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中空间与伦理学双重维度之下的中国叙事

　　内容摘要：刘慈欣的《三体》系列把充满中国元素的空间作为中国叙事的物质场所，以深深打上中国烙印的伦理道德探索作为中国叙事的核心和价值导向，演绎了科幻小说中外星人入侵这一常见题材。在中国式伦理选择为核心形成的橘瓣式空间中，处于中国叙事框架内的伦理选择围绕着源于春秋的义利之辩展开，并产生了空间的对峙，从而引发两难选择的伦理困境。空间与伦理学双重维度之下的的中国叙事是小说成功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空间中国叙事空间对峙伦理困境

　　一.引言

　　科幻小说家刘慈欣创作的地球往事三部曲《三体》系列不仅在国内引发了阅读热潮，也获得了英语世界读者的高度认可，并荣获2015年美国科幻雨果奖。作为一种类型文学，科幻小说起源于乌托邦奇幻，早期形式多为科学浪漫故事和幻想游记，经历了1926-

　　1960的杂志时代，1960-1980的新浪潮和1980年之后的科幻电影的兴起。①纵观整个科幻文学史，“至今大多数科幻作品处理种族问题的方式就是忽略它，很多书中要么不提人物的种族，可能设定为白种人；要么即使提了，也和故事毫不相关，仅仅说些发色或身高之类的东西”，[1]441可以说，科幻作品的主流是西方白人叙事。在这样的背景下，刘慈欣在作品中进行了空间和伦理学双重维度之下的中国叙事，“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提高到世界水平”。Rothman在《纽约客》上撰文称“刘慈欣是中国的亚瑟·克拉克”。[2]刘慈欣本人在访谈中也提到，自己所有的作品都深受亚瑟·克拉克的影响。[3]那么，刘慈欣如何在作品中进行中国叙事，在致敬克拉克的同时为作品打上中国烙印，绝不是为故事安插几个中国人担任主角就能做到。

　　二.中國叙事之空间与伦理体系的产生

　　“空间可以说是我们行动和意识的定位之所；反之，空间也必须被人感知和使用，被人意识到，才能成为活的空间，才能进入意义和情感的领域”。[4]27《三体》中的空间是中国叙事的物质场所，也是中国式伦理产生和作用的领域。在中国化的科幻空间中，其伦理主体的伦理意识、伦理选择也必然是中国的。《三体I》采用了科幻小说中一个常见的题材：与外星人的取得联系和外星人对地球的入侵威胁。刘慈欣把这个故事放在了文革时期的中国，甚至小说中三体游戏这样一个虚拟空间，也主要是通过安置在中国的数个朝代来演绎三体人的历史和文化。中国读者对文革那个年代并不陌生，伤痕文学中曾出现过许多叶文洁式的人物，对三体游戏中提及的朝代和周文王、秦始皇、墨子等耳熟能详的名字和他们背后的寓意也是了如指掌。当这个故事放在西方掌握话语权的科幻文学中，自然就具有了对话的意味。译者刘宇昆在《三体》英译本中“对那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政治词汇，中国古代历史人名，中国科技专有名词，大多采用了直译和音译的方式，并增加了译者注，对必要背景知识和术语难点进行解释补充，尽可能的保留了异质文化基因。”[5]13那么对英文读者来说，《三体》不仅仅是跟外星人有关的故事，而是在一个中国化的空间内，以中国式伦理为坐标来展开中国叙事。

　　《三体II·黑暗森林》讲述的是人类为抵御三体人的入侵而制定的种种应对措施。面壁计划的最终胜利者罗辑是中国人，他对宇宙黑暗森林定理的思索和顿悟也是在非常中国化的空间里完成。面壁计划的另外三人是罗辑所在叙事空间的补充，并为他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思想。作者还运用了冬眠技术这个策略，压缩了时间，重构了一系列与中国相关的空间，比如罗辑醒来之后的地下城和冬眠者社区。罗辑对自己面壁人角色从抗拒、茫然到肩负大义，以及人类社会对罗辑的复杂心态，这样一个漫长的等待和铺垫实际上是以中国叙事的方式来建立宇宙中的伦理坐标，即叶文洁在小说开头提出的宇宙社会学公理。小说中另一条复线是秉持逃亡主义的章北海。他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军人，坚强智慧，胸怀大义且视死如归。为了得到能进行恒星际远航的辐射飞船，他不惜杀死主张工质飞船的科学家；为了“自然选择号”能逃离地球，他劫持了全舰官兵，也毫不犹豫的用致命武器瞄准追击而来的其他星舰。他的决绝，并非是零道德的体现，也不是西方科幻电影中的个性表现，而是”体现了一种奋不顾身的个体牺牲的，一种要为最大化人类的最终成功而奋斗的决绝”。[6]91《三体III·死神永生》是以执剑人程心为经线，串起了危机纪元、威慑纪元、广播纪元、掩体纪元、银河纪元、黑域纪元等一系列空间。小说中对程心的母性和仁慈做了大篇幅的描写，她的这些特点使她在危机纪元入选阶梯计划，在威慑纪元成为罗辑之后的第二任执剑人。她的这些特点也让她在关键时刻没有按下“黑暗森林”的威慑按钮，也放弃了地球唯一的生路即光速飞船的研究。虽然这些是导致地球文明毁灭的选择，也使得程心这个人物备受争议，但从伦理的角度而言，“与其让人类在倒退中生存，不如让人类带着爱的尊严归零后重生”。[7]31

　　《三体》系列小说的结构呈现的形式是以中国式伦理选择为核心形成的橘瓣式的空间。三部曲的核心是地球文明的生存，面对地球公民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那么生存之路的选择往往涉及到伦理道德的取舍。“纵贯两千多年伦理思想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义利之辩”。[8]37可以说，小说中在中国叙事框架内的伦理选择基本上是围绕着源于春秋的义利之辩来展开的。是选择生存还是道德，是为公还是为私，文本中的人物做出了不同的抉择，并形成相应的叙事空间。叶文洁怀着改变这个时代的使命感，带着对三体这个更高文明会有更高道德感的期翼，以太阳为放大器取得了与三体人的联系，为地球带来入侵威胁。章北海为建立恒星飞船来保存地球文明，不惜伪装自己，痛下杀手。程心为了地球上大多数人的利益，放弃了宇宙广播和光速飞船，一度将地球推入绝境。虽然，叶文洁和程心给地球招来灾难，章北海的行为也违反道德规范，但她（他）们的伦理选择因其大公无私的性质而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三体》中空间与伦理学双重维度之下的中国叙事，对于外国读者来说，显然达到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

　　三.中国叙事之空间的对峙与伦理困境的引发

　　伦理困境指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伦理困境有多种表现形式，例如伦理两难，就是伦理困境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9]258《三体》小说文本中伦理困境的产生于空间的对峙。列斐弗尔认为社会的不均衡发展，导致多个社会空间的出现。[10]86在科幻小说中，无论是地理空间还是社会空间，都扩展到宇宙这个大的范畴。各类宇宙文明的发展存在巨大差异，自然会形成不同的空间，而文明本身由于自身的异化力量，也会在内部分化出不同的空间。伦理意识的获得与空间的形成密切相关，一旦空间产生对峙，其伦理主体的意识必然受到冲击，在面临生存还是仁慈的伦理道德选择，就会出现伦理两难。

　　小说文本中三体文明是与地球文明迥异的空间。作者将两种空间的对峙和因此引发的伦理困境聚焦于中国的人与事，以中国叙事展开对伦理选择的探讨。三体世界里文学艺术完全消失，只剩下为生存而战；地球文明虽然拥有辉煌的文化艺术，却总有人性丑陋的一面。作者以叶文洁的经历叙述了为何地球上部分人逐渐对同类产生失望，一旦面对三体这样一个科技水平更高的宇宙文明，他们或产生对一个更高科技水准的文明拥有更高道德水准的想象，或是想借外来力量来消灭人类的罪恶，选择叛变地球，“将要消灭包括自己和子孙在内的人类作为最高理想......人类文明，终于在自己的内部孕育出了强大的异化力量”。[11]239三体世界虽然技术先进，但严酷的环境迫使他们为生存而压缩了所有的感性思维，他们的伦理价值体系缺乏善和美。即便如此，三体世界仍然存在对美的生活向往的火种。在收到来自地球的信号后，三体世界立刻出现了1379号监听员那样的背叛者。地球空间的伦理价值与三体空间的伦理价值交互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叶文洁和1379号监听员实质上是不同空间产生对峙后引发伦理困境的焦点人物，他们的选择是伦理两难的开端。

　　小说中末日之战幸存星舰的遭遇也充分体现了空间对峙和伦理困境的引发。“自然选择号”、“蓝色空间号”和“青铜时代号”是叙事发生的主要空间，其中，“自然选择号”和“蓝色空间号”属于亚洲舰队，有中国军队的血脉延续，它们的存在一方面证实了罗辑黑暗森林理论的猜疑链，是中国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地球太空舰队全军覆没之后，它们成了飞向宇宙深处的星舰国际。在远离地球空间的过程中，星舰国际的人类因为燃料短缺而选择消灭其他星舰，各个星舰在这伦理抉择时刻成了对峙的空间，舰上的成员也陷入伦理两难的伦理困境。基于地球文明的伦理价值趋于消解，旨在生存的新价值标准逐步确立，两种价值观相互交缠，产生混乱。作者选择了“自然选择号”这个空间来展示陷入伦理困境之后人们的心路历程，虽然他们最终做出了选择，但他们精神上遭遇的痛苦无疑是伦理困境的最好注解。对于最后的胜利者来说，“新的文明在诞生，新的道德也在形成”。[12]420空间对峙最终带来伦理价值的改变，正如小说中所说，“真正进入太空的人，再也不是人了”。[13]87

　　四.结语

　　刘慈欣的《三体》系列把充满中国元素的空间作为中国叙事的物质场所，以深深打上中国烙印的伦理道德探索作为中国叙事的核心和价值导向，演绎了科幻小说中外星人入侵这一常见题材。在中国式伦理选择为核心形成的橘瓣式的空间中，处于中国叙事框架内的伦理选择围绕着源于春秋的义利之辩展开，并产生了空间的对峙，从而引发两难选择的伦理困境。小说的成功也得益于强大的想象和精密的逻辑，在令人叹为观止的宏大宇宙和技术之下，空间与伦理学双重维度之下的的中国叙事更加引人入胜。虽然，“零道德状态是他对宇宙生存基本现实的假定呈现，是走向后人类伦理道德的重要一步。但这并非其对宇宙理想生存的终极思考，在破除人类黄金法则的黑暗森林法则背后，三部曲始终隐藏着某种道德希冀”。[14]175刘慈欣在小说中对伦理道德的思考是《三体》系列突破科幻迷小圈子，赢得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