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出现前的疾病史

　　人类自群居以来，就开始了同疾病这一“文明”的伴生物作斗争。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的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750年前后的古印度、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以及约公元前800年的中国，都曾有过这方面文字和图画描述的证据（见表）。

　　然而，正如加拿大医生、历史学家威廉·奥斯勒（Osler.W.）所评论的那样：“在人类的历史上，文明只是一缕朦胧的曙光。”他认为，自人类祖先最初出现在地球上以来，过去的四五千年只相当于那漫长岁月的1%。当然，在文明以及文明导致的疾病出现之前，人类的各种疾病都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原始人类留下的骨骼和考古遗迹中推测一二。

　　人类的祖先类人动物作为狩猎和采集者，至少有450万年的历史。他们以50～100人的群体散居生活。人口的低数量和低密度减少了病毒和细菌感染的机会，因此当时并没有诸如天花或麻疹之类传染病的困扰，因为这些病原体的传播前提是存在大量的高密度人群。

　　此外，狩猎和采集者的生活方式也使他们避免了许多其他疾病。他们是永不停顿的民族，经常迁移，因此没有足够长的时间紧密为邻，产生传播疾病的废弃物并污染水源的可能性很小，也不会积累吸引携带病源昆虫的垃圾。

　　狩猎和采集者的健康还受益于他们尚未驯养动物。虽然驯养动物有助于他们食用肉类、兽皮、奶类、蛋类以及创造文明，但是也会因此染上多种疾病。

　　但是，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的祖先们并没有完全逃脱疾病，只不过他们面临的疾病比现代人要少得多。在那久远的年代里，疾病的来源主要有两类，其一是野生动物，人类食用动物或与动物接触而被感染传染病。第二类疾病来自前人（已灭绝的类人灵长类），他们与人类的祖先共存，并一同进化。他们带来的威胁包括大量的肠道寄生虫、体虱以及细菌类疾病，例如沙门氏菌及密螺旋体（雅司和梅毒病原体）。

　　在第一类人畜共患的疾病中，可能已包括了旋毛虫病、非洲睡眠病、土拉菌病（兔热病）、破伤风、血吸虫病（裂体吸虫病）以及钩端螺旋体病（韦尔氏病），还可能出现一种或多种类型的斑疹伤寒、疟疾，甚至黄热病。但是，考虑到狩猎和采集者的流动性，以及他们离弃那些食物逐渐缺乏地区的倾向，人类与这些传染病的遭遇多半是偶然的、个别的，群体中的多数成员都感染疾病的情况更是难得一见。

　　这样的流动性使狩猎和采集者能够到达有野生动植物分布的更广大区域，并有助于他们获得今天人类所需的各种营养。对现存少数狩猎和采集者的研究表明，他们对各种可食动植物的消耗量是十分惊人的。

　　如果这些食物是狩猎和采集者过去历史上的食谱特色，那么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现代人类的异常现象。例如当现代人类食物中缺乏维生素C时，就有患坏血病的可能。而除了人类和仅有的少数几种动物，大多数动物都能自身合成维生素C。如果不是千百年来，人类的维生素C已从食物中得到补充，那么鉴于维生素C在代谢过程的重要作用，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失去合成的能力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然而，如果早期的人类为食物的丰富和生活相对不受疾病困扰而祈福，为什么在地球上能制造工具的人类在250万年中99.5%以上的时间，一直是狩猎和采集者？为什么就在人们不能再用狩猎和采集的方式来供养自己时，人类的总量恰恰在这几千年中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增长呢？

　　事实上，人口危机已经发生了无数次。饥荒常常发生，并把人口的数量拉回到能够提供食物的界限以内。毋庸置疑，有许多人在与大型动物的狩猎和与觅食相关的高风险、高回报的活动中丧生了，还有许多人在杀戮人类自己同伴的更高风险、更高回报的事件中丧生。

　　也许还有另一些制止人口增长的因素在起作用，它们使得狩猎和采集能够长期继续下去。养育孩子要冒风险，婴幼儿可能在出生前或出生时遭遇死亡，还可能死于自然灾害，或是被杀害。一方面，狩猎和采集者始终处于奔波动荡之中，当他们不断迁移时，就不得不携带他们所拥有的每一样东西，婴幼儿有可能在迁移过程中丧命；另一方面，研究者现已确信古代人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杀婴是一个重要手段。

　　尽管有这么多遏制因素，人口还是增长了。假如一伙狩猎和采集者的人数越来越多以至其生产效率下降，那么他们就会分裂成两伙。在此后的180万～150万年前，这种成倍的增长把古人类带到了古代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直立人从他们非洲的古代家园开始，先是扩张到亚洲的热带地区，此后又进入到温带地区，并继续着他们的游走生活方式。即使是脑容量跟我们一样的最初的现代人（智人），也仍然继续扮演了大约十万年的狩猎和采集者角色。

　　大约4万年前，复杂的工具文明到来，导致狩猎和食品制备效率提高。但是直到最后冰河时代结束的1.2万～1万年前，这种游牧的生活方式才有了较大的变化。很多人认为以动植物的驯化代替狩猎和采集，对人类的生存条件有了较大改善，果真如此吗？

　　美国人类学家科恩（COhen，M.）认为，当时人类的智慧足以知道什么时候他们是富裕的。他们成为农民仅仅是因为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这几乎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选择的余地。至少在5万年前，人类已经从欧洲进入到澳大利亚，此后在1.25万年前又到达了美洲。在冰河时代最冷的几段时间，人类有可能从陆路步行进入到这些新大陆。当1.2万～1万年前冰盖融化、海水升高，人类的迁居活动再也无法进行时，就没有什么地方再吸收过剩的人口了。在东半球适合人类居住的各个地方，石器时代的技术被用到了极致，以维持人类的生活。

　　美国历史学家克罗斯比（CroSby，A.）说过这样的话：人类当时面临着“或逐渐禁止生育或别的更聪明的选择，可以断言，人类选择了后者”。于是，人类定居下来，并开始自己生产食品。

　　作者：张大庆，为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