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道德规范体系

关键词：儒家道德规范血亲道德团体道德社会道德

摘要：儒家的道德规范足一个层次分明的有机体系，由血亲道德、团体道德、社会道德三层次组成。儒家从血亲道德出发，以团体道德为依托，以社会道德为落脚点，追求三种道德而为一的终极道德。

　　东周时期，周天子无力控制诸侯，各诸侯国之间战争连绵，天下大乱，礼崩乐坏，人们失去了约束和评判标准，臣轼君、子拭父的情况屡见不鲜。为了解决这一困况，诸子从人际关系人手，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道家消极地提倡“老死不相往来”，否定人际关系;墨家超前地倡导“兼爱”，脱离了社会现实;法家偏激地强调严刑酷法，忽视了人性。唯有儒家能积极地从社会现状出发，针对各种人际关系提出了不同的道德规范。如处理父子关系的孝、慈，处理兄弟关系的梯、友、恭，处理君臣关系的忠，处理朋友关系的信等等。
这些规范不仅是内、外两个方面的统一体，更是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由个人到天下的有机体系。这个体系可以依据其适用范围分为三个层次:以孝为核心的血亲道德，适用于和个人有血缘关系的群体;以礼为核心的团体道德，适用于和个人发生直接关系的群体;以仁为核心的社会道德，适用于整个天下。这三个层次是相互依托、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整体。
1、以孝为核心的血亲道德是这个体系的出发点，仁、礼都是由其衍化出来的。由于

2、以礼为核心的团体道德是这个体系的依托。在社会中，人们所面临的关系并不只是自己的血亲关系，还包括其它各种关系，其中有直接的，还有间接的。而那些直接的团体关系既不像血亲关系那样狭隘，又不像社会关系那样空泛。儒家就是以这种关系基础上的团体道德为依托，来实现血亲道德的升华和社会道德的确立。而礼本身的特殊性，使得这种作用更加突出。相比其它道德规范，礼的外在性和具体性非常明显，它侧重于从外在环境来促成关系的协调，侧重于从具体的规定来达到这一目的。当儒家将孝、仁等道德规范融人礼后，礼不仅在自身上得到了升华，而且也成为其它道德规范的外在形式，成为它们的判断标准。儒家就是以礼为依托，告诉人们何为孝、仁，怎样达到孝、仁，使这些规范由内在情感转变为外在规范，由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实践，所有道德的实现必须以礼为表现形式。《论语·为政》载:“子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颜渊》亦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3、以仁为核心的社会道德是这个体系的落脚点。儒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治理天下，调节所有的关系，社会成为他们理论、思想的最终落脚点。他们重视孝、佛等道德规范，从一开始就落脚于整个夭下，他们要做的是将这些规范应用于相应的人际关系，他们是从社会来重新阐释和倡导这些规范的，使其在保留本有特征的基础上，融人更多社会因素，成为天下通用的规范。有子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为政》载:“或谓孔子日:‘子奚不为政?’子日:‘《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只要行孝，天下就能大治。“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在这个体系中，儒家的修养方式是由血亲道德到团体道德，再到社会道德。这体现了儒家“以己推人”的方法。儒家认为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必须由个人来实现，倡导通过个人自我修养来达到，由自身推到宗族，再推到与自身有直接关系的团体，最后推到整个社会，个人就是天下的根本所在。《大学》中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个人、宗族以及与自身有直接关系的团体、社会这四个层次是相互递进的，环环相扣，不能逾越。所以，儒家就是用推的方法从低级向高级升华，由自己向社会演进，尤重用己心去推，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孟子也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但是，儒家所追求的并不是以仁义为核心的社会道德，而是一种高于它的道德层次。《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这段对大同社会的描述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最终道德追求，就是将血亲关系赋予其它所有的社会关系，弱化和软化这些关系造成的利益之争，实现血亲关系对这些关系的调节和主导，建立泛血缘社会，完成血亲道德、团体道德和社会道德这三种道德融合发展的过程，实现新道德对社会的真正主导。这种道德是社会关系完善的状态，是比社会道德更高的追求，是道德发展的终极。实质上，这是在血亲道德主导的作用下，完成了血亲道德的社会化。在这种新的道德体系下，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将具有双重性，即自然性和社会性，以自然性弥补其脆弱，以社会性弥补其狭隘。这样所有的人际关系就会牢不可破，人都会安分守己，天下自然就会大治。这种“三位一体”的道德就是儒家所追求的“和”的状态。
在这种意义上讲，将今日中国社会道德之丧失与儒家联系在一起，是不符合实际的。儒家提倡血亲道德，只是因为他们要构建一个泛血缘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血亲是整个社会的评判标准和行为准则，血亲道德与社会道德是一致的，儒家的理论是适应社会需要的。他们从人类最原始、最基本、最牢固的关系出发，为社会寻找一种更为合理的道德体系。他们不是以血亲道德为根本目标，只是将其作为出发点和途径。而到了近代，中国宗法社会被破坏了，构建社会的基础已经改变了，血亲关系退居二线了，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于是建立在血亲道德基础上的社会道德，便与这个社会格格不人，不被社会所容纳。其实，这只是社会标准发生了变化，社会道德内涵转移了，而不是儒家理论的过失。今天中国的血亲道德、团体道德之完善以及社会道德理论之完备即得益于此。“三位一体”的道德体系对今日中国仍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