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情节、时代：电视电影的价值空间
一、塑造富有魅力的人物提升艺术价值
优秀的艺术作品就是因为它塑造了独特的人物形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艺术规律，但是反观近期的中国电影创作，创新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并不理想，我们的创作难以塑造出一批有魅力的当代人物，许多一线的著名影人已经远离了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不能贴近生活、更不能再现当代生活，所以难以塑造出代表当代社会的典型人物。名导演的大制作电影就从戏剧名著《哈姆雷特〉〉、《雷雨》等寻找艺术支撑，新锐导演创作的《疯狂的石头〉〉、《好奇害死猫》之类的制作规模小、讨巧的影片，因为影片的心思多花在怎么让情节在翻转上面出奇制胜，所以在人物方面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
在这个时候，观察电视电影的创作，其发展空间就豁然开朗，其制作特点决定了其在人物塑造方面应该多加着力。实际上，在创作实践中，电视电影已经在这些方面有了比较突出的发展，填补了整个电影创作在人物创新方面的缺憾。
《养老树〉〉中间柏青扮演的老太太三奶奶，讨人嫌、惹人怜，富有特点，被儿子一家冷落自然让一个垂暮老人感伤，也让观众充满了同情，但是剧情的魅力也在于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其沦落到这个地步自然也有她自己的问题和缺点。影片塑造这个老人的时候有两场戏，把她的两难处境和复杂人格写出来了。她第一次到老张家去告状，老张的媳妇还不认识她，结果老太太演了一场自来熟，闻着满院的肉香,她不仅要吃老张媳妇炖的肉，还要再喝点肉汤,惹得老张媳妇不胜其烦。后来，她生病住院，家人不管，法官老张去陪床，夜里老太太嫌冷，就要老张的被子盖，老张说我盖什么，老太太说你就盖大衣，老张大衣短，老太太说你凑合一下过去了。这样一个自私而又有个性特点的人物就塑造起来了，再加上演员柏青的精心演绎，这个角色获得了电视电影百合奖的最佳女主角奖。
《胖嫂进城》中的胖嫂,是一个依靠自我劳动富裕起来的新农民。农民进城，是一个艺术创作的切入点，城里人最怕乡下的穷亲戚进家。家里来个穷亲戚，成为许多影视作品的规定情景，农民成为矛盾的带入者。80年代初期有著名的作品《陈奂生上城》，陈奂生带着一脑子的问题到城里去解决，《野山〉〉里的桂兰进到应该是一个镇子的县城之后被震惊了，觉得自己过的就不是人的生活了。最近几年，茫然的农民工又成为艺术作品塑造的特定形象。可是胖嫂，一个农村妇女，她来到都市，带着一个勤劳致富的农民的自豪和自信，进城反而帮助解决城市人的难题。在城市小住期间，胖嫂解决了女儿的情感危机问题，保住了女儿的家庭；调解好了当年的下乡知青今天的下岗工人的家庭矛盾，还帮助他找到了工作。胖嫂进城是一个解决城里人的困惑困境的机会，从创作上讲，是个新农民形象。
《曾克林出关》是军事题材方面的创新，创新主要在人物。以前很难在银幕上看到这样的中国共产党将军，牵着狼狗、穿着马靴子、雇着洋人开汽车，但在那个特定年代，观众相信曾克林就是那样的人。但是，当曾克林为了给发展壮大的队伍搞到装备，勇闯苏军司令部，当苏联军官说你喝一杯酒我就给你一个仓库这样的激将法时，不会喝酒的曾克林，竟然把自己喝得昏迷了3天。这样一个个性突出的人物，最后他为党和军队找寻到了出路一一发展东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
《摊牌》中大陈寨村的支部书记刘怪，是一个带着农民式的狡黠和农村基层干部责任感的混合体。他长期生活在农村，体察民情、知道农民牛活之艰苦，希望减轻群众的负担。乡政府为县里建设化肥厂摊派每人100元，刘怪消极怠X,但是上级政府的决策，他也拦不住，拦不住就躲，使出他的农民式的狡黠，他没事找事，自己吃泻肚药，躲过乡工作队进村拉牛抬电视、村民跳井撒泼大闹大陈寨等热闹场面。等到事态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官民双方都下不来台的时候，刘怪冋来收拾残局。虽然如此，刘怪毕竟还是一个党的基层干部，干部的责任他还是敢于承担的，乡工作队的行为导致民愤，群众要组队进城上访，刘怪苦口婆心去拦，拦不下来，为了防止群众上访，他拎条长凳，白天到黑夜守在村寨门口。应该说，刘怪这个人物在当今农村还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八小时意外》中戈治均塑造的马头儿也是一个有特色的人物。马头儿混到快退休了，还是一个派出所里的普通民警，基本上是干内勤，也就是看看门、做做饭，但他也其乐融融，平时嘻嘻哈哈、松松垮垮，让他学英语迎奥运他去修自行车，说自己人过30不学艺，还用相声英语调侃。但是，这个人物的翻转，很有意思，关键时刻，当他与抢劫歹徒狭路相逢的时候，他的相声英语发挥了作用，他用蹩脚英语命令小孩：Callthepolicehurry。一个陡然的突转，马头儿这个人物顿时绽放光彩。
其他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比如，《八小时意外》里面的女警朱珠，也是一个有个性的女孩，按照一般的叙事习惯，新兵都应尊敬前辈，她不，和老马顶着来，她怀疑老马，说你別神气，看你这岁数才混到这个地步，比我们警校李校长差远了，但是她可爱。个性有点丢三落四，不是她把手机忘在王远家，就不会引出后面的情节，如果不是她陷在王远家，老马就不会注意到这里面的蹊跷，一个大案可能就是另外的结果。
在近期的一些作品中，塑造了很多艺术青年，比如《极度寒冷》等等，但是电视电影《胡同里的波希米亚人〉〉，里面那个爱歌剧的罗经伦，实在、真诚、对理想带着憨厚的执著，也是当今创作中一个很有价值的艺术青年形象。
二、依靠情节的吸引力增加可看性
观赏性是电视电影生命所在，那么如何达到理想的收视率，根据电视电影的特性，不能依靠营造大场面和视觉刺激，主要应该靠叙事的魅力来吸引观众。通过分析一些优秀的电视电影的创作情况，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就是简洁的故事核、强化的矛盾冲突，靠巧的力量、四两拨千斤的叙事方法，来营造悬念、突转吸引观众的兴趣。
《法官老张轶事之养老树》本质上就是一个树枝引发的案件。其实这个案子本来不是事，一个青年农民砍自家的树，树倒了，砸到旁边三奶奶的核桃树，掉了一个树枝，这在平常就不是事，一笑而过，碰上认真的人或者接受点赔偿就可以了结。但是如果那样的话，这个戏不存在了，所以剧情遇到了突转，青年农民碰到一个怪人一一三奶奶，老太太是赔礼不行、赔物不收，就是要他赔树，让他把树枝粘上去，这就遇到难题了，掉下来的树枝怎么能长回到原树上面？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后民间解决不了的问题，就送到了法庭，要老张运用法律程序来解决，这样一个日常事件的非正常化，是很能吸引观众兴趣的。
《西瓜是圆的》也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核。西瓜是圆的，这是常识，人人都知道，但是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这个常识受到挑战了。在中国西南一个偏僻的山区里，由于封闭的环境，人们没有见过西瓜，所以西瓜是方是圆就是一个问题了。但是规定情景有意思了之后，还不能形成戏，还不能产生意义，还不能和人物产生勾连，那么就需要编导提炼主题，注入价值，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巧妙的人物关系。剧情中男孩的爸爸在山村里的名声不好，是个妇孺皆知的假话大王，村里人受够了他的谎言，没人信任他，所以他只能出外打工混生活，临走的时候，他安慰儿子说：爸爸春节就回来，给你带一个又大又圆的西瓜。那个爸爸的这句话也许很无意，但是孩子很当真，甚至成为男孩的精神支柱，他自豪地说等到了春节，爸爸会给他带一个又大又圆的西瓜。出于对他爸爸天性的不信任，他的自豪成为村民的嘲笑对象，说他爸爸又说假话，西瓜不是圆的，是方的。男孩甚至受到小伙伴们的羞辱，被小伙伴们抛弃。这种情况下，男孩为了自尊，也为了爸爸的荣誉，不得不远出深山到自己从没有去过的城市，他要带一个又大又圆的西瓜回到村里，来讨回自己的尊严。
《法官老张轶事之审牛记》核心是一头价值800元人民币的小牛的归属，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个案子越来越复杂，最后走到基因鉴定，司法成本越来越高，已经超出了两个当事人双方家庭的承受能力，为法官老张的体恤农民的良苦用心开辟了广大的发挥空间。牛老栓心爱的小牛丢了，找来找去，在邻村来顺家牛棚发现一头小牛，老拴认定这头牛是自己的，来顺家说是自己的，这样争执之下，难题就到了法官老张那里。但是这个案子在老张心里起波澜，老张穿上官服是法官，脱下衣服是农民，他知道农民之苦，一个价值800元的牛，为了能从法理上弄出一个清楚，需要花8000元去做DNA鉴定，这个时候农民出身的法官内心痛苦是吸引人的，他在情、理、法之间的痛苦和尴尬也是吸引观众的。
《飞》讲的是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怎么造出飞机来，戏剧的核心来自落差，乡间的“农民”和“飞机制造”之间在常人思维定势之间的落差是戏剧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这个戏剧核心营造起来是很吸引观众的，稍嫌遗憾的是造飞机这个最高目标在叙事的早期没有鲜明地突出出来，降低了一些叙事力量。
类型电影的制作在中国内地是难题，除了武侠片和家庭伦理片，其他方面的类型片制作成效不明显。《喜盈门》在“文革”后中国家庭伦理重建过程中发挥了积极力量，创造了很髙的观影人次，但是20世纪80年代我们对类型创作重视不够，没有在那个好的起点下继续发展。《神秘的大佛》、《武林志》等武侠影片的浅尝辄止，也是特定历史年代的无奈结局。但是，所有的历史积留推延至今天，当代人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解决。中国电影如何制作成熟的符合中国观众习惯的类型影片，是当前亟待提及的问题，也是提高影片可看性的途径之一。电视电影可以在类型电影制作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一是因为创作人员创新能力强，电视电影的主创人员中年富力强的比较多，多处在创作欲望的爆发期，有愿望、有能力去进行创新探索，二是电视电影的成本决定了可以用较少的资本投入获得更多的艺术探索成果，单从艺术收获上讲，这是电视电影与巨型制作相比的一个显著的优势。电视电影组织的《陆小凤》系列、〈〈水浒人物》系列、《第五行动组》系列，还有一些警匪片，都在类型制作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相信电视电影会在类型制作的道路上继续推进，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将对中国电影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注入时代内涵增加电视电影的社会认知价值和文化价值
2006年底发生了《黄金甲》与《三峡好人》的争论，其实焦点就是中国电影与中国现实社会的关系，贾幛柯导演希望中国电影对中国变动中的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反映。占领市场的年度电影巨作除了鲜明的市场企图之外，从文化价值和社会认知方面都与当代中国社会有比较大的距离，在“市场就是政治”的电影时代，巨型制作以票房数字显示了中国电影的力量，但是在人文价值方面确实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
在中国电影呈现出某种“好莱坞化”的大形势下，电视电影填补了电影与现实之间逐渐拉大的裂隙，在形成中国电影多元化格局方面电视电影呈现了不可小视的贡献。在电视电影的产量中，现实题材占到80%，在电影时尚渐入“历史幻想”的重要关头，电视电影逼近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在作品中营建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快速地反映变幻的时代，显示了电视电影的力量。
“超级女声”是2005年中国突出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电视电影很快捕捉到这个热点，并用一个很有趣味的故事来表达。“超女”现象，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文化事件,主流批评普遍担心的就是它的价值观，“超女”一夜成名的事实会对青少年的成长带来冲击。电视电影《想唱就唱>)转换了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它借鉴了“超女”现象这个社会事件，但是改变了“超女”现象所传达的一夜成名的价值观，写成一个让世界充满爱的故事，写出人间的温情。这样影片既反映了现实生活，又升华出新的价值观，可说是对社会事件的成功改写。
《摊牌》是中国农村政策转型期的作品，它的制作也在那个转型时期，里面核心问题就是困扰农村多年的摊派问题。县里要修一个化肥厂，资金不够，要求全县民众每人摊派100元，这无疑加重了农民负担，农民不交摊派款，乡工作队就进村，强制摊派，结果引发基层政府与村民的矛盾冲突，引起村书记刘怪的不满，引起以刘国文为代表的一批村民的反对。当然，最后，负责落实摊派的乡党委书记受到处分，也得到了村民们的谅解。影片表露出的体恤农民困苦的感情是很难得的，剧本阶段中央新的农村政策还没有出台，但是这个影片制作完成之后，正赶上了中央农村政策大调整，新的农村政策不仅是减轻农民负担，不仅是豁免农业税，还要回补农村，加大对农村的政策性投入。所以，《摊牌》这个作品对中国农村变革敏感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艺术再现，具有重要的社会记录价值。《黑金子〉〉则是接着《摊牌》的一部作品，写的是在农村政策调整的大背景下，政府强农、补农的形势下，农民从抛荒弃地、不愿种地到对土地有了新的寄托和希望，纷纷要求讨回土地的新动向，也是一个记录变革时代农村新律动的作品。
《天籁》则R映的是藏区新气象，反映的是西藏地区当下生活，切入点就是收音机。收音机的空中传音，连接了广袤的高原草地，而藏区电台的带话节目，更是一个联动千家万户的空中纽带，这样一个传播手段，介入西藏中学的入学考试，写出了藏区旷野中的人间温情，能使大多数观众对藏区生活由概念升华到感性把握甚至是知性把握。
娱乐圈“潜规则”风波之后，“北漂”艺术青年的生存状况也是大众关注的焦点，以前一些体制外电影多对此进行了表现，但是电视电影最近几年，也对这个特定人群进行了集中的表现。《城市上空的岛》、《胡冏里的波希米亚人》、《北M你好》都是有代表性的。这些影片不再聚焦颓废和绝望，而是写这些漂泊着的文化理想人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他们可能受到挫折、生活处在低谷，但是理想不灭的执著仍然是感人的.仍然是有艺术魅力的，这也就是“海明威”、罗经纶、孟一明这些人物的价值。
电视电影拉近了中国电影与中闽现实的距离，电视电影呈现了当下中国丰富多样的生活，展示了中国电影的活力，反过来，这些优势也凸现了电视电影的价值。未来的电视电影，将在中国影视大格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光明的未来有赖丁电视电影的创作更加贴近生活.贴近中国百姓的当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