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美学看江西诗派诗歌美的策略分析

　江西诗派从产生开始，就提出了以独特的创作理论作为指导，在诗歌的革新和创作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后世诗歌的创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历来对江西诗派诗歌的形式美的研究成果丰硕，这些都是研究的基础和条件。本文在此基础上，从形式美学的审美判断和艺术分析，鉴赏江西诗派的一切的诗歌改革和创新都是基于形式，并试图探究原因。
　　诗歌从康德的形式美学的分类是语言的艺术，是一种审美判断。这种审美判断是从个别的事实感受出发寻找一般，只是这一般不是概念的而是经验的，它具有主观性，却要求人人都同意和认可，康德把这种判断称作“反思判断”或“反省判断”，是一种审美判断。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审美判断。江西诗派的诗人不断通过对诗歌改革，从黄庭坚的“点石成金”、“夺胎换骨”，到吕本中的“活法”、杨万里的“意味”及“余意”“余味”、姜夔的“法度”等说法，都是通过改革诗歌的形式表达作者的思想。
　　诗歌本身即为表达的形式。其中包括语言、音律、格式的要求、意象的选择和组合创作主体天才的创造力。这个形式本身就是美，诗歌所表达的美是通过上述体现的。江西诗派所做的正是如此。
　　一、黄庭坚的“夺胎换骨”、“点石成金”说
　　黄庭坚此处提出的是创作法则，要求多读前辈的诗书，掌握形式技巧。然后在学习前辈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最重要的注意点集中在“字句”、“法度”等具有形式美的规律上。
　　诗歌本身具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在文辞、字句、结构上不断探索，都是诗歌本身形式的要求，甚至是艺术发展规律的要求，所以江西诗派对诗歌字、词、句、章法上面的创新都是诗歌这种艺术形式的革新。
　　二、吕本中的“活法”说
　　吕本中认为“活法”说有两层含义，一是以达意为主，二是“有定法”和“无定法”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活法”既是形式美的法则，又不是唯形式的、纯形式的创作法则，它借用佛家的“活”的中观思想分析诗法，在“言”与“意”的相反相成中寻找最佳契合点，集既符合形式论者的美学趣味，又为主张“言之有物”、“有为而发”的内容所兼容，不仅在宋元，而且在明清文艺美学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从文学的角度看，无可厚非，而从康德形式主义美学来认为，江西诗人的“定法”即诗歌的表达技巧和艺术的创新是形式，形式不是诗歌写作的目的，目的是“无定法”的己意，而形式创新改变是为了合目的。从艺术创造方面来看，艺术是人工作品，是自由创造，需要技艺，是自由活动，是自娱自乐的。“活法”说，正是艺术家在自由创造中，实现艺术目的的技艺，是一种自由活动，是艺术家自娱自乐的艺术行为。这只是追求表达自我思想的一种艺术形式上的革新。把“活法”看成是兼有内容上的革新，从康的形式主义美学看并不妥当。
　　第一，“活法”说的终极目的是表达诗人的精神内核。康德的形式主义美学认为诗歌本身并非艺术目的，诗人的目的在于最终的表达自我精神，即“没有目的的合目的性”。从诗人写作目的这一角度看“活法”说，是属于形式主义美学的形式，而非内容。
　　第二，吕本中的“活法”说，是“有定法”和“无定法”之间的关系。即是诗歌在表达自得之“意”时，又有一定的技法，他们是从前辈典范作品中流传下来的，学习得来的，这是“定法”。变化不居的己意就是“无定法”，要用“定法”为“无定法”服务。这是第二个含义。创作方法若不是形式表现出来则如何学得？学习来的形式，放进自己的诗歌之中，受众者无法看见江西诗人的思维过程，只能通过诗歌的创作外在形式分析诗歌的创作方法，革新，个性，以及诗人一颗浩瀚的诗心。所以，从学习前人的形式到自我创新是通过形式让读者感知。
　　三、杨万里的“意味”及“余意”“余味”说
　　杨万里认为“江西之诗”与“世俗之作”最大的区别是“江西之诗”有“味”。“世俗之作”无“味”。杨万里所标榜的“味”，要义有二，一是“意”，二是类似于“味外之味”的“意外之意”，亦即“言外之意”。从“意”的角度，杨万里要求诗表现道德性情，并且他主张诗写得有创意，主张创意从大自然取材。形式主义美学主张复制“第二自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加强调审美意象在诗歌里要表现得更鲜明，更自如。杨万里的一切都是在艺术的想象力中的创造“第二自然”。他通过自己创造的典型形象表现出“江西之诗”的“意外之意”——追求道德。康德的美学理想就是通过典型的形象表现出来的理性观念或道德观念。杨万里主张诗歌最后要表现道德，这是康德提倡的形式美学的美学理想。
　　四、姜夔的“法度”说
　　姜夔通晓音律，提出了“法度”的观点，从诗的音律的角度对诗歌的创作进行要求和改变。诗本是语言的艺术，包括文字的排列组合、音律的规律、诗的行列等形式的问题。因此“法度”的观点属于形式主义的范畴，也包含在形式主义美学之内。
　　综上，首先，形式美学要求审美判断无利害感，“只关注着表象对主观情感的愉快满意”。[2]在江西诗派中体现为追求诗歌的意境，表达诗人的思想，而诗中描写的客观物并不是诗人最想集中表达的。其次，形式美学要求审美判断是没有概念的普遍性。即审美是主观的普遍有效性。要求诗人主观的情感通过诗歌的表述可以被接受者认同。江西诗派诗人致力于各种诗歌的改革，正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改革让读者明白自己的精神世界。
　　康德认为美的实质是精神自由。诗歌从创作立意、内容的选择、思想的表达都是一种艺术的自由，是一种目的的追求 ，而诗歌形式本身不是诗人的写作目的，最后的思想是目的。江西诗派受到理学和禅宗的影响毋庸置疑，用通用的文学的观点，此处是精神上的影响，不属于形式层面。可是，这种影响表现在诗歌的写作过程之中，通过形式展现了精神内核。在精神的层面，追求的是道德抑或是美，都是美学的理想中的一种，即自由美或是附庸美（附庸美是康德美学理想的最高追求）。
为什么在宋代形式美会受到诗人的追捧，甚至形成一个影响深远的诗派？这里有众多原因，不能一一探讨，仅从以下方面概述：
　　第一，诗歌艺术自身发展规律。艺术本身具有规律性。康德认为艺术是不同于自然的，艺术是人工作品，是自由创造，需要技艺，是自由活动，是自娱自乐的。艺术是自由和必然的统一。诗歌艺术自身的发展要求不断变革以追求完美。经过唐诗的辉煌之后，宋诗开始呈现和唐朝不同的艺术特征，这种不同大都体现出同一种观念——常识与创新，在诗体形式上体现为格律技巧上求新求难；对仗出现了精致和游戏化；口语化特征；虚字；用典。[3]从上可见，宋诗的创新主要集中于形式。江西诗派正是受此影响，从诗歌理论到实践创作进行的均为诗歌的形式革新。
　　第二，宋代注重外在的社会风气。宋朝经济繁荣，虽经战乱但是整体社会比较富裕。宋朝人更注重外在的修饰。宋朝男子有簪花的传统，在宫廷和民间都盛行。男子和女子一般注重外貌，这是社会整体风气。这样的风气体现在外在是对于外在形式的追求，体现在内在，是对表情达意的诗歌的形式美的完善。
　　第三，党争的原因。宋代党争频繁，文人集团的升迁及贬责，对诗歌的创作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原有后期开始，激烈的党争常常导致文字狱，苏轼那种敢怒敢骂的作风更使人敬而远之。于是，作诗极其讲究法度，题材又偏重于书斋生活的黄庭坚便成为青年诗人学习的典范。到了北宋末南宋初，追随黄庭坚的诗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声同气应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4]从此处看出，由于党争中文字成为一个敏感的因素，因此诗人更加慎用诗歌中的文字，小心的，谨慎的，并且精心修饰。这对于江西诗派诗人重视字、词、章句是有影响的。这种紧张的政治环境，会使诗人逃避，回到没有政治纷争的书斋中，更促使江西诗派诗人对诗歌艺术形式进行雕琢和完善。
　　第四，创作群体。康德认为要创造艺术，就要靠天才。天才是能动自然的代言人，所谓天才就是：一个主体在他的认识诸机能的自由运用里表现他的天赋才能的典范式的独创性。宋代诗人从以下几个方面为此提供了佐证：
　　首先，强烈的宗派意识。宋诗体现出空前强烈的变革性、自立性，从而形成与传统诗风完全不同的特征，究其原因，与宋代文人宗派意识的确立、强化密切相关。[5]
　　其次，创作主体自身的文化修养。宋诗人的文化修养已经被公认，这体现在江西诗派诗人追求用典，喜欢“掉书袋”可见一斑。宋朝对文官待遇很好，给了宋诗人追求精致生活的可能。诗人没有了物质的担忧，可以更集中于诗歌的改革和创新。
　　再次，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影响。艺术有门类之分，艺术精神却有共通之处。江西诗派的诗歌艺术和其他艺术有共通之处。宋代宫廷绘画要求画师们认真观察审美对象，按照审美对象本身的规律来构图布局，营造画面。[6]宋代服饰给人以质朴、净洁和自然之感。[7]这与江西诗派“尚淡”的诗歌主张极为接近。宋代的陶瓷是当时中国的国家标志。君窑、汝窑、官窑、哥窑、定窑最具代表性。除了钧瓷的釉色以“釉俱五色、艳丽绝伦”有艳丽的颜色外，其他四家多用天青、粉白、月白、米黄、淡青等色调为主要烧制的颜料，色彩也不甚艳丽。但是花纹都是极为精细出色，极具艺术价值的。从艺术相互影响的角度关照，诗歌体现精细雕琢的特色，也可理解。
　　综上，江西诗派在前代诗歌的影响下，遵循诗歌自身的艺术规律，进行了诸多尝试和变革，均为形式美中形式美的变革和体现。这种体现背后的原因，正是促成江西诗派艺术发端、发展、成熟的推手。江西诗派对中国后世诗歌的形式美学的影响不可估量。
　　参考文献：
　　[1]祁志祥.江西诗派的形式美论.文学艺术.
　　[2]李思孝.简明西方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六月第二版.
　　[3]陈静.唐宋律诗诗体流变的审美规律研究，山东大学.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1.第六次印刷.
　　[5]许总.论宋诗的宗派意识.人文杂志，2008.6（六）.
　　[6]马爱迪.宋学对宋代绘画的影响.青春岁月.
　　[7]韩丽东，郝云华.浅谈宋代服饰的民俗风格.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第15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