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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的杜诗研究

发布时间:2015-10-08 10:33

  伟大的 历史 人物,总要由历史去认识他。

  杜甫是伟大的诗人,在唐代,在他生前和死后的一段时间里,杜诗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杜甫也并不显得伟大。虽然,在杜甫去世前一年,衡州判官郭受颂扬他,“新诗海内流传遍”(《杜员外垂示诗因作此寄》);韶州刺史韦迢称道他,“大名诗独步”(《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都赞美了他的诗,可是实际情况,则和赞颂者描绘的并不一样。诗人逝世后不久,润州刺史樊晃编《杜工部小集》六卷,在序里说,杜有“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所知。江左词人所传颂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分为六卷,且行于江左”。可见杜诗的流传,大约因为诗人晚年流落到荆湘的关系,六十卷之巨的文集却仅“行于江汉之南”,竟“不为东人所知”。可见,当时杜诗并没有“海内流传遍”,说杜甫生前就已经“大名诗独步”,显然言过其实。

  在流传至今的十种唐人选的唐诗里,只有在李唐王朝灭亡前韦庄选的《又玄集》选了杜诗七首,其余九种均未选入杜诗。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专门选录从肃宗到代宗末年这一时期的诗,其时也正是杜诗的代表作大量产生的时期,而选者并声称要力革过去选本之弊,“朝野通取,格律兼收”,共选诗人十六位,竟没有杜甫。这种情况只能说明,杜甫生前,他的诗地位并不高, 影响 并不大。有如王赞所说,“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时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可谓无声无臭者矣”(《玄英先生诗集序》)。叶适解释道,这是因为“杜甫强作近体,以功力气势掩夺众作。然当时为诗者不服,甚或绝口不道”(《习学记言》)。不服之论,纯系推测,厚诬古人,不足为据。实际是,当时的人把手握 时代 号角的诗人视为一般放浪形骸、纵情歌呼的酒徒诗狂,跟后人印象中的酒仙并无二致。任华在《杂言寄杜拾遗》中曾描写诗人,“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狂歌醉卧,今天看来是酒仙李白,昔人说的却是诗圣杜甫。在成都,严武去草堂看杜甫,写诗规劝这位朋友到:“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着鵕鸃冠?腹中书籍幽时晒,肘后医方静处看”(《寄题杜二锦江野亭》)。严武的诗,当然主要是夸奖诗人多才博学。但是,一比为“气尚刚傲,好矫时慢物”的弥衡,再比为“日中仰卧,答曰晒书”的名士郝隆,不也是突出一个狂字么?后世流传的严武要杀杜甫的故事,其实也不过是说诗人酒后发狂而已。总之,生前身后,杜甫总是被人看作善于撰写佳句、刻划物色的风流才子,他的诗 自然 也被当作酒后疯话,不被人看重。诚然,颂扬杜诗的声音不是没有,也不是不高,只是不大,还没有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肯定杜诗的强音主要从中唐时期发出。沉醉在开元盛世中的唐人,被安史之乱的狂风暴雨吹打得晕头转向,到这时,才定下心神,痛定思痛,力图中兴,开始重视 总结 盛唐中衰的历史教训,自然也就注目大唐盛衰变化的历史见证人。韩愈的见解可为代表。他作为开宗立派的大诗人,大作家,独具慧眼,激赏大音,在多士诽谤李杜的鼓噪声中挺身而出,力驳众议,大声疾呼,“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辛辣嘲笑无知之辈攻击李杜,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英勇扞卫了两位光照千古的伟大诗人,对两位诗人“平生千万篇,今薤垂琳琅”(《调张籍》),备表倾倒之意。韩愈意在开山,功在古文,对李杜诗篇没有进行深入 研究 ,因而,对杜诗创作上的独特贡献,他也就说不清。这个任务由他的两个朋友,开创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双璧元稹、白居易完成了。

  元稹抓住杜诗有所创新的 艺术 特色,称颂他“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酬孝甫见赠十首》),表彰杜诗艺术在语言上的特色;肯定“近代诗人惟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乐府古题序》),则突出了杜诗从形式到 内容 推陈出新的造诣,尤其是“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句,准确的总结了杜甫诗歌创作的特点。

  但是,对杜诗丰富的 政治 内容和深刻的 社会 意义,终嫌没有接触,认识不够全面,受讥后人,理固宜然。然而杜甫毕竟是诗人,不是政治家,抓住了他的诗的艺术特色,也就基本上把握住了他这个人。所以,元稹研究杜诗的艺术特色,其见解对后代的杜诗研究者一直有启发和指导作用。

  元稹的挚友白居易则不一样,他更多的是着眼于杜诗的社会内容,突出强调“《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作为他那种“文章合为时而着,诗歌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主张的佐证。如果说诗如其人的话,我们也可以说“评”如其人。白居易立志革新,敢于斗争,把诗看作人生的武器,“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放笔而写,直书胸臆“不惧贤豪怒,亦任亲朋讥”(《寄唐生》)。所以他看重杜诗关心时政、留心民瘼的思想内容。元稹少有大志,锐意改革,一经蹉跌,便改初衷,晚年更投靠阉竖,固位求宠,所以他偏爱杜诗艺术形式上的成就。相反相成,若将元、白二人的见解结合起来,就成了对杜诗的第一次比较系统的研究,比较全面的认识。他们的努力,难能可贵,为后来进一步研究杜诗奠定了基础。

  到了宋代,唐朝由乱而亡的伤痛已成过去,稳定的新王朝需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杜诗的要义,杜甫的作用,便逐渐被封建社会挖掘出来。张齐贤说过,“工部风雅,犹仲尼之日月也”(《书杜工部祠堂》)。《新旧唐书》也都为诗人列传,《新唐书》的作者更颂扬诗人,“为诗歌,伤时挠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把诗人从卖弄文采、寄情风月的骚人词客中挑出来,看作痴心报国的忠臣义士。这些议论,使人耳目一新。然而,达官贵人的泛泛之见,尚有待于学者文人进行深入学术研究的支持。因而杜诗的社会影响还不很广泛。宋初被称为“纵横吾宋是黄州”的王禹偁,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当时就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既没有人去探讨大诗人新开的这个“诗世界”,也没有几个人对杜诗进行的工作,杜诗散佚的情况仍然非常严重。当时所传的杜甫诗集的荆南本、南唐本、蜀本都是二十卷,《崇文总目》也称“杜甫集二十卷”,与樊晃所说的“文集六十卷”之数,相差甚远。而这些二十卷本,又多系抄传,“集无定卷,人自编摭”,内容不尽相同,错讹又非常多,正如后来李纲说的,“杜诗遭乱亡佚又不为少,加以传写谬误,寖失旧文,乌三转而成焉者,不可胜数。“{《重校正〈杜子美集〉序》}

  这种局面,到北宋中叶,随着赵宋统治集团政权日趋巩固而逐步变化。景佑三年,即1036年,苏舜卿编辑《老杜别集》。他在《题杜子美别集后》写道,“杜甫本传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经学者编辑,古律错乱,前后不伦,盖不为近世所尚,坠逸过半。吁,可痛悯也。“其时宋传四帝,立国七十五年。然而从此杜诗“不为近世所尚”的历史也就结束了。之后,着名的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都重视 学习 杜诗,谈论杜诗,甚至上朝之暇,也说杜不止,以熟读多读杜诗为荣耀,以至于“乡校家塾,龆总之童,琅琅成诵,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曾噩〈九家集注杜诗序〉)。这种朝野倾心,雅俗共赏的盛况,可说是杜诗的普及运动,杜诗成了封建文人的必修课,研究杜诗成了学者士子安身立命的专业。有宋一代,研究与编辑杜诗的超过千家,韩愈昔日称颂的“光焰万丈长”,至此才普照士林。

  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北宋社会比较开放,政治比较宽松,思想比较自由,因而 经济 繁荣,商业发达, 科技 先进,文化昌盛,宗教活跃,是 中国 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好时代之一,以至于有 现代 的西欧高士认为,最适合于人生活的时代是北宋。但是,赵宋王朝又有先天的不足,国家未能统一,富而不强,往往成为四周环伺的列强追逐的猎物。用钱买来的和平,既不持久,又带来内忧。如何自慰,成了宋有别于汉唐的新课题。陈郁的自白,道破了这一点:“本朝文不如汉,书不如晋,诗不如唐,唯道学大明,自孟而下,历汉,晋,唐皆未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万世继绝学,开太平者也。”(〈藏一话腴〉甲集卷上)陈郁说的是文化,要是再加上政治上的,“本朝强不如汉,盛不如唐”,那就更清楚了。道学是专为宋王朝在军威不振的情况下“开太平”,即巩固封建统治效力的。其实道学哪有那样大的威力?只是因为,宋虽“文不如汉”,是赋不如,散文则过之;虽“书不如晋”,而画过之;虽“诗不如唐”,而词过之;虽“强不如汉”,而经济实力过之;虽“盛不如唐”,而科技商贸过之。宋实在是中华民族 发展 史上超汉越唐的又一高峰。然而,高而不大,文而不武,富而不强,危而不安,令人气短。道学独盛,强调理,强调心,突出的是精神自立,聊以慰心自娱而已。后期,慰抚变成麻痹,自娱变成逃避,是宋贤始料不及的。当时杜诗研究成为风气,杜甫地位空前高涨,正是时代追求精神自立的反映。

  封建社会所谓“开太平”,就是确保君主的稳定统治。孔子本开过,“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祖传秘方,也行之有效。但积久生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不克己,不复礼,汉室如此,唐室也如此。江河日下,无可奈何。韩愈见机而作,设计出“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的新图纸。但过于生硬粗暴,缺乏感染力,完全是“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古老说教的翻版,不易叫人接受。宋儒经过对比研究,终于发现杜甫忠君的态度和方式最为可取。杜甫忠君不是在春风得意,锦衣玉食时感激皇恩浩荡的自我表白;也不是待价而沽,请托钻营时候输忠纳款的自我吹嘘;而是历尽沧桑,饱经世故后,在天涯沦落中思君怀国本性的自然流露。谁又会天天都面临着生死的考验呢?日常生活的立场节操才特别难能可贵。所以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东坡集,王定国诗集叙一首〉)苏轼的这个结论也是一个发现,得到了封建时代的广泛赞赏。就这样,描绘世上疮痍,民间疾苦的志士仁人,被装扮成了施粉抹朱的忠君模特儿。其实这是很不确切的。杜甫念念不忘君王,形式上看是忠君,实际上是要“致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致君唐虞际,淳朴忆大庭”。(〈同元使君〈舂陵行〉〉)“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卛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御〉)他是要帮助皇帝,臻于郅治。犯顔直谏,生死不顾。即使到了辞世之年,行将就木,仍不忘薪尽火传,激励青年才俊。所以,他批评皇帝的过失,也揭皇帝的疮疤。当他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的时候,当他写“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奉赠卢五丈参谋琚〉)的时候,当他写“圣主他年贵,边心此日劳”(〈千秋节有感二首〉)的时候,当他写“张后不乐上为忙”,“百官跣足随天王”的时候,他并不是跪在陛下面前出谋划策,而是站在天子对面耳提面命,有时简直就是对君主的控诉和否定,其激烈和尖锐的程度,远远超过屈原李白,无人能够企及。由于这方面绝非后代儒生所能理解,于是就把这一方面抹杀。

  而杜甫在“一饭未尝忘君”的同时,还“一饭未尝忘民”。“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解忧〉);“遗穗及众多,我仓戒滋蔓”(〈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枣熟从人打”(〈秋野五首〉),“拾穗许村童”(〈暂往白帝复还东屯〉)之类的诗句在杜集中俯拾皆是。为民请命,为民呐喊。因此王安石说他,“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感动得”愿起公死从之游“(《杜甫画像赞》)。杜甫民胞物与,己饥己溺的人道情怀,民本思想,亦非末代士林所能望其项背,也就统统抹杀。苏轼的一偏之词便不胫而走,千年风行,堂堂诗人成了匍匐在皇帝脚下的愚忠典型。费士戣的话道出了他们对大诗人巧装打扮的这份苦心,”少陵忠义之气,根于素守。虽困踬流落,而一饭未尝忘君。后之来者,傥观遗像而念其行藏,瞻斋颜而企其节义,则爱君爱国之念,油然而生,其补于 政治 ,岂浅鲜哉。“(《漕司高斋堂记》)相传宋真宗肯定杜诗中惟“勲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两句最好,臣下兢相响应,以这两句杜诗自况,名楼,名亭,名册,名鉴者代不乏人,就是“补于政治”的具体运作。种种情况都不过说明,肯定杜甫忠君,不过肯定他思而不二,怨而不怒,温柔敦厚,反躬自省;不过是让大诗人做个带头羊,在潜移默化中把整个 社会 凝聚在天子周围。爱之者,实用之者。捧之者,实伤之者。所以说,诗是 时代 的反映,评也是时代的表现。
  在宋人看来,尊杜可以“补于政治”,可以“开太平”,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政治方面,一是思想方面。宋代对杜诗的 研究 ,后来也就分别从这两方面入手。
  从政治方面入手,尊杜诗为“诗史”。唐人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中早就有记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这个谥号,新旧唐书都沿用了。但是,如果我们具体 分析 一下,就可以发现,这种称杜诗为诗史的原因,局限于诗人自己”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偏重在诗人记事之详,而这个事,则是诗人自己乱中“流离陇蜀”的个人遭遇。所以,此言诗史者,不过是诗人用诗记下的个人简史,认识过于肤浅,正是唐人认不清自己的时代,也认不清诗人价值的反映。宋人隔岸观火,殷鉴不远,对唐政得失看得较清,对杜诗的面目也认得较清。胡宗愈就强调,“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逸,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成都草堂诗碑序》),把杜诗记事之详的特点, 发展 到记世之真的高度,看法比唐人高明多了。陈巌肖又在《庚溪诗话》中进一步指出,“杜少陵子美诗,多记当时事,皆有依据,古号‘诗史’”,接触到“事”即“时事”。“诗史”即用诗的形式写的唐代 历史 的认识,就是这样在宋人手里完成的。以至于后来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甚至说成,“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杜诗可以补史书之不足,纠史书之谬误,不过是这个论点的具体运用。更有甚者,大臣论政,也引诗为据。王巌叟在《韩魏公别录》中就记载有韩琦反对寓兵于农,论据便有“独不见杜甫《石壕吏》之诗乎?调兵于民,其弊乃尔。”想一想唐文宗读杜诗而动游兴的事实,怎能不使人产生感慨呢?宋代统治者处于 中国 封建社会从顶峰上跌落下来后的第一个喘息之机,特别致力于 总结 前代的统治经验,以谋长治久安之术。所以,两眼朝后,盯住历史,两修唐书,两修五代史,大修《资治通鉴》,就是证明。看重杜诗,其理一也。尊杜诗为诗史,其实就是把杜诗当成《资治通鉴》的缩写本,新旧唐书的 艺术 版。
  从思想方面入手,则尊杜诗为“诗中六经”。
  唐朝中衰于统治集团的内讧。原因是复杂的,除了政治, 经济 的因素外,还有一个思想的因素。唐朝三教并举,儒不独尊。思想活跃固然有利于人才成长,社会发展;但是,也容易偏离土地国家所有的小生产正统意识形态,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杜甫生前即有见于此,在辞世之年曾发出呼吁,“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希望再用孔门儒学为李唐王朝重“开太平”。赵宋统治者比李唐统治者更虚弱,只能在想象中解决现实中解决不了的矛盾, 自然 要乞灵于孔门儒学的“克己复礼”。这样,杜甫的见解和宋代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就一致了。因而宋儒研究杜诗的思想意义往往把它跟儒家经典扯在一起。说“工部风雅,犹仲尼日月也”本很早,可惜“风雅”一词,失之笼统,把 问题 没有展开。稍后的孙仪又说诗人“道遗当世,而泽化后人”(《读〈杜工部诗集〉序》),仍对“道”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未能加以说明和探讨。再后的王得臣稍进一步,具体点出杜诗的“周情孔思,千汇万状”(〈增注杜工部诗集序〉)。然而,看似具体,但是仍不过是就杜诗继承广泛而言,看做一个一般特点,杜诗的思想意义,特别是在儒学中的意义,尚待发掘。苏轼抓住了杜甫忠君的特色以后,纲举目张,杜诗的思想意义在宋儒眼中一下子清晰了。他的弟弟苏辙明确提出,“我公才不世,晚岁道尤高”(〈和张安道读杜集〉),突出了杜甫后期,即“一饭不忘”时期的思想特点。孔武仲则提出,杜诗“大抵哀元元之穷,愤盗贼纵横,褒善贬恶,尊君卑臣,不琢不磨,闇与经会,盖亦骚人之伦而风雅之亚也”(〈书杜子美〈哀江头〉后〉),又突出强调了杜诗思想“闇与经会”,合于儒家经典。做为这两种观点的汇总,是同时人黄庭坚的 理论 。作文“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词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与王观复书三首〉其一)。黄庭坚把苏辙笼统提到的杜甫晚岁之道,具体定为诗人到虁州后的思想;把孔武仲概括的杜诗“闇与经会”的特点,具体划到当时逐步开始泛滥的 理学 上。根据则是“老杜作诗,韩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三首〉其二)。韩愈以孟轲的继承人自居,后儒亦视之为儒学由前期向后期转化的关键人物。承前启后,于道功多。黄庭坚把杜甫跟这位“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散文大家相比,不就明示伟大诗人在儒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吗?说他们的诗文“无一字无来处”,除了颂扬杜诗韩文的艺术性强之外,重要的是说,杜诗韩文征圣宗经于内,明道言志于外,不啻是当代最新版本的五经。这种见解,以经解杜,割断了杜诗和生活的联系,助长了解杜工作中凭空臆测,随意引伸的不良倾向,较以史解杜,这种由外向内的转化,是一种退步。果然,在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治下,士林纷纷强调,“工部风雅,一发诸忠义之诚”{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六}。提出“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三}。开始阐述“子美深于经术,其言多止于礼义”{李复〈与侯谟秀才书〉}。突出宣扬“子美诗,读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生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颂扬杜诗”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就这样,秉笔直书的史臣,变成了卫道说教的牧师,头戴方巾的圣贤。杜诗走悄,空前绝后,”儒家仰之,几不减六经“{邹浩《送裴仲孺赴官江西序》}。这是在杜诗普及基础上又掀起的一个新的 学习  热潮,可祘是杜诗研究的深入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盛况是仅见。 惶惶不可终日的统治阶级,显然是病急乱投医,把大诗人当成了救命稻草,一把抓在手里,再也不放松了。
  事情总是这样,每到民族矛盾激化,国家危亡之际,往往突出杜诗的政治作用,把它看作诗史,当成战斗号角;而一旦天下太平,即使只是半壁河山上的太平,又往往突出杜诗的思想意义,把它看作经书,当作陶冶人心的净化器使用。
  北宋末年,女真族南侵,赵宋王朝南逃,志士仁人在抗金救国的斗争中,深切体会到杜诗的现实意义。“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虏至》)。陈与义在逃难中的忏悔,代表了杜甫崇拜者们的共同心声。那时有名的诗人陆游,辛弃疾崇拜杜甫,就不仅仅是因为杜甫诗写得好,而首先是因为杜甫事行得正。在他们心目中,杜甫是顶天立地的英 雄,”辅弻老臣“,”常恨晚辈言诗史,请庙生民伯仲间“(陆游《读杜诗》)。特别是南宋末年,元军长驱直下,汉族英雄衔亡国之恨,浴血奋战,更把杜甫引为同调,视作旷代知音。大名鼎鼎的文天祥兵败被执,在狱中集杜句为诗,作序说道,“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不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忘其言语为吾用,非性情同哉。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以其歌咏之辞,寓记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吾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尚庻几有考焉”(《集杜诗自序》)。文天祥的这一席话,道出了民族英雄爱好杜诗的共同心声。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杜甫只有在民族危亡 ,邦国倾覆之际,才能遇到真正的知音,这是幸还是不幸?“国家不幸诗家幸,语到凔桑句更工”。诗人之幸,正是民族国家的大不幸。这是怎样的幸与不幸呵!
  鲁迅在《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里一开头就写道,“爱伦堡论法国的上流社会文学家之后,他说,此外也还有一些不同的人们:‘教授们无声无息地在他们的书房里工作着,实验x光线疗法的医生死在他们的职务上,奋身去救自己的伙伴的渔夫悄然沉没在大洋里面。……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令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先生非常义愤,特别提出,” 然而南宋的小朝廷却仍旧向残山剩水间的黎民施威,在残山剩水间行乐:逃到那里,气焔和奢华就跟到那里,颓靡和贪婪也跟到那里.‘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行在卖酒醋’.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就是这样的南宋小朝廷,特别注意用儒学冠冕堂皇的牌子来装扮自己.杜甫也难逃当陪衬的恶运.冤杀岳飞,认贼作父的赵构,就亲笔为臣子在扇上题写杜句,”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陆游渭南文集卷五十一),希望用孔圣先贤,汉官威仪,遮掩遗臭万古的丑态秽行,淹灭人民心头抗敌复国的怒火,冲淡金军烧杀抢掠的暴行,好让小朝廷在残山剩水间寻欢作乐.孝宗不愧为孝,毕肖乃父,登基后,也亲笔书写杜诗,”富贵须从勤苦得,男儿要读五车书”.并勒碑潜邸,以训乃子.(叶绍翁四朝见闻录二集)妄图把人民从民族抗争的前线,拉向功名利禄的深渊.因而理学先生更变本加厉,创造了杜甫”深入理窟”的理论,比杜诗为”诗中六经”,”老杜诗如董仲舒策,句句典实,堪出题目”(陈善扪虱诗话上集卷三).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又直接教诲人们,向老杜学习修身齐家的本领.朱熹就直接劝人,”杜子美诗,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善讽咏,易入人心,最为有益也”(答刘子澄书).他做女诫一书时,认为在”正静篇,即如杜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语,亦可人.凡守身事夫之事借是也.”强调”杜诗佳处,有在用事造语之外者,唯其虚心讽咏,乃能见之”(跋章国华所集注杜诗).朱夫子所说的这个佳处,就是在具体提示人们用理学的眼光去看待理解杜诗,从杜诗的意境中去领会理学的精髓.杜诗本是诗人蘸着民族的血泪写成的,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艰难行进的历程,后世却被理学先生当做禁锢民心的手术钳.封建统治阶级古为今用到这样荒谬的程度,是诗人所始料不及的.” 将诗不必万人传”(公安送韦二少府匡赞),能由诗人吗?
  正像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的统一组成一样,对杜甫的评论也是由肯定和否定两派见解组成的。唐宋时期肯定杜甫的意见是主流,否定的见解极少,既不深入,又无 影响 ,这里就从略了。
  总之,杜诗在唐宋两代经历了被逐步认识`,被广泛普及,被深入研究这三个阶段,封建社会才祘基本完成了杜甫是忠臣典范,诗中圣贤;杜诗是“诗史”,“诗中六经”的研究任务.。尔后的几百年,除了训诂学和考据学的意义上偶有发现外,对杜诗的研究,再也没有跳出这个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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