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论自由民主制度的弊端

　　美国的消费型民主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典型。美国的民主制旨在最大限度地创造个人自由空间和自由市场空间，以求最便利地追求幸福。在消费型民主时代，这个大致可以定义为追求短期利益即刻满足。然而，短期效应凌驾于一切之上，个人、市场、政治和媒体无一例外追求短期利益。这种体制，最终导致基础设施建设的严重滞后和政府职能的瘫痪。

　　长期以来，西方的主流观点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适合于全人类的最好的制度模式。然而，社会发展的事实却证明并非如此，西方学者也对这一状况进行了反思。

　　西方自由民主制并非适合全人类的最好制度模式

　　西方学者回顾历史时指出，1947年，丘吉尔在众议院曾发表了一个著名观点：“民主是个不好的制度，但是，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不得不用它。”丘吉尔在英国已经走向穷途末路时提出这样的观点，而他的威望让这个观点从此被广为传承。

　　西方学者敏锐地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讲，丘吉尔的话预示了弗朗西斯·福山于1989年所宣称的“历史的终结”的论断。该论断指明冷战结束意味着西方的自由民主将是适合于全人类的政府模式。但是，福山终究还是修正了自己先前的这种观点。2010年，在中国《财经时代》的专刊中，福山写道：美国模式中存在一个远远没有解决的深刻问题。中国政府在作出风险决策和高效执行的过程中，能作出非常迅速的调整。美国鼓吹宪法的制约和制衡，不信任中央政府，这种政治体制保障了个人自由和蓬勃发展的私人部门，但是现在已经出现极端化和思想僵化。目前，美国的民主体制并没有多大能力来解决美国所面临的长期的财政危机。民主在美国虽然享有固有的合法性，但是，如果政府内部分裂，不能履行职责，那么这也不是一个值得效仿的范例。

　　有鉴于此，西方学者提出“现在是重新审视我们所了解的民主的时候了”。究其原因，这不仅是因为诸如中国和新加坡等采用迥异于西方式的现代主义模式的国家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而且还因为西方自身也已发生变化。

　　美国自由民主制沦为民粹主义者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

　　福山针对在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实行官僚精英治理深表怀疑：在西方公共行政思想下实行官僚精英治理存在很大阻碍，因为良政其实是一种威权政治，而我们既不尊重专家，也不想授权给他们，所以，因为不信任，我们就用各种规章制度来限制他们自行决策的自由，这个问题在美国最为严重。福山指出，有组织的特殊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通过游说和赞助选举活动最终控制预算和立法过程。在政府机构或者金融机构能否避免被监管方面，特殊利益集团的话语权远远大于分散的选民个人。

　　西方学者在对比了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后指出，不像中国模式那样为公共未来利益赢得投资，加州乃至美国的政治体制都只是迎合短期民粹主义情感，服务于那些利用政治影响力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集团。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民主只是为了保护特殊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而置公众未来利益于不顾。

　　美国消费型民主的深重损害

　　西方学者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指出，美国不再是一个与外界绝缘的、同种族的、有着自己朴实的职权美德的小规模传统社会团体，资本家和劳动者也不再通过设置路障或者有秩序的大规模集会来对抗了。现在的美国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宰、高度多元、文化高度交融、空前都市化，高度网络化的消费型民主时代，美国经济已基本成为信息与服务型，消费占其GDP的70%。然而，一人一票普选制民主显然没有考虑到二战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民主的长期影响。美国人想要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权利，他们简单地认为这种权利就是消费者需求得到最大满足，而且必须是立刻满足。换言之，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中，民主制就是即时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

　　西方学者也看到了，从本质上讲，消费者的选择是一种短期的、利己主义行为。美国自信地认为选举制民主和市场自由选择会引领社会走向历史正轨。受信息时代各种新技术的推进，这种利己主义选择的力量大大推动了社交网“脸书和朋友网”等带动的权力转移，社会、文化以及政治权力开始通过由志同道合者、有组织的少数族裔或个人参与的各种网络形式下放、扩散。

　　西方学者认为，当前的自由民主制度其实是一种“消费型民主”。没有人能轻视消费主义所带来的舒适与便利，然而，以短期的利己主义社会思潮为主导必然会让任何一种长远的、注重公共利益的观点黯然失色。在消费型民主时代，从政客、传媒、市场反馈的所有信息来看，它们都在引导社会要求即刻获得满足。对于太多的人而言，既要消费，又不想储蓄;既要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又不想纳税。不难看出，选民自私的、“理性的个体行为”如何聚沙成塔，最终造成“整体的失控”：极度的泡沫、巨额债务和财政危机。

　　西方学者揭示道，为了迎合这种追求即刻获得满足的社会思潮，政客们关心的只是下一场选举，而不是未来的发展。党派之间源于思想僵化的唇枪舌战、竞相争取能够决定选举结果的极端主义者的拥护。在这种情况下，逍遥派通常选择弃权，温和派对此则嗤之以鼻。这种被美国高院批准作为“自由话语权”的选举基金操纵着的短期的民粹主义情绪进一步腐蚀选举代表和民主本身。选举活动也很容易被那些有影响力的特殊利益集团所操纵。

　　此外，消费者的注意力就是金钱，为了赚钱，媒体周周如此，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滚动，渲染民粹主义情绪，端上物欲横流的大餐，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防止他们调转频道或者转换网页。消费主义对于西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或者可以说，“消费型民主”只是消费型社会在政治领域的集中反映。西方学者指出，多数公司25年来一直通过再投资来稳步创造财富，而现在他们却更加关注季度报告，甚至每日股市。金融行业通过在大宗买卖中抽取小份额盈利而获取即期利润以及做资本投资来敛财。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他的经典之作《资本主义的文化冲突》一书中就很有先见之明地提出这样的理论：宽松的信贷政策和即时性消费会动摇自由资本主义繁荣的两大基石——迟滞需求和努力工作原则。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也有类似看法，他认为，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家庭和汽车消费，而不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投资，将来的美国就会丧失与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竞争的能力，后者很注重公共设施建设及其他方面的投资。在消费型民主时代，政府既没能力来迟滞需求又缺乏相应的长远思考、规划以及延续性政策。

　　西方学者仍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例，阐明极端事件暴露出的本质问题。众所周知，加利福尼亚州采用直接民主和公众倡议的治理方式结果证明是毁灭性的。在20 世纪初，直接民主这一宝贵资源在20世纪初原本用于制衡那些铁路大亨们，现在却成为少数利益集团和民粹主义者实现自己短期利益的工具。正如加州高院法官罗恩·乔治不无讽刺地质问：“选民倡议原本是用来遏制特殊利益集团的，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实现一小部分利益集团利益的工具，是不是已经成为真正民主社会发挥有效作用的绊脚石?”

　　特殊利益的驱使和急功近利的选民心态二者合力使加州财政收支难以平衡。立法机构不能平衡党派之争，也摆脱不了特殊利益集团的控制，只能通过短期的临时应急措施和大量借贷来解决问题，结果却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如今的加州深陷债务的泥潭和政治僵局。

　　没有深刻的施政变革，加州面临的年度预算缺口高达数十亿。民粹主义者过度依赖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这就意味着：在经济景气年，预算会增加;而经济疲软时，预算会大幅下跌。没有税收储备来缓冲经济疲软时的税收缺口。收上来的税即刻就用掉了。贸易者认为购买加州的债券比购买哈萨克斯坦国家的债券风险还要大。8%的州预算已经用于偿还债务了。与伦敦和雅典一样，学生们抗议增加学费和停课行为。小学教师下岗，监狱因过度拥挤将囚犯提前释放(2011年5 月，美国高院下令释放三万名重罪犯，因为监狱的拥挤程度侵犯了他们的人权。)针对贫穷者和老年人的医疗服务也大大缩减。更糟糕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 60年代初之后的50年里，加州在基础设施方面一直没有加大投资。目前，加州的基础设施建设赤字约为7650亿美元。

　　针对以“消费型民主”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度的种种弊端，西方学者明确总结说，既然公众的欲望和消费主义思想已经彻底融入到了美国的各类机构，因而必须要在这种民主体制内部来一次大变革，用一套新的制约与制衡措施来控制这种失控现象。政府机构对这种失控现象的反馈措施——支持长远计划、反对即刻满足的民粹主义思潮是恢复良政的关键。

　　作者：周晓东　马迅 来源：陕西教育·高教版 2015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