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体论到伦理学
“他者”是勒维纳斯学术思想的一个核心范畴，勒维纳斯通过“他者”传递了一种强烈的伦理精神。在他看来，作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质上应该是伦理的。他要论证伦理学作为第—哲学的形而上学，而不是探讨具体的道德规范。勒维纳斯说：“我的任务不是要建构伦理学；我只是想努力发现伦理的意义。勒维纳斯首先要扫除伦理学成为第一哲学的障碍，即批判西方传统的本体论哲学立场，进而在强调“他者”绝对差异性的同时将对他者的责任赋予人，明确自我与他者伦理关系的优先性，确立伦理学的形而上性质。
一、勒维纳斯他者伦理学的批判指向：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传统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本体之学的目标是寻找“万物始所从来，与其终所从入者，其属性变化不已，而本体常如”的东西。在西方哲学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本体论，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康德的物自体学说、黒格尔的逻辑学、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等，追根溯源，在巴门尼德第一次提出“存在是一”的希腊哲学奠基时代便已确立了本体论哲学的这种基本特征及走向。
把西方哲学的历史概括为本体论哲学的历史，是勒维纳斯的常识性判断，也是他哲学批判奠基性的一步。在他看来，西方文化的危机，从总的根源上说，是哲学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危机，即本体论所造成的同一性思维方式的危机。勒维纳斯认为，“本体论”在追求同一性的过程中遗失了超越性的维度，本体论是“一种普遍综合的企图”，是彻头彻尾的同一性哲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勒维纳斯质疑了本体论：“在知识的分支中本体论的首要性难道是最明显确证的吗？勒维纳斯对西方哲学本体论传统的批判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
1. 对同一性哲学的批判。在《总体与无限》中，勒维纳斯把从巴门尼德到海德格尔的西方哲学称为同一性哲学，在他看来，“把他者还原为同一的本体论”[4靡)，代表了西方哲学的努力方向。他形象地把这一趋势称为“传达给我们的哲学建立在相当数量的同一之上”,这种本体论追求同一性，以占有、消融乃至泯灭他者的他性为己任。
“同一性”起源于经院哲学晚期的拉丁词Identitas，其含义为不因时间的流变性所改变的“同一”（thesame)和不为空间的多重性所改变的“一，’(theone)。对于“同一性”而言，不存在具有差异性的“他者”，不存在林林总总的“多样性”。“同一性”迎合了本体论哲学的兴奋点，营造了哲学的同一性主旋律，其结果正如勒维纳斯所说，那就是“西方哲学最为经常地是一种本体论：通过中介或中项的介入把他者还原为同一以保证存在的包融性”[4雇)，这种同一性的传统一直在继续着，即使到了近代，从笛卡儿到黒格尔和海德格尔，他们所代表的哲学强调的都是同一性。勒维纳斯批评这种同一性哲学为“消化性的哲学”[4KP115)、存在的“坩埚”、炼丹术、对他者进行转变的场所。在同一性哲学中，自我的自由得到了确证，自我的自由就是保证没有任何他者阻挡我进行同一的自由，他者要么作为同一的对象被同化，要么作为同一的障碍被征服，在同化和征服的过程中关于自我的真理获得了胜利。因此，勒维纳斯通过自我与他者的矛盾批判了传统本体论。
2. 对总体性哲学的批判。勒维纳斯指出，西方的本体论传统追求的是“总体性”，是一种包含所有存在的总体。这种批判的倾向在《总体与无限》一书的署名中就能体现出来。《总体与无限》阐发了勒维纳斯与代表“总体性”的本体论传统决裂而走向“无限”的思想取向。勒维纳斯认为，本体论的立论前提是认为在现象世界的背后有一个统一性和绝对性的终极存在，本体论的目的就是要追求这个具有最高统一性、绝对一元化的存在，这就是本体论的总体化倾向。总体性的本体具有无限的统摄性，它包罗一切，涵盖万有。这种总体性意味着一种“封闭的状态”，即把经验现实封闭在一个完满的思维王国，并以此作为整个宇宙、人类社会和人的生存的基本模式。勒维纳斯经常用尤里西斯回到故乡的故事隐喻对总体性的依恋与追求，用亚伯拉罕远走他乡的故事隐喻向无限性的敞开与对总体性的逃离。他不喜欢尤里西斯这个黒格尔式的英雄、封闭型的循环者和怀乡流浪者，这其中暗示了他对希腊哲学所具有的总体性精神的不满。因为在勒维纳斯看来，为了完成这个封闭经验的回归，就_定要设立一个中心，使—切东西都能围绕着它运转起来，这个中心就是西方本体论哲学追求的基点一“逻各斯”，在逻各斯的光照之下，这种追求总体性的本体论哲学，把一切异在的、他性的东西都纳入到总体的操控之中，整合、消化、吸收，使之丧失了全部的他异性和外在性，这就是“总体性”的弊端所在。因此，勒维纳斯通过无限和逻各斯的矛盾批判了传统本体论。
3. 对权力哲学的批判。勒维纳斯对本体论批判的更深层意义是指出了本体论的哲学传统将导致一种消灭他者的强力和非正义的哲学一权力哲学，他说：“作为第一哲学的本体论是一种权力哲学。勒维纳斯认为权力哲学是战争，他所说的战争不仅仅是军事冲突，军事冲突只是战争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除去军事领域的冲突之外，勒维纳斯还看到了“各种隐蔽的战争，各种利己主义彼此之间会突然发生不流血的战争，这就是商业领域里的战争”。勒维纳斯看到战争给人类带来一种无法逃避的秩序一专制。“战争为生活带来一种任何人也无法逃脱的秩序。这种秩序‘支配’每一个人和每一样事物，它指派给每一个人和每种事物在它的系统中的地位。这就意味着，作为全面动员的结果，个人只是相对于他在这整体中的地位和功能才具有他的意义。这还意味着，个人生活现在的价值仅只依赖于这个整体，整体的未来才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在权力哲学的支配下，对于他者中立化理解的现实境遇就是，不能与他者和平共处，处处要压制或占有他者。“‘我思’变成了‘我可以’——一种对是什么的占有，一种对实在的剥削。勒维纳斯认为西方本体论哲学醉心于权力要求，它的自我之学就是自我授权，我们同他者的关系自始至终都带着暴力结构的烙印，暴力贯穿于整个西方哲学的历史中。事实上，勒维纳斯以“为他人”为核心的伦理学是在表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经历的痛苦事实。
总之，勒维纳斯认为，西方传统哲学中本体论成为第一哲学而伦理学成为附庸，置于存在论之下的伦理关系只是存在关系的引申。勒维纳斯指出，伦理意义在认知意义之外，在世界之外，“伦理学并非是从自然本体论中推导出来的，它怡怡是与之对立的东西”。勒维纳斯要改变这种状态，建立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对本体论的克服意味着哲学新的可能性，意味着西方历史和文化的新纪元，勒维纳斯的本体论批判和伦理学构建为的就是这种新的可能性。
二、勒维纳斯他者伦理学的建构方向：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
勒维纳斯对于伦理学的界定是：“我们把这种由他人的在场而对我的自发性提出的质疑称之为伦理学。传统伦理学以自我的自主性为出发点，并以此界定自己的行为准则和与他人的关系。但是，自我的自主性不能成为伦理的中心，勒维纳斯把他人置于首位，并认为他人对于自我的限制才是伦理的真正起源。
首先，勒维纳斯明确了为他者的责任是自我的伦理精神。勒维纳斯关于他者的伦理学主要是通过对“我-他”之间的关系来深入阐释的，他用“面对面”这一直观的比喻来解释这种关系。勒维纳斯认为，他者的面孔呈现在我面前之际，我必须作出回应。“回应"（response)和‘‘责任”(responsibility)的词根是相同的，“责任，’—词从词源上是由“回应”演变而来，“回应”这个词本身就蕴涵着“责任”的意思。我对他者面孔作出回应，这是由他者面孔的命令性决定的，我在回应中就担负起了对他者的责任。这样，他者呈现于我的面孔，从一种命令行为转化为我实实在在的责任，这一面对面的关系赋予主体以伦理的内涵。勒维纳斯提倡为他者的精神，但也没有否定主体的存在，而且，他在“为他者”的伦理境遇下，更强调主体存在的伦理意义与价值。勒维纳斯不否认主体的存在，他认为应该加以批判的是同一的暴力的主体，而不是伦理的主体。所以说，勒维纳斯通过强调他者实际上是赋予了主体以伦理性。勒维纳斯经常援引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段话：“我们每个人在每个人面前要负起责任，而我要比其他人负得更多……我永远负着责任，每一个我都是不可交换的。我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我的位置，特殊性的核心就是责任。都在我的位置上代劳。这段话正是勒维纳斯赋予主体一种伦理责任的生动体现。通过他者的召唤，勒维纳斯将对他者的责任赋予了主体，这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变革，也是对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过分追求自由解放的个体性至上精神的猛烈抨击，更是勒维纳斯建构他者伦理学的方向。
其次，勒维纳斯提出了自我与他者的伦理关系的优先性。勒维纳斯认为，人在世界中的存在是一种道德存在，我们和他人的关系先于一切认识关系。他人的面孔就是一种命令，我们不能抓住他者以便统治他，而只能对他者的面孔作出反应，作出回答，这一点先于任何自我意识而存在。勒维纳斯认为，真正的伦理关系是承认我与他者关系是一种不对等关系，我始终是为了他者，我是为他者服务的，我不求获得任何回报，这实际上是一种奉献而非占有的关系。勒维纳斯指出，我对他者负有的责任是艰险和无限的：代他者受苦，代他者受过，甚至代他者受死。由此我们认识到他者的出现让我们意识到我与他人的伦理关系，我对于他人负有责任，他者对我的自主性、我的自由提出疑问。勒维纳斯的伦理观点试图提供一种既没有传统的原则做基础又不以普遍性为指向的伦理，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生存条件，我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是绝对的，这一伦理关系优先于其他任何关系。
最后，勒维纳斯赋予伦理学以优先于本体论的地位。他把伦理学放在本体论之前，他一再表示：“那在存在问题之外的不是什么真理，而只是善的问题。他对柏拉图“善超越存在的观点极为赞赏；对康德的“人的意义不再根据本体论衡量，而始终应由伦理学衡量”的这一思想也推崇备至。勒维纳斯进一步提出，道德不是哲学的分支，而是第一哲学。他要以伦理学的首要性代替本体论的首要性，真正的伦理学是与本体论相异并高于本体论，存在论哲学应奠基于伦理学基础之上®。勒维纳斯指出，存在论哲学是在存在的视阈中理解存在者，但是“对一般存在的理解不能支配同他人（theOther)的关系”[4](P47)。相反，在勒维纳斯看来，不仅同他人的关系不能在对一般存在的视阈中进行，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同他人的关系，存在论哲学就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同他人的关系是存在论哲学的条件，伦理学是比存在论更“原始的”。
三、勒维纳斯他者伦理学的当代意义：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伦理取向
纵观20世纪的西方社会，以理性精神为主导的西方文化及其现代性后果，并不如人们希望的那样带给人们物质的富裕和精神的满足，理性精神的致命缺陷终于酿成苦果：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世界大战成为人类文明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痛。勒维纳斯的哲学思想就是要对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对犹太人大屠杀之后欧洲文化危机思想根源进行剖析，这个根源在他看来就是西方哲学过分追求本体论而忽视了伦理学。勒维纳斯看到了伦理道德在西方文化中被边缘化的命运，致使人生的价值取向、价值标准和价值实现方式发生选择上的错位，导致价值理想虚无、理想信念缺失、道德操守失衡，造成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泛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急剧恶化。在本体论同一性的思维模式下，伦理学失去了超越的维度，致使他者失去“他性”，人的伦理意义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为暴力的关系。勒维纳斯重申形而上的伦理观，是要把人的伦理本性重新赋予人，使人不断地追寻伦理的责任，不断地超越、提升自己，从而摆脱现代西方人与人漠不关心的道德危机。可见，勒维纳斯哲学对于批判当代西方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这也是他的哲学备受关注的原因。
中国正处于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所具有的高度发达的理性精神和主体意识已经日益呈现出矛盾与困境时，中国主导性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理性文化精神还没有真正地生成，公民的主体意识还不具备。中国文化精神的建构是继续寻求还是回避在西方已经呈现出危机的理性精神和主体意识，这是我们必须作出的抉择。笔者认为，勒维纳斯为了他人的伦理精神可以为我们在矛盾的抉择面前提供一种参照。
—方面，塑造中国主流文化精神应该突出伦理优先的原则。任何一个时代的伦理学，实际上都是那个时代关于人的生存意义的理论表现，都是对人的生存、发展和精神完善化的理论反思。人的存在、发展及其精神完善化乃是伦理学的主题，换句话说，伦理学的一切问题就是围绕人的生存和发展这个方面展开的。实践证明，西方理性精神在西方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后来之所以陷入了危机，主要原因是伦理学的积极作用被同一性思维方式的暴力关系埋没了，伦理学超越性意义的丧失直接导致了人之本性的失位，间接地促成了理性精神的毁灭。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绝不能忽视伦理文化的建设。
另一方面，塑造中国主流文化精神应以伦理主体为核心构建他人优先的主体意识。“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生成或走向自觉，是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性之一。主体意识的生成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代，主体性在西方简直成了过街老鼠，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无论是结构的还是解构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无论是大陆哲学还是英美哲学，在对现代西方危机进行批判之时，几乎都把主体性作为一个重要的批判对象。这种人人喊打的局面势必给我们造成疑惑和矛盾心理，如果强调人的主体性，那我们能否再一次陷入西方的困境；如果回避主体性，我们还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形成过主体意识，这样做是不是杞人忧天呢？勒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构建“为他人”的伦理主体，这个纲领式的主张明确了他人不是我的认识的对象、同一的对象，而是我要承担责任的对象、承担义务的对象，自我是为了他人而存在的伦理主体。勒维纳斯要给自我或者主体性重新定位，所谓人的存在，就是为他者而在的存在，他人的存在优先于我的存在。“人类的人性——即真正的生活——是缺失的。在历史的和客观的存在中保有人性，凭借着警觉和领悟，真正突破主观的藩篱……这才是摆脱了自身存在条件限制的存在：进入无我状态。确认他人优先的原则就是承认他人不同于我，他人超越于我，我是为了他人而存在的。可以说，勒维纳斯倡导的这种新的主体性不仅不会造成人与人的紧张状态，反而有利于解决现代社会中的道德冷漠问题。
同时，这种他人优先的设定还可以引申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真正的他人优先原则不仅要体现在人与人的主体间关系中，还要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这是全球化时代人类给自身设定的新问题。他人优先的主体性原则应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就是要明确作为自然的他者优先。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人的伦理品行联系起来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被纳入到伦理学的学术视野中，从而拓展了传统伦理学的研究领域，而这也正是当今环境伦理学的基本价值取向。
勒维纳斯创立了一个以他者为核心的哲学伦理学体系，这种强烈的“为他人精神”批判了西方文化将伦理价值边缘化的现象，明确了“从他人的责任中诞生的、旨在创造道德存在的伦理学，’出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性，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不无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