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小农：动机与行为

「内容提要」小农行为与动机的研究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根据研究的侧重点，研究的前提条件，解决小农问题的途径不相同，可以分成若干理论流派。文章根据小农行为与动机将小农理论分成四大学派，即生存小农、弱势小农、效用小农、理性小农。四大小农理论可以解释特定研究对象、特定时期的小农行为与动机，但是无法解释中国农村改革以后，生存问题基本解决，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即社会化小农的动机与行为。社会化小农有其独立性和特殊性，基于货币压力，崇尚“货币伦理”，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
　　「英文摘要」The studies of the farmers‘motivation and behavior havebeen continued for hundreds of savable methods are differentaccording to particular emphasises and different presuppositions on they are classified into several theories ，which are thetheories of Existing Farmers，Vulnerable Farmers ，Utility Farmers andRational gh the motivation and behavior of specially designatedobjects and periods could be explained well by the above four theories，the socialized farmers，who live in high socialized world and have nosurviving problems after the Countryside Reform of China，can‘t be socialized farmers，with their special independence andparticularity ，chase"Currency Ethics"and the maximal currency income.
　　「关键词」社会化小农/货币收入最大化/货币伦理/货币支出约束
　　the socialized farmers/maximal currency income/currency ethics/currencyexpenditure constraint
　　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两个显着的变化：一是按照人口均分土地，千百年来饱受饥饿威胁的农户，基本解决了生存问题；二是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渗透到了农户生产、生活、交往各个环节、各个领域。小农约束条件由生存约束转为货币约束；小农经济伦理由“生存”伦理转为“货币”伦理；小农目标由生存、效用最大化转为货币收入最大化。传统经典小农理论对此变化无能为力，因为它们假定小农生存问题没有解决，假定社会化、市场化水平较低。对此，需要提出新的分析框架解释假定条件变化后的小农行为及其动机。笔者在此抛砖引玉，做些粗浅的尝试。第一部分对经典小农理论进行述评；第二部分提出判断小农行为与动机的标准；第三部分提出社会化小农的行为与动机；第四部分用当前小农悖论性的行为检验假说。
　　一、小农理论述评与研究视角
　　关于小农动机与行为的争论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各个学派根据小农不同的行为与动机提出了不同的假说，建立了不同的理论框架，同时也根据各自所掌握的案例对自己的假说进行检验。
　　黄宗智用“小农转换性”与“小农行为与动机”两个标准①，将传统小农理论分为三大经典学派：恰亚诺夫学派，亚当。斯密、马克思小农学派，舒尔茨小农学派[1].笔者认为，黄宗智的分类并不十分准确。因为按照小农是否会向社会化大生产方向转换来看，经典理论分成两类：以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为代表的小农转换学派，以舒尔茨为代表的小农稳定派。前者认为，随着市场和分工的发展，小农生产会转向社会化大生产；后者（包括黄宗智）强调，市场和分工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化大生产，市场与小农可以兼容。黄宗智的“两标准分类法”的确无法准确地对小农、小农理论、小农发展阶段进行分类，应该采用“小农行为与动机分类法”。
　　按照小农行为和动机分类，小农理论可以分为四大学派：恰亚诺夫学派、马克思小农学派、舒尔茨小农学派、黄宗智小农学派。考虑到黄宗智小农理论的独特性与代表性，单独将黄宗智小农理论作为一个学派进行分析。按照黄宗智的“两标准分类法”，最难处理的是亚当。斯密，按照“小农转换”标准分类，属于小农转换学派，按照“小农行为与动机分类”，属于舒尔茨学派。因此，我们将亚当。斯密并入舒尔茨小农学派。按照代表人分类，四大学派可以分为马克思小农、舒尔茨小农、恰亚诺夫小农、黄宗智小农。根据核心观点分类，四大学派又可以称之为生存小农、弱势小农、理性小农、效用小农。
　　（一）理性小农：利润最大化
　　理性小农主要有三个代表性的人物，亚当。斯密、舒尔茨、波普金。他们都主张小农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是理性的，追求利润最大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
　　我们的晚餐不是来自屠夫、酿酒的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特别关注……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运用自己的资本争取最大的利益，一般而言，他不会有意图为公众服务，也不自知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他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②
　　舒尔茨与亚当。斯密的观点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是舒尔茨认为，小农是稳定的，不会出现急剧的社会化变化，特别是在生产领域不见得会走向社会化大生产。相同的是，两人都认为，小农是理性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对各社会而言，劳动的偏好和动机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农民对这些价格的变动或者是毫无反应，或者是做出反常的反应……证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一言以蔽之，农民是理性的，一旦有经济利益刺激，小农便会为追求利润而创新，能够“将黄土变成黄金”。鉴于这个原因，也有人将舒尔茨小农称为“理性小农”。
　　（二）生存小农：生存最大化
　　生存小农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恰亚诺夫、斯科特、波拉尼等，三者之间有一定的区别，恰亚诺夫理论以“生存”为核心、斯科特理论以“道德”为核心，波拉尼理论以“非市场化”为前提。三者侧重点不同，但都可用“生存”目标进行抽象，此类理论称之为生存小农理论，此类小农称为生存小农。
　　恰亚诺夫认为“农民经济活动的动机不同于企业主，后者通过投资以获取总收入与生产费用之间的差额。而前者更类似于一种特殊的计件工资制中的工人”，“家庭农场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产生于满足家庭成员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并且其劳力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主要手段”，“全年的劳作乃是在整个家庭为满足其全年家计平衡的需要的驱使下进行的”.恰亚诺夫认为小农的偏好、行为是追求生存最大化，一切经济活动以生存为目标。恰亚诺夫学派的继承者斯科特也持类似的观点。
　　生存伦理就是植根于农民社会的经济实践和社会交易之中……既然佃农宁愿尽量减小灾难的概率而不是争取最大的平均利润，那么，在对租地使用权制度评估方面，佃户生存收益的稳定和保障就比其平均利润或被地主取走的收获量都更具决定性。……安全第一确实意味着，围绕着日常的生存问题，有一个防御圈。
　　简言之，小农家庭生产是为了满足消费、生存的需要，安全第一，生存第一，而非利润第一。
　　（三）弱势小农：剥削最小化③
　　弱势小农的代表人物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革命家、社会主义建设者及其理论家。其实，此学派究竟如何命名都存在问题，因为这一学派已经将理论与行动融为一体，可以说该学派没有讨论小农动机及行为问题。只是从剥削、阶级、革命的观点研究租佃关系，研究如何改造农村、农民。小农的目标是减少剥削，争取最大化权利，以最小成本改造小农社会，扭转其弱势地位。该学派将理论诉诸实践，对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巨大。笔者称其为弱势小农，行为与动机是剥削最小化。
　　剥削最小化只是革命成功以前的“小农行为与动机”。革命成功和“剥削消灭”以后

的小农，行为究竟如何，该学派有研究。主要原因是后续研究被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所屏蔽。该学派并没假设，革命胜利后应该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小农问题已经不存在，即使存在也只是消费问题，没有生产问题；即使是消费问题也只是计划分配问题，没有动机与行为问题。小农都不存在，何谈研究。此派都研究集体化及集体行为，否认小农的存在性，“忽视”被集体经济所掩盖的农村最微小单位——农户及其行为问题。中国、苏联和东欧进行市场化改革以后，小农问题才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此时该学派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大部分接受了舒尔茨的理性小农的观点，由剥削最小化转向利润最大化，此学派也就由弱势小农转向理性小农。
　　（四）效用小农：效用最大化
　　黄宗智小农学派综合三大小农理论，研究小农行为及其目标。“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要将企业行为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结合起来，前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后者追求效用最大化。
　　内卷化的现象，实际上可以用一般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来给予合理的解释，但需要同时用关于企业行为和消费者的抉择理论来分析，而不可简单地用追求最大利润的模式来分析……不用追求最高利润的观念，而用“效用”观念的好处是：它可以顾及与特殊情况有关的主观抉择。最主要的是要把家庭农场当作一个生产和消费合一的单位来理解。
　　黄宗智主张从家庭生产功能和消费功能的角度，分别考察小农的行为及目标，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最后将“生产目标”和“消费目标”统一起来。小农家庭所有的行为与目标都要收敛于家庭的满足，“满足”可以用较为主观的概念“效用”表达，“效用”目标优于“利润”目标，即小农最终追求效用最大化。
　　（五）经典缺陷：解释当代小农力所不逮
　　四大小农理论对所研究时代大部分小农的动机与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但是它们不能解释超越自己研究范畴、研究阶段的小农行为，更不能够解释所有时期、所有小农的行为，特别是不能解释中国农村改革以后的小农行为与动机。
　　恰亚诺夫学派形成在20世纪20、30年代，主要以俄国革命以前的小农为研究对象，没有将市场纳入分析框架，只能解释前市场化时期传统小农行为与动机，对于市场化、社会化高度发达的小农行为与动机的解释则无能为力。
　　马克思小农学派始于19世纪，主要以英、德、法等西欧国家的小农为研究对象，此时的小农处于快速的两极分化之中，农村矛盾极度尖锐。该派理论以此为基础，分析小农行为与动机。随后此派学者偏离了研究主题，将小农行为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意识形态的先验性决定了它的解释能力，它无法解释与它假设相反——“社会化与家庭小规模经营兼容”背景下小农的动机与行为。
　　舒尔茨小农学派形成在20世纪60至70年代，以印度尼西亚、印度、南美等国的小农案例检验其假说。他采取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假设，先验性地确定了小农是理性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行为目标。其理论不仅不能解释市场化、商品化以前的小农行为，也无法解释非完全竞争、非完全社会化条件下小农的行为，特别是无法解释当前中国超小经营规模、高社会化水平小农行为。
　　黄宗智小农理论总体上形成于中国农村改革前，通过研究1949年以前的商品小农建构理论框架，研究商品化、市场化渗入乡村部分环节和领域以后的小农行为与动机。黄氏理论也延伸到1985年。但是此后中国乡村变化非常大，黄氏理论的前提假设，如生存问题、就业替代等问题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无法解释社会化程度极高而生存非首要威胁的小农行为。
　　四大理论都有其合理性，能解释特定的小农行为，能找到相关案例证实假说。但是四大理论都没有将自己的理论与其他理论放在历史的大框架进行定位，每一种理论提出的假说都能被其他理论证伪，从而受到质疑，削弱了解释力。特别是四大经典理论对当今中国高社会化程度，超小经营规模农户的行为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为什么农民放弃长期高利润而选择短期较低货币收入？农民生存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什么农民还要进行过密化的劳动投入？农民外出务工异常辛苦，为什么打工劳动力越来越多？有了生存保障的农民为什么还愿意在外干最脏最苦最累的活，而不回家过有保障而低现金收入的日子？这些看似悖论的现象，四大经典小农理论的解释都力所不逮。要解释这些悖论现象，需要有新的理论和分析框架。
　　二、小农动机与行为：内生逻辑
　　小农行为与动机，不能简单将归为利润追求者，或者生存满足者、受剥削者、效用追求者。更不能“一概而论”，以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特定小农的行为与动机，解释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小农行为与动机。笔者认为，判断小农动机与行为要因“户”、因“地”、因“时”、因“需求层次”、“发展阶段”确定，并据此抽象出一个时期大部分小农的行为与动机。
　　（一）小农行为的判断准则
　　“户论”标准：根据不同经济能力判断农户的行为与动机。不同时期，不同约束条件，不同机会成本和就业替代，农户的行为与动机会有所差异。如果农户经济条件已经超越生存边缘线，不存在生存压力，农户的生产行为无疑将符合理性小农利润最大化动机。如果农户的经济条件徘徊、挣扎在生存边缘线，或者在边缘线以下，每天都要为吃饭而苦恼，农户必将家庭生存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如果农户受商品市场影响，没有其他就业替代和机会收益，又没有解决生存问题，农户则以“内卷化”的形式追求效用最大化。站在中国农村改革以前的视角观察，农户行为的“三分法”无疑非常正确。但是农村改革以后，小农分化加剧，部分家庭已经比较富裕，如农村专业大户，行为目标是利润最大化；部分家庭已经脱离了温饱线，生存已经不成为问题，只受货币支出压力的困扰；还有部分农户，饱受到生存威胁。据国家公布的贫困人口是3000万人（未脱贫），首要目标是解决生存问题。因此，判断农户动机和行为不能“一刀切”，要因户而论。
　　“区论”标准：根据不同地区而判断农户的行为与动机。不同地区的小农经济条件不同，行为及目标也有所差异。如美国农户和中国、印度小农，中国、印度小农和非洲肯尼亚、刚果小农也会有区别。农村改革以来，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户“同质性”被打破，东、中、西部地区及地区内部农户之间的差异拉大。东部地区，如珠三角、长三角及山东半岛等地区，许多农户已经非常富裕，或者说已达小康水平，生产经营具有企业性质，其行为目标用企业行为理论解释可能更加贴切。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的农户还为生存而劳作，为现金收入而进行“过密化”投入，其行为目标用消费者行为理论解释可能更加合适。很明显，前者为利润而生产，后者为家庭正常运转或者为生存而生产。
　　“时论”标准：根据不同时期而判断农户的行为与动机。不管世界农史，还是中国农史，都表现为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不同时期农户经济条件不同，家庭约束条件不同，行为目标也会有所差异。从传统农业解体到社会化大农业建立，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人多地少的中国尤其如此。这一时期按社会化程度可以分为社会化程度较低、适中、较高的阶段。按农户基本约束可分为生存问题解决前和解决后的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行为和动机。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以前农户为生存而生产，九十年代至现在，大部分农民为货币收入而生产，也有部分农户是为利润而生产。因此，判断农户行为与动机，还要根据不同时期而变化。
　　“主导”标准：以同一时期大部分农户的行为与动机为对象进行抽象。一个时代农户的动机与行为究

竟是什么，能否抽象出一般性的小农行为动机呢？按照上述标准过于具体，具体则无法一般化和抽象化，也就无法找到理论甚至特征最本质的根本无法对小农行为与动机进行判断。怎样处理小农行为及动机的具体性与抽象性的矛盾呢？我们主张用马克思的矛盾分析方法，即抓主要矛盾，又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相结合的方法，将三个判断标准归纳为一个时代的“主导动机和行为”，即大部分农户的动机和行为。承认大部分农户的动机和行为不能否定其他农户的动机与行为。据此，判断一个时代、时期社会主导动机和行为，不能因为一般性而否定特殊性，也不能因为特殊性而****一般性。
　　（二）小农需求目标的层次与行为更替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于在《人的动机理论》中首次提出了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动机可以分为五个层次：一是生理需要，二是安全需要，三是归属和爱的需要，四是尊重需要，五是自我实现需要。马斯洛研究的是人的综合需求。但是从不同视角看，需求层次也会不同。从经济层面划分农户需求，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生存需求，第二层次是货币需求，第三层次是利润需求。三个目标与家庭不同经济约束条件相对应。第一层次需求满足以后就会退居次要地位，第二层次需求上升为主导目标，第二层次需求满足以后，第三层次需求就上升为主要目标。农户需求层次依次递升，依次成为社会或者家庭的主导需求或目标。家庭尽力满足主导需求或目标时，也必须关注较基础性的需求，为主导需求提供保障。行为与需求如影随形，需求更替必然导致行为与动机变化。
　　三个层次的行为目标和动机是由不同约束条件决定的：生存目标和行为由生死存亡的压力决定；货币目标由货币支出压力决定；利润目标由经营压力决定。根据约束条件可以发现，恰亚诺夫小农追求家庭延续和生存，属于第一层次需求。舒尔茨小农追求利润最大化，归属第三层次需求。早期的马克思小农追求剥削最小化，后期马克思小农追求利润最大化，分属第一、三层次。黄宗智小农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分属于第一、三层次。可见，四大经典理论只能够解释第一、三层次需求的小农行为与动机，始终无法解释第二层次小农的货币需求和货币动机。

　　（三）小农经济发展阶段与行为更替
　　按照小农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不同的分类标准会有不同的小农发展阶段。舒尔茨将小农分为现代小农和传统小农。马克思学派以小农改造为标准分为传统小农生产和社会化大生产。笔者认为，舒氏和马氏的分类比较粗，如果按照小农行为与动机划分，小农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传统小农阶段、商品小农阶段、社会化小农阶段和现代小农阶段。
　　传统小农时期受生产力约束，大部分小农面临生存压力，追求生存第一、安全第一，恰亚诺夫、斯科特、波拉尼已经对此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对于商品化小农时期，黄宗智进行了理论梳理并建立了相应的解释框架。现代小农时期，小农主导的行为和动机是利润压力，舒尔茨已经建立相关的分析框架。唯独处在商品小农与现代小农之间的社会化小农没有对应的理论进行分析和解释。
　　四个阶段应该依次更替，顺序推进。农户分化、地区差距，可能导致小农发展不均衡，同一时期，有些处在传统阶段，有些已经转入现代阶段。虽然小农发展阶段可以跳跃，不同时期可以有不同类型的小农，但是不同的小农需要不同的小农理论予以解释，如果用其他理论替代就会出现“南桔北枳”现象小农行为与动机具有内生性，需求不同，行为与动机就会有差异；小农所处阶段不同，行为与动机也不同；同一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农户，行为与动机同样有差异。要合理解释小农行为与动机，必须根据小农的需求、所处阶段、面临的约束条件具体分析，并抽象同一时期大部分农户的行为与动机。从中国来看，小农已经由生存需求转向货币需求，由商品小农阶段转向社会化小农阶段，理论和实践都需要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三、社会化小农动机与行为：货币约束
　　社会化小农具有不同于经典小农的特质性：生存约束转为货币约束，承受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崇尚货币伦理，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效用最大化理论无法替代，生存压力、利润压力无法等同。

　　（一）社会化小农：特质性与独立性
　　中国农村改革以后，小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生产、生活、交往的社会化诱致消费膨胀，消费膨胀导致家庭货币支出压力增大，而货币支出压力是小农行为与动机的主要约束和目标，小农生产和家庭资源配置都围绕这一目标进行。社会化小农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第一，社会化程度高，范围广；第二，消费膨胀，货币支出压力大；第三，生存问题已经退居次要地位。有些农民开玩笑说“致富不够，吃饭有余”。这类小农与恰亚诺夫小农、马克思小农、黄宗智小农的生存没有解决的前提条件迥然不同，但是又没有达到完全理性、完全竞争的舒尔茨小农的条件，更不会按照理性小农的利润动机而行为。此类小农既不担心生存问题，也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承受着社会化带来的烦恼：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可见，社会化小农的首要问题已经从“生存问题”转向“生计问题”，约束条件已经从“食物约束”转向“货币约束”。社会化小农的首要问题与约束条件与四大小农截然不同，具有独立性和特殊性。徐勇教授将此定义为“社会化小农”，即生产、生活、交往高度社会化的农户、农民，并将此阶段称为“社会化小农时期”④。
　　（二）社会化小农：崇尚“货币伦理”
　　社会化已经渗透到农户生产、生活、交往的方方面面：生产环节分工程度加深，社会化服务替代了传统农户自我服务；家庭资源配置外部化，劳动力、土地、资金配置市场化，生产要素的配置由家庭内部走外部社会；农户日常生活货币化，打破了家庭自给性供给边界，经常面临短期性货币支出压力和周期性的家庭赤字；人际、户际交往范围扩大、交往频率增加、交往程度加深；家庭生产与资源配置卷入全球性生产链条和社会分工，农民由一个“家庭人”转变成了一个“社会人”。
　　社会化小农时期，家庭生产、生活、交往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以现金购买服务和商品。社会化就是货币支出的代名词。社会化需要货币媒介和货币支撑，而货币支出是家庭社会化的交易成本。按照农户偏好，家庭货币支出可以进行排序，依次为：子女教育支出，医疗保健支出，生产支出，人情往来支出，最后是生活社会化所需要的其他货币支出，如燃料支出、电费支出、电话支出、衣物购置等。另外还有非日常性的婚、丧、嫁、娶、建房支出。可见，此阶段小农已经由生存伦理转向货币伦理，“货币伦理”是此阶段的基本行为准则。一切行为与动机都围绕货币而展开。
　　（三）社会化小农目标：可支配收入最大化
　　农民收入的概念比较多，有货币收入、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包括货币收入和非货币收入，后者指农民消费的粮食、蔬菜、油料等非商品化产品的折算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真正具有购买力、能够用于货币支付的，只有较少的一部分。农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剔除自己生产、消费部分的剩余。剩余部分具有现实购买能力，但是农民不能够自由购买，其中有一部分属于农民生产资金循环的正常回收，下年度必须继续投入生产。总体上讲，人均纯收入是利润概念，适合于对舒尔茨小农的描述和解释；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家庭自我生产和自我消费部分，属于生存概念，与生存小农的目标相对应；只有可支配收入中的货币收入才能够帮助农户缓解货币支出压力，才是社会化小农追求的目标。
　　（四）社会化农户目标：家庭可支配收入最大化
　　小农以货币收入

最大化为目标，这个小农究竟是个人还是家庭呢？小农货币收入最大化应该是小农家庭货币收入最大化，而不是个人货币收入最大化。也许有人会质疑，这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予以说明，当个人货币收入最大化目标与家庭货币收入最大化目标发生冲突时，前者要服从后者。如农民外出打工，其收入可以保证个人货币收入最大化。如果家庭准备进行养殖业生产，可以保证家庭货币收入最大化。也许从事养殖业，家庭人均货币收入低于个人外出打工的货币收入，但是前者的家庭货币收入总额大于后者的收入总额，即打工提供的增量收入要低于养殖业提供的增量收入，此时个人货币收入最大化必须服从家庭货币收入最大化。
　　（五）效用最大化无法取代货币收入最大化
　　社会化小农理论构建有两大困难：一是货币收入最大化与效用最大化，商品小农与社会化小农如何区分；二是货币压力与生存压力、利润压力如何分别。虽然前面已经多次论及，但是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依据，笔者认为，效用最大化理论三大缺陷决定了无法取代社会化小农。
　　首先小农效用理论本身的缺陷。黄宗智从生产和消费考察小农行为的方向是正确的，消费目标决定生产目标也是正确的，但是将农户两个目标统一于效用最大化值得商榷。效用最大化可以套用于任何个体和群体的行为目标。传统小农的生存最大化，属于效用最大化；马克思小农的剥削最小化也是效用最大化；舒尔茨的利润最大化也可以转化为效用最大化。表面上看，黄宗智抽象出了各个发展小农最本原性、最一般性的行为特征，却因此失去了独特性，从而无法具体分析不同类型小农的行为和动机，也就无法解释小农有悖常理的行为。
　　其次，黄宗智小农效用最大化理论，没有将交往、家庭生活的货币化支出纳入分析框架，而这两个部分是影响小农动机和行为的重要内容。
　　最关键的是黄宗智的效用理论是以生存问题没有解决为前提条件，当他将利润最大化与效用最大化目标统一为效用最大化目标后，其理论完全可以归入生存最大化理论的范畴，从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货币收入最大化与效用最大化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提出了社会化小农的最终目标是货币收入最大化，小农的所有行为和选择都围绕货币收入而展开，具体而有针对性。无法用商品小农替代社会化小农，无法用效用最大化替代货币收入最大化。
　　（六）生存压力、利润压力无法等同货币压力
　　三大压力的经济基础不同。生存压力背后是粮食问题，或者说是农业问题；利润动机背后是资本问题和技术问题；货币支出压力背后是就业问题，特别是非农就业的替代问题。生存问题靠农业，靠粮食解决；利润问题靠资本、土地等要素解决；在土地、资本、技术给定前提下，货币问题只能够依靠非农就业解决。
　　三大压力的发展路径不同。在生存压力不成为压力后，农民的行为选择有两个：一是追求利润，二是追求货币收入。如果生存压力解决后，小农按照马克思、亚当。斯密设计的路线“两极分化”，一部分农民变成大地方或者农业企业家，一部分农民变成农业工人或者城市就业人员，那么农户行为及其目标的确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如果小农无法按照经典理论的预期路径进行分化，生存得到基本保障的小农，其行为及目标就值得再商榷。
　　如果小农没有完全分化，小农仍然是小农，虽然没有达到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但是其背景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农户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利润问题，而是社会化的消费支出问题，货币支付问题。农户唯一选择是：通过充分就业获取货币收入，解决社会化的资金需求问题，解决现代要素的社会化投入问题和后代社会化教育成本问题，以及社会化的人情交往支出问题。此时的小农没有生存压力，也没有利润压力，只有货币压力。
　　四、社会化小农行为：悖论解释
　　社会化小农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已经从理论层面进行了分析，下面从农民悖论性的选择中进行检验和解释。
　　（一）长期较高利润与短期较低收入的选择
　　在长期较高利润和短期较低收入的选择方面，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企业，选择前者。社会化小农，每时每刻都面临着货币支出压力，不可能按照长期利润最大化目标行为，而是尽力获取年度、季度，甚至月与天的货币收入，以满足即期的货币支出需要。最典型的是农民往往在收获季节出售农产品，此时农产品价格是整个生产周期最低的，而不是在价格最有利时再出售，农民放弃获取较高收入的机会，选择获取当期较低货币收入，并非不懂“待价而沽”的道理，只是迫于现实压力。
　　社会化小农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应付即期的货币支出，缓解货币支出压力，维持家庭正常运转。如果农户面临的货币压力不大，或者能够通过其他方式缓解，农民就会按照舒尔茨描述的路径发展——选择长期较高利润。此时的农民就由社会化小农转化为理性小农。对于小农而言，只有先解决家庭面临的支付危机，才谈得上可持续发展，或者说只有在货币支出问题解决后，才谈得上利润最大化。我们不能武断地说，农民悖论似的选择是非理性的。农民同样理性，只不过其理性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货币压力最小化，收支均衡化，现金收入即期化。
　　（二）不确定性风险升水与确定性稳定收入的选择
　　社会化小农时期，家庭安全已经由生存威胁，转向不能付现而破产的威胁，即受货币支出压力，面临现金支付危机、家庭预算危机。虽然现金支付危机不会威胁农户家庭的生存，但是能够破坏家庭的正常运转，影响家庭的可持续发展。鉴于这个现实背景，理性的社会化小农是按照“最大最小化”的原则进行选择：一般会选择低风险、低报酬的方案，确保家庭的正常运转。
　　农业结构调整的案例可以检验这一假设。近几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宣传和倡导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但是农户种植结构变化不大，南方是水稻、棉花、油菜，北方是小麦、玉米、花生、大豆。不是农民不知道结构调整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而是结构调整投资大、风险大，农民承受不了结构调整失败的冲击。家中有小孩读书、儿子结婚、有可能去世的老人等即期现金支付的农户，传统收入渠道更不能受到影响，否则就会出现家庭支付危机。农民宁可种植熟悉的水稻、棉花、小麦，也不愿意种植市场风险、经济风险和投资报酬都比较大的经济作物。农民选择风险最小化，不是厌恶风险，也不是不想从高风险中获取高收入，而是受货币支出压力约束，不能够偏好高风险、高报酬的选择。
　　（三）清闲低收入务农与艰苦较高收入务工的选择
　　现在有一批学者批评说，农民外出务工受苦受累，还经常受包工头、企业剥削，不如回家务农。虽然务农收入低点，但是获得了尊重和尊严，减轻了劳动痛苦的程度。按照常理讲，此建议应受农民接受和欢迎，实际情况却与此相反，农民一如既往，成批外出务工，自愿“接受剥削”，有些人还为不能被“剥削”而苦恼。每年春节以后，农村劳动力带着希望外出，但是总有一部分人铩羽而归。还有一部分农民为了能够外出打工，到处托人找关系，请求、寻求“剥削”。农民外出务工条件艰苦，干最脏最累最苦的活，为什么还要义无反顾外出呢？为什么农民不守着炕、抱着老婆在家务农，而要别妻离子外出接受“剥削”？小煤矿经常发生事故，但是农民仍然要前赴后继呢？这是不能用利润最大化观点解释的，也不能用农民愚蠢、不理性这类侮辱性的观点加以解释。相反，这是农民理性的体现。农民非常实际，如果不能获得足够的货币收入，家庭生产、生活、交往就寸步难行，家庭支付危机就无法化解，外出打工受点累、冒点风险能够保证家庭正常运转，最关键的是通过打工挣钱供养子女读书，家境

就有改变的希望，就有出人头地的一天。可见，社会化小农外出打工，有着现实压力和对未来的期望，其效用评价超过了个人劳累和风险。
　　（四）健康身体的低收入与“商品身体”的高收入选择
　　在农村调查时，我们经常听到农民说：即使卖血、乞讨，也要供子女读书。其实，以卖血、卖身等类似牺牲身体换取货币收入的现象屡见不鲜。表面上看，农民卖血、卖身换取货币收入是一种自残行为，卖血换取货币收入得不偿失，是非理性行为。如果将此类行为放在货币收入最大化的理论框架下，就会发现它有着自身的逻辑性。农民受货币支出压力束缚，要保证家庭正常运转，保证子女就学和家庭成员就医，必须筹措相应的货币收入。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看，卖血是以身体为商品，终究会损害身体，使劳动力的终身利润、可持续收入受到影响，不是一种理性行为；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看，卖血已经使人的身心健康都受到损害，不是最有效的行为。如果从货币收入最大化的观点看，卖血换取家庭急需的货币收入，具有内在逻辑性。卖血解决了短期的货币支出压力，平衡了家庭预期赤字，保证了家庭生产、生活、交往的暂时正常运转，避免了家庭财政赤字而陷入困境。这就是“货币伦理”，农民围绕着货币收入进行选择，甚至不惜以身体为商品换取家庭急需的货币收入。⑤
　　（五）纯打工高收入与兼业打工的低收入选择
　　大部分长年在外打工的农民，不放弃耕地，种植少量而不能获取利润的粮食。有人可能会认为，社会化小农仍然以生存最大化为目标。其实，此观点不完全正确。打工家庭种植一定的粮食，的确是为了“糊口”，为了“口粮”。在这个意义上，打工农民是为生存而种粮，但是种粮并不是“最大化行为”，或者说不是农户的最优选择，只是应付打工而进行的风险投资。种粮保险的边际成本非常低，农民只需要少许的耕地、投入较少的劳动就能够满足全家的口粮，根本谈不上最大化问题。实际上，打工家庭的承包地仅仅是为了生产口粮，不会按照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与边际成本相等安排生产，更不会进行“内卷化”生产。
　　打工农户种粮是为了给不确定性的打工风险进行生存保障。农民外出务工有一定的风险，可能无法找到工作，可能工作不稳定，也可能无法赚到维持家庭正常运转的收入。一旦纯务工农民没有赚到足够收入，不仅会威胁家庭持续运转，而且家庭支付危机可能会转化为生存危机。因此，耕种少量的承包地，给打工进行“生存保险”尤其必要。很明显，打工家庭的务农与务工已经有了分工，务农是对打工风险进行保险投资，务工则是追求货币最大化，或者说务农是解决吃饭问题，打工是解决用钱问题。农民不选择纯打工，而是亦工亦农，两者兼顾，是社会化小农的理性选择。
　　社会化小农在五个方面“有违常识”的理性选择，可以检验笔者提出的假说：社会化小农的行为、动机与商品小农、理性小农、弱势小农的动机、行为不一样的，前者承受巨大的货币压力，时刻面临着家庭支付危机，农户的约束条件已经由生存约束转为货币约束，崇尚“货币伦理”，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一切行为围绕着货币而展开。
　　注释：
　　①所谓“转换性标准”就是小农是否会向社会化大生产转换；所谓“行为与动机标准”就是农民的生产生活的目标是什么，如何围绕目标行动。黄宗智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出，是笔者根据其分类归纳的，并将此分类法称为“两标准分类法”。
　　②此段摘自张五常《经济解释》第一卷第二章第四节，笔者查遍了王亚南和唐日松翻译的《国富论》都没有发现这一原话，特此注明。
　　③弱势小农概括并不准确，只能够部分表达此学派的一些观点。
　　④徐勇，邓大才。“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构建[OL].中国农村研究网，2005-07-05.
　　⑤笔者提出货币伦理、身体商品，不是赞成、认同农民以身体商品换取货币收入，只是解释为什么农民会以身体商品换取收入。对小农的悲惨境地，笔者甚感痛心、痛惜，呼吁建立社会性、政府性的支援网络。
　　「参考文献」
　　[1]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0.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