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探案》：喜剧+推理的类型初探
经历《北京爱情故事》的失利之后，大概没有人会对陈思诚的第二部电影《唐人街探案》抱有期待。尽管拥有一众炙手可热的喜剧明星，即便佟丽娅美艳不可方物，还是无法掩盖其海报设计和前期宣传的浮夸庸俗。影片因此早早被贴上了“疑似烂片”的标签。直至点映，这部在喜剧外衣包裹下扎实精巧的推理探案电影才慢慢进入观众和影评人的视线。恰如电影本身结局的反转，《唐人街探案》最终在竞争激烈的新年档赢得了票房口碑双丰收。影片背后4万字的剧本、10万字的人物小传更是验证了陈思诚回归的诚意和野心。此次的成功不仅为电影本身成为探案系列IP提供了巨大的可能，也为国产侦探电影类型拓展出新的空间。
一、 回归传统的喜剧范式
国产喜剧电视电影目前陷入了两种非传统形态的窠臼。其一是《武林外传》引领的以“带有鲜明后现代性特征的戏谑性语言”[1]颠覆和消解传统叙事模式的喜剧范式，后来的网剧电影大都使用这种解构主义的套路，以表演错位和舞台错位的放大直接渲染情绪，制造笑点。而这种一位地卖尴尬最终会产生审美疲劳，加上单纯的解构和错位并不能支撑长线剧情，《万万没想到》大电影正是因此而失败。另一种形态是以邓超俞白眉团队和开心麻花团队为代表的将莎士比亚话剧语言代入喜剧，完成喜剧银幕的现代化和模式化的尝试。虽然，《夏洛特烦恼》在某种意义上成功了，但更多的诸如《分手大师》和《恶棍天使》的失败案例依然在市场的检验中摔爬滚打匍匐前进。
这两种喜剧范式的水土不服让《唐人街探案》的创作团队清楚地意识到，没有什么比中国传统的喜剧范式更忠诚于这片土地。归根结底，端着腔调的喜剧始终不是中国的传统，中国喜剧文化的内涵是曲艺化、生活化和底层化，其核心是反映底层世情和反精英——“社会边缘人物替代了以往影片中高贵、英雄式的形象，影片中的小人物以一种看似离经叛道的方式演绎着社会生活中普通人的生活状态。”[2]于是，电影设定主人公唐仁烫着松软的卷发，留着拉碴的胡渣，踩着人字拖，亮着大金牙，一口夹杂着河北省邢台市口音的南洋国语，极尽猥琐，其喜剧效果背后是充满悲剧色彩的小人物的世态炎凉。为了接地气，导演毫不耻于运用浅层、低级的搞笑手法：在探案二人组被劫匪绑架的段落中，蠢萌呆痴的胖劫匪呼噜呼噜吃饭时，唐仁利用其巨大的吃声掩盖欲逃跑的动作，当他用脏兮兮的臭脚伸到小鲜肉秦风的脸上撬锁时，一种本能的不适和笑意喷涌而出;而在古董仓库着火时，秦风舅甥二人被困其中，为了逃出火势凶猛的仓库，唐仁撒尿做湿巾，二人捂着这块湿巾冲出了火海，更直接挠中了痒点。
另一方面，影片在贴合时代的喜剧冲突设置之下，是严谨的传统喜剧结构。喜剧的成分构成了电影最具代表性的叙事结构，甚至最令人乐道的本格推理也在为喜剧部分服务。影片熟练地运用重复——重复——反转——再重复这一典型相声包袱结构，将传统喜剧范式发挥至极。从短线的剧情包袱来说，大部分笑料以推理的视角先埋藏起来，拆开过渡，再到加快节奏变成直接呈现，然后重复这一模式。例如，影片最开始秦风推理出表舅打麻将，推导出一连串假象，然后直接写在墙上，之后表舅给阿香买金项链也被推理出来，但最后话锋一转，在绞脸摊上，机智的秦风竟被表舅直接耍了。在长线包袱上，重复——重复——反转——再重复的结构被用于把控节奏。比如黄兰登那个命运多舛的鼻子。黄警长几次鼻子被砸，好不容易中间逃过一劫，到了最后眼看要破案，鼻子还是被砸了。这里也被认为是对波兰斯基的《唐人街》的致敬(黄兰登被从头虐到尾的鼻子和《唐人街》中杰克·尼克尔森如出一辙，为影片制造了不少笑点)。这些传统的“抖包袱”模式和喜剧节奏为影片的故事展开增加了张力。
二、 初试牛刀的本格推理
放眼国产侦探电影市场，徐克的狄仁杰探案系列、罗志良的“消失”系列、暴走神探等都是有案件无推理，追凶全靠巧合的“伪侦探电影”。在这一点上，《唐人街探案》显然卯足了劲，真正在悬疑推理上找到出路。主角秦风被设定成为一个本格推理谜，加之“密室杀人事件”，一股本格推理的气息扑面而来。剧情设置了三层反转，杀人凶手从唐仁到养父李，再到思诺，并不是靠主角开天眼用金手指抓凶手，而是实实在在、踏踏实实地构建了一个精致的密室犯罪。而凶手利用的除了警方的低智和现代科技的漏洞，更辅以人性的欲望，杀人动机堪称“完美”。
影片单支线索在前期铺垫得很好，层层深入的推理也有完整的逻辑可循，线索和细节与剧情可谓结合巧妙。比如颂帕照相机里的那张SD卡，要是舅甥搭档在第一次去案发现场的时候就发现，那么观众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颂帕拿照相机偷拍了什么重要的素材然后还被人取走了。等到小女孩和养父李出场就会自动产生联系，然后坐实真相，如此，观众缺少了一步步揭开谜底的快感。而影片直到小女孩出场很久以后才交代这一线索，一方面和颂帕之死结合，让剧情的走向更加合理，另一方面也给了探案迷们更多的思考空间，而不仅仅是飘若浮云的联想而已。到了片尾，电影直接调用经典的推理结案场面——由看起来猥琐无能的唐仁，仿佛大侦探一般，在疑犯和警察面前抽丝剥茧，将案情的脉络走向和犯罪动机一一说明。开场第一句“女士们，先生们”，致敬经典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最终章，波洛那段长达14分钟的案情剖析。其后又点明了歌野晶午，让推理爱好者通过电影中探案二人组的同步推进，根据既有线索做出猜想判断，最终与主人公的分析相互对照，释放压抑已久的疑惑与焦灼。影片的另一高明之处在于对案情一层一层的向下探索，每遇到一个疑点都会由侦探担当秦风进行适量的分析，这种分析不但不会损害破案的难度，反而为情节发展制造了更大的悬念，观众也会因为了解到更多的线索而加倍投入到剧情中去。秦风和唐仁在案发现场原景重现式的表现方式，简洁、直观、新颖，而秦风在思诺家遇见李师傅时，大脑穿越此前的各处场景进行回忆的呈现，将悬疑气氛营造到顶峰。
电影开始还是走经典推理解谜的路线，但越往后，越有日式本格推理的味道，强调内心的隐秘动机，强调最终结果的反转。凶手和侦探其实是对立两面的影子，他们本质是同路人，只是一个构想一个行动。《唐人街探案》虽然在风格上略显浮夸，未能达到《七宗罪》《东方列车谋杀案》严谨的高度，却是民国侦探题材的现代延伸，充满中国本土风味。影片的推理部分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日本本格推理小说的严肃和对人性的探讨，可以看出编剧对侦探文学确有一定的情结，以致直接在台词中喊出杰克福翠尔的名字，或以若干细节对经典侦探书目进行了致敬。
三、 细思恐极的伦理笔记
陈思诚说，《唐人街探案》是向爱德华·诺顿的第一部电影《一级恐惧》的致敬之作。“那是在我少年时期看过(的电影)，爱德华·诺顿的角色给我印象特别深。作为演员我希望碰到那样的角色，这一个人能在一个镜头里从天使变成魔鬼一样。我特别希望自己有这样一个角色，但没有人找我演。后来我说不行的话我写一个角色，找别人演。”[3]当张子枫扮演的思诺在剧终用鬼魅一笑留给人们近乎恐怖片头皮发麻的寒意的时候，这个角色胜利了，或者说，陈思诚做到了。
影片将故事背景安排在泰国唐人街，除去审查的考虑，另一原因秦风也在电影里一语道破——泰国是没有死刑的。而唐人街作为是一个文化符号，是贯穿影史的罪恶渊薮。唐人街里生活的这一类人身上捆绑了太多的东西，他们在泰国没有身份，住在拥挤肮脏的出租房里，面临着就业生活林林总总的压力，还要承受世俗的眼光和非议。泰国信奉小乘佛教，并受到印度教的影响，佛教讲究因果循环，印度教讲究善恶平衡。电影中的杀人的凶器，是佛像中手持的降魔金刚杵;电影中最关键的证据——黄金就藏在颂帕新修建的佛像之中;电影中杀人的场所是一座雕刻印度教与佛教佛像的工坊。善恶，就这样交织混杂在一起。原以为最神圣的地方，上演着最肮脏的暴力;最慈悲的媒介，却搭载了最邪恶的肇因。善恶辩证正是贯穿全片的伦理底色，而与之协调的是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主人公唐仁的遭遇是中国道教善恶观的最典型代表，作为一个虔诚的道教徒，唐仁不仅脖子上戴着太极八卦，打麻将要摆风水阵，破案要用寻龙尺，他的侦探事务所更是满墙的太极八卦，甚至连翻译泰文都要找一个摆摊儿的算命先生。
电影开场，黑底白字是《周易·系辞》里的一句话：“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道也。”这样的开篇让不少期待一部轻松喜剧爆米花片的观众一头雾水，却从最初点明了影片埋藏在案件背后想要探讨的主题。怕观众不明白什么是“阴阳”，什么是“道”，导演很贴心地两次用“折纸”的简明意象进行解释。秦风第一次见到思诺，她问他：“物理老师说让我们把一张纸立在桌子上，可是好难哦。”秦风拿过纸，对折，竖立：“这……这不是很简单吗?”而电影的最后，秦风回到医院找思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单纯的女孩突变的诡异一笑：“个体生命不同，但世间善恶总量不变。每个人从出生就注定扮演各自的角色，有的是善，有的是恶。”而秦风，再次拿起一张纸，对折，竖立。纸张本身便是“道”，是宇宙万物的象征，是善恶共存所有状态。纸张被对折后，就象征着一阴一阳，善恶对立。人性的善恶其实本就是相互交织、一念之隔。长得凶神恶煞、贼眉鼠眼，并不一定是坏人;性格平易近人、阳光灿烂，也许内心险恶无比。秦风高大帅气、一表人才，却一心想要制造一次完美的犯罪，可见他内心从小就拥有恶念，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为唐仁洗刷罪名所做出的努力。很多时候，善恶的论断都只呈现为一部分人想要的样子，每一片平静的天空下都暗地里酝酿着风起云涌。《唐人街探案》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污点，也正因如此每个角色都流淌着真切的人性，引发人们对善恶的辩证思考。
四、 国产侦探电影的新探索
侦探片作为一类重要的类型片，在中国的电影市场上却一直鲜有造诣。究其原因，“我们的侦探文学本来就不发达，推理小说也很少，缺少本土文化氛围”。[4]而侦探片对编剧的要求极高，创作本身也十分困难。从《B+侦探》到《宅女侦探桂香》，每年都会有两三部电影宣称要扛起国产侦探片的大旗，结果却乏善可陈。大部分侦探片依然外表高冷严肃，内里难耐深究。《唐人街探案》的出现使得国产侦探片终于看到了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可能，其悬疑侦探+动作喜剧的类型开发无疑是符合目前国内电影市场需求的一次探索。“中国电影以前没有推理喜剧，有人甚至认为推理和喜剧这两种基因是相互排斥的，但我觉得，一方面，中国观众渴望笑声;另一方面，中国当代一直没有好的侦探形象，说起探案，人们想到的还是狄仁杰和包青天，所以这样的类型是有市场的。”[5]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国产侦探电影类型化和商业化的成功案例，《唐人街探案》的创作手法有迹可循，电影的角色设置、线索铺陈、戏剧结构、视听风格等都值得借鉴与参考。
影片在角色设置上沿袭了侦探片的传统——聪明但一定有一些小毛病侦探和他的傻归傻却能恰到好处地给以助力的搭档。邋遢的福尔摩斯身边有一位滑稽的医生，结巴的秦风身边则搭配了下三路的代表唐仁。经典的侦探搭档很像我国相声表演中的“逗”和“捧”，一个负责推理解谜，一个负责动作搞笑，这种“智谋小子+莽撞蠢汉”的组合在早期的香港侦探喜剧中也曾盛行，比如《奇谋妙计五福星》《卫斯理传奇》等等。在线索推进上，《唐人街探案》的三条主线——警察、侦探、劫匪齐头并进，中间又隐藏着两条辅线——杀人凶手和小女孩。这种线索模式如果做成警匪片，剧情将极其紧凑，而做成喜剧片，让各路人马阴差阳错地相遇则会达到事半功倍的喜剧效果。影片为人津津乐道的“三条主线在阿香家齐聚”的戏，正是借鉴了法国喜剧中经典的“幽会情人们，丈夫回来了”的设计，而其精巧的戏剧结构和娴熟的剧作手法令“笑果”更加显著且张力十足。在这个段落中，剧情发展至此，每伙人身上都夹带着各自的困境和任务：唐仁和秦风在与警察闹市追逐和被劫匪囚禁之后，此时最大的目标就是和在阿香家和坤泰见面，并弄清警察抓人的原因;劫匪三人组以泡面度日，穷途末路，急于找到唐仁，拿回黄金;坤泰出于江湖道义决定向唐仁解释清楚前因后果，加之他内心不相信唐仁会真的杀人，便同意将案情档案交给唐仁，并协助他跑路。整个阿香家的戏剧段落都是由合情合理的巧合促成，因此，这个相遇并不突兀。最终整个抓人食物链的最顶端黄兰登的突然出现，使得戏剧性上升到顶点。
特异夸张的视听风格是《唐人街探案》的又一心思所在。陈思成一洗《北爱》的青涩和生疏，以各种佛像和灯光的配合制造令人不寒而栗的悬疑气氛，并多次运用长镜头横移制造反差和喜剧效果。在理发店中，一排人坐在椅子上理发，镜头横移到最后，坐在椅子上的居然是只做美容的狗。而在电影后半段“炸了一所医院”的动作大戏中，从最开始探案二人组在走廊里躲警察开始，节奏一步步升级，气氛一点点循序渐进到剑拔弩张。然后在最紧张的一刻，伴着电梯“叮”一声响，《往事只能回味》的曲调，以女声的演绎悠悠飘出。劫匪一伙在医院走廊与警察火拼，随着慢镜蒙太奇，先警察后匪徒，中间插入藏在门板后爬出走廊成功逃脱的探案二人组，还有微微的光下依稀可见的从轮椅上站起来逃跑的病人，画面饱满而怪诞。与激烈的枪战场面毫不搭界的经典老歌创造出一种刻意的粗陋而诡异的氛围，动作火爆而音乐温馨，这种声画对立的手法渲染出黑色幽默的荒诞感，不禁让人联想起《两杆大烟枪》的暴力美学。影片在动作场面的设计处理上亦达到一定的水准。经典的长街追逃、小艇跳跃、摩的飙车一应俱全，尤其唐仁大闹警局的桥段颇有当初成龙滑稽动作片天马行空的动作设计和应变之范。
作者：黄丹纳 来源：电影评介 2016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