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人类的未来

　　人类以无限期待的心情迈人2]世纪。原以为新世纪一定会比上个世纪要好些，因为在上个世纪末，人类似乎巳十分清楚自己所面对的严峻挑战,会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进人一个多极共存与和平发展的新时期。然而，新世纪伊始，以震惊世界的“9*II”事件及随之而来的美国以暴易暴的强权政治和咄咄逼人的军事、外交等，打破了人类对新世纪的向往,为21世纪的人类生存和发展，投上了一层难以预见的阴影。

　　“人类向何处去”似乎成了21世纪历史开端的首要疑问。面对不同的文明体系，从20世纪后20年，人们便开始强烈地意识到文明对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当文明体之间兵戎相见时，这种对话便被无限拖延及被暴力所掩盖。世界文明的格局及文化发展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上世纪末，即1999年的西雅图世界经济高峰会与反全球化民间组织发生冲突以来，全球化浪潮受到严重的挑战。人们开始怀疑所谓“地球村”、所谓“全球化”的价值意义。“如果把‘地球村’当作一个业已存在的现实，则落入了认同那几个把全球化与经济整体化相混淆的国家的现行统治的圈套。”llHfi5>如在1992年全球高峰会议上，当美国老布什总统在解释或强调美国生活方式不可谈判的时候，“他其实是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地球村并不存在”[1KS55)。因此，从1999年以来西雅图的全球髙峰会，到热那亚、米兰、布拉格等地所发生的非政府组织的抗议冲突事件，说明当前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发展理论和发展趋势,并出现所谓“两种全球化的对立”。这一切，都预示着今天的世界面临着巨大变动。而且这个变动将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危险,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希望的长期过程。它将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其中最为关键的将是文化的重新调整、组合,并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的真正对话，争取一个承认“他者”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其人文关怀和价值导向的全球化。

　　2001年12月，在法国里尔召开了一个所谓“第一届世界公民大会”的全球性会议，即是为了回应上述全球化的矛盾。这个会议发表的大会宣言，为我们提供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最新信息，很值得我们注意。大会宣言指出：“我们痛苦地面对三个主要的不平衡:地球南北之间、社会内部贫富之间以及人与大自然之间……假如我们的世界继续以其现在的方式存在和发展，人类将自我毁灭，我们拒绝这一前景。”121由此，大会宣言提出:要解决人类21世纪所面对的社会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其生存空间之间所存在的三重危机,就必须深刻地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建设一个协力、尽责、多元的社会。

　　要使上述设想得以实现，大会宣言特别强调:在新世纪的前半叶，人类面临的失衡的严重性和不可逆的程度，完全取决于当今人类社会是否能更张其所为,并在重要领域内是否能进行一场包括精神、道德和制度在内的广泛革命。“进行这一革命所需要的行动指南，将只能在那些最好的传统和文明中去寻找”。

　　可以说，在最好的传统和文明中去寻找哲学与人类的未来的工作，冯先生早在上世纪40年代便开始做了。他对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形势作了一个历史的比较,并在比较中，提出了“世界哲学”的概念。

　　冯先生虽然没有为“世界哲学”这一概念做具体解释,但在行文中却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古代中国人说‘天下’，意思是想说‘世界’。”13_57>中国古代哲学家更多关心的是世界，因此他们的哲学就具有“世界哲学”的性质。冯先生以《大学》“作为中国哲学的国际性例证”，说明其作者即“是为世界政治和世界和平着想的”。而这一为“和平着想”的内容,即“明明德”与“修身”。在《大学》的作者看来，“光是治好自己本国，并不是为政的最后目的，也不是修身的最后目的”(*'59)，因为《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的最后目的，乃是“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此即冯先生所谓“中国哲学的国际性例证”，它不只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即世界哲学。

　　在《中国哲学简史》的写作或发表前后，冯先生又在美国的英文刊物《哲学评论》(P/»7oso/)Ayca/7fevi'e^tNewYork]V.57，1948)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冯先生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关系,特别提出，在中国社会和世界形势处在大转变的时刻，对人类以往的一切现念、理论的重新审查、重新评估具有重要意义。冯先生强调,在此一重新估价人类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过程中，中西哲学或文化应该是一律平等的，“哪个也不能要求比别个具有更大的权威”，“进行重新审查、重新估价的人是哲学家，他由此达成的观点,要比自限于单一思路的人高得多”。冯先生的这些看法，从今天的角度看，它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正是对当今世界盛行的单边主义、普遍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等绝对真理论的匡正。

　　除上述思想外，冯先生在此文中，还提出“中西哲学互补”以及“在这种互相补充中，中国思想如何对未来世界哲学可以有所贡献”。在冯先生看来，中西哲学的互补或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哲学可能的贡献有两点:一是哲学方法，二是改进人生。

　　就第一点说，哲学的任务,不能只停留在对知识的描述上，因为从本质上说，描述“是知识和理智的任务,但是在界线彼岸的东西根据定义是在知识和理智之外。想要描述彼岸的东西，就是想要用语言说出不能也不应该用语言表达的东西。不能说它是什么，只能说它不是什么”。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说,哲学家必须从感觉世界的“洞穴”上升到理智世界。但从中国哲学来看，柏拉图只说对了问题的一半:哲学家到了理智世界,也就是到了天地境界，“可是天地境界的人,其最高成就，是自己与宇宙的同一，而在这个同一中,他也就超越了理智”。中国哲学超越理智的方法，就是冯先生常说的负的方法或由此得到的神秘主义。在冯先生看来,“未来世界哲学一定比中国传统哲学更理性主义一些，比西方传统哲学更神秘主义一些”冯先生认为，只有把西方哲学擅长的理性主义与中国哲学擅长的神秘主义相互补充、相互统一，“才能造成与整个未来世界相称的哲学”。

　　就第二点来说，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哲学可能的贡献是改进人生。与西方传统哲学比较，中国哲学更注意生活境界。它既是出世的，又是人世的，“强调在人类生活的日常事务中实现最高的生活境界西方哲学擅长“知性”(或知识价值论)，以培根“知识就是力量”为代表,体现了近代以来人类实践活动的时代特质,但其所关心的重点，是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上的工具理性。而中国哲学的价值判断往往优于事实判断，它不仅关心实然的世界，而且更关心“应然”的世界，即理想与现实、此岸与彼岸、入世与出世的统一。

　　“中国哲学若能对未来世界哲学作出贡献，那就是这个公开的秘密:就在日常生活内实现最髙的价值,还加上经过否定理性以‘越过界线’的方法”。

　　从《中国哲学简史》提出“世界哲学”概念，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冯先生在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时，又在该书的最后一章，对《中国哲学史新编》作了总结。在其总结的第二部分，也就是冯先生中国哲学史创作的最后部分，所关心的仍是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在这部分中，冯先生把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的未来归结为众所周知的“仇必和而解”和中国哲学常说的“太和”。尽管目前理论界和学术界对冯先生的这一归纳持有不同看法，但就其所表现的理论本质和时代精神来说，无疑具有相当深刻的真理性。这一真理性的结论，不是通过逻辑推衍得出的,而是通过对近百年乃至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和人类的生活实践的观察所得出来的。“仇必和而解”和“太和”哲学所包含的理性价值意义，与基督教传统和西方哲学所包含的价值意义有极大的差别。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普遍主义，不利于建构具有建设性的话语对话系统。正如冯先生在《新编》最后一章所阐述的那样，“信基督教的人遇见不能自决的事，就祷告‘上帝’，求他的‘主’帮他决定。祈祷以后，他自己再作决定。即使这个决定还是以前的决定，他也认为这是他的‘主’替他作的决定儒家指出，不需要这个‘主’MKmw。正因为西方基督教可以为所有人作主,从而推崇普遍价值，其发言的行为也就多少含有教训对方的霸权。而中国哲学更多的是顺其自然，只做个人所应做的事，此即《尚书》中所说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中国式的对话、发言或倾听，正如程颢所说:“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与横渠张子原先生书》，《河南程氏文集》卷二)这都是中国传统“和实生物”及“太和”哲学的具体表现。

　　冯先生对中国哲学和未来世界哲学的阐释，与建立一个有人文价值导向的全球化的过程完全合拍。这既反映了冯友兰先生的哲学洞见，也表现了冯先生的哲学智慧。他对中国哲学和未来世界哲学的阐释，可集中概括为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一)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主要解决超越问题。在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上，冯先生历来主张中国哲学的功用“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必须看成哲学境界”,而非宗教境界。因此,冯先生一直不同意把儒家说成是宗教。“儒家并不比柏拉图或亚力士多德的学说更像宗教”。中国哲学具有超道德价值,而基督教的爱上帝,实际上不是超道德的。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价值意义是出世与入世的统一。“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的更高价值，甚至要纯粹得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像和迷信”。

　　(二)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主要解决价值问题。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上，冯先生在与维也纳学派的辩论中已阐述的十分清楚。科学的任务是提供实际的信息’而哲学的功用是厘清观念。因此，从认识论角度说，哲学者的区别，甚至要用科学来化约和取代哲学。上个世纪初的科玄论战，实际上是对唯理性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质疑。在一定意义上说,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价值论而非知识论。如果缺乏价值或观念上的一致,一味追求知性的实际信息，哲学就会变成废话。科学如果失去人文的支撑，也会变成杀人的工具。

　　(三）出世与人世的关系，主要解决人生关怀问题。这一问题与上述问题都有紧密联系。中国哲学不以知识论见长，而是以关注人生和关注社会生活见长，因此它思考的重点是人间关怀，此即儒家的“仁学”或称“人学”。“中国哲学总是把心思、心事与肉体统一地进行思考”，实现庙堂与山林、自然与名教、理想与现实、此岸与彼岸的统一。冯友兰极力表彰郭象哲学,就是因为郭象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有深刻的见解和突出的贡献。

　　(四)极高明与道中庸的关系，解决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日常生活统一的问题。

　　(五）“太和”与“斗争”的关系（仇必和而解），解决手段与目的统一的问题。

　　(六)理性与直觉的关系，解决哲学方法问题。

　　总之，从上面的罗列和简要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

　　出,冯先生所阐释的中国哲学对人类或对未来世界哲学可能的贡献，可约略归纳为以上六大关系。这六大关系的解决，对当今世界强调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对话,强调世界及文化的多元性、开放性都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中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轴心之一,它可以给21世纪和人类的未来提供它所能提供的有价值的东西，这也就是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哲学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