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当代文革题材电影中的声音符号

摘　要：摘 要：“冲锋号”、“高音喇叭广播声”等声音符号在这一题材影片中普遍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构成这一题材电影环境声音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声画对立这种手法成为当代导演含蓄的引领大众对文革时期的种种现象进行反思的一种重要手段。

关键词：关键词：文革题材电影；声音符号；我11

    早期的电影没有声音，人称“不会说话的美女”。[1]直到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王》的诞生，可谓电影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从此电影从一门只单纯依靠画面叙事的艺术，转变为运用影像和声音共同叙事的一门艺术。虽然在电影艺术中影像具有更强的表现力，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声音在电影当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叙事艺术的发展过程中，符号起了重要的作用。所谓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是信息表达和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2]。电影艺术也不例外，在其并不算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创造出自成一体的符号体系：在影像方面，是通过光影、构图、运镜、剪辑等手段，来表达创作者的意图；在声音方面，则是通过人声、音响和音乐三种形式的组合，来向观众传达着各种各样的讯息。这三种声音形式可以分为语言符号的部分（即人物语言和歌唱）和非语言符号的部分（即音乐、音响），但即使是那些非语言符号的声音，其实也具有符号的性质和功能：创作者用这些符号来叙事、抒情、表意，而观众依靠对这些符号约定俗成的理解来接收创作者所要表达的信息。
    为了说明声音符号在电影叙事中所起的作用，我们以几部中国当代文革题材的电影为例，来探索其在声音的艺术处理上是否具有某种相同性或相似性，又是否能够构成某种符号体系，能够让创作者和观众通过这一符号体系进行顺畅的意义交流。
    王小帅导演的作品《我11》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文革时期，原本生活无忧无虑的小男孩儿王憨，在目睹了一场“杀人事件”后不得不背负心灵的煎熬，加上朦胧中获知了成人世界里的性事，让他身心开始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体内疯长的荷尔蒙和外界的压抑环境不时发生着碰撞和爆发的故事。在这部影片当中导演运用了各种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来诠释王憨所生活的这个压抑的世界与在这压抑的环境中的少年的反抗。与这部作品的题材相类似的作品还有张元导演的《看上去很美》和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在这些作品中导演都将主人公的年龄定位在儿童或少年的阶段，通过未成年的主人公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尤其是通过未成年世界与成年世界的对比，来反思和批判文革。为此，这几部影片都运用了一系列相类似的声音符号以及声画关系的对位处理来塑造时代环境并传达批判主题。
一、 运用声音符号塑造时代环境
    不同的历史时期往往都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文革时期的中国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高度控制所造成的“压抑”的社会环境。在上述文革题材的电影中，导演时常选用一些具有文革时期特色的声音符号来展现文革时期“压抑”的社会大环境。以王小帅导演的作品《我11》为例，下文将影片当中用来表现文革时期社会大环境的符号性声音进行一个简单的归纳。
（一）冲锋号声
    冲锋号是一种军号，一般用于鼓舞士气和指挥作战，在抗日战争中被八路军和新四军普遍使用。[3]冲锋号声一般较多的使用在军营当中，起到提醒士兵时刻保持精神上的集中和集合士兵的作用。在《我11》中，由于故事发生的地点设置在一个军工厂，冲锋号就成了理所当然的标志性声音。影片开头，人们伴随着冲锋号声开始了一天的生活：清晨人们伴随着冲锋号声出门工作、学习，夜幕降临时人们又伴随着冲锋号声熄灯休息。每当冲锋号响起，导演所表现的场景不是空旷的工场和街道，而是人们起床进行洗漱日常生活的画面。所以冲锋号这一声音符号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指示故事发生的地点，同时也暗示了人们生活在一种准军事制度中，其特点就是高度的集中与控制，不仅工作和生活如此，就连思想也不例外。
（二）高音喇叭中的广播声
    高音喇叭中高亢的广播声可谓是文革时期又一重要的标志性声音，我们在文革题材的影片中经常会听见它。细分起来，这种高亢的广播声又包含了两部分的内容：一类是播音员播送革命语录以及各种讯息的高亢人声；另一类是也属高亢、但略有不同的爱国歌曲（音乐）。
1、高音喇叭中的人声
    我们可以从播音学的角度对这种高亢的广播人声进行分析：文革时期的播音声属于播音发声学所说的强控制发声，所谓“强控制发声”指的是运用胸腹联合式呼吸结合头腔、胸腔共鸣所发出的宏亮坚实有力的声音[4]，而“弱控制发声”则是以口腔共鸣为主所发出带有此行的嗓音。相对于“弱控制发声”所产生的具有强交流感与亲切感的声音而言，运用“强控制发声”所发出的声音则使得传播者与受众之间产生一种很强的距离感，并且缺乏交流，受众只能处于一种被动接收的状态，从而产生一种单方面被灌输、受控制的压抑感。而当代的电影观众则由于这种多少有些陌生的声音符号而产生审美所必需的距离感，再进一步体会到当时弥漫于整个中国社会的那种压抑感。   
    在影片《我11》中，高音喇叭中的广播人声在影片中总共出现了四次。但是这四次人声所出现的场景具有一个共同点：这四次高亢的人声都出现在汪憨上学和放学经过立有毛泽东塑像的广场的时候；我们对人声当中的内容进行分析，这些高亢人声的内容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好人好事；2、一些通知公告；3毛泽东语录。所以这种人声在公共场合播放除了具有一般信息传播的作用之外，还具有一种政治思想宣传的作用。并且，这些内容在广播中往往是高频率地滚动播放，从而达到对人们思想的彻底洗脑和高度控制。
2、高音喇叭中的音乐
    在影片《我11》当中，高音喇叭中播放的最具标志性的音乐就是《歌唱祖国》了。再看其他的文革题材影片，在高音喇叭中播放的此类歌曲已经成了立有毛泽东塑像的广场这个典型环境的音乐动机。这一类的爱国歌曲或革命歌曲一般都采用进行曲的曲式，其特点是雄劲刚健的旋律和坚定有力的节奏是其基本特点[5]。进行曲最初产生于军队的战斗生活，用来鼓舞战士的斗争意志，激发战士的战斗热情，后来在社会生活中也常采用这种音乐体裁来表达集体的力量和共同的决心[5]。这种激昂高亢的旋律，配合只见集体、不见个体的画面（如群众集会、游行队伍等），给观众的感觉并不是激励和鼓舞，而仍然是控制和压抑。

二、运用声画对 位激发观众反思
    在文革题材电影中，导演们除了运用声音符号来诠释“压抑”的社会大环境之外，同时也经常运用声画对位的处理手法引发观众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电影视听语言中的“声画对位”，指的是声音和画面形象各自相独立又相互作用的结构形式[6]。虽然二者相互独立，但又彼此对列、彼此配合，从不同角度为同一个人物塑造或主题表达所服务，既分头并进又殊途同归[7]。在文革题材的影片中经常运用这样的手法引发观众的思考。
    在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当中就有一个有名的声画对位的片段。在高亢的《国际歌》的伴奏下，骑着自行车的马小军及其伙伴围追堵截另一伙少年，以暴制暴。国际歌通常被认为是正义的象征，而画面中所表现的却是青少年打群架的血腥画面（如图1、2），此时的音乐与影像的相互对位，粗看是在反讽马小军等人自以为是的“正义事业”——替伙伴报仇出气，细究则还有更深一层的隐喻意味：文革中的各种暴力行为、甚至国际歌所指涉的国与国之间的暴力行为——战争——与马小军等人的打群架在本质上一致的，都是旺盛的荷尔蒙无法纾解、只能以暴力的方式加以宣泄的结果。从而引发观众对那一时期的混乱和暴力现象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反思。影片《我11》当中也有一个与此表达主题相类似的片段，只是导演在视听表达上运用的手段略有不同；在影片的结尾有一个表现两堆年轻人打架斗殴的场景，导演先是用全景展现两堆年轻人打架斗殴的画面（如图3），然后镜头切到整个军工厂的大全景（如图4）；接着运用声音蒙太奇的手法，将打群架中的人声和高音喇叭中所播放的《歌唱祖国》进行叠加，高音喇叭里的歌词正好唱到“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这一句。这与上文所述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当中表现青年人旺盛的荷尔蒙无处发泄、只能以暴力宣泄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影片《我11》的结尾部分也有一个声画对位的片段：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小主人公王憨跑着停下来后茫然的表情（如图5）；而我们此时所听到的是高音喇叭中所播放的死刑判决声。在这里导演就通过声画对立这样的方式，诠释单纯的童年与残酷的成人世界之间的对比。耳边飘荡的高音广播判决声让小主人公王憨意识到了成人世界的残酷与不可理喻，但他没办法不长大，他似乎看见了自己不得不进入到这个可怕的成人世界，王憨的表情说明他在这一刻意识到了这这样一个可怕的对比。
 
                                         （图3）
    姜文、王小帅等等导演大多出生于20世纪60~70年代，大多数在童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所以他们在诠释这一主题的影片时，往往都会结合自己的童年经历，透过童年视角来表现文革，并且运用标志性的声音来还原时代环境，。“冲锋号”、“高音喇叭广播声”等声音符号在这一题材影片中普遍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构成这一题材电影环境声音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声画对位这种手法成为当代导演含蓄地引导观众对文革时期的种种现象进行反思的一种重要手段。由此可见，声音符号在文革题材影片的叙事中具有无法匹敌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苏牧．荣誉[J].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2]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2．
[3] 百度百科名词“冲锋号”解释.
[4] 张颂. 中国播音学[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3，1.
[5] 台湾世新大学广播电视电影学系洪婉容老师听觉传播课程资料
[6] 邵清风. 视听语言[J]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