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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自然与魏晋士人的人格范型

发布时间:2015-10-13 09:37

【 内容 提要】
在特定 时代 和魏晋玄学的不断演化过程中,由于魏晋士人对“名教”与“ 自然 ”关系的不同体认与把握,形成了各具风神的人格范型。
 
【关键词】 魏晋士人;名教;自然;玄学

  魏晋玄学是在“名教”与“自然”之辩中不断演化和 发展 的。“名教”一词,如引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之义,是指“儒家相传之礼法,与老庄放达之教相对”,即是指正统儒家所确认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 社会 规范及相应的评价体系;而“自然”,是“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1]它是宇宙万物的本来形态和运行法则,反映在人的思想观念上,就是指本然、天然,让万物顺任自然。
  在那个最混乱、最苦痛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2]魏晋士人们受玄学思想 影响 ,为世人标榜出了各具风神的人格范型。笔者认为,这些人格范型的产生与他们对名教、自然关系的不同体认与把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一、存名教而尚自然
  古代的士阶层形成于春秋时期,他们博学善辩,积极入世,崇尚儒家礼乐。儒家的温柔敦厚、注重功名和克制凝重等品格,一直是士人们所崇尚的人格典范。直至东汉末年, 政治 斗争日益加剧,名教成为统治阶级用以欺世惑众的思想工具,人们对传统价值观念和人格道德标准开始怀疑与否定。曹魏时期,从曹操“唯才是举”的人才思想和实践开始,士人们开始注重人的内美和才干,鄙弃虚声美誉,传统道德观念和正统伦理思想渐趋淡化。同时,士人们开始以道家的批评精神批评汉末朝廷的****与社会风气的虚伪,以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消解乱世之间的尖锐矛盾。他们开始注重自然,并用道家学说来诠释儒学,追求旷达自然之境界。
  但是士人们并不废弃名教,他们对儒学教义择善而从,依然十分注重仁德之美,把为士的原则与尊严看得高于一切,如《世说新语》就称敢于犯上的陈仲举为“言为士则,行为世范”;而不愿死读经书、率性自然的邴原,也以遵法守道、品行高尚闻名。更有建安时期的邺下文人集团,亦打破了汉儒的种种信条,开始尊重人的个性与真情,但他们同时也钻研《六经》,儒家思想仍是他们经国立身之本。这样,在他们的人格气度中,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3]的人生 哲学 思想,与老子清静无为以求精神自由的思想达成一致。儒家的崇德尚礼、重视名节的观念与道家的与世无争、崇尚自然的思想相互糅合,相得益彰。因而崇尚自然、兼具善德与善道之士成为士人们的人格典范。
  其实,玄学本来就是儒道融合的产物,因而名教思想从来就没有从士人们的思想中完全的脱离过。在魏晋自然观的发展进程中,自然的法则和人类社会的政治、道德规范也一直是相互调和的。正始年间的玄谈领袖何晏、王弼以道释儒,宣扬以无为本,崇本息末,也是为了通过遵从事物的自然之性,无为而无不为,从而最终实现儒家的仁德理想。所以无论是他们的“名教本于自然”,还是后来郭象的“名教出于自然”,都是肯定了社会的政治伦理规范(名教)的自然合理性。因而名教所尚之“德”在士人们的人格结构中,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二、越名教而任自然
  魏晋正始时代,政局的混乱、名教的虚伪,使得士人们难以施展经世济民的才能和抱负,他们或因才学横溢而惹嫌妒排挤,或因率直任性而遭罢黜、或因言行无忌而致杀身之祸。因而他们意识到,只有从道家的“贵生”哲学中学会“达生任性”地生活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他们接受了何晏、王弼的玄学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王弼虽然肯定名教的自然合理性,但他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因此要“崇本以举末”。并且认为“无”是万物的根据,在人格修养方面,也应该依据“无”来成就德性,以“无为”为旨归。也就是采用自然而然的 方法 来涵育德性。这些玄学思想使得“无为”、“任性”、“自然”成为士人们的思想崇尚。他们进一步从名教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从曹魏时期的崇尚事功和气质才性转而追求超世离群、风神潇洒的人格理想;从对儒家人格道德标准的追求,转而去追求简约、玄远、放达、淡泊的人格精神。
  “竹林七贤”就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士人人格范型。他们之中政治态度激进的嵇康、阮籍,直接从反名教的立场吸取老庄哲学,建立自己的人格理想。他们理想中的玄学君子,是具有老庄的自然无为和逍遥游精神的超尘士人,他们“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并非不为,而是能够从一切名教中解脱出来,用自己的自然真情去对抗名教礼法,实现自我价值。阮籍在他的《大人先生传》中提出,“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表现了逍遥放荡的人格理想。嵇康反对名教的态度更为激烈,他“非汤武而薄周礼”(《与山巨源绝交书》),提出六经和礼律都是摧残人性、压制情感的桎梏,因而对儒家圣人大胆嘲弄。他“越名教而任自然”,对司马氏父子的名教之治极其鄙视,深情、真率、自然成为他的人格追求。
  当时清高正直之士人也无不崇尚真率、狂放的人格精神,厌恶庸俗、恶浊的世俗空气,追求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个性生活。他们以潇洒飘逸、放浪形骸、愤世嫉俗的人格气度为美,从而养就了 中国 士人的新精神。他们具有着“强烈的叛逆倾向,而外在表现则可用狂、逸、怪、侠四字加以概括”[4],也不妨说,狂、逸、怪、侠正是当时士人们最具典范意义的人格范型。

  三、名教即 自然
  何晏、王弼崇本息末的玄学 理论 对魏晋士人人格思想的 影响 是巨大的。然而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士人们却无法真正解决其内在矛盾。他们可以在玄远超脱的境界中清谈高论,却无法离开 社会 ,无法摆脱各种欲望。所以当他们的人生理想与现实发生激烈的碰撞时,要么象阮籍那样明哲保身,沉于极度愤懑与痛苦之中;要么象刘伶那样沉于美酒,将那无为而治的 政治 理想化作泡影;要么象嵇康那样直面现实,让那“天人交泰”的理想随着《广陵散》飞向天际;要么象山涛、向秀一样最终屈膝于虚伪的名教,把自己那拔俗的风韵化为一片烟云。面对战乱频仍、朝不保夕的乱世,面对时光倏忽、生命短暂的悲哀现实,寻求一条与社会、与名教相互协调的处世之路,无疑才是士人们最明智的选择。
  西晋年间,代表世族利益的思想家向秀、郭象,将名教与自然相互糅合,提出新的理论主张。郭象认为名教出于自然,认为人的一些自然本性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要求,都是自然之理。而这些要求与儒家的名教并无矛盾,只要无心顺物,率性自然,也就符合礼义。如果不顺应自然,离群超世,不食人间烟火,那就不是“称情”,因而也就做不到自然。这样,名教与自然就统一了。他还认为从国君到万民百姓人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职能,因而社会的等级和制度是合理的、自然的。这些理论无疑为玄学的 发展 开拓了新路,它解决了士人们的内心修养与经世治国的理想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正适应了统治者的统治需要,满足了士人们干预时事、参与朝政的仕途需要。
  王戎、王衍正是奉行郭象理论的实践者。清高超群的清谈名流王戎慎言傲世,时有不尊礼制之举,但他并不鄙弃功名,他承袭父位周旋于复杂凶险的官场,虽然很难象庄子那样超脱,却能游刃有余,赢得一世逍遥。王衍在当时贵为太尉,又是清谈领袖,歌咏玄虚,但他心中的玄学,并非只是一个“无”字,他与王戎一并成为自然与名教成功结合的范型。
  向秀的理论主张似乎比郭象的更具实用色彩,他对现存社会体制和秩序持肯定态度,主张人要享受感官快乐,满足自身情欲,并把这当作天理自然,他在《养生论》中说:“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自然之理也”,这就是说,不仅喜怒哀乐是人的自然情感,而且人的本性是要求娱悦享受的,压抑人对娱悦享受的追求就不是“自然”。   
  其实,早在东汉末年,士人们就深虑生命的易逝,因而对个体生命的意识就愈来愈强烈。纵欲恣情、贪图享乐几乎成了他们的生活信条,如何晏就好色、饮酒、服药,生活骄奢放纵,而被冠以“毁教乱治”的罪名。向、郭理论的确立,为统治阶级的纵情享受和士人们的及时行乐提供了理论支持,因而人们对功名利禄、物质享乐等欲望的追求成为“自然”的风尚,如王恺和石崇都极尽豪奢之能事,二人争豪斗富,各不相让,还有世族国戚的王济,竟用人乳喂猪而使其肉肥味美,真是挥霍无所忌惮,可以说,这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纵心适志、不为名教所拘的一种极端化、甚至说是变态化的表现。
  四、弃名教而入“自然”
  在名教统治的社会,那些抱着立善之志而不愿随俗浮沉的士人们,要想达到真正的自然境界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时许多士人走的多是儒道融合之路,虽然崇尚自然、放诞不羁,却依然怀揣经世济民的理想抱负,也并不想完全放弃人世的功名。这样在世道昏浊、政途艰险的现实环境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被卷进了上层政治的漩涡,一批又一批地被送上断头台,如夏侯玄,何晏,嵇康,张华,潘岳等。即使像阮籍那样漠视名利且能够慎言自保的人,也没有达到清真自然的人格境界。因而正始之后,隐逸避世成为士人们对抗现实与名教的有效途径。他们远离尘世,寄情山水,蔑视名教礼法,追求虚静超然的生存境界,并从大自然中获取了精神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于是,遁入“自然”成了士人心中的一种理想风度、一种理想人格。
  隐逸山林的“竹林七贤”就曾期望于自然山水之间高洁自恃,过上娱神养性、悠游自在的“自然”生活。然而,事与愿违,他们最终没有逃离名教的牵制。自西晋始,士人隐逸之风更盛,然而真正能够鄙弃名教而融入自然的却寥寥无几。王羲之、支遁、孙绰、李充、许询等似乎可以称得上是飘逸洒脱的隐士,他们游乐于山水之间,大有不与名教“同流合污”之意。然而,他们的隐逸林薮、笃好山林并非真隐,只不过是他们士人生活的一种点缀和标榜其淡漠功利的形式罢了。他们建造的名胜别墅,虽标隐逸之态,但其穷奢极欲的程度竟使富豪石崇都叹为观止。更不用说那些沽名钓誊的假隐士了。
  真正弃离名教而全身心融入自然的是陶渊明。在他看来,那种脱离名教的“自然”是自己本来应有的生活归宿,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和阮籍一样,他也贪恋酒杯,生活放荡,但他并不像阮籍那样始终在名教的羁绊中痛苦挣扎,而是安贫乐道,怡然自得。应该说,这一切源于他对儒家那套修身齐家的道德学说的彻底鄙弃,和对士宦与政治真正的厌烦。他的隐逸,不是名教与自然相互调和的结果,而是真正彻底的归与了自然、融入了自然。所以当他成为隐逸士人的人格风范时,标志着玄学思想发展的极致,也标志着玄学“自然”观发展的终结。
   参考 文献 :
  [1]庄子.逍遥游[Z].四库全书[M/CD].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77.
  [3]孔子.论语[Z]国学备览[M/CD].北京:北京国学 时代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3.
  [4]陈文新.“世说”体审美规范的确立——论《世说新语》[J].学术论坛,1994,(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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