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妇女解放及其限度——以赵树理小说为

　　从1943年发表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开始，对于妇女问题的思索，一直是赵树理文学创作的核心命题之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中，妇女，特别是以往僻处于主流历史之外的底层妇女会扮演怎样的角色；她们的命运是否会发生改变；她们是否可以由此挥发出新的生命能量……这些问题，构成了赵树理在1940-1960年间创作文学作品的重要想象力资源。

　　其中，关于“妇女”与“劳动”的关系，尤其得到了赵树理的关注。从《孟祥英翻身》（1945)、《传家宝》（1949)到《三里湾》（1954)再到《锻炼锻炼》（1958)，赵树理在一系列作品中，对“妇女”与“劳动”关系的多种面向展开了较为系统的思考，用文学的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两者彼此挟裹而又踟蹰前行的复杂历史图景。如何有效地解读这一图景，在“劳动”越来越丧失它在构建“人”特别是“妇女”的主体性的当下时代，成为一种对我们既有立场和方法论的双重挑战。

　　-战争中的"生产〃：妇女"劳动〃的意义化

　　对于赵树理来说，将妇女纳人到“劳动”的视野中来加以考察，一开始，似乎只是一个偶然。在回顾《孟祥英翻身》的写作缘起时，他这样说：

　　因为要写生产度荒英雄孟祥英传，就得去找知道孟祥英的人。……可是得到的材料，不是孟祥英怎样生产度荒，而是孟祥英怎样从旧势力压迫下解放出来。我想一个人从不英雄怎样变成英雄，也是大家愿意知道的……至于她生产度荒的英雄事迹，报上登载得很多，我就不详谈了。

　　在上述论述中，大致可以发现，孟祥英之所以脱颖而出，成为报纸和文学高度关注的对象，首先因为她是“生产垦荒英雄”；而当赵树理慕名去搜集这方面内容的时候，却只发现了“孟祥英怎样从旧势力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材料，因而仿佛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一般，“妇女解放”就成为《孟祥英翻身》的最重要的书写主题，而“生产度荒”则退居幕后，成为一个似乎搁置一边的可有可无的因素。在这样的交代中，大致可以得出一个印象就是，赵树理似乎并没有认为“生产度荒”这一延安时期特定的劳动形态，与“妇女解放”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逻辑关系；两者之间似乎更多只是因为机缘凑巧而产生了一定的关联。

　　有意思的是，与上述创作意图交代形成一种鲜明反差，《孟祥英翻身》在文学文本中，恰恰是讲述了一个内在逻辑极为清楚的“妇女解放”与“生产垦荒”

　　如何有效地勾连在一起的故事：作为故事的主线，赵树理以他惯常使用的说书人口吻，倒的确如叙事意图所述，讲述了孟祥英如何从“哭不得”又“死不了”的农村受气小媳妇成长为“管不住”又“卖不了”的基层女干部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孟祥英角色/身份的变换，在显性的层面上呼应了中国革命所阐释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经典“妇女解放”主题，形成了小说的中心叙事意图。

　　而作为孟祥英“翻身”的关键，在小说中，“生产度荒”的作用被极其明显地凸现出来：虽然孟祥英“翻身”的标志是她被推选为妇女干部，但这其实是各种因素（如婆婆因看不清政治形势的恐惧、形势未明时无人愿意担当基层干部等）阴差阳错纠结的结果，因此“妇女干部”只是一个角色，并没有真正得到村人的普遍认同。只有当孟祥英组织妇女采野菜、割白草成功地度过灾荒之后，她的妇女干部身份才经过实践的转化，得到了众人的认可。也就是说，孟祥英之所以能“出头”，并不是建立在对包括反对婆婆、提倡放脚等一系列经典“妇女解放”行为的坚持上的，而恰恰是落实在看起来似乎与“妇女解放”并不直接发生关系的从事生产劳动上的。正是借助于“生产度荒”这一可以普惠全体村人的行为，孟祥英才被默认为是“公家人”，她才能一定程度上打破婆婆依照千百年来的妇女规范传统给她定下来的针对媳妇的“老规矩”。由此，“生产度荒”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妇女能否得到解放的实践基础和动力源泉。

　　这样，在“妇女解放”和“生产度荒”的内在逻辑关系处理上，赵树理就以两种不同的文本形式提供了彼此颇有差异的说法，而由此形成的叙事的裂隙也就弓丨人深思：为何在创作意图中两者的关系被处理得如此轻描淡写，而在文学文本中，作者却要如此坚定不移地去揭示“生产度荒”对于“妇女解放”不可替代的作用呢？显然有必要引进与《孟祥英翻身》同步的1940年间延安农村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历史实践情形来加以验证，才能在发生学的意义上理解上述两种文本的内在矛盾性。

　　应该说，1940年间延安农村妇女之所以会大规模地参加生产劳动，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就是，来自于政权/政治的动员和组织在其间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面对抗战带来的物质生存资料的极度匮乏，毛泽东早在1940年就指出：

　　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

　　提高妇女在经济、生产上的作用，这是能取得男子同情的，这是与男子利益不冲突的。从这里出发，引导到政治上、文化上的活动，男子们也就可以逐渐同意了。

　　在毛泽东看来，由于抗日战争所带来的生产劳动力匮乏问题必须要借助妇女的力量来解决，因此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公共生产，从特定的抗战大局来说，就成为势之必然；但另一方面，他显然并没有仅仅把妇女参加生产的意义局限在经济的层面上，也注意到了这一行为可能带出来的一系列政治上的文化上的效应，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对于原有社会格局/家庭格局的冲击，因而，他颇有意味地强调，要能“取得男子同情”，要使得他们“逐渐同意”。可以看出，在毛泽东那里，选择“生产”作为妇女工作的突破口，本身就是覆盖着多重考虑的，是希望能够将抗战的需要、妇女活动以及同一阶级的男性利益都结合在一起的。也正因为有如此多的共同加盟，“生产劳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是多种力量博弈/协商的场域，其所能生成的意义当然也就需要进行复杂的分析了。

　　可以以1943年2月公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为个案，来进一步理清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所产生的复杂意义构成。作为指导延安边区妇女工作的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之一，该决定首先清理了当时妇女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指出妇女工作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在于“脱离妇女群众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强调“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的任务。……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重大的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了。”在文件的整个逻辑框架中，可以注意到，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被提升到与壮丁上前线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在阐释这一点的时候，最引人注目的，是引进了“家庭”的概念作为评判生产是否成功、妇女是否能挣脱封建压迫的重要标准，这显然是要引发争议的。

　　一种尖锐的批评就是，“提高农村妇女的地位，必须以保证‘她们的家庭将生活得更好’为前提，也就是说，妇女地位的提高不得破坏原有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因此，“农村传统的父权制家庭结构下女性如何摆脱男权压制，进一步得到解放的理论命题被弱化了”。如果仅仅立足于从西方经典女性主义意义上的妇女/家庭的对立关系来理解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那么对妇女是否具备主体性的考察，显然就会与她是否能彻底走出家庭联系在一起。然而这种批评的错位却是显而易见的一在中国语境中，“家庭”作为“家一国”架构中的重要维度，实际上是包括妇女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可以进行协商的基本单元之一。自晚清以来，中国的妇女解放在实践的层面上又常常与民族国家的建构运动息息相关，因此在资源、机制和路径上，它与体制（国家、家庭等）之间，往往是彼此依赖和利用的，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借用/置换体制的力量来呈现自己、壮大自己的。这种互动性的关系，决定了妇女解放和体制之间的关系依存大于颠覆的。

　　因此，上述文件将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意义同时设定在“妇女”与“家庭”生活的提高上，因而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对妇女劳动意义的贬低或抹杀，或者是对妇女作为劳动力的欺骗性使用，而恰恰是在强调，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本身因为战时妇女身份的复杂性（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女国民，底层阶级的一份子，革命运动的参与者等等），而具有多种意义指向性。因而，仅仅立足于单一的“妇女解放”的范畴，显然是不足以把握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的。

　　然而，“生产劳动”与“妇女解放”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于，妇女通过参加生产劳动来改善自身处境、提高社会/家庭地位的愿望，如果要以“家庭”等现存体制为中介来落实的话，毕竟是有限度的。这导致“妇女解放”要以一种与体制进行权力协商/让渡的方式来曲折地进行，那些与其他的人群有交合的共同性的需求，如改善基本物质生存条件等，会更容易凸显出来而受到体制的重视；而那些不能被同一阶级/阶层的人群的共同性要求所替代的特殊的呼声，如同一阶级/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如何实现，则很容易被“家庭”这样的整合性的体制遮蔽掉、过滤掉，因而在“生产劳动”与“妇女解放”之间还是留下了有待填补的空隙的。如何在保留“家庭”等体制的前提下，在“差别政治”的意义上摸索出更有公平性的体制内部调节机制，来更好地处理“生产劳动”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延安时期的实践留下了很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命题。

　　当“生产劳动”的意义溢出其自身的范畴，在战争威胁、男性从军、妇女生产、政治动员、稳定乡村等种种因素叠加而成的复杂交合体的意义上被理解的时候，赵树理游弋于两类文本间的犹疑与暧昧或许才是可以理解的。因而，在《孟祥英翻身》中，他终于还是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结尾：虽然孟祥英通过“生产垦荒”其影响“出了村”，但是否改善了她在家庭中的处境，是否因此走出了家庭暴力的阴影、与婆婆、丈夫的关系是否得到改善等等，在这一方面，小说明显是有所规避的，只留下了一个语焉不详的回答，含糊不清地匆匆带过一而这也仿佛正是作者基于对历史实践中两者微妙关系洞察的一种机智呈现。

　　二家门内外：妇女"劳动〃意义的分化与重组

　　仿佛是孟祥英故事的一种延续，在另一部小说《传家宝》中，赵树理采取了“接着讲”的策略，进一步考察了在革命政权相对巩固的时代妇女与生产劳动的关系。

　　同样作为劳动英雄，金桂显然巳经感受到了妇女在新的历史时代可能获得的劳动的、工作的和生活的乐趣，这是一种“不像个女人家”的全新感受一下田干活，外出卖煤，做妇女干部；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属于婆婆李成娘那一代传统妇女的生活内容，则被她否定掉了，如纺花织布、缝缝补补、相夫教子等。而进一步被否定掉的，应该是沿袭了几千年的对于一个农村妻子/媳妇的一整套以“温良恭俭让”为核心的道德理论规范，因而小说让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婆媳之间颇为激烈的家庭内部冲突，而婆婆的全面溃败，似乎是验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新一代“妇女”“解放”步伐的不可阻挡。

　　很明显，在《传家宝》中，赵树理呈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妇女生活方式：

　　“像女人”的生活方式和“不像女人”的生活方式，而区别它们的核心，就是不同的“劳动”形态以及通过劳动所展现的对于“妇女”的不同定位。在李成娘这里，“劳动”作为一种“妇女”的想象与塑造的方式，是和“男主外、女主内”

　　家庭分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她的劳动总是离不开三件宝，“一把纺车，一个针线筐，和这口黑箱子”。李成娘和这些工具之间，可以说形成了某种隐喻性的关系一她既使用这些工具来体现、验证自己作为一个传统温良妇女的存在意义，同时却也被这些狭窄的、琐碎的工具所束缚，被无形地捆绑在家庭空间内部。

　　搁置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这样的劳动状态，显然是与革命政权所期待的妇女形象/使命格格不人的。列宁就批评了这种妇女劳动的无意义性，“琐碎的家庭事务压迫她们，窒息她们，使她们愚钝卑贱，把她们缠在做饭管小孩的事情上；极端非劳动性的、琐碎的、劳神的、使人愚钝的、折磨人的工作占去了她们的时间”，?而放大来看，认同于这样的劳动状态的妇女被认为几乎没有参加社会革命的意识和能力：

　　首先，妇女被降低到社会的最底层。……其次，因为妇女被孤立、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她们很可能成为一支保守力量，会无意识地保持现状，信奉持家教子的传统观念。最后家庭成了唯一具有消费力、供养家庭成员、培养未来劳动力的机构。对统治者来说，家庭劳动是必须的，妇女要无偿地从事这种劳动。

　　当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劳动分工被认为是统治阶级分而治之的性别统治策略的时候，妇女甘于从事家庭事务，当然就会被认为是对这种统治秩序的顺从，当然就会被判定是没有意义的。需要指出的是，只是当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来批判家庭妇女的时候，其实在逻辑起点上，他们与他们所反对的旧统治阶级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

　　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想指出，像李成娘这样的旧式家庭妇女，无论是在其劳动被漠视的旧的统治秩序中，还是在劳动被指斥为无价值的新的革命理论体系中，她显然都是没有位置的。这突出地表现在，与她的三件落伍的“传家宝”相比，金桂用以记载自己参加公共劳动收人的“账本”，明显更具有历史存在的合法性-在小说中，金桂正是用了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的劳动收人数字交代，让婆婆觉得力不从心，自惭形秽，从而自觉地从家庭“领导权”的争夺中退缩下来的。在账本面前，李成娘的劣势显而易见，首先，她是不认字的，与能写会算的金桂相比，她显出了因缺少“知识”而匮乏与外界打交道的能力。如果说对“知识”的倚重以及通过“知识”进行社会分层正是“现代”的一种标志的话，那么，金桂借以挫败婆婆的重要武器其实是建立在对现代性而不是革命的资源的借用上的，这显然是我们在解读这一时期的妇女劳动意义构成时需要注意的一点。

　　而更需要注意的，是通过账本突出了李成娘与外部世界的隔膜。李成娘之所以不懂帐，除了文化知识水平较低外，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像金桂所念及的“合作社”、“互助组”之类的新名词，她几乎一无所知。这里显然暗示了婆媳之间在劳动上的另一个重要差异一不仅仅是“像女人”或“不像女人”，而更在于“个体”还是“集体”。对于李成娘而言，“像女人”的家庭劳动所带来的，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式的劳动，它是带着自给自足的气息的；而对于金桂来说，“不像女人”的劳动不仅在于它是在公共场合中展开，还在于它是可以大致整合各个家庭劳动力的优势，因而初步具有互帮互助的集体劳动性质的。当李成娘的家庭劳动不能够具备一种交换价值而金桂却成功的实现了这一点之后，注定了李成娘无法以自己的劳动获得一种社会的认可，而不得不让位于金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金桂确立自己的领导权又是建立在对革命政权巩固时代新的更有效的劳动形态的汲取上的，通过这种汲取，她进人了新的历史秩序，从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

　　金桂在广阔领域里的繁重的劳动互助，改变了女人所因袭的一切传统观念。……金桂之所以比李成娘看得远，成为一个为婆婆不能代替的人物，这因为她在劳动上摆脱了作为男人劳动的从属地位。

　　就这样，通过对有关“劳动”的现代的、革命的各种资源的使用，李成娘被剔除出历史进程而金桂成为新的历史秩序的参与者/建构者，似乎巳经不容质疑。然而，当这种代际更迭的合法性与“阶级革命”的范畴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争议也就在另一维度上产生了：如果说阶级革命就是使“从来就‘癖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群众，进到政治生活及历史里面”?的话，那么，李成娘同样是被压迫阶级的一员，本来也应该通过参加革命而在新的历史秩序中拥有自己的位置，为何在小说中却被有意地剥夺了咸与革命的资格，本来是作为乡村稳定器/协调器出现的“家庭”，为何现在却被描述为两代人争夺家庭领导权的“战场”，而作者似乎还很满意于这样的“家庭”定位。

　　正基于此，金桂以公共劳动为中介与婆婆争夺家庭领导权的做法，也就受到了质疑：

　　领导权真正的意义，在新社会和旧社会里也有本质的不同，对新人物和旧人物来说，管账的问题是一个当家或领导权问题，对金桂来说，领导权的主要意义应该并不在这里。……而如果，婆婆真的进入新的秩序里来，而且显得很进步，那末，领导权即使让给婆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⑩

　　在批评者看来，《传家宝》对于妇女领导权的描述由于局限在同一阶级的婆媳之间展开，因而其内涵和功能的设置显然是有问题的。假如金桂意识到与婆婆的矛盾只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的话，那么，她对于家庭内部领导权的争夺，尽管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但至少可以说，是无助于验证其作为新一代妇女的主体性的。在金桂这里，更为重要的任务应该是，作为巳经觉悟了的被压迫阶级妇女的代表，以新的理念来改造、转化旧的生活方式/劳动方式，将婆婆吸纳进新的历史秩序中去，而不是恰恰相反。因而在家庭领导权争夺的情节设计背后，暴露出来的是作者其实并没有将阶级革命实践中的妇女解放经验以及可能的指向真正总结出来。

　　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金桂家庭领导权的获得，是因为她被认为抓住了“主要劳动”（下地、卖煤等），因而获得了包括她的上级也是姐夫、她的同事也是她的丈夫的一致认可。而“主要劳动”与婆婆所从事的家务劳动的区别，只是在于它是拥有更高工分的，是更值钱的，因而也被认为是更有价值的。从中可以发现，衡量劳动好坏的主要标准是建立在工作的效率而不是劳动者的态度、能力上面的。但如果仅仅由此出发，就认定作为劳动者金桂比婆婆更值得肯定，其实就会隐含赵树理后面在《老定额》中所书写的劳动价值评定的危机，一种因忽视劳动能力差异而产生的平等危机；也是一种因为倚重现代效率而可能导致对传统“德性政治”漠视的危机一无论如何，婆婆所代表的勤劳内敛，克勤克俭，是代表了中国的古老的民间伦理秩序的要求的，也是中国革命所要利用的重要资源，并不能被看起来更有“价值”的现代公共劳动所粗暴排除在外。?而当小说让金桂的劳动换算获得革命秩序内也是家庭伦理秩序内的男性权威的支持的时候，对金桂劳动的认可，在另一种意义上，分明又带有以男性的劳动标准压倒甚至取消妇女家庭劳动存在价值的危险，在其中，凸显出来的是只有像金桂那样“不像女人”的劳动方式才是受重视的，而以婆婆为代表的传统妇女的劳动价值则在无形中被贬斥掉了。其间的孰是孰非，显然也很值得体味。

　　无论如何，在《传家宝》中可以看到，较之于战争时期，妇女劳动意义的生产结构此时巳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新一代/老一代妇女在公共劳动/家庭劳动之间做出的不同选择而产生的矛盾，意味着不同的劳动形态之于妇女意义的分化；而金桂的大获全胜，则明确地指示出了公共劳动不仅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获得了支持，而且也在新一代妇女那里成功地完成了肉身化的进程而最终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

　　三进入/退出：社会主义劳动的"性别〃危机

　　20世纪50年代，随着农村合作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到生产劳动中去。?当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越来越常态化之后，妇女和劳动的关系也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此背景下，赵树理写作了小说《三里湾》和《锻炼锻炼》。

　　如果说在孟祥英等人那里，革命情境中的“劳动”主要是通过劳动方式（主要劳动）、劳动场合（公共场合）的变革而实现了对传统的妇女劳动的超越和更替，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寄寓了妇女“解放”的愿望的话，那么，到了《三里湾》，在玉梅等人这里，对劳动的理解显然又高了一个层面一“劳动”不仅仅涵盖了上述两者，而且更指向了其内质的变化，通过参加合作化运动而建构劳动共同体，进而培育出为“集体”劳动的观念，成为这一时期妇女参加劳动的主要追求。在这种情形下，她们甚至形成了全新的婚姻设计理念一灵芝之所以选择玉生而不是有翼作为婚姻对象，就在于玉生“时时刻刻注意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玉梅则将“是否人社”、“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问题当作结婚条件来考验有翼。?从中可以看出，她们在参加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形成的对于社会主义、对于集体的基本观念，巳经进人了她们的内心，并且散发出巨大的能量，甚至左右了她们的为人处世乃至情感处理。这样由外到内，玉梅等人藉由集体劳动完美地实现了向“社会主义新人”的蜕变。

　　如何来理解这种妇女角色/身份的蜕变？从理论层面上，也可以归结为贯彻了恩格斯“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的说法，?或者呼应了毛泽东在1955年的断言“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但仅仅停留在这样的话语层面上，显然并不足以把握这一时期妇女在参加合作化运动时所出现的复杂情形。

　　事实上，在小说中，作为另一种价值取向的代表，常有理、惹不起、能不够等落后妇女群体的出现，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挑战了上述妇女典范的可行性。在能不够眼里，玉生一家人都是不可理喻的，“金生是个大包单”；“玉生更是个‘家懒外头勤’，每天实验这个，发明那个，又当着个民兵班长……根本不是个管家的人”?，尽管玉生家“也不论公公、婆婆、弟兄们、小姑子，忙起来大家忙，吃起来大家吃，穿起来大家穿，谁也不偏这个不为那个”，?但在能不够看来，这个家是“公家”，是和她心目中那个可以“掌权”、可以踏踏实实让个人“享福”的“家”格格不人的。因而，她不仅不喜欢这个家，而且还要鼓动女儿小俊离婚以离开这个家。

　　应该说，引人了“能不够”等人的维度后，赵树理其实将建国后两种不同的妇女自我定位以及通过这种定位所展现的生活观念、劳动观念的尖锐冲突，较为充分的展示了出来。如果说，玉梅等人更多是象征了一种经由集体劳动而培育出的“无私忘我”的新时代妇女道德操守的话，那么，“能不够”显然代表了另一种虽然粗鄙却又不能简单打压掉的“俗女人”的欲望和需求。退守到几乎是趋利避害的本能的层面上，“能不够”的所思所想所为，在“私人”意义上的合法性，显然毋庸置疑；而玉梅等人的集体话语尽管具有道德上的崇高性与召唤性，

　　但很明显，无法在物质收人、个人利益等层面上真正拥有能够击垮“能不够”等人逻辑的力量。也就是说，建构在集体劳动基础上的“集体”观念如何有效地改造建立在小农经济式的劳动实践基础上的“私人”的观念，《三里湾》其实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叙述逻辑，小说由此就在推动情节发展上陷人了困境。

　　然而，对于赵树理来说，既然把写作《三里湾》的意图落在验证农业社“应该扩大”上，?那么，合作化运动显然就必须在叙事层面上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由此才能验证其合法性。小说为此设计了一个在家庭内部解决上述困境的方案，即用亲情、血缘作为纽带，以儿辈带动父母辈，让能不够等人在恐惧自己会被年轻一代抛弃的情形下，最终放弃了小私有者的发家梦想而加人到了合作化运动的进程中来。如果仅仅关注结果，那么，或许可以认定是“社会主义劳动”战胜了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然而，如果意识到这一结果其实并不是玉梅等人作为新一代的“社会主义妇女”其新型的劳动、生活甚至婚姻实践发挥了作用，却仍然还是建立在基于宗法制度的家庭伦理情感的巨大推动力、感召力上的话，那么，与其说这一结果是验证了“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的巨大魅力，还不如说是揭示出了这一新型的劳动形态内部的危机，一种用理想进人不了现实、更无法改造现实的危机。

　　赵树理并非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危机和尴尬。也就是建立在对这危机和尴尬的进一步的回应上，他推出了《锻炼锻炼》。与他之前有关“妇女劳动”的小说相比，《锻炼锻炼》最突出的地方，是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两位负面色彩十足的妇女“小腿疼”和“吃不饱”的形象；而在她们面前，作者居然没有提供孟祥英一类的英雄人物作为她们改邪归正的榜样。

　　作为社会主义时期另一类妇女的代表，“小腿疼”和“吃不饱”对于参加集体劳动，一直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抵触情绪，由此如何躲避劳动、减低劳动强度却又能获得较好的工分，成为两人煞费苦心经营的事情。更有甚者，当这些行为被公诸于众后，她们居然并没有悔改之意，相反还理直气壮地来到大队部评理，而支书、队长等人苦口婆心的批评、教育乃至劝说，都没有发挥明显作用，以至于第二天她们竟然还联合其他妇女去偷棉花。

　　这一系列事件无疑暴露了这样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集体劳动以及由集体劳动所带来的曾经为玉梅等人深刻感知的荣誉感、献身感，现在巳经消失得干干净净，取而代之的是疲惫，是一劳动小腿就疼的恐惧感。她们始终是站在一个异己者的立场、从个人利益出发来处理自己和集体劳动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由此产生：妇女对集体劳动的感知为何会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因素让集体劳动沦落到了如此地步？

　　在谈及《锻炼锻炼》的写作动机时，赵树理曾经隐约透露了一点其中的缘由：“就是我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中农当了领导干部，不解决他们这种是非不明的思想问题，就会对有落后思想的人进行庇护，对新生力量进行压制。”在这个交代中，可以发现，赵树理主要将“小腿疼”等人问题的出现，放在基层干部的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的问题上，似乎只要将姑息养奸的干部作风纠正过来，“小腿疼”们的问题就能解决了。然而事实却并不是如此简单。

　　随着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向前推进，可以看到，赵树理的心态其实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特别是在1956-1957年间，在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的过程中，出现了一股各地农民要求退社的风潮，@引发了赵树理的一系列思考。1956年他对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所导致的农民“劳动”与“收获”的巨大反差表示了忧虑：

　　试想高级社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起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乐趣呢？

　　而由此导致的干群关系的扭曲也引起了他的关注：

　　我觉得有些干部的群众观念不实在--对上级要求的任务认为是非完成不可得，而对群众提出的正当问题则不认为是非解决不可的，又要靠群众完成任务，又不给群众解决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没有把群众当成“人”来看待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在进人高级社后，出现了不思进取，提前支款，吃大锅饭，“靠社过日子”的倾向。上述种种深植于合作化运动内部的问题，使他对农业合作社的前景以及集体劳动的效应产生了怀疑，如此，才会有1959年全面质疑人民公社能否有效领导农村劳动的万言书《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的出现。如果将赵树理上述思索与《锻炼锻炼》的文本结合在一起进行解读的话，那么，大概可以理解作者在“小腿疼”和“吃不饱”这一类妇女处理上的复杂性。一方面，对这类妇女的不无讥讽的命名，仍然相当明显地负载着作者企图以革命或者社会主义劳动资源去批判和克服小私有者妇女特有的自私自利弊病的野心；但另一方面，似乎又不难触摸到，在这些绰号的背后，“小腿疼”和“吃不饱”所具有的某种正当性一如果将“疼”视之为合作化运动中妇女对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的一种本能抗拒，而将“饿”看做是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之后超额征收公粮的结果的话，那么，“小腿疼”和“吃不饱”这样的命名本身，就是以一种身体感觉真实地记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所带来的个人经验。也正是因为这样，文本在处理“小腿疼”和“吃不饱”，进一步显示了农村合作化运动中集体劳动的苍白和无力一它不仅巳经无法将“小腿疼”和“吃不饱”有效的吸纳进来，而且在面对两者的剧烈冲突的时候，甚至巳经丧失了必要的解释能力，因此只能靠“设圈套”、“送法院”等粗暴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威；而实质上，这些办法显示出来的并不是“劳动”本身的力量，毋宁说是一种“劳动”的溃败和退场，是“妇女”和“劳动”曾经有的结盟的解体。

　　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一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内容，“劳动”的意义不言而喻。正如蔡翔所总结的，“‘劳动’附着于‘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展开一种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政治一政权的想像和实践活动。同时，这一概念也有效地确立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这一地位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也是伦理的和情感的，并进而要求创造一个新的‘生活世界’”。让“妇女”进人“劳动”，由此显然是寄寓着通过重新处理妇女和世界的关系来摸索一种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妇女解放”的新的理想和路径的，在赵树理的文本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劳动实践特别是走出家门的集体劳动实践，为农村妇女建构和确认自己的主体性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资源；但同时，也基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妇女通过劳动走向的主体“解放”却又是有限度的，甚至可能是脖反的，由此也就给我们留下了可以进一步探讨的命题：如何来理解不发达国家语境中妇女“主体性”构成的复杂性和流动性；妇女、劳动与革命一一社会主义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又应该用怎样的研究范式去加以把握；对1940-1950年间革命一一社会主义情境中妇女参加劳动实践的经验教训的关照，又如何与妇女在当下的处境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可以被重新激活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