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学术参考网

清末民初中国古文献外流概述

发布时间:2015-10-08 10:33

【 内容 提要】本文就清末民初 中国 古 文献 外流的内外因的展示,揭示了我国古代悠久的文明被外掠夺的事实。希望通过此文能唤醒人们的认识,能为国宝回归再次做出炎黄子孙应有的贡献。
 
【摘 要 题】史料与典籍

【关 键 词】清末民初/古文献/外流

【正 文】

  (一)外流的背景

中国古文献是中国及全世界的文化财富,它是传播中国文化,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人类文明的传播中发挥过巨大作用。就其文献本身来说,它的载体多样,内容丰富, 历史 悠久,具有很高的文物和 艺术 欣赏价值,受到全人类的瞩目。中国古文献很早就流传到了国外,外流的途径不外是政府赠送、官方购求、学者交流、相互间的贸易、宗教的传播等。各国有识之士皆以能得到中国古文献为荣,这是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事情。但是,也有通过其他非常手段,甚至巧取豪夺,更甚至有借助侵略的野蛮行径来获得中国古文献的。清末以来,中国 政治 ****,内忧外患迭起,使中国古文献遭到空前浩劫。除了军事侵略者的疯狂掠夺外,还有随之而来文化侵略者的趁虚而入,中国的古文献经历了不堪回首的往事。
自1842年清朝被迫同英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开创外国在华设立领事馆之先河起,中国古文献的厄运降临。1851年俄通过不平等的《伊塔通商章程》,攫取在伊犁、塔尔巴哈台设匡苏勒(领事)的特权。1860年又以《中俄北京条约》获取在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馆。清朝在甲午战争中遭重创之后,英又趁机向清廷提请同意向喀什派驻游历官,办理中英交涉、商务以及游历事宜。1908年英又请求清廷应允将驻喀什游历官改为领事馆。1909年英将驻喀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我国西北地区成了英、俄等西方列强侵略渗透的前沿和角逐的场所。
另外1899年10月在罗马举行的第12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根据俄人拉德洛夫的提议,成立“中亚和远东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 研究 国际协会”,而后在1902年的汉堡第13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批准了该协会的章程草案,1903年又成立了该协会的核心组织“俄国委员会”,并得到沙俄政府的资助。这是帝国主义列强加紧进行“中亚探查”的政治、历史背景,也是导致我国古文献流失的重要原因。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东西方列强出于 经济 、政治、军事及学术研究等多种需要,纷纷派遣打着各色旗号、兼有多种身份的探险队、考察团进入我国西北等地勘察、测量、摄影、绘图,掠夺者的罪恶之手先伸向了我政府统治比较薄弱、信息比较闭塞的曾立过国、建过都、或是曾为商业中心,有过生活历史又基本废弃的城镇,如吐鲁番、黑水城,莫高窟等处,这些遗址、古墓、佛塔等地出土了大批有千年历史之久的文书和文物被他们捆载而去。后又伸向中原地区,进行文化掠夺,他们以雄厚的资本与政府及个人藏书家相抗衡,并济之以武力,攫取我古文献。
由于中国从上到下整个 社会 文物主权意识匮乏。外国对发掘物归属当时已有明确的规定,而我国却没有。外国考察家、探险家利用此纰漏,骗得清廷官员的一路绿灯,竟允许行动、发掘、考察的自由,还为他们提供帮助,以保证运输、供应、劳工等。加上探险考察者的不懈努力,致使我国文献及文物外流。他们虽发现并使世人认识了中国古代的文化瑰宝,以致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然不可否认,他们不仅破坏了中国的文物古迹,致使大量我珍贵文物被盗劫,而且造成了我国学术文化史上不可弥补的损失。我国的吐鲁番文献、明清档案、敦煌宝藏、西夏文献、甲骨文等就于此时被这些所谓的探险者掠夺而去的。
特别是日本从“甲午海战”后,在半个多世纪的侵华战争中,对我文化典籍的掠夺,始终与其武力侵略相伴随。从九鬼隆一亲手制订《战时清国宝搜集 方法 》分发给陆海军高级将领这一举措,就可看出日本从战争之始,便看重利用战争掠夺我文化遗产,九鬼隆一是天皇近侍,他所制定的政策无疑就是日本最高统治集团的意图。指明“搜集活动”应在陆海军大臣或军团长的统一指挥下进行,收集品先运往兵站,再运回日本。其“要旨”九:
一、本邦文化之根底,与支那朝鲜有密切之关系,于明了我国固有之性质,有必要与之对照。故搜集大陆邦之遗存品,乃属学术上最大之要务。
二、本邦实可称为东亚之宝库。支那朝鲜历代之古物,亡于本国而存于我者实伙。今若史允实之,则至于东洋之宝物,其粹钟集于本邦,以夸示国力,为东洋学术之据点、以雄进国产。此减所谓发扬国光,平时自当利用一切之机会,不可不计其实现也。
三、战时搜集之便,在于得到平时不能到手之名品。
四、战时搜集之便,在于较之平时,可以极低廉之价格得到名品。
五、战时搜集之便,在于较之平时,可以解决搬运沉重物品之方法。
六、战时搜集主要,在于防止名品之灭亡。战争致宝物破坏湮灭,各国皆然,然无过于古来支那者。且名品之保存,亦为世界所必要。故战时搜集于此点最为有益。
七、战时搜集,有平时不能实施之探险之便宜。
八、于战时搜集名品,则伴以战胜之荣誉,可存千岁之纪念,足以大力发场国威。
九、于慎重处理收买上,战时之收集毫无可归于国际法之通义之所。
1889年7月29日英、法、美,日等24个国家曾在海牙签署过《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及其附件《陆战法规和惯例的章程》。作为缔约国的日本,本应受到此公约的制约,但却不遵守禁止以各种手段对被战国文化遗产和公私财产的掠夺这一条,却说无归于国际法之通义!
我们可以了解清末以来的中国真是周边外患日重,俄侵轶于北及西北,日窥伺于东海,英不仅把势力进入新疆还想由印缅而规滇藏,法更欲经越南而谋滇粤。各国列强全虎视眈眈的欲把中国四分五裂,对我国进行着疯狂的文化侵略与掠夺,从现今我国古籍文物在外的分布就能了解当时古籍文物所面临的严峻情况。
加之中国百姓没有认识到我国古文献对后世子孙的重要性,所以竟有不孝子孙为了经济的利益而不惜卖给外国人。也导致古文献大量外流。

  (二)外流的情况

  1. 吐鲁番文献
1811年,最先在新疆伸出魔爪的是俄人普丁谢夫。此后,各国探险队开始肆虐的掠夺与破坏。据统计:
俄国:1897年,以克列门慈为首的探察队到达吐鲁番,探察了130个佛窟和高昌古城,盗运一批精致的壁画、铭刻和古写本。1909年,鄂登堡又带队来到吐鲁番,搜寻了高昌古城及近百个洞窟遗址,盗走一批古文书、钱币、绘画、佛像和雕刻品。1914年,鄂登堡又进入新疆,剥走了在吐鲁番东北的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大量壁画,甚至割取阿斯塔那古墓的干尸身上丝绸,共运走100多箱。俄人窃去的吐鲁番文书现收藏于俄罗斯东方学研究所。
德国:1902年,在大资本家西蒙和克虏伯的资助下,格伦韦德尔等人,到达吐鲁番,盗走了文书文物46大箱。1904年,受到德皇和克虏伯的捐助以勒柯克为首的探察队,对一些佛窟、佛塔和其它遗址进行9个月的搜索,发现了大量的古文书、经卷、钱币、石刻等,并用特制的剪刀剥取了许多洞窟里精美的壁画,这次共盗走200箱。1905年12月,格伦韦德尔与勒柯克又合伙组成第三次探察队,来到吐鲁番,直到1907年春,共盗去文书文物204箱。1913年,勒柯克又带队第四次来华,他们在吐鲁番、库车等地,分三批共掠走文书文物397箱。德人所盗文书文物有一部分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毁于战火,剩余部分现藏于柏林 科学 院。
日本:盗窃吐鲁番文书最多的是日本人。具有特务身份的大谷光瑞为首的考察队先后三次到新疆。前两次主要在库车、楼兰、尼雅一带,****壁画等文物。1912年开始了第三次,对吐鲁番的古墓盗掘了达两年,席卷了大批出土文书文物,其中所窃文书被称为“大谷文书”。现存于日本龙谷大学的汉、回纥、梵、藏、蒙、西夏等文字的文书及胡汉合璧文书、于阗文、龟兹文的文书等共7733件,为大谷文书的一部分。我国旅顺博物馆和韩国汉城博物馆,还有他的一部分,他还零散卖掉一些。
英国:斯坦因对吐鲁番古墓进行历时19年的四次滥掘。1900年来到新疆的和阗、尼雅,盗去一些A. D. 1——3世纪的文书文物,其中有8封用粟特语写成的书信,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字纸,还有一些简牍和羊皮文书。1906年,他第二次到新疆,在尼雅发现了一个古代官邸遗址,其中有文书架和排列整齐的木简、账簿等文书,还在玉门关附近的驿站遗址挖出了300多片木简。1913年,斯坦因第三次来华,又到敦煌、黑城子、济木萨古城盗掘。1914年11月,转到吐鲁番,这一次他共盗得182箱文书、碑碣、墓志、壁画、雕塑等。1915年2月,他雇用50匹骆驼,派人押运至印度。1930年,他第四次来华,但在我文化界的抗议下,国民政府将他驱逐出境,盗窃未遂。斯坦因所盗文书、经卷、文物绝大部分收藏于大英博物馆,小部分收藏于印度国立博物馆。

  2. 明清档案文献
外国列强对明清两朝的政务文书之类也视为掠夺之物。据资料显示,现存于英国公共档案馆的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广州将军的2万多件档案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英军掠去的。还有一些太平天国的档案、诏、谕及其它文书,洪秀全的亲笔文书亦在其中,现存大不列颠博物院。伦敦大学还有中国的海关档案。美军掠去4000多种中国地方志、1500多种族谱、3000多种满文资料,首任美国驻华公使顾盛掠走的清代汉满文档、部分太平天国档案、珍妃与瑾妃日常生活录等现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日军也掠走了大批清代档案,其中 台湾 和东北地区的档案最多,现藏日本国家档案馆。日本东洋文库有我国明代档案和清代满文档案。其大内档案是日本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从罗振玉手中窃取的。俄军劫走了清黑龙江将军衙门、宁古塔副充衙门、阿拉楚喀副都统衙门、珲春副都统衙门的档案,共17,081卷。法国藏有一些太平天国的档案。在荷兰国家档案馆保存有台湾地方政府的档案,包括郑芝龙与郑成功父子等人的许多信札。在丹麦国家档案馆存有目录达150页的一批清代手稿。这些珍贵文物由于外国列强的掠夺致使我国所存有限,给科研带来诸多的不便。

  3. 莫高窟敦煌 文献
是指北宋末年西夏人征服敦煌时,千佛洞僧人留下的晋至北宋初年大约有5万多卷, 内容 以宗教为主,次为中古历代官府文书与文物。直到1900年5月26日,封闭了数百年的藏经洞才被道士王圆禄发现。据资料统计第一个下手的又是俄人,1905年,库库什金从王道士处骗取了两驮各种文字的写本和绘画,另一俄人奥勃鲁切夫也骗得了一批文书。1907年5月,在蒋师爷的帮助下斯坦因得以入室挑选7个夜晚,盗走了24箱经卷和文书,还有5箱精美绝伦的绘画和神幡。其中,有世界现存最早的印刷品金刚经,有一丈余长、五六尺宽的唐绣观音像。1908年4月,法汉学家伯希和以王道士的无知又得以入洞,凭借他精通汉学的优势,选走了全部菁华,运往巴黎。回国前,他在北京修裱后展出时,被 中国 学者上书清政府才封存剩余部分。继斯坦因、伯希和之后,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又盗走500余卷,1935年又从李盛铎手中盗购400卷敦煌遗书。俄人鄂登堡盗走手稿600余卷。1923年美人来时,已无所取,华尔纳竟用一种特殊的化学溶剂剥走了7个洞窟的26方壁画,面积达300多平方米。由于外国人的盗窃掠夺,致使敦煌文书分散在十几个国家、30多个博物馆。据最新资料显示敦煌藏经洞文献总共约50000件,流失海外的大约为40000件。据统计分别收藏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和印度国家博物馆10000余件;法国国家图书馆和集美亚洲 艺术 博物馆5000多件;日本各公私藏家约400件;俄罗斯 科学 院东方 研究 所圣彼得堡分所和艾尔米塔博物馆19000多件。除去清政府收交给今北京图书馆10000件各地收藏千件以外。
 
  4. 黑水城的西夏文献
需要指出的是于A. D. 1038年正式立国,国号大夏的西夏,是我国A. D. 11--13世纪统治西北地区的一个党项族封建王朝。前期与北宋、辽抗衡,后期与南宋、金鼎立。西夏历十代帝王,统治190年,官制仿宋。立国前夕就创制了当时称为“蕃文”的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后世称为西夏文。最后亡于蒙古。境内使用西夏文、汉文和藏文,其文化事业发达,蒙古军队在占领初期对西夏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戮掠,使西夏文献、文物遭到损毁。元代修撰辽、宋、金三史,未修西夏史,即因它传世文献阙略,故在正史中仅附传于宋、辽、金三史中。西夏作为一个国祚近二百年、有完备典章制度的王朝,很多重要的史料未能保存下来,致使后世治吏者多知辽金而鲜知西夏,仅作为三史的附传略作陈述。元明以降,党项族逐渐衰微,最后融合于其它民族之中而消亡,西夏文也因此不再使用而变成无人可识的死文字。由此可知其出土文献价值之重。
位于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一个被遗忘的地处荒漠中的死城,因20世纪初考古发掘出数量惊人的珍贵西夏文献和文物,而享誉中外。为研究西夏提供了资料。也使西夏学成为显学。
又是俄人首先下手,据资料显示1908——1909年俄科兹洛夫探险队在黑水城遗址的一座佛塔中发现了摞得满满的西夏文献和文物,全部运往圣彼得堡,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和爱尔米塔什(冬宫博物馆)的内容丰富、数量庞大的西夏文献造就了俄罗斯学者对西夏的研究。1914年英斯坦因在黑水城遗址所掘的西夏遗物藏大英博物馆。大谷探险队所获的西夏文献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此外,还有一些藏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这些西夏文献及文物从此沦落外邦。

 5. 甲骨文献
拥有3000多年 历史 ,形成于殷商时期,内容涉及政济、文化、军事、宗教等方面的稀世之宝甲骨文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文字历史档案,其为研究上古史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材料。它的发现,使正史提前到3000多年以前,同时也提高了先秦文献的史料价值。据资料表明自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之日起,其价格就十分高昂,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金石学家王懿荣以每字二两银的高价从古董商处收购。使许多文人、官宦以及外国人也竞相重金购买。最早开始收集的外国人是美驻山东潍县传教士 方法 敛和英驻青州传教士库寿龄,将收集到的甲骨文转卖给美英的几家博物馆,借此来发家。此后,英人金璋,德人威尔茨、卫礼贤也收集了一些甲骨文,先后卖给德国和瑞士的博物馆。日人西村博、林泰辅等也很早就收集甲骨文。加拿大人明义士收集的最多,到1926年,他就收集了5万片,其中一部分运到加拿大,现藏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日寇占领安阳时,曾于1938——1943年,多次组团到殷墟盗掘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铜器、玉器、白陶器等珍贵文物,亦盗走很多文物。
甲骨文发现至今,共有15万多片。据着名甲骨学家胡厚宣1984年7月的统计:国内共收藏127,904片。国外收藏有26,700片,分藏于12个国家,其中日本12,443片,加拿大7802片,英国3355片,美国1882片,德国715片,前苏联199片,瑞典100片,瑞士99片,法国64片,新加坡28片,比利时7片,韩国6片。

  6. 图书文献
各国列强以各种手段攫取中国古籍,以日本为甚。对华侵略是日明治维新后既定国策。“田中奏折”是日企图独占中国,进而称霸东亚野心的大暴露。他们深知欲达此目的,仅靠军事侵略不行,必济之以文化与 经济 侵略等。故有计划地掠夺我文化典籍是从属于对华侵略的目的的。
为此,日军师团皆配有文化掠夺员,不仅设有专门机构,政府还组织专门的“考察团”对华文献进行掠夺,还有一些专事收集、掠夺的所谓“私人藏书家”,而他们与官方有着各种联系。最终目的是使我善本古籍及有价值的文献流入日本。
民初日内阁外务省设专司对华文化的东方文化事业局,东三省的藏书全为日人控制着,文献损失不计其数。其首先在北平设立中日文化事业委员会,后改称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此会于1926年在北平设立人文科学研究所和东方文化图书馆。其次还在上海设立分委员会,建立上海 自然 科学研究所图书馆。后和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图书馆、满铁上海事务所等日本在上海的机构一起,组成“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公开从事对华公私图书的大规模掠夺。不是馆藏珍品“失盗”——玩弄着监守自盗把戏,就是打上日军参谋部字样直接掠夺。
1937年在华北的“新民会”是日扶植的又一个对华实施文化侵略的组织。它曾掠夺过大量珍贵典籍,华北地区许多大学图书馆之馆藏,皆以抗日文献被掠夺来此,但却有相当部分被劫往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
1907年近代中国四大藏书楼之一、清代目录学家陆心源皕宋楼的全部所藏在岛田彦桢、重野成斋等人的斡旋下被日人岩崎弥之助以十万元从陆树藩手中攫取,存于其静嘉文库。海源阁的所藏,在杨敬夫手中部分归国立北平图书馆,部分归山东省图书馆,但有一小部分通过北平琉璃厂书商间接售于日人。盛宣怀的愚斋图书馆中的部分珍本流入日本。陈田的藏书典押于书肆,也整批流落到日本。
1933年,山东藏书家高翰生所藏118种方志流入美国国会图书馆。
日在华掠夺文化典籍时,特注意反映各地风土人情和物产资源的地方志、家谱、族谱、地图等资料,致使大批志书流日,便利了在华作战,成了搜罗的重点。可见其真正目的就是为进一步进行侵略和扩张。日现存我方志四千余种,是国外收藏我方志最多的国家。
大致以时间为序,日本所掠的古文献(据资料显示)1934年沈阳文溯阁所藏《四库全书》一万多卷。1934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清宣统年间绘制的《俄蒙边界图》。1937年北平古物陈列所全部古籍文物。1938年江苏省立图书馆的宋元善本2000多种,清季江南各公署档案6000多份,明刻丛书方志30000多册,稿本50000多件。1938年浙江省立图书馆的珍贵图书《图书集成》、《四部备要》、《四部丛刊》及浙江全套地方志近二万册,珍贵版片2000多张,淳华石刻163块。1939年南开大学内有许多珍善本古籍的101箱。1939年苏州潘氏滂喜斋元代刻本3000多种。南京藏书家卢前多为善本的10000多册的藏书楼。南京石筱轩藏书楼的4箱珍善本、字画古玩2000多件。杭州大藏书家王绶珊有宋元明版书及各种方志3000多种的东南藏书楼。叶德辉的观古堂藏书。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1000多种善本。广东绝大部分未及搬迁的书籍。广州莫氏五十万卷藏书楼。粤北的乳源县有价值的清康熙26年张洗易编纂《乳源县志》。1940年中央图书馆寄存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珍善本110箱。国立北平图书馆存于香港的300多箱藏书。保存于香港冯平山图书馆内的如着名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的3箱图书及冯景兰私人藏书。包括香港大学图书馆本身藏书及政府报告在内的12,000册以上的书籍。郑振铎先生为公暂存于此的元明两代善本珍籍3,000部。途经香港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欲寄往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的珍贵典籍数十箱。岭南大学图书馆寄存于香港文化研究室的《大清实录》抄本1200册。寄存于香港分校的6箱珍善本书刊和明刻本《金瓶梅词话》、罕见的16种明刻广东地方志。
据顾鹤逸之孙顾笃璜所言,其家藏《古今杂剧》等书为日人岛田翰借去一去不返,滞留外邦。广州陈伯衡曾有清代提学使李调之着的对广东之山川形势,河流广狭等有详细记载、 分析 、评论的《粤东笔记》一书,被日军联络官崛部春幌将书“借”去并“赖”走。这样的事不胜枚举。
日本对我国文献的大规模掠夺,引起我国人民和国际 社会 的极大愤慨。给我国当时的 教育 、科研、文化建设造成极大损失, 影响 至今。
由于外国列强近百年的盗窃、掠夺和破坏,严重地摧残了我珍贵的文化瑰宝,加之日侵华战争疯狂地掠夺与破坏给我国图书文化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如上文所述的历代文书,除明清外,国内已所剩无几,致使我学者因研究的需要不得不去国外查阅我们自己的资料,这是屈辱的历史给我们造成的。从清末至民初我国傅云龙、罗氏父子、王国维、李盛铎、黄绍箕、盛宣怀、董康、张元济、孙楷弟、姜亮夫、刘复、程演、俞大维、萧一山、郑振铎、胡适、向达、王重民、王古鲁等有识之士为寻找远离祖国的文化财富,足迹遍布日本及欧美,他们或购回或抄录或拍摄,使得一些文献资料得以回归故里,让国内的学者同仁能够见到本属于我们自己的文献。这样能极大的补充国内原文之不足,又可校勘久存之误。为研究当时社会现状及学术 发展 水平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资料。现在有很多途径可以利用来收集散佚在海外的我国历史文献——索、购、抄录、拍摄及影印出版,我们期待着海外的文化珍宝能早日重归故里,中华儿女能继续为此做出贡献。

【 参考 文献】
(日)松本冈. 《略夺した文化》[M]. 东京岩波书店1993.
王若、王胜利. 《松崎与旅顺库籍整理处》[M]图书馆协会1989. 1.
王铁崖等. 《战争法文献集》[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李希泌等.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Z]. 中华书局1982.
严文郁. 《中国图书馆发展史》[M]. 台湾 枫城出版社1983.
商务印书馆善后办事处编. 《海商务印书馆被毁记》[M]. 民国21年(1932年).
[英]奥雷尔·斯坦因. 《西域考古图录》[Z].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M]. 38-45年.
邹华享、施金炎. 《中国近 现代 图书馆事业大事记》[Z].
[10]吴曦. 《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纪略》[Z].

上一篇:不朽的童心审美的游戏——为《西游记》进上一

下一篇:诗歌翻译中的形与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