而这本书对哲学家的生平介绍都极为简略，似乎并不想在某家某派上停留过多，哲学家、哲学问题乃至哲学流派统统都融进了哲学传统的观照之下。总之，在编写视野、体例设定、篇幅裁剪中，一种“世界哲学”的视野和意识贯穿始终。它自觉地将哲学的精神启蒙、问题探索和对古代三大哲学传统和近现代的整体哲学形态的宏阔布展结合起来，令初学者起步就有了一部浑然三千年的动态图画。这也就不难理解，当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FISP）主席和本次世界哲学大会主席德莫特·莫兰（DermotMoran）先生得知《哲学导论》在世界哲学大会期间得以完成并出版，肯定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作为哲学联合会主席，我很高兴和荣幸题献给这次世界哲学大会的《哲学导论》的编辑和出版。我很高兴看到这本书的出版，并支持这一工作。”

　　《哲学导论》全书分上、中、下即古代、近代、现代三篇，在全书200多页的容量里各占等量篇幅。上篇从四大文明古国中发展出独立哲学思考形态的中国、印度、希腊三大传统出发并以此立定整体格局，分别加以定性（早熟型、早衰型、正常型），然后分头并进地进行画卷式的铺展。其中中国哲学传统部分，叙述了从“百家争鸣”到“定于一尊”，然后以儒家、道家这种大哲学为核心，经历了从子学到经学乃至玄学、佛学、道学的基本过程，以及讲述了“夷夏之辨”“华梵之辨”以及“佛学东渐”“中西之辨”以及“西学东渐”的重大转折，最终发展出“儒道互补”“儒释道合流”以及“中西互补”的基本模式，并一直延展到如今的“中西马合流”。而诞生于宗教传统的印度文明，经过吠陀时期、史诗时期、经书时期，而逐步形成印度哲学并以婆罗门教和沙门思潮（佛教、耆那教）为两大主流。公元8世纪，形成了以婆罗门教为基础又包含佛教、耆那教等教义的印度教。在此基础上，作者再进一步进入婆罗门教“梵我同一”“二梵和幻”的教义展现，以及佛教“四谛”“八苦”的解说，以及后期数论派、弥曼差派、吠檀多派等异同辨析。然而在这“原生态”的三大哲学传统中，唯有希腊哲学传统真正超越了它的古典时代，发展出了“次生态”的近代、现代以及当代形态。因此中下篇以此传统为故事主线，讲述了此一传统在近代的英美唯名论—经验论—实证主义和欧陆唯实论—理性论—人本主义的故事，以及当代的接续古代本体论问题的现代形而上学，接续笛卡尔的当代心灵哲学和知识论，以及接续洛克的语言意义问题的当代语言哲学。然而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作为当代两大主流哲学方法和思潮，又承续了古希腊的古希腊哲学—科学传统和文化—历史的关怀。作者由此由大而小，由源而流，端出了一幅世界性的整体哲学发展地图。

　　除了视野阔大、源流清晰的特点之外，这本书让读者印象深刻的还有在主线复线之间来回穿插的那种自由性和尺度感。我称之为“长短焦灵活使用，多种镜头自由切换”的书写方式。这显然是借用了摄影的术语，并且相当称合这本书“全景聚焦”的特色。作者开篇即言，“迄今为止，所谓世界哲学仍然是指各个国家和地区哲学的总和”，而且在书写中自觉地以大传统为本位，不仅超越哲学家，还超越了学派和思潮：“哲学传统是指一种可持续的哲学传承。它超越了哲学思潮、学派等等。”因此整本《哲学导论》的撰写都相当地保持在这种视野当中，这可以看作审视哲学发展史的“全景远距”；但是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对具体的哲学家，甚至具体的哲学问题的展示中又必须辨析义理，深入解说，否则读者只留得一个草图在手，无法透彻清晰把握哲学史上著名命题，譬如近代怀疑論如何产生的，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如何在“我思”的基础上确立“我在”，以及当代哲学家又是如何在知识论领域中拓展深化这一问题，普特南的“缸中之脑”又是如何回应这些问题。总之，在涉及这些基本命题和重要转折的时候就需要暂时的虚化背景，进行“聚焦透视”。正是在这里，出现了哲学史书写中往往出现的矛盾和困难，也是笔者认为这本《导论》处理得较为圆满的一个地方。这个麻烦即：如果不深入细节，就缺乏对相关命题和理念的思想经验。但是过于聚焦之后，又难以展现一个命题和问题在整个哲学脉络中的恰当地位，甚至失去了整体画面。譬如如果要讲清楚语言哲学中的意义问题，必然会涉及指称论、观念论、行为论、使用论、成真条件论以及和真理理论当中的符合论、融贯论等一些问题的复杂纠缠。因此《哲学导论》的作者在谈论这些具体领域中的哲学争论的时候，一方面选取有代表性的论证加以演示，比如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对“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头”的分析性改写（“拉近特写”）；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地对背后的本质性方法加以概括，并连同卡尔纳普等人一同展示，不断提请读者注意其背后哲学的逻辑分析和逻辑建构的方法大要，或者是前后的学派传承（“变焦推远”）。但是如此一来作者仍嫌视角过窄，时不时地又配以“广角镜头”甚至超广角镜头加以全景展示，或者追溯到希腊的古典哲学寻求折射（“亚里士多德创设的三段论逻辑、主谓逻辑就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或者将背景性因素纳入视野（“概念分析和经验分析，实际上是当代分析哲学在根子上运用数理逻辑和自然科学的结果”）。作者的这种写作意识贯穿始终，并且在每一部分的展开中不断回响，形成主旋律的复现，或者主线复线的交织。譬如在进展到当代哲学中的实践哲学部分时，当作者拟就“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法哲学”三部分展开，就法哲学领域的自然法、实证法与法律唯实论开始辨析，或就威廉姆斯对罗尔斯的论争进行展示之时，又再一次从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活动的理论、实践与创制的经典三重区分谈起，认为上述的当代伦理学、政治哲学与法哲学的理论大致就是对亚里士多德所指示的实践领域的反思。这一领域既非科学，也非技术，而是以人类自主的实践活动而塑造成形，自由而自律。总之，作者完全打破了传统教科书先是来生平介绍再理论贡献的常规模式，在讲述中可远可近，时而zoomout（缩小），时而zoomin（放大），既有远摄，也有超远摄，既有短距，也有微距。这种能入能出，可收可放的姿态和功底，是一种在大历史写作，或者世界哲学视野中的哲学故事展现中相当可以借用的书写方式。当然，也是极为考验功力和哲学史材料驾驭能力的一种方式。

　　作为驾驭时间跨度如此之长，地理和文化幅度如此之大的一本简史性哲学导论，本书既分享了大历史写作酣畅淋漓的优长，也有任何一部大历史写作都难以避免的过于缩略、缺乏空间充分探讨的不足。单纯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也多有可商榷之处。比如书中对三大哲学传统的定性，即用耻感—乐感型、苦感型、罪感—爱感型来分别概括中、印、希是否过于简约？另外在展现当代哲学问题的时候，唯独对格外展现现代科学和哲学关系的科学哲学以及影响甚大的托马斯·库恩等人没有提及。如此等等从专家眼中还可以举出一些。然而正像前面所说的，如果深入细节和枝蔓交叉之处，又难免失去了整体格局和世界哲学的眼光。而整体格局和世界哲学意识，正是这部著作最有价值的地方。

　　哲学同仁济济一堂的盛景已经留在了2018。然而和世界哲学大会的关于哲学世界性的高调诉求相照映的是，现实中的哲学研究，尤其是学术性的哲学研究却是非常骨感和尴尬的。在专业化、学科化和领域化这三大趋势的胁迫下，当代哲学学术研究往往无法自拔于专业领域之外，因为每一个分支和领域中都积累了太多的问题和文献，非得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做出些微的突破创造。深陷于一隅是当代的大部分哲学工作者的写照，或是勤于为柏拉图诸子做注脚，或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哪怕是所谓交叉领域，转瞬就成为新的学科领域，这对于宣称追求普遍的哲学家们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件難看的事情。事实上就文史哲三家而论的话，“世界历史”“世界文学”都已经成为独立的概念范式。“世界体系”思想和“大历史观”以及历史比较方法自不必说，单就在文学领域，“世界文学”概念也蓬勃兴起，触发了文学版图之间的接触融合，甚至走向了一种新的全球文学形态。相比之下，哲学领域中除了对雅思贝尔斯“轴心时代”的回望，以及对国内冯契等老先生的“世界哲学”思想的零星追忆之外，真正具有世界意识的哲学探讨仍为匮乏。当下哲学研究中固守一隅的沉疴，绝不是一次五年的大会所能医就的，而是需要持续开放的交流和学术共同体有意识的努力才能有所释缓。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哲学导论》可以看作中国学者为此潜心努力的一部分。毕竟，比起热闹非凡的大会和各种名目的国际交流，这种真正体现世界哲学意识并初露世界哲学形态格局的匠心之作，才是最为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