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客观性论文范例鉴赏（共4篇)

　第1篇：论新闻客观性原则的扭曲原因与解决之道

　　客观性（objectivity）一词有多层含义：有时被用于表示某一类陈述即科学主张的性质，这时它被称作“客观真理性”；有时被用于表示人们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所应遵循的程序和步骤，这时它被称作“客观程序”；有时它也被用以指称合格的研究者所应具备的精神面貌，这时它被称作“客观态度”。

　　作为具有产业性和事业性二重性的产业化媒体，一定程度上受这两重性的影响，近年来，该产业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对客观性原则的扭曲使得“追求最出色的新闻”、“办中国最好的报纸”等仅仅是吸引读者的广告词而不是办报宗旨。

　　1.新闻客观性扭曲的表现：归结起来，新闻报道客观性原则扭曲的形式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层面：消息来源的扭曲、语言修辞的扭曲和意识形态的扭曲。

　　2.消息来源层面的扭曲。

　　3.语言修辞层面的扭曲。

　　4.意识形态层面的扭曲。由于媒体产业化与事业化二重性的特点，导致了新闻报道客观性的扭曲，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应当正确处理媒体产业化对新闻客观性的影响，具体的分析为：

　　一、首先对产业化媒体的二重性作相关了解

　　1.产业性，受市场经济本质规律的决定，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媒体作为市场主体，受市场价值规律的制约，必然以赢利为目标，是经济和政治的共同要求，归根结底，媒体除了将占有更广阔的市场和扩大社会影响力作为目标，最根本的目标就是赢利。否则，作为市场主体的媒体将无法生存，必将被市场淘汰。

　　2.事业性，媒体作为大众的舆论工具，要求其必须真实客观的进行报道，追求最大的公信力。传统的媒体，其大众传播的特点是它大众传媒名字的由来。

　　大众传媒既是党和政府向公众传播信息的工具，也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具有公开性，开放性，阶级性的大众传媒，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服务，将整体利益，社会利益记忆公众利益作为其追求，公众给予其公信力，媒体利用这种信任，更大程度地发挥其舆论功能。媒体的事业性决定了它本身的公信力。

　　二、产业化媒体产业性和事业性对新闻客观性的不同影响产业性和事业性这两种不同的性质对新闻的客观性影响是不同的

　　由于产业媒体的这两种特性，决定了其媒体产品既作为精神产品而存在又决定了其作为物质产品而存在。

　　媒体是党和国家向公众传播信息的重要工具，坚持正确的舆论方向是必需的，即其社会性占第一位。商品属性则居于第二位。新闻报道坚持客观真实的报道，反应真实的现实就是其客观性之所在。

　　1.媒体产业化对客观报道的积极影响，媒体的产业化相辅相成，产业化的发展能促进事业化的发展，同时对客观性发挥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媒体产业化和事业化的共同发展是在寻求二者的共性。

　　2.产业性对客观性的负面影响媒体的产业性对事业性的充分实现起到妨碍作用，即产业化对客观的报道会产生一种负面的影响。实质上体现的是产业性和事业性的最大矛盾，产业性作为媒体的一大特性，新闻报道必须考虑到这一特性，受到其影响。

　　3.有偿新闻和有意倾向性报道的出炉，产业性妨碍客观性原则所带来的问题。作为媒体产业化在新闻领域的变种，新闻领域的腐败的有偿新闻和倾向性新闻，严重的侵害了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性。被采访的单位个人通过钱来收买媒体，然媒体美化他们，即为有偿新闻，这样所害了新闻的真实性。

　　三、正确处理产业性和事业性的关系，以增强报道的客观性

　　产业性和事业性对产业化媒体影响并重。单方面的强调任何一方面都会对新闻媒体的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影响其客观真实性。要想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促进这一产业的健康发展，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媒体的党性原则。我国媒体的性质有党性原则所决定，当产业性和事业性产生矛盾时，须坚持党性原则，即把事业性放于第一位，我国该产业所有制的区别，导致了我国与西方纯商业媒介，在运营模式，理念以及操作方法上的不同。所以彻底的市场化道路不适合发展我国的媒体产业，进行一定的市场取向改革须坚持适度的原则。应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将社会效益放于首位，把握正确的价值取向，坚持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共同开发，坚持上层建筑和信息产业的属性统一。

　　2.坚持新闻客观性原则。新闻的客观性是新闻的生命，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不能坚持新闻的客观性就会使新闻失去公信力，让公众对其失去信任。大众媒体的角色就会丧失。

　　3.加快新闻事业的改革。传媒也得立身之本，即采，编，播部门与其他不能分离，实行的管理体制是事业单位式，从而保证传媒的舆论导向作用。

　　总之，新闻界一直强调新闻客观性，却常常在实践中轻而易举地扭曲客观性原则。如果说造成这种扭曲的浅层原因是记者的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不足，那么，从媒体功能的角度看，其深层原因则是组织化的需要，即媒体生存的需要。记者要维持职业活动空间，就必须服从组织的规范和标准，努力使现状合法化。于是，媒体通常不是自己主持开展调查，而是“自由”运用由各种官方、非官方机构提供的民意测验、研究报告和权威见解，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报道产生“合法的局限性和偏见”。

　　探索研究产业性和事业性对正确引导产业化媒体具有重要意义。对发挥其舆论作用具有指导意义。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能够促进媒体产业健康发展。更好的发挥大众舆论的功能。真正实现产业性和事业性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作者：孙慧明等

　　第2篇：从《观察》杂志看储安平的新闻客观性思想

　　储安平是我国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1946年创办《观察》杂志，他的评论和期刊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学者对于储安平思想的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储安平本人的时政观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分析，而对其专门的新闻思想少有涉及。本文从分析储安平的《观察》时评入手，探讨储安平作为一个报人如何实践新闻客观性思想，其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思想内涵。通过对储安平的客观性思想进行呈现，可以使人们对储安平的新闻客观性思想有更详尽的了解，同时也对我们今天的新闻实践有所启发。

　　一、晚清民国时期新闻界对于客观性思想的实践与研究

　　学者李良荣认为，由于《申报》的独特背景，它在报道国内外事件时，有时基本能够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单从新闻史的角度来讲，《申报》开了中国客观报道的先河①。客观性思想在中国的最初表现是“有闻必录”。“有闻必录”作为一种“体例”最早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申报》对于杨乃武与小白菜事件的报道中。《述报》1884年7月关于中法战争的《越南战电》一本中有“本馆按有闻必录之例，备登于报。不若法人之胜则张扬，败则掩讳也。”这里的“有闻必录”是指报馆所听到的重要新闻都应照样登载，不要以利害关系和其他主观因素决定取舍②。1912年，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庸言》半月刊时明确提出“对于各种问题，撰述诸君各自由发表意见，或互有异同或与启超有异同，原不为病，故一号中或并载两反对之说或前后号互相辩难，著者各负其责”③。1914年黄远生接办《庸言》月刊，他明确阐释了客观性思想：“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若令吾人所综合事实，尚未足令吾人下笔判断之时，则吾人与其妄发主状，贻后日之忏悔，不如仅仅提出事实，以供吾曹及社会异日之参考资料，而决不急急于有主张。”④在此，黄远生强调将主观态度变为“客观”，既表明自己的观点，又容纳不同观点。自身观点来自于对事实的“综合”判断，不能妄发空言，不能下判断时则仅仅提出事实，供社会各界人士参考。黄远生的主张不仅包含对不同观点的客观对待，还表明了对事实和观点的负责态度，提供事实以利于他人做出自己的判断。

　　五四前后，一批新闻学者和新闻从业者在学习西方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学习和介绍新闻的客观性思想。徐宝璜在论述编辑思想时，认为编辑须“心地开放，毫无成见，所述者仅为事实，仅为使其意义明了之所有事实，以供阅者之判断，或做事之标准切不可因一己之私见，将事实颠倒附会或为之增减，致失事之真相。尤不可显然夹入好恶赞斥之词，以表其意见”。徐宝璜认为，编辑必须保持开放立场，不能心存成见，歪曲事实。他更明确提出“新闻与意见，应绝对分离”⑤。任白涛在《应用新闻学》中认为“新闻记者更有一最要之自觉，则社会之第三者是也”，“彼之眼中，不许有敌我之区别。彼之心底，不许怀某种之成见。不问如何之时际、场所、其地位、态度、常为超越的、独立的、客观的”⑥。邵飘萍也认为“新闻记者第一层之觉悟，即知自身无论处于何种境遇，皆当确守第三者之高垒而勿失。故惟以真理与事实为标准，不知有友亦不知有敌”⑦。李公凡则认为，“新闻记者只以真理和事实的标准，不知有朋友，也没有所谓敌人。所以所谓第三者地位，换句话说，就是超然而独立的地位”⑧。郭步陶认为，编辑“心目中，绝对不可有阶级的观念，手腕下，只能有大公无私的陈述，这才是编辑新闻的惟一态度”⑨。在这些论述中，大都将新闻的客观性看作新闻人自身应该具备的品质，强调记者或编辑以客观的态度报道事件，以事实和真理为准绳，而不分敌友、阶级和自身的好恶。民国时期的报业实践也对新闻的客观性思想有所贡献。1926年9月1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创刊号上发表《本社同仁之志趣》，明确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方针并对其内涵进行了阐释⑩。史量才在《申报》中也明确提出“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的办报宗旨{11}。

　　客观性报道的思想逐渐成为报人的共识，虽然不同报社、报人诉诸不同的表述，但其所倡导和遵循的思想都在丰富和扩展客观性思想在中国的内涵。但与此同时，客观报道的思想也面临着来自时局的压力。国民党1927年统一中国后，宣布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强迫出版界将“遵守党的政策和主义”作为最高原则。1930年，共产党主办的《红旗日报》的发刊词《我们的任务》中，明确提出了报纸的阶级属性问题。文章认为“在现在阶级社会里，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之下，“不仅要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同样要起来建立自己的革命报纸，宣传革命的理论，传达真实的革命斗争的消息，建立在革命斗争中之一个伟大的推翻国民党的言论机关”{12}。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的背景之下，客观性思想难免受到本民族立场和观点的影响。

　　储安平的《客观》杂志正是在这种国共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双重背景中产生的，之后轰动一时的《观察》杂志创刊于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而国共矛盾日益凸显。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如何保持作为报人的独立和客观思想受到了新的挑战。

　　二、储安平及其客观性思想

　　（一）储安平的客观思想并非保持中立立场，而是强调超脱于党派和个人的私利，追求民众和国家的公利，客观性表现为一种公正、无私的态度

　　储安平在《观察》中提到，《客观》是《观察》的精神是前后相继的。在《观察》第一期《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中，储安平明确提出“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绝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13}可见，在储安平看来，“客观”和“观察”并不代表着没有观点和评论，而是从自由知识分子的视角“出于至诚”表达对国家事务的态度。这里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

　　而在国共两党的政治夹缝中，储安平超脱于党派的利益就表现为就事论事，对于国共双方的优缺点少有避讳。他在《客观》早期批评国民党“一团糟的责任问题”到《观察》后期目睹人民生活的惨状后痛斥国民党是“一团烂污”，在学者谢泳看来，是经历了对国民党从认同到排斥的过程。对于共产党，他既赞扬其艰苦朴素的精神，也批评其过于依赖苏联，且对在其统治下的民主自由问题持有负面评论。可见，储安平在言论中表现的自由绝不是陈述事实而不加评论，而是出于公正的态度，基于事实予以评价。同时，储安平的“客观”态度还表现为个人的无私，即不以一己私利为盼，而专注于国家和人民的公共利益。

　　（二）储安平的客观性思想建立经济独立的基础之上，以自由、宽容、理性为建立起公共知识分子争鸣议论的公共论坛

　　储安平早年就读于自由风气浓郁的上海光华大学，留学英国，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至深{14}。他认为“自由思想的主要精神，就是容许各人陈述各人的意见，在今日这种‘两趋极端’的局面下，我们认为最最需要提倡这种‘自由’与‘宽容’的精神。”因此，“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辞中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四个基本原则，本刊将容纳各种意见不同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非非得编者同意不可。我们最注重者，是文章的内容与态度，亦即文章的水准与风格。许多人认为我们的文章，各言其是，无统一的论调。”{15}

　　储安平不讳言自身的观点，但同时在自由和宽容精神的指导下，凡符合杂志水准与“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原则，无论观点如何，皆可见报。储安平创办《观察》期间，曹禺、胡适、卞之琳、周子亚、宗白华、吴晗、季羡林、柳无忌、马寅初、梁实秋、冯友兰、傅雷、费孝通、朱宣咸、张东荪、傅斯年、朱自清、钱钟书等知识分子都曾为《观察》撰稿，就时事发表见解和主张，在知识分子中影响颇深，也建立起一个就时事发表意见和探讨国家走向的公共论坛。

　　储安平的客观性思想存在于经济独立的基础之上，储安平对于《观察》做定期的总结，从财务状况到订阅情况，内容十分详尽。他写到：“本刊确确实实是一个独立而无任何党派关系的民营刊物。在经济上，本刊的发行数足以证明本刊可以自给，无须仰求‘外援’，因此我们认为，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并给一切怀有成见的人们以新的认识：即办刊物不一定要靠津贴，刊物本身是可以依赖发行收入自给的。”{16}显然，储安平意识到经济独立对于言论独立的重要影响，以至于对订阅者多次解释价格上涨原因，宁可将成本转嫁为读者，也不愿对政府“俯首称臣”。

　　有学者指出，客观性原则的弊病之一，即遮蔽了新闻人作为公民的身份，以至于凡有记者表达自己的观点，即被认为有失公允{17}。储安平等一代新闻人往往并不缺少这种“公民”的定位，难得的是能够容纳不同观点和思想的争鸣。当然，储安平的这种思想更多是出于对自由思想和理性精神的自觉，而非对于客观性思想的更深的理解。

　　作者：乔倩

　　第3篇：探析新闻客观性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认知

　　新闻真的具有客观性吗？童兵根据马克思的经典表述指出：新闻传播的客观性，指新闻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如实报道的特征，包括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内容上的“客观”，指新闻所报道的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人物或事件；形式上的“客观”指新闻所显示的倾向性，是通过其所报道的事实的逻辑力量实现的，作者采用的是“客观陈述”的手法[1]。郑保卫认为，新闻的客观性是指新闻报道要忠实于客观事实，要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反映他[2]。

　　总体看来，国内学者对于新闻客观性的认识较统一，且多数只是从客观报道的层面进行论述，在本体论证上力度不足。相对于国内而言，西方新闻界认为“新闻必须超然物外，清澈如水。报道一如事物本身，不能经由记者大脑的折射”[3]。

　　新闻客观性本身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多层次的问题，仅靠以上这些还无法完整勾勒出其基本架构。它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来理解，作为新闻属性的客观性、客观报道和职业理念。

　　一、在主客观的统一中把握新闻客观性

　　“客观性”是一个相对于“主观性”提出的概念。这牵涉到两个问题：人是否有认识“客观”的能力：有“主观”介入认识的“客观”是否还能成其为“客观”。

　　在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主张真理认识的客观性，即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从主观方面来看，人有理性与认识能力，从客观方面来看，知识的对象必须是确定实在的。与此相反的是怀疑学派，他们虽然肯定人在认识中的主体地位，但根本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主客“二元论”的看法到了笛卡尔时期发展为“心物二元论”，一方面怀疑由感官感觉的外在世界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又承认“无须依靠自身以外的他者”的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至此，“客观性”概念即产生出来。而新闻客观性的表述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才出现的。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当今关于新闻客观性的论争的根源就出自这种“二元论”，把“客观”与“主观”视作绝对的、机械的对立，决不存在沟通的可能。这在实践中已经引起相当的指责。

　　马克思主义关于“主客”关系有不同的理解，它把二者统一于实践。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方面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去理解。”因此就是必须从“主观”和“客观”的辨证关系上考察“客观性”。以这样的方法去指导我们的认识，要在主客观的统一之中把握新闻客观性。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是“报道”而不是“事实”的属性决定了“新闻的客观性”与“事实的客观性”不是一回事。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事实的客观性决定新闻的客观性[4]，新闻的本质在于真实，客观性是新闻与生俱来的，它与后来出现的客观报道、新闻从业理念并不是出于同源的，而是理论上溯的概括。它来源于客观事实并作为新闻的属性而存在，它是在与主观性的对立统一中得以实现的，但它不依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其本来面目。

　　主体间性为我们思考新闻客观性提供了另一个视角的有益的启发，随着哲学认识论转向的发生，主客二元对立与割裂的观念不再定于一尊。在此一视角下，新闻与事实、记者与报道之间不再被认为是主客观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互为主体相互建构并影响塑造，所谓的新闻报道是就主体间关系做出的一种程序。

　　新闻是不是真实客观的命题就此被转换为新闻是如何再现真实的。在美国新闻生产社会学看来，新闻终究是一种社会性建构，追问新闻的客观性无异于缘木求鱼。

　　二、客观报道的兴起与作为职业理念的客观性

　　19世纪的美国新闻史可以被看作是客观报道原则逐渐显明的时代。19世纪30年代，廉价报纸纷纷打出“不支持任何党派，不作任何政治派别的喉舌”的旗号。因为“意识形态浓厚的报纸，其销路势必局限在一小撮保持这种意识形态的党员之内，而销路如此小的报纸，是不可能赢利的”[5]。

　　所以有西方学者认为，客观性是在总结“黑暗年代”惨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新观念。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出于实际需要，新闻报道采取了平衡的策略，并在具体写作手法上产生了诸如“倒金字塔模式”、“至少表述新闻事实的两面”等报道原则。

　　19世纪60年代通讯社的广泛兴起也对客观性原则的确立起到了作用。通讯社的新闻要销售给不同的报社，必须做到信息与意见分离，并且要尽可能的丰满全面。西方国家第一次把客观性定为新闻传播原则是美联社在1900年改组时提出的以“报道事实，而不报道意见”为宗旨所开启的。

　　1896年，奥克斯接手后的《纽约时报》为新闻客观性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激烈的报业竞争，奥克斯表示要办一份严肃、典雅、富有教养的报纸，他提出的口号是“报纸不应该弄脏他们的早餐纸巾”[6]。

　　出台于美国《新闻规约》在1923年做出规定：不偏——健全的工作可以使新闻报道和意见表达清楚地区别开来。新闻报道不应该参加意见或任何偏见。

　　客观性报道是“20世纪前25年中对于新闻学的独特贡献”，后来历经鼓吹新闻学、新新闻主义、敌对新闻学等新闻思潮，然而最终却与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成为当今美国的主流新闻报道样式之一[7]。

　　时至今日，西方新闻界对客观性的认识趋向统一。博耶在访问50家报社后归纳出六项客观报道的要素：

　　平衡与公正的呈现是一个议题中各方面的看法；正确与事实的报道；呈现所有主要的相关要求；将事实与意见分开，但是将意见视为相关；将记者本身的态度、意见减至最低避免偏见、怨恨以及迂回的言论[5]。

　　三、不断向新闻客观性逼近

　　与此同时，客观报道的消极作用也在不断被揭示。Glasser认为，客观性报道使记者成为工作中采访置身事外的人，即“训练有素的无能”。他不再思考事件背后的真正问题。Hunt认为，客观性报道依赖消息来源（四分之三的新闻由访问消息来源而得），很少主动使用文件，研究去发现社会隐藏的真相。没有发挥主动探索的精神，记者只是沦为事实被动的传声筒，无法在更高层面和更深程度上关注事实，真相就此被遮盖。

　　郑保卫对此有同样的概括：第一，客观报道方式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已经发生的新闻事件，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第二，客观报道方式主张原原本本地报道已经发生的事实，遏制了记者主观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束缚了记者的手脚。第三，客观报道强调的快速、简短的报道方法，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开始为电波取代，将失去优势，要摸索新的方法。第四，读者素质今非昔比，他们有了更高的要求[2]。

　　尽管如此，客观性仍为我们主张的职业理念。我们理解客观性的首要在于在主客观的统一中进行把握；再次，必须区分新闻客观性与事实客观性。那种“纯正的客观性”是并不存在的，也完全不被我们的感官所感知，新闻的客观性要求我们不断向客观逼近。这是因为，客观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无限性，这就意味着客观实在永远存在，客观永远都是客观实在的一部份，因而新闻传播活动就不会停止。也就是说，新闻客观性永远都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只能无限地接近而不能达到。客观性并不是新闻界最大的神话。

　　作者：陈艳

　　第4篇：国际争议事件报道与新闻客观性原则

　　新闻的客观性原理，英文表述为JournalisticObjectivity或者NewsObjectivity，从西方新闻价值观来看，它是新闻报道的根本性原则。新闻的客观性要求新闻工作者客观、真实、独立地报道新闻。然而，在现实世界里，新闻人在每一个重大新闻事件中，特别是国际问题面前，首先就有一个身份上的归属，也就是你在新闻事件中属于哪一方的成员，而这种归属性就必然首先要求你站在本集团或本国的利益和立场上说话。而新闻的客观性却要求新闻人能够超越自己的天然立场，特别是对于国际上一些有争议的话题，各个国家新闻媒体能否真正超越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分歧的约束，真正以中立、公正的态度和立场进行切实客观的报道这无疑是检验我们的媒体是否客观、是否公正的最重要的砝码。

　　2009年12月7日~18日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气候大会，期间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中国也较为“高调”地出席了本次大会。各国媒体如何对此事件进行报道是否坚持新闻客观性原则以及是否如实地报道了真相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为此，我们选择《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作为代表进行研究。这两大媒体都是西方主流媒体的典型代表，读者定位为中产阶级。在美国，中产阶级一般占60%~70%，他们的舆论力量构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见。本研究的文本抽样时间界定于2009年12月7日至2009年12月23日，包括了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会议前、会议中、会议后三个阶段，研究样本的采集主要是从两大报的官方网站获得。

　　一、分析其报道是否全面，对争议双方报道是否均衡

　　报道的全面是新闻客观性的一个要求，这里的全面不是指事无巨细都要报道出来，而是把新闻事件双方的观点都要呈现出来，给新闻事件的正反两方都有说话的机会，不能有偏心的对待，这样才能体现报道的公正、客观。那么，在哥本哈根大会上，美国媒体的报道是否体现并坚守了新闻的客观性、全面性这些基本原则这里我们主要通过《纽约时报》来进行分析。

　　首先要说明的是，中国和美国是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中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重要代表，期间中国和美国发生激烈争吵，双方在坚守各自原则上互不相让，中国自然应当成为被关注的重要对象。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媒体在报道有关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新闻时有没有把中国的意见与看法写进去，有没有把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写进去，是不是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是不是呈现了应当呈现的新闻，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其报道的全面与否。

　　整体考察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报道我们发现，在《纽约时报》中有关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含有CopenhagenClimate关键词)的文章共84篇(时间是2009年12月7日到2009年12月23日)，其中涉及中国的报道(含有CopenhagenClimate+China的关键词)有42篇，正好占总报道篇数的50%，可见作为在国际上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全球主流媒体之一的《纽约时报》，在报道数量上还是给予了中国“应有的地位”，而没有一味地宣传本国的主张和观点。

　　二、分析其报道深度，是否充分揭示出争议双方真实意图

　　从报道是否全面上看，西方主流媒体似乎已经做到了表达不同的声音，给事件双方充分的话语空间，没有一味地把美国作为唯一对象，而是从相对全面(事件双方都到场)的角度报道了哥本哈根大会。那么这些报道是一笔带过还是充分传达了中国的观点是很好很深入地呈现中国这一方的意见还是从反面报道中国的意见呢这也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报道是否客观。这里我们采集《华尔街日报》的样本，时间还是从2009年12月7日到2009年12月23日。我们搜索到期间有关报道中国的文章共50篇，其中有效报道34篇(即有参考价值的报道，判断标准：是否论及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主张或观点)。现在我们就把这34篇作为样本进行了剖析，发现：

　　其中专门讲述中国的专题类报道，例如《温家宝：哥本哈根会议各方要锁定共识》《何亚非记者招待会发言节选》《若哥本哈根峰会无果中国损失巨大》等报道共22篇，占涉及中国总报道数的64.7%。而中国作为重要的一方参与者，作为新闻中重要元素出现的报道，例如《中美舌战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中印总理通话，商讨如何应对气候问题》《中国碳减排目标美国会买账吗》等报道共7篇，占涉及中国总报道数的14.7%。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报道深度上，西方媒体同样给予了中国应有的关注，中国在此次事件中作为重要新闻元素的力量已经被深刻呈现了出来，这也是美主流报刊坚守新闻专业主义，在报道中忠于事实客观报道的重要表现。

　　三、分析其报道内容，是否同等表达出争议双方观点

　　既然美主要媒体已经全面而且是有深度地按照新闻客观性要求进行了报道，那么在报道内容上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呢西方某些媒体曾经具有严重偏向的对拉萨事件的报道方式，在此次的气候大会报道中有没有重现在这种国际新闻的报道中媒体独立性又如何，是否又陷入美国国家利益代言的境地我们通过分析《华尔街日报》报道的具体内容和其中一些关键词来探讨这个问题。

　　从《华尔街日报》的34篇有关中国的报道中，我们发现有4篇是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其余是中立报道，正面积极的报道有1篇，是中国刚刚提出碳排放目标时美国媒体对中国的肯定。由此可见，《华尔街日报》对中国的报道大部分是站在中立立场的，在这种中立报道中中国的声音被正常传达，中国一方所代表的意见可以说是被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出来。

　　在负面新闻报道中，如《苏伟：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势必会继续增加》，由于只片面摘取中国发言人的某些话，不对其来龙去脉做解释，会在读者心中造成不好的印象，我们暂且把这种文章也划为负面报道。分析这些负面报道我们发现，即便是负面报道，也没有出现恶意攻击中国，甚至扭曲事实的语言和表述，全部的负面报道只是采取对中国不利的依据去报道新闻。鉴于对西方媒体“报忧不报喜”的了解，即使对自己国家内部的新闻，其报道也多数从负面角度着手，加上他们难以摆脱的受西方新闻价值取向的影响，我们把这种占14.51%的负面报道定位为美媒中所出现的“基本正常现象”。

　　下面我们选取一些在哥本哈根大会矛盾达到炽热化阶段时，《华尔街日报》刊登的具有代表性的新闻来进行更加微观的分析。以《中美舌战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为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篇文章的原始报道：

　　本周晚些时候，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全球政要将飞赴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宣告人类开启全球环境合作的新时代。实际上，此次峰会将成为中美经济较量的一次大摊牌。

　　国际能源署(IEA)估计，在未来20年中，几乎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增长都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一半来自中国。眼下在哥本哈根争论的焦点就是经济实力大增的中国是否应该从美国和欧洲每年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援助，来帮助它转型为更清洁的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人认为的答案是“是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上周五说，富裕国家在消耗化石燃料的基础上积累了财富，打一个比方，就像一屋子人在吃饭，发达国家已经吃很久了，发展中国家刚坐下来，发达国家就说，应该由你们来埋单。

　　何亚非说，这不公平，谁造成了这一问题谁就该负责。不过，他说欧盟大体遵守了自己的减排承诺，他几次点名批评美国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

　　简而言之，何亚非认为情况较上世纪90年代末、即当前用以应对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KyotoProtocol)商讨之时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京都议定书要求工业化国家削减自身排放，并资助发展中国家推广节能汽车及太阳能板等清洁能源技术。

　　不过美国方面认为中国已经不再有资格获得优待了。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斯特恩(ToddStern)在上周三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虽然更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仍需要西方的帮助来获得清洁能源技术，但中国与它们不一样。他说，我没有想过公共资金，特别是来自美国的资金将流向中国，不能通过给发展中大国通行证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就环境问题而言，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约40%的中美两国是此次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两股最重要的力量。截至目前，此次哥本哈根会议主要凸现出了中美在气候政策上的深刻分歧。两国对政策细节的争论是未来数十年两国广泛经济实力较量的一个缩影。眼见中国将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而不是限制碳燃料使用增长，许多美国商界领袖担心大幅削减化石燃料使用将提高生产成本并使得他们在和中国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上个月，中美在先后两天时间里宣布了自己的减排目标。美国宣布在2020年之前将把碳排放较2005年的水平减少17%，与有待美国国会通过的气候立法基本相符。而中国提出在2020年前将碳强度(即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较2005年削减40%至45%。

　　不过，研究显示，即便中国实现了这一目标，它在2020年时的碳排放量仍将比2005年时激增逾75%。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专攻能源及气候变化问题的高级研究员列维(MichaelLevi)说，国际能源署、美国能源部以及中国政府部门的研究都表明，早在中国近期发表减排声明之前，中国削减约45%碳强度的目标就是很有希望实现的。

　　欧盟和奥巴马提议欧盟和美国应该在2050年之前将碳排放总量削减80%。但是何亚非说，许下这样的远期诺言是容易的，他怀疑发达国家承诺的诚意。

　　何亚非说中国的环境承诺虽然可能不那么堂皇，但是更为实际。他说，我很高兴与任何人进行辩论，看看中国的承诺是比其他国家多还是少，毕竟事实胜于雄辩。

　　这篇文章报道的是在气候大会上中美矛盾最激烈的争端，在这里我们摘取其中的带有正负意味和倾向色彩的关键词进行一些数据统计和分析(见下图)：

　　全文中并没有完全扭曲中国的文字，但出现了3次显然对中国不利的一些权威数据的引证；其次“何亚非”在文章中出现了5次，都是在引用何亚非副部长的话。这些无疑都是对中国一方有利的意见，说明中国的声音在报道中得到了有效传递，中国确实在“被”相对公正地报道；对中国明显有利事实的证据和引述在文章中出现了2次，说明中国在气候方面所做的努力并没有被忽视。总体来说，这篇报道基本客观、公正地体现了各方的观点。

　　四、分析其报道主旨，是否事实与价值分开

　　“新闻客观性的基本主张是对事实进行准确的报道，同时禁止在报道中公开采取立场。”“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就是向公众提供这种‘客观的事实’。新闻工作者对客观性的信念就是对‘事实’的信任和对‘价值观’的不信任，以及在新闻中对二者必须分离的承诺。”现在，我们选取《华尔街日报》2009年12月10日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减排目标是更大承担还是推卸责任》来进行分析(因为此篇文章带有新闻评论性质的部分，有观点性的阐述，我们认为此文是在《华尔街日报》34篇文章中较有代表性的)。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时不时能制造出一些新闻，从“草案门”到警方镇压气候变化活动人士。

　　不过在这些新闻的背后，一场站不住脚的争论围绕着一个看似神秘的问题展开。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却是全球碳排放论战的核心所在，这就是：中国是在担负起更大的责任还是在逃避责任

　　中国在哥本哈根峰会前宣布碳排放计划时——到2020年前把经济的碳强度降低40%-45%，外界对此褒贬不一。

　　一些人认为，这是中国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以往中国一直抗拒发达国家让中国解决自身排放问题的举措。包括美国官员在内的一些人则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中国提出的目标过低。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EndowmentforInternationalPeace)能源及气候项目主任钱德瑞(WilliamChandler)说，实际上，中国最新的承诺可谓重大。(中国在更大地承担责任)

　　问题是，对中国经济来说，到底什么是“照常发展情景”对中国计划持怀疑态度的人以国际能源署(IEA)的估计数字为证，称中国实际上是承诺继续做已经在做的事情，因此不应该被视为在哥本哈根峰会前的一项足以“改变游戏规则”的承诺。(中立，即没更大承担责任，也没说是推卸责任而是说中国“继续做已经在做的事情”)

　　钱德瑞说，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他的理由是：2000年以来，重工业和制造业使中国的能源使用大幅增加，然而中国经济不像过去那么“能源密集”了。只是最近几年的严厉措施才使得这一趋势有所转变，让中国走上了更清洁的经济发展道路。因此他说，把最近减少能源使用的做法视为“照常发展情景”是不公平的。

　　他说，中国的政策催生了数百个详尽的工业效率标准，其程度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中国的政策迫使数万个没有达到标准的工厂、发电厂和生产线关闭。很难想象美国是否能实施这样的政策，更不用说要再持续10年了。像国际能源署那样把这称为是“参考案例”，这种做法可谓大错特错。

　　他说，这意味着中国的承诺应该被视为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而且应该促使美国也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中国在更大地承担责任)

　　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战斗，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协议上的立场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所作所为，或外界眼里中国的所作所为。美国首席气候谈判代表斯特恩(ToddStern)周三在哥本哈根说，对发展中国家不设限制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从上面的文章及分析(上文中括号字为分析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华尔街日报》在阐述这个具有争议话题时采纳了各方观点，但是很明显在说中国是在更大地承担责任的字数是比较多的，虽然也在说美国气候谈判代表不同意中国看法，但这是要阐述出双方观点的必然。文章更多的内容是在解释中国为什么是更大地承担责任而不是推卸责任，充分表达了中方意见。“客观性的要求是，全面准确中立平衡地报道争议的问题，让公众了解各方面的意见，以便作出独立的判断。也就是说，新闻媒介是观点的报道者，而不是鼓吹者。新闻客观性意味着，新闻作者必须避免偏见，避免歪曲，尽可能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如实进行报道。”所以我们可以说《华尔街日报》已经尽可能地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进行如实报道了，做到了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当然是在最大限度内)。

　　五、结语

　　在报道国际新闻中，尤其是在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报道中，美国两大主流媒体基本上坚守了新闻客观性基本原则。作为新闻人和媒体，恪守了新闻最根本的职业规范，其全部报道基本体现了新闻客观性的理念。这对我们的所有媒体都是一个很好的典范，我们的新闻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新闻客观性原则，才能真正担负向全世界传播最真实的“世界图景”的神圣使命。

　　全球化的今天，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经济一体化、文化融合、政治多元化，但同时国际之间的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延续着，台湾问题、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国际间重大的对立交锋不断发生。在以往两极世界二元对立的新闻格局中，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报道往往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对敌对国家的丑化经常造成报道的不真实。今天的媒体在报道这些国际新闻时应当坚守新闻客观性原则，做到公正、客观。虽然因为价值观的不同媒体带有倾向性是不可避免的，但新闻客观性原则仍然应是不可动摇的操作原则。

　　作者：郝雨  郝艳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