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现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摘要：浙江是“中国奇迹”的一个重要标本，浙江的经济绩效和社会活力举世公认，但浙江的所有制结构又使一些人充满疑虑。“浙江现象”的最大特点，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自主创业权利，率先建立能够调动千百万人积极性的体制机制，走全民创业之路。四千多万浙江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自主创业，自我积累，自愿联合，自强不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主政治、民办文化、民间社会，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做到了社会全面发展而且比较安全稳定，城乡居民收入全国领先并且差距较小，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活跃有序，党的领导坚强有力，政府管理科学有为。“浙江现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

　　关键词：浙江现象；全民；创业；群众路线
　　近年来，浙江是一个愈来愈引起全国乃至世界关注的省份。浙江的工作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总书记明确要求浙江“努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研究“浙江现象”，对于探索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沿问题是颇有意义的。
　　一、“浙江现象”举世瞩目
　　改革开放前，浙江省是一个农业小省。10.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七山一水两分田”，却生活着4千多万人口；矿产资源等要素禀赋供给不足，一次性能源95％靠外来输入。从1953年到1978年，国家没有安排重大投资项目，累计人均国有投资只有411元，为全国平均数的一半，居全国末位，因此工业基础长期薄弱，国有经济比重很小。改革开放后，国家也没有给予特殊的政策优惠，但是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历届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艰苦奋斗，务实创新，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发展路子，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从1978年到2005年，浙江省经济总量从124亿元增加到13438亿元，从全国第12位跃居第4位，年均增长率达13.1%，高出全国3.5个百分点。2006年又比上年增长13.6%，达到15649亿元。1978年浙江生产总值占全国3.4%，2005年达到7.33%；1978年浙江人均GDP水平仅为全国的0.87倍，2005年达到全国的1.96倍。
　　二是工业化水平居全国前列，产品竞争力较强，资源利用率较高，环境保护较好。到2004年，浙江省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工业化水平仅低于上海、北京、天津和广东省。据国家统计局对2002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532种最终产品调查。浙江有56种产品产量名列全国第一，42种产品产量占全国总产量比重超过30%。2005年在规模以上制造业30个行业中，浙江有18个行业主营业务占全国同行业10%以上，11个行业实现利润占全国比重15%以上，其中有5个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的比重超过20%，利润超过25%。近几年，全省每年确认专利超过15000件，居全国第2位。目前全省拥有“中国驰名商标”145件、“中国名牌产品”195个，分别居全国第一、第二位。科技综合实力和区域创新能力分别居全国第7位和第5位。2005年，全省万元GDP综合能耗和水耗均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在2006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编制的《全国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报告》中，浙江以87.1分的成绩列全国第一。
　　三是居民收入居全国前列而且收入差距较小。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2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335元，比上年实际分别增长了10.9%和9.3%，均在全国排名第三。而且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0.320和0.368，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2000年到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万元以上的较高收入家庭比重从3.4%上升到30.5%，8000—20000元的中等收入家庭所占比重从52.2%上升到55.4%，8000元以下的低收入家庭比重由44.4%下降到14.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000元以上的家庭比重由9.2%上升到31.1%，4000—8000元的家庭比重由37.2%增至40.3%，2000元以下的低收入家庭比重由16.3%下降到9.O%；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为1.4%，明显低于全国2.8%的水平。
　　四是县域经济发达，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相对较小。浙江62个县市(包括近年来撤市撤县设区的4个区)，有30个已进入全国百强县，百强县数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之首；268个小城镇进入全国“千强镇”，亦位居全国之首。2004年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4：1，而同期全国城乡收入差距则是3.2：1。1979年到2005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8.1%和8.5%，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居民0.4个百分点。“十五”时期在全国率先实现贫困县和贫困乡镇全部脱贫的目标，2004年浙江省内人均GDP最高与最低地区间差距是3.7倍，不仅小于全国省际差距，也小于其他发达省份内部的地区差距。
　　五是社会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就业比较充分，社会比较安全稳定。2005年浙江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仅次于北京、上海、天津，居全国第四位，省区第一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综合评价指数为83.4%，高出全国10个百分点以上；全省城市化率达56%，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程度为64%，连续3年居全国第四；居民人均寿命74.97岁(2004年数据)，居全国各省区之首。浙江还是第一个基本普及15年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4％的省。据国家统计局测评，浙江群众安全感和幸福感从2004年的92.33%，提高到2005年的96.3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49个百分点，是群众最有安全感的省份之一。
　　短短的27年时间，浙江省从一个欠发达的农业省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大省、经济大省，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全面进步，成功地走过了发达国家或地区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完成的发展历程，从全国的中游走到了前列，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活力最强的省份之一。
　　二、“浙江现象”的最大特点是全民创业
　　“浙江现象”最引人注目同时也是最有争论的特点，是民营经济比重大、发展快。这从表面看是个“公”与“私”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个“国”与“民”的关系问题，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坚持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观点的结果。浙江经济社会充满活力的根本原因，在于4千多万浙江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自主创业，自我积累，自愿联合，自强不息；各级党委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把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业创新活力摆在首位，尊重和保护群众的首创精神，率先建立能够调动千百万人积极性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主政治、民办文化、民间社会，走出了一条富有浙江特色的发展道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显示的生机活力，充分证明了列宁的名言：“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依靠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自主创业权利，支持和鼓励广大劳动群众成为投资者和经营者，成为财富的积累者，掌握发展生产力的主动权。社会主义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产物，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发达的生产力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而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但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劳动者仅仅被当成生产者和消费者，积累和投资被限定为国家的职能，经营管理只能由党和国家任命的干部(包括农村社队干部)承担。个人的积累、投资和经营，都被看成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行为。劳动者没有对生产资料的直接支配权，只能被动地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从事简单再生产。这就使人这个生产力的决定性要素受到很大束缚，巨大的潜能得不到发挥。这是束缚生产力的最大体制性障碍，也违背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
　　浙江经济社会充满活力的最主要原因，是冲破了僵化体制的束缚，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了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形成了全民创业的大好局面。所谓全民创业并不是人人办企业当老板，而是一种带有全民性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它尊重每个社会成员的自主地位和自主意识，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选项、更多的机会，做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使更多的人把职业活动当成实现自己生活理想和自我价值的手段。倡导全民创业大大增强了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从而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使浙江人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迅速变为创业求富的实践。由于地少人多，大工业基础薄弱，国家几乎没有投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解放出来的大量农村劳动力只能自找就业门路。在党中央、国务院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政策的鼓励和引导下，在一大批能工巧匠和经商能手的带领下，商品意识强烈的浙江农民迅速掀起了自主创业的热潮，作坊式小厂和集贸市场如雨后春笋纷纷崛起，几十万供销大军走南闯北。许多地方的党委政府提出“不论成分重发展，不限比例看效益”，“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四个轮子(乡办、村办、联办、户办)一起转”，“多轮驱动，多轨运行，多业并举”，积极支持广大群众的创业实践。党和政府还鼓励和引导创业者分工合作，创造了股份合作制这种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相结合的新型合作经济，形成了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中小企业集群和块状经济，为更多的劳动者提供了自主创业的条件和氛围，造就了庞大的充满生机活力的创业者群体，形成了“百万农民创业，千万农民就业”的局面，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为浙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五大以后，浙江进一步放宽政策，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做到不限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大依法保护力度，加大环境整治力度；使个体私营企业经营者经济上有实惠，社会上有地位，政治上有荣誉。同时，鼓励个体私营企业上规模上档次，加强技术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浙江还鼓励民间投资进入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公用事业领域创业，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四自(自行贷款、自行建设、自行收费、自行还贷)公路”、“五自(自行筹资、自行建设、自行收费、自行管理、自行还贷)水库”等工程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幼儿园到高等院校，从医院到养老院，从健身房到体育馆，从娱乐场所到旅游设施，各类民办社会事业迅速发展。包括各种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在内的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浙江经济的主体，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渠道，增加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主要源泉。在最新公布的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有203家入围。中国民营企业竞争力50强中浙江占26席，均列全国第一。此外还有约440万浙商在省外经营发展，在全国各地投资累计约5320亿元，创办企业约9万家，年营业收入超过1万亿元，有100万浙商在世界各地创业经商，形成了独特的“浙江人经济”现象。

　　同时，民营经济还从市场观念、创新意识、经营机制、用工和分配制度等方面，为国有企业和传统集体企业的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从资产流动重组、富余人员下岗再就业等方面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较好地解决了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钱从哪儿来”、“人往哪儿去”的两大难题，国有经济获得了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国有资产结构和质量不断优化，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在市场竞争中培育了一批年销售收入超百亿元的强势企业。到2005年底，全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比改革开放之初增加了约46倍，利税总额增加了约27倍，销售收入增加了约40倍；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居全国第6位，净资产居第5位，所有者权益、年末国有资产总量、销售收入均居第4位，利润总额居第3位，净利润和销售利润率居第2位，形成“六五四三二”的前列态势。目前，浙江的公有制经济在社会总资产中仍然牢居主体地位，而且随着房地产、矿产、交通设施等公有资产的迅速升值，其优势更加明显。浙江的实践充分证明，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多赢。
　　凭着全民创业创造的巨大财富，浙江在全国率先将乡镇企业职工纳入养老保险参保范围，率先建立了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且基本实现了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应补尽补，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对象集中供养率分别达到92.5%和97.8%，率先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对2003年以来的被征地农民实现“应征尽保”，对2005年后新增的被征地农民实现“即征即保”，已有223，9万被征地农民被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全省有农业人口的县(市、区)已全部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参保率达86%以上。
　　浙江的全民创业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且已被实践反复证明是符合“三个有利于”要求的，而且这种民营经济是对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形式的新探索，在劳动者自立自主自强的基础上，正在成长出一些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以各种形式自愿平等联合的新型合作经济。进入小康社会以后，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和储蓄必将不断增加，个人的投资行为必将普遍化，愈来愈多的劳动者将会成为投资者。面对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不能按照对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传统观念，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民营经济等同于私有制经济，甚至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认为浙江就是搞私有化的典型。需要在所有制结构和实现形式问题上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前沿问题上作出有充分说服力的理论回答。
　　三、“浙江现象”与党的领导
　　对于浙江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又一担心，是经济基础的这一变化会不会导致共产党丧失领导地位。浙江的实践证明，过去那种把党组织实际上变为行政管理机构，单一依靠行政化手段管理社会的方法，既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又不利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是对这种领导体制的否定。浙江的全民创业之路恰恰是正确发挥了执政党和国家的作用，变包揽一切为科学引导，帮助人民群众认清自己的利益所在，认清社会的发展规律，引导人民群众从实际出发争取自己的利益，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幸福生活，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在浙江，党的领导首先体现在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广大干部群众，使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针、基本政策深入人心，突破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确立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认识，引导和支持干部群众冲破各种僵化观念的禁锢，克服小生产习惯势力的障碍，摆脱计划体制下“等靠要”的依赖心理，打破各种阻碍广大群众脱贫致富，不让人们干事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在80年代，主要是以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破除经济工作中的“唯成分论”，肯定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支持群众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同时大力树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积极疏通流通渠道，鼓励千军万马闯市场，社会各方办市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在90年代，主要是突破把公有制企业明晰产权看成私有化和公有资产流失的错误观念的束缚，坚定不移地推进所有制结构调整和产权制度改革；突破把“铁饭碗”与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混为一谈的认识误区，实行国有企业劳动制度改革；突破把私营经济看成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的僵化观念，理直气壮地放手发展私营经济；突破技术、信息、房地产等生产要素不创造物质财富的旧观念，让各种生产要素参于分配，使各种要素市场迅速发展，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大大增强。党的十六大以后，又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确立起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思想观念。这种与时俱进的科学引导，使干部群众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党的领导还体现在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正确对待新生事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而且没有前人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只能在干中学。改革初期，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党委政府由于手中掌控的资源不多，不得不靠群众自己解决脱贫致富问题，因此对群众的创造和探索干预较少，往往采取默认的态度，“老百姓愿意干的不阻挡，老百姓不愿干的不强迫”。这种宽容与默认态度往往被人们看作是“无为而治”，放弃领导，但实践证明，当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尚未确定，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认识，许多问题一时还说不清楚，旧体制旧观念造成的阻力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制止就是允许、保护、支持。这样做可以使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和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充分显示出来，并减少盲目的引导。对于干部群众中的不同认识，普遍采取不争论、不压制、不扼杀的态度，冷静观察，不轻易作结论，用事实来教育人，用实践结果来统一思想，通过发展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通过改革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党的领导又体现在统筹兼顾、协调各方、化解矛盾、实现多赢。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在市场取向改革带来的人民群众自主权和自主意识增强的基础上，因势利导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省有机统一起来，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法治浙江”建设，通过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轨道贯彻党的主张。进一步完善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用制度规范了党委对人大、政协、群团工作的领导，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配合，保证党的主张贯彻落实。各级人大和政协建立了一系列工作制度，更好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完善各级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明确规定必须民主讨论的事项和程序，建立全委会重大决定票决制，凡重要决策都坚持广泛听取专家和相关的利益群体的意见，注重充分协商和协调，扩大决策的民意基础。以实现党代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为重点，稳步推进地方党代会常任制试点，试行党代表直选，规范党代表职权和义务，建立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度以及代表提议的处理和回复机制，建立健全党代会闭会期间发挥党代表作用的制度体系。建立完善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尊重并维护公众的社会知情权、社会参与权、意志表达权及民主监督权，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制度，推广民主恳谈会、决策听证会等制度，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与群众商量，取得群众支持。创立领导下访制度，听民声、消民怨、解民忧、促和谐，进一步畅通与基层群众交流沟通的渠道，解决了一大批群众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4年来省委常委、副省长和省人大、政协主要领导共92人次分别到42个信访问题比较突出、社会矛盾比较集中的县(市、区)公告下访，共接待群众5708批次、11000余人次，群众满意率达到90%以上。全省信访总量明显下降，是全国非正常上访量最少的地区之一。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制定《浙江省村级组织工作规则》，完善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推行重大村务票决制，健全村务、财务公开制度，全省已有99％的村实行村务公开。推广民主恳谈会，积极探索村务公开说明会、民情夜谈会、村民议事厅等活动，拓展民主管理的广度和深度。城镇的居民代表会议制度、居务公开等各项制度不断建立和完善，探索社区居委会直选。积极引导和重视发挥各类行业协会在利益代表和利益协调中的作用，推进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积极探索调处人民内部矛盾的新途径新办法，建立健全各类调解组织，形成维护社会稳定的基层工作网络，不断完善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相结合的矛盾纠纷社会调处联动机制，努力把各类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
　　在浙江，党的领导之所以坚强有力，思想教育和党的建设的创新起了重要作用。在农村，从1988年起每年紧密结合中心工作和农村实际开展主题教育，帮助基层干部和群众理清发展思路，落实致富措施，解决实际问题，强化了农村基层干部执政为民、服务群众的意识，从而把群众紧紧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为了加强党对全社会的领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也不断创新，努力适应社会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的变化，不断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出来，把符合党员标准的优秀分子吸引进来，使党的影响力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到2005年底，通过单独、联合、挂靠和村企合建等形式，全省100名职工以上的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的占93.7%，50名职工以上的企业有党员的占97.5%，全省共有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23427个，党员24.8万人。党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的作用逐步增强，成为企业的政治核心。
　　党的领导在浙江之所以坚强有力，还在于省委坚持管大事，谋全局，把方向，出思路，抓关键，把主要精力放在抓重大决策、全局指导和战略重点上，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事关全局的战略决策和举措。例如党的十六大以来，根据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浙江省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建设“平安浙江”、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努力建设“法治浙江”、“巩固八个基础、增强八个本领”等重大举措，并且每次都经过省委全会讨论形成省委决定，作出全面部署，把任务分解到各个部门，初步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体布局。
　　浙江的实践表明，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努力保持党的先进性，使各级党组织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各级党组织都注意把党建工作目标与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要求相结合，把是否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衡量党建工作做得怎么样、党的先进性发挥得怎么样的根本标准；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先进文化建设相结合，把党建工作的目标、任务，体现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之中，通过各种载体和渠道，传播渗透到各个层次和领域；把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任务与实现和维护群众利益相结合，把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突出问题。这些做法，都有力地增强了党对全体人民的凝聚力和领导作用。浙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在一个民间力量高度活跃、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层出不穷的地区，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既没有站在群众的对立面阻挡群众，也不是被动地跟在群众后面随波逐流，而是以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体察民情，尊重民意，启迪民智，依靠民力，从研究解决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人手，把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阶段性任务统一起来，把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全面落实到制定和实施方针政策的工作中去。浙江的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党能够保持先进性，实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善于驾驭复杂局面，引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健康发展，即使在民营经济占有很大比重的地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仍然是坚如磐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