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毕业论文

日俄战争毕业论文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沈阳北郊柳条湖村南满铁路轰地一声巨响，惊醒了睡梦中的沈阳城，日本军国主义者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一声巨响，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这一声巨响，把日本法西斯战争阴谋暴露无遗。 　　
　　从“大陆政策”、“满蒙积极政策”到《对华政策纲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长期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少壮派军人“满蒙中心论”、“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具体实践，从“大陆政策”、“满蒙积极政策”到《对华政策纲领》是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增长，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产生与其民族固有的“大日本精神”和武士道精神密切相关。“大日本精神”宣扬“日本乃万国之本的国家”、“有其独一无二、不可企及的优越性，高站于世界之上”、所有其他国家“宛如朝露，转瞬即逝”；武士道精神信奉“武力为立国之基础”，对内主张残酷镇压人民群众，对外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荣。正是在这种狂热的所谓民族优越感和以武力征服世界、统治世界的野心驱使下，明治政府在建立之初，就以天皇名义公然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就把侵略扩张的目标确定为中国和朝鲜，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侵略扩张政策，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大陆政策”。在“大陆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日本大军阀山县有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890年3月，他以首相和陆军大臣的身份向天皇呈递一份奏折，在奏折中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临近区域是也。”甲午战争后，他在给天皇的奏议中进一步阐述，“历来之军备，专以维持主权线为根本，然而，如欲不使此次胜利失其成效，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则必须考虑利益线之开辟”。这里，“此次胜利”即指甲午战争的胜利，“利益线之开辟”，就是要加深和扩大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
　　进入20世纪20年代，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促使日本“大陆政策”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以“满蒙积极政策”作为控制中国、控制亚洲大陆的“第一重大关键”。用后来《田中奏折》中的话总结就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满蒙”，即今天的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地区，这个有着辽阔土地和丰厚物产的地方，很早就被日本军国主义看中；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取得了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与权益。但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处心积虑要把“满蒙”地区从中国大陆分割出去，成为其独占殖民地。早在1911年，日本就曾诱说清政府愿意协助其巩固政权，只要以东三省为代价，但由于英国干涉，未能实现。民国时期，日本当局又授意日本浪人纠集清朝贵族策划了两次“满蒙独立运动”，但都没有成功。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以及美国在远东积极扩张的势头，日本对独占“满蒙”的前途忧心忡忡。1927年，一场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把日本帝国主义推向了武力吞并“满蒙”的边缘。
　　1927年6月底，日本东京外相官邸召开了一个极其重要而神秘的会议――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外务省次官森恪、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陆军次官火田 俊六等。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形成了一份正式文件――《对华政策纲领》，尽管这个纲领被一些含蓄而巧妙的外交辞令所包裹，但我们还可以从一些条款中看到日本当权者对“满蒙”政策的巨大变化。比如第六条规定：“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第八条规定：“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与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护”……东方会议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把“满蒙积极政策”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以东方会议为指导，日本军部、参谋本部、关东军、各右翼团体为武力侵占“满蒙”而竞相活动起来。
　　
　　战争准备态势
　　
　　在日本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中，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一直是侵略“满蒙”的急先锋。从1907年起，以守备铁路的名义取得在东北的驻扎权后，这支部队一直图谋分割东北。他们霸占土地，广筑军营、靶场，派遣间谍，大搞颠覆活动，还于1925年非法出兵阻击郭松岭反奉部队，1928年蓄意炸死张作霖，以扰乱东北局势。东方会议确定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后，关东军如鱼得水，马上进入阴谋策划的战备实施状态。从1929年到1931年关东军参谋先后组织了四次“旅行”，对北满、辽西地区进行军事侦察；作为军事侦察的成果，关东军制定一系列文件对如何武装占领东北，以及占领后的行政统治等事宜作了明确规定。1929年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起草文件《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1930年9月，关东军参谋佐久间亮三起草完成《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同年，关东军司令部制定《处理满蒙问题方案》。此外，作为吞并“满蒙”作战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东军还对占领“满蒙”的各种作战技术进行了专门研究。1930年，石原和佐久先后研究出“夜袭弓长岭的现场设计”和“奉天城进攻要领”。到了1931年，随着局势的日趋紧急，关东军更是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研究各种具体的现场作战技术。总之，为了吞并“满蒙”这一志在必得的战略要地，关东军精心制定了包括中心突破方案、具体作战技术在内的一套多层次、密实的整体作战方案。满蒙在关东军的阴谋策划下，已是汹潮暗涌，罗网密布。
　　对于关东军武力侵占满蒙的计划，日本军部尤其是掌握实权的少壮派军官一向是心有默契的。随着日本对“满蒙积极政策”的确立，日本军部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动。1929年，冈村宁次调任陆军省补任课课长，负责佐尉级军官人事调动。冈村宁次是少壮派军官的骨干分子，当初在陆军士官学校与永田铁山、小火田敏四郎有“三只乌鸦”之称，对“满蒙”问题一向主张武力解决。趁此机会，冈村宁次将陆军省部之要职，调整为“适合要求”的人员充任，一些侵华的积极分子如今田新太郎、桥本欣五郎等都被安插在了重要岗位。1931年，本庄繁中将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建川美次少将就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本庄繁曾做过张作霖的顾问，是一个有名的“中国通”；建川美次调任前一个月作为解决“满蒙”问题核心会议委员长刚刚领导制定出《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对武力侵占“满蒙”具有一套成熟而系统的想法。以冈村、建川为首的少壮军官成为关东军阴谋集团在军部内的秘密同盟。这样，关于在东北制造阴谋，进而达到武力占领的计划在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与关东军之间形成了串通一气、相互配合的通道。除了人事上的调配，军部还在兵力部署方面积极配合关东军的行动。1931年4月，调驻仙台的第2师团到南满地区换防，第2师团的士兵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生长，适合在中国东北作战。8月，调第16师团5000人前往朝鲜，朝鲜原驻部队则集结于鸭绿江、图们江沿岸，与对岸的关东军遥相呼应。9月，又向朝鲜增派两个师团。
　　就在军方紧锣密鼓地进行政治策划和军事调配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军政要人、党派头目和“民间团体”的右翼分子，也都倾巢而出，为即将发生的武装侵占东北大造舆论，一时间，形形色色的武装入侵东北的所谓理论根据纷纷出笼。有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鼓吹“满蒙”独立论的；有强调“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要“牢固确保和死守”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的；有叫嚣“战争不可避免”、必须“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在这其中，日本军方也直接出面，向国民灌输武装入侵的思想，曾出动军用飞机，向金泽、福井、富山、松本等地散发10万份传单，题目为《醒来吧，为了国防！》。
　　1931年七八月，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把日本朝野上下的战争狂热推向极点。各路要人借题发挥，右翼组织青年联盟头目冈田猛马要求立刻以武力占领东北，对石原质问：“难道你们腰上的刀是竹刀吗？”石原断然回答：“不管是微薄之力还是竹刀”，“我作为作战参谋主任，可以这样说，一旦打起来，用不了两天即可攻克奉天，事情要决断于迅雷不及掩耳之中”！另一法西斯青年团体大雄蜂会头目笠木良明宣扬：“天国总是存在于剑影之中。”政友会头目森恪则公开声称：现在再也“不可能解决事态”，解决的办法“只有动用国力”，并说“满蒙事实上已处于交战前夜”的敌对状态。
　　一场侵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满蒙”上空阴云密布。
　　
　　柳条湖畔的爆破声
　　
　　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是由关东军拉开的，一般认为，这一军事行动的系统构想是由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最先提出的，并在坂垣征四郎的支持下付之实践的。
　　石原毕业于陆军大学，精明强干，善谋略，被誉为“陆大创建以来最为出类拔萃的人物”，1928年到关东军司令部任作战主任。他针对日本关东军在兵力数量、武器装备等方面不如中国东北军的状况，提出了“以寡制众”的军事学术观点。1931年春天，石原作战计划初具雏形，“集中兵力攻克沈阳城”，要“闪电般地歼灭奉天附近的军队，推翻其政权”。为达此目的，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花谷正等人多次密谋，于1931年6月底终于炮制了在柳条湖炸毁铁路的计划。这一具体的行动方案，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爆破地点选择在距沈阳城北2．5公里、北大营西南1000米处的柳条湖，这里偏僻静谧，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攻击北大营的中国驻军。
　　（二）时间安排在9月28日，其时庄稼已经收割，大地裸露，便于野外作战。
　　（三）确定以铁路爆炸声为暗号，攻击北大营，进攻沈阳城。
　　为了秘密实施这一行动计划，坂垣和石原将爆破任务交给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大尉。不久，今田又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从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调到柳条湖分遣队，负责现场爆破；同时，他们又网罗驻奉天的日本部队的骨干分子，寻求支持，以便行动。这些骨干分子，有第2师团驻奉天第29联队大队长名仓少佐、队副儿岛少佐；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1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第2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还有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少佐等人。
　　进入9月初，沈阳城内战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为了爆破和攻城计划的顺利实施，日军第29联队和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连同驻沈宪兵队和警察，对北大营、兵工厂和沈阳城，进行多次围攻演习：9月2日至5日，关东军在文官屯、关帝庙等处进行围攻北大营、兵工厂和沈阳城的各种作战演习；9月8日，日军公然在沈阳大北边门外架设机枪，作攻城演习，在合堡大街进行巷战演习；9月14日至17日，日军天天在北大营一带进行实战演习，有时，甚至贴近北大营的围墙，可谓嚣张猖狂到了极点。
　　在旅顺，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为了配合计划，对沈阳实施致命一击，先后调兵遣将，云集沈阳：8月下旬，从日本国内运来飞机30余架，野炮20余门，存放于苏家屯车站。8月27日，将驻大连柳树屯守备队秘密调往沈阳火车站。8月27日和28日，向在沈阳的日侨发放枪支。9月上旬，将驻安奉线守备队第3大队集中到沈阳、苏家屯一带。9月14日，授意抚顺守备队安排四辆可以随时出动的编组列车，以便事变发生后可以立即进占奉天。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则从9月7日开始对日本第2师团和独立守备队进行了为期12天的检阅，先后到达海城、鞍山、本溪、公主岭、长春、沈阳、辽阳等地，其中沈阳是他视察的重点。在视察期间，本庄繁一方面检阅各地武装，进行战前总动员，一方面观看各地日军举行的军事演习。在沈阳，他详细观看了第29联队、独立守备队、宪兵队、特务机关联合举行的攻打沈阳城墙的夜间演习，这个军事演习把具体作战的每个步骤、每个细节都模拟了一遍。以至事变后一个日军军官惊讶地说，九一八夜间的军事行动，使人“仿佛大梦初醒，这不是把白天的检阅重做一遍吗”?!
　　就在一切安排妥当之际，事情遭遇了小小的挫折。原来关东军的紧锣密鼓的行动引起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疑虑。林久治郎作为领事馆官员，代表日本外务省的立场，对“满蒙”问题主张以外交途径，谨慎解决。因此9月15日，林久治郎给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发出密电：“关东军集结军队，携出物资弹药，最近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就此事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向陆相南次郎提出质询，考虑到大部分阁员的意见，南次郎决定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东北阻止关东军的行动，并给本庄繁带去密信，“希望暂时不行使武力”。眼看关东军策划的行动就要泡汤了，在这关键时刻，建川美次起了扭转形势的作用。他事先向坂垣泄露情报，要其提前行动，并一路耽搁，以造成既成事实之结果。这样，在建川美次的大力协助下，柳条湖爆破事件比既定日期提前10天即9月18日顺利实现了。

　　关于当天晚上的情形，负责爆破任务的花谷正是这样回忆的：
　　九月十八日夜里，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里，天色顿时昏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了个距北大营约八百米的地点。在那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旁，并亲自点火。时间是十点钟刚过，轰然一声爆炸，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不管怎么说，也没炸张作霖时那么大的规模。这一次，不仅没有必要把火车炸翻，而且还必须使在南满线路上驰骋的列车免受损害。因此事先让工兵做了计算，直线单面铁轨即使炸断一小段，遇上正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也只要它暂时地倾斜一下，还能够通过，根据计算所得的这个安全系数，规定了所需的炸药数量。
　　爆破成功后，日本关东军一面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一面大造舆论：“华兵爆破铁路，引起中日两军大冲突”。19日，东京各大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此次事件之发生，由于破坏满铁”，因此“日军之行动，系属正当”。关东军怕败露破绽，还制造假现场，他们在现场放置了三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伪装成被击毙的爆破铁路“凶犯”。
　　但事情的真相是掩盖不住的。1946年，在远东国际法庭上，记者乔・毕・巴鲁回忆他在事变第二天到沈阳调查时，在现场看到的是：“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离路轨约五十码到一百码的地方，用铁板围起来。他们的头部冲着爆破地点的方向。同行中的一个伙伴，调查了一具尸体，他见到的是一个没有血迹、被放置了相当长时间的尸体。”据说，当时的奉天省日本邮政局长歧部与平在参观了现场后也认为：“日本的做法太愚蠢了，人们一看现场就知道是伪造的，尸体是在人死后扔到现场的。”战后，日本战犯对事变的真相供认不讳。曾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的武部六藏于1946年的笔供中说：“昭和六年爆发了满洲事变。事变爆发的契机，是由9月18日爆炸奉天北大营附近的铁道而揭开序幕的。炸毁铁路虽然是基于关东军的计划而实行的，可是关东军却说是中国军队所破坏的。”曾经亲手炸死张作霖，并积极主张制造“满洲事变”的关东军高级幕僚河本大作，于1953年的笔供中说：“由于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的发生，导致日本国内舆论沸腾，他们（石原和坂垣）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九月十八日夜，派虎石台守备中队破坏柳条沟的桥梁（铁路），如同奉天军士兵干的一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各方的态度
　　
　　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晚，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内阁、外务省陆续收到沈阳方面的情报，各方势力对此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反应。
　　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为代表的军部中央接到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污蔑“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和袭击守备队”的电报后，对关东军的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9月19日，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参谋总长金谷范大将及陆军中央部在参谋总长办公室召开了军部中央的首脑会议。会上，军务局长小矶国昭说：“关东军的这次行动是完全合理的行动。”对他的说法，与会者一致赞同。然后，确定了陆军方针，即九一八事变作为解决“满蒙”问题的理由，不但要确保原来在满洲的权益，而且还要以此对整个东北实行军事占领。最后会议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关东军的“军事占领是适时宜的”，并考虑派兵“应急救援”。
　　与军部中央接到的情报完全相反，外务省得到奉天领事馆方面关于事变真相的报告是“此事系军方积极策划”，“中国军队并未抵抗”，“种种情况证明关东军并非处于自卫”。受外务省情报的影响，内阁联席会议做出了暂时“不扩大事态”的处理决定。
　　关东军对于日本内阁的决定很不满意，极力反对，连续发给军部中央两个电报，迫切要求扩大侵略军事行动。对于关东军扩大侵略的要求，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虽然表面上反对事变进一步扩大，但迟迟不肯发出制止关东军军事行动的命令。只是假装软弱无力，不负责任地要求关东军“依内阁决议决定，不超过必要之限度”、“此次中日冲突事件”，“帝国政府仍不愿事态扩大，希本此旨为之”。而若木规首相、币原外相等政府首脑又遇事优柔寡断，抱暗中默认的态度，对于九一八事变始终没有采取积极措施。9月21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南陆相提议向满洲增兵，虽然遭到了币原外相和井上藏相的反对，但驻朝鲜日军却不等日本政府的决定就独断越过国境进入东北。22日，南陆相在内阁会议上报告了这件事以后，内阁政府抱妥协的态度予以事后默认了。若木规 首相表示：“既然已经出动，也就没有办法了。”币原外相此时虽认为驻朝鲜军的独断越境是“干犯大权”的行动，但也已经没有勇气敢于提出这样的主张了，最后只好“既已承认事实，亦决定支付经费”，一并上奏天皇，并很快得到了天皇批准的敕命。
　　至此，日本最高权力中枢完全站在了关东军一边，“不扩大事态”成为一纸空谈。关东军在东北大地上攻城掠地势如猛虎，一日千里。以关东军一区区驻外殖民军能够影响并左右东京军部内阁的有关计划，造成以下克上的结果，这充分暴露了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内阁、天皇在侵华基本立场上的一致性，也从侧面反映出九一八事变决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日益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于日本方面在事变前的周密计划、事变中的不宣而战、事变后的一致行动，加上中国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的卖国政策，致使日本武力侵占东北的计划进展得异常顺利，九一八事变当夜占领沈阳城，一日之内攻城20余座、略地1000余里，4个月零18天占领东北3个省1个特区，一口气吞下相当于日本国土3倍的中国国土，东北13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就这样被日本侵占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近现代史上决定性的转折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由此而得逞，他们不断地扩大侵略战争，妄想充当亚洲的霸主。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以至灭亡也是从此开始。东条英机、坂垣等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也落得了可耻的下场。

关于日本崛起的论文

日本崛起
日本自1890年，走上帝国主义道路，依靠对外扩张，不断壮大国力，几乎实现了大国崛起，但又因为国家战略目标过大以及发展道路的选择错误，超出了国家经济所能承受的程度，最终走向了失败，使明治维新以来80年的努力毁于一旦。1945年9月3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接着，美国大军在日本登陆。日本民族的崛起历程又回到了起点。吉田战略——战后国家复兴的战略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日本国民财富的42％毁于战火。1946年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消费水平分别为战前的62％和57％，工农业生产亦遭到极大的破坏，对外贸易几乎完全断绝，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扶摇直上，几百万名失业工人流落街头，人民生活日益恶化。不仅如此，战败的日本被美军占领，完全失去了民族独立。战后初期日本民族崛起面临的任务是恢复经济，恢复民族独立，建设全新的民主国家政体。在这种形势下，吉田战略应运而生。吉田茂是对战后日本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的政治家。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日本实现了由战前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治向战后资产阶级和平民主义政治的过渡。吉田茂参与主持作出了决定战后日本命运的两项政治决策，一是制定新宪法，二是缔结《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前者摒弃了战前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放弃了军备和战争，建立了新的国内政治，使日本走上了资产阶级和平民主国家的道路。后者决定了日本同美国结盟，确定了日本在战后世界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并从法律上结束了被占领状态，恢复了日本独立国家的地位。在吉田茂主持下所形成的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基本上符合日本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保证了日本比较顺利地医治战争创伤，迅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强国。吉田战略是在围绕媾和与再军备问题的各种政策争论中逐步形成的，基本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依靠美国保卫本国的安全和重建经济；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保持协调一致的立场，对抗苏联阵营；在可能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减少军备负担，建立必要的国内正常秩序，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经济，恢复和扩大对外经济联系，把日本重新建设成为现代化的、与其他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世界经济强国。按照吉田战略的安排，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允许美国在日本国内驻扎军队，甚至拥有镇压日本内乱的权力。这就使日本在获得独立后，又重新陷入被半占领状态。因而，这一条约遭到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对，甚至保守党内的大多数人也指责吉田茂搞集体防御，在军事上过分依赖美国，必然会造成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对美国的依赖性，影响日本的独立国家地位。对此，吉田茂承认：“拥有强大武力的美国同已被剥夺军备的日本是不可能平等的。”他认为，经济发展是其他一切发展的前提条件，国家的独立要靠强大的武力来保护，而强大的武力又必须以经济的繁荣为后盾。战后日本经济千疮百孔，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日本经济自立，乃是全民族的首要任务，为了把经济搞上去，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甚至包括暂时置国家独立地位于不顾。这就是吉田茂的“商人的国际政治观”。他认为，将本国的防卫委托于他人，自己则利用节省下来的资金，专心发展经济，这种做法对于现实的日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由此带来的日美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只是暂时的，这种关系“自然会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逐渐加强而发生变化”。导致产生吉田战略的种种矛盾和制约在战后几十年中始终存在，因此，战后日本各届政府均在吉田战略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政策。虽然各个时期有不同的提法，但都没有超出吉田战略的基本范围。1957年制定的《国防基本方针》、1976年制定的《防御计划大纲》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均可以看作是吉田战略的延续。“国际国家”——政治大国的战略选择战后日本采用吉田战略，远离国际事务，将国家安全问题委托给美国处理，保持较小军备，专心于经济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基本实现在经济上赶超欧美的国家发展目标。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经济实力有了新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10％以上，对外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三位，成为超过苏联居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日本已从追赶者变成被追赶的对象。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和在国际社会中发言权的不断扩大，日本人战后长期压抑着的大国意识开始复苏。原有的吉田战略已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日本社会发展进入了“没有航海图的航海”阶段。日本面临着新的转折。寻找和确定新的国家发展目标，制定新的国家发展战略，便成了日本政治的重要课题。战后的日本作为“特殊国家”最大限度地充当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受益者。战后日本以“贸易立国”为国是，把做“经济大国”和跻身于欧美“商人俱乐部”视为唯一的国家发展目标。为此，它竭力避免在政治上、尤其是在经济上卷入国际纠纷与冲突，较少考虑在国际上的名誉、地位以及自主性等。但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经过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后，日本统治集团意识到继续作为“特殊国家”已越来越困难。另外，随着日本经济实力不断增长，日本人已不甘心屈居“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地位，要求由“特殊国家”转变为“正常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经济实力相称的作用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于是，“国际国家论”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出现在日本的政治论坛上。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术界掀起了一场“美国霸权”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从表面上看似乎议论的是“美国霸权”的发展问题，但实际上与日本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这一基本命题密切相关，对日本走向“国际国家”作了理论上的论证。这场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美国霸权秩序”已产生动摇；“美国霸权秩序”之后将迎来“共同管理秩序”；在“美国霸权”走向衰落、多国“共同管理”势所难免的国际秩序的转折期，日本必须成为创造国际新秩序的强有力的一员。20世纪80年代初中曾根执政以后，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政治纲领，强调“日本正处于战后史的重大转折点”，主张“不设禁区，以新的想法、观点去如实地重新认识历史的带基本性质的制度和格局”。在中曾根执政的5年中，日本已经明确地将“国际国家”作为日本面向21世纪的新的战略目标，充当“国际国家”已经成为它的一种自觉行动。“国际国家”的实质就是从根本上摆脱战后时代的“特殊国家”地位，做政治大国，成为与美苏平起平坐的世界一极。中曾根主要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调整体制。即调整日本战后发展所仰赖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使其适应国际化时代的需要。二是修正路线。即通过在外交、防务等方面的“积极参与”与“分担责任”，修正战后保守政权坚持的“重经济轻军事”的政治路线，构筑与日本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国家战略。三是改变思潮。即通过冲破“政治禁忌”，给“屈辱”的战败国历史打上休止符，开创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堂堂正正”的时代。中曾根政权为了凝聚民族意志，推行做“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在日本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新民族主义”思潮。一部分右翼势力也趁机鼓噪。他们企图通过肯定战前侵略行为，为侵略战争翻案，来克服“战败国后遗症”；以宣传“皇国史观”、“大和民族优越论”等狭隘民族主义来抬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以向“政治禁区”挑战，来否定和平主义思想。日本右翼势力遭到日本国内进步势力的抵制，同时引起了日本周边国家的警惕。对于这一情况，中曾根执政后期已有所反省。他表示“要坚持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融合的中庸国家主义”，并提出日本要在“安全航行区”前进。中曾根的后任也一再宣称日本绝不做“军事大国”，以图打消国际舆论特别是亚洲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崛起的疑虑。“借船出海”——全球性大国的战略选择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骤然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高潮，日美经济磨擦愈演愈烈，日本人的大国意识进一步增强。冷战后日本究竟向何处去，成为摆在日本人面前的新课题。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日本对在新的国际战略形势下的战略选择进行了新的思考。在日本人确定自己的战略选择过程中，三个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是冷战后美国经济并没有衰落，而是通过信息产业革命，牢牢占据着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其世界霸权地位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不可撼动；二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经济陷入零增长，其大国雄心一度受挫；三是日本重新称霸亚洲的野心遭到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强烈质疑。经过长期思考，日本人终于认识到，任何想摆脱美国的束缚、单独在亚洲做大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日本只能借助日美同盟这个平台来实现做政治大国的理想。冷战后，日本社会中普遍对继续维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必要性产生了疑问。右翼人士石原慎太郎说，在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纪元之际，“日本是一个处于能够发挥主要作用的最强有力地位的国家。日本可以谋划为建立世界新秩序作出自己的贡献。日本今天有能力走自己的路。日本有能力制定一项全球战略，而且应该这样做”。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步入政界，逐渐掌握了政府的核心部门。这些人对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尊严具有强烈的意识，主张树立大国形象，彰显自身的国家利益和独立自主，力图为日本在国际上“谋求一个更加辉煌的角色”。部分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人则认为日本像现在这样充当从属角色，是对日本民族自尊的公开侮辱，主张扩充军备，发展日本独自的遏制力量，借此来提升国家的地位。另一方面，日美之间的经济摩擦也达到顶峰。美国人的反日情绪高涨。尽管日本希望摆脱美国的控制，独立发挥大国作用，但持现实主义观点的政治家大都清楚地认识到，以日本的经济实力还远远不能与美国对抗，日本任何想在亚洲独自称霸的企图都会遭到亚洲主要国家的抵制。况且日本国内政治领域尚有许多问题未解决。日本还不具备制定一个脱离日美同盟的、独立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的大国战略的条件。美国也有一些人士认识到美日同盟的重要。负责制定亚洲政策的约瑟夫•奈也认为，不能把美日关系当成冷战的遗物加以摒弃，全球均势向亚洲倾斜使得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提高了，因此必须营造一种更为平衡的同盟关系，以适应21世纪的发展变化。1995年2月，美国发表了《东亚安全战略报告》，3月，又发表了《关于日美安全保障关系的报告》。报告指出，“没有比美日同盟更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是美国维持太平洋安全和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基础。日美安全保障的目的之一就是支持日本在全球范围和地区范围内负担起更大的责任。1996年4月，日美两国在东京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对日美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美国承认“日本负有领导世界的责任”，日本将以“平等的伙伴”身份与美国共同参与国际事务。与此同时，日美安保体制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先日本向美国提供基地、美国保卫日本的“单向型”防卫体制，转变为日美“双向”防卫合作的体制。日美防卫合作的范围由以往的“本土防御型”转变为“干预地区冲突型”，从日美双边军事安排演变为日美联合对第三国和地区进行干预。从此，日本开始与美国联手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日本100多年来的大国梦想似乎就以这种形式实现了。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日本那样锲而不舍地追求大国地位，也没有哪个大国像日本崛起走得如此曲折。它的第一次崛起靠的是武力扩张，终因实力不济，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崛起采取的是和平方式，靠的是超级大国的庇护。日本的先天不足使它总是在怀疑其他大国的诚意。日本在追求大国地位的过程中似乎摆脱不掉与其他大国对抗的角色。综观日本两次崛起的过程，至少有两点经验教训值得关注。第一，不要追求自身利益的绝对化。从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30年是日本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除了以武力对亚洲大陆的侵略扩张外，保持与其他大国的“利益协调”，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但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顽固地坚守自己的既得利益毫不退让，并以武力拓展自身利益，结果适得其反。第二，必须搞好对民族主义的掌控。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充分利用民族主义调动全民的积极性，但后来民族主义向极端化发展，裹挟着日本社会走向了战争。当今的日本社会与二战前颇为相似，政治家们正企图借助新民族主义以争取民众对大国战略的支持。这股新民族主义思潮会不会推动日本重走二战前的老路呢?世人正拭目以待。

作文材料

谦虚
[名人名言]
虚心是从知不足而来的。 (华罗庚)
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要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一切。不管人家对你们评价多么高，你们总要有勇气对自己说：“我是个毫无所知的人。” (巴甫洛夫)
缺少谦逊就是缺少见识。 (富兰克林)
智慧是宝石，如果用谦虚镶边，就会更加灿烂夺目。 (高尔基)
[警句解读]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语出《论语•述而》。意为：几个人在一起走路，其中一定有人可以当我的老师。告诫人们应当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
满招损，谦受益。
语出《尚书•大禹谟》。意为：骄傲自满就会招来损失，谦逊虚心才会得到好处。提醒我们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谦虚谨慎，切莫骄傲自满。
[事实论据]
白居易虚心请教
相传我国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每当作好了一首诗，总是先念给牧童或老妇人听，然后再反复修改，直到他们听了拍手称好，才算定稿。像白居易这样一位著名的诗人，并不因牧童和村妇的无知而轻视他们，因为他懂得真正的文学作品，必须得到人民的承认，所以他虚心求教于人民群众，这才使他的诗通俗易懂，为后人传诵。
克雷洛夫是俄国18世纪伟大的寓言作家，他的寓言写得既多又好。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夸赞说：“你的书写得真好，一版销完又印一版，比谁的都印得多。”克雷洛夫却这样回答：“不，不是我的书写得好，是因为我的书是给孩子们读的，谁都知道，孩子们是容易弄坏书的，所以版次多一些。”

知识
[名人名言]
没有任何力量比知识强大，用知识武装起来的人是不可战胜的。(高尔基)
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无穷地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在于不断地增加更多的知识。 (左拉)
具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比只有一种知识和经验的人更容易产生新的联想和独到的见解。 (泰勒)
[警句解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语出《庄子•养生主》。意为：人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没有止境的。
知不务多，必审其所知。
语出《孔子家语•五仪解》。意为：掌握知识无需求多，但一定要审察自己所学的知识是否正确。
[事实论据]苏东坡的错误 某日，苏东坡去其师王安石府上拜访，王安石却去了朝中。苏东坡见桌上放有一首王未完成的《咏菊》诗：“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他读了很不以为然，于是援笔续道：“黄花不似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听。”后诗人被贬黄州时，一次与友人夜间赏菊，正碰上秋风乍起，只见菊花花瓣纷纷落地，确像满地铺金，苏东坡始知自己的孤陋寡闻。
《红楼梦》——“百科全书” 古典名著(红楼梦》中，涉及的知识有政治、经济、军事、医学、心理学、音乐、诗词、历史、地理、建筑、园林、风俗、烹调等，因而被人们称为“百科全书”。由此可见曹雪芹的知识面之广。

妒忌
妒忌对妒忌者之为害，犹如铁锈之于铁。——迪安吉利斯
孤独的花儿，不要嫉妒繁密的刺儿。——泰戈尔
忌妒我的人在不知不觉中颂扬了我。——纪伯伦
[寓言故事]
山羊与驴：有个人饲养着山羊和驴子。主人总是给驴子喂充足的饲料，嫉妒心很重的山羊便对驴子说，你一会儿要推磨，一会儿又要驮沉重的货物，十分辛苦，不如装病，摔倒在地上， 便可以得到休息。驴于听从了山羊的劝告，摔得遍体鳞伤。主人请来医生，为他治疗。医生说要将山羊的心肺熬汤作药给驴子喝，才可以治好。于是，主人马上杀掉山羊去为驴子治病。这故事是说，凡是策划作恶的人，将自食其果，没有好下场。——《伊索寓言》
[{圣经)故事]
该隐和亚伯都是亚当和夏娃所生，是一对亲兄弟。他们都献祭物给上帝。上帝看中了亚伯所献的祭物，而没有接纳该隐所献的礼物。该隐怪他的兄弟，先是气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后来，他干脆不跟兄弟亚伯说话。直到有一天，妒火中烧的该隐竟把亲弟弟亚伯引诱到田里杀害了。他自己从此也受到上帝的惩罚，不得不离家出走，过着逃亡的生活。

惜时
[诗词名句]
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自励，岁月不待人。 (陶渊明)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颜真卿)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毛泽东)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语出《论语•子罕》。意为：时间就像流水一样呀，日夜不停地流去：、
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
语出《淮南子•说林力，I》。意为：圣人不以盈尺的璧玉为贵，而珍惜一寸的光阴，这是因为时间难以得到却容易失去；；
[事实论据]
一日分作“三天”用
俄国著名地质学家奥勃鲁契夫把每个工作日分成“三天”：“第一天”从早晨到下午两点，这段时间用以做最重要的工作；“第二天”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六点，做比较轻松的工作；“第三天”是晚上六点到十二点，主要用以读书或必要的活动。他说，这样就等于把生命延长了两倍。
谈话只有五分钟
革命烈士邓中夏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极为珍惜时间。当时，有些人经常来找邓中夏天南海北地胡扯，不得已，他便写了一张“五分钟谈话”的纸条，贴在书桌上以为提醒，结果不仅自己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月-也教育了喜欢闲聊的人。

智慧故事
1、河边的苹果
一位老和尚，他身边聚拢着一帮虔诚的弟子。这一天，他嘱咐弟子每人去南山打一担柴回来。弟子们匆匆行至离山不远的河边，人人目瞪口呆。只见洪水从山上奔泻而下，无论如何也休想渡河打柴了。无功而返，弟子们都有些垂头丧气，惟独一个小和尚与师傅坦然相对。师傅问其故，小和尚从怀中掏出一个苹果，递给师傅说，过不了河，打不了柴，见河边有棵苹果树，我就顺手把树上惟一的一个苹果摘来了。后来，这位小和尚成了师傅的衣钵传人。
世上有走不完的路，也有过不了的河。过不了的河掉头而回，也是一种智慧。但真正的智慧还要在河边做一件事情：放飞思想的风筝，摘下一个“苹果”。历览古今，抱定这样一种生活信念的人，最终都实现了人生的突围和超越。很多人只盯着奔腾的河水发愁，而看不到河边的苹果树。

2、成功
贝尔纳是法国著名的作家，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和剧本，在法国影剧史上占有特别的地位。有一次，法国一家报纸进行了一次有奖智力竞赛，其中有这样一个题目： 如果法国最大的博物馆卢浮宫失火了，情况只允许抢救出一幅画，你会抢哪一幅? 结果在该报收到的成千上万回答中，贝尔纳的答案获得了该题的最佳答案。他的回答是：“我抢离出口最近的那幅画。”
成功的最佳目标不是最有价值的那个，而是最有可能实现那个。
3、林肯做为美国总统，他对政敌的态度引起了一位官员的不满。他批评林肯不应该试图跟那些人做朋友，而应该消灭他们。“当他们变成我的朋友时，”林肯十分温和地说，“难道我不是在消灭我的敌人吗?”
可惜的是，这世界上大多的人只知道从肉体上消灭敌人。
4、那是处地势险恶的峡谷，涧底奔腾着湍急的水流，几根光秃秃的铁索横亘在悬崖峭壁之间，当作桥。山势的巍峨，涧水的轰鸣，越发烘托出桥的危险与简陋，经常有行人失足葬身涧底，尸骨难觅。这天，一行四人来到桥头，一个盲人，一个聋人，两个耳聪目明的健全人。铁索桥是必须攀附了，路已至此决无退路。四个人一个接一个地抓住铁索，凌空行进。盲人过桥了，聋人过桥了，一个耳聪目明的人过桥了，另一个则跌下铁索桥，丧了命。难道耳聪目明的人还不如盲人、聋人?盲人说：“我眼睛看不见，不知山高桥桥险，可以心平气和地攀索。”聋人说：“我的耳朵听不见，不闻脚下咆哮怒吼，恐惧相对减少很多”过桥的健全人说：“我过我的桥，险峰与我何干?急流与我何干?只要注意落脚稳固就够了。”

宽容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山高万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2、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
�3、忍耐是痛苦的，但它的结果是甜蜜的。——法.卢梭
�4、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法.雨果
5、没有宽宏大量的心肠，便算不上真正的英雄。——俄.普希金
�6、不会宽容别人的人，是不配受别人宽容的，但谁能说自己是不需要宽容的呢？——屠格涅夫
�7、有时宽容引起的道德震动比惩罚更强烈。——原苏联.苏霍姆林斯基
�8、唯宽可以容人，唯厚可以载物。——薜渲
李斯特义收学员

有个姑娘要开音乐会，在海报上说自己是李斯特的学生。演出前一 天，李斯特出现在姑娘面前。姑娘惊恐万状，抽泣着说，冒称是出于生计，并请求宽恕。李斯特要她把演奏的曲子弹给他听，并加以指点，最后爽快地说：“大胆地上台演奏，你现在已是我的学生。你可以向剧场经理宣布，晚会最后一个节目，由老师为学生演奏。”李斯特在音乐会上弹了最后一曲

彭德怀度量宽宏

红军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等30多人前沿察看地形，传令兵手执红 旗边跑边喊让路。只有一个战士坐着不动。彭德怀见人挡路便喊了几句。战士站起来朝彭总 就是两拳。彭总让过他匆匆赶路。事后，传令兵捆来那个战士见彭总。彭总立即让他回去战 士自知闯祸，心里害怕，见彭总毫不在意，深受感动，后来逢人就说：“总指挥真是度量宽 宏呀！”

理想
【名言警句】

1、理想如星辰——我们永不能触到，但我们可以像航海者一样，借星光的位置而航行。（史立兹）

2、如果一个人的头上缺少一颗指路明星——理想，那他的生活将会是醉生梦死的。（苏霍姆林斯基）

3、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列夫·托尔斯泰）

4、一种理想，就是一种力！（罗曼·罗兰）

5、生活好比旅行，理想是旅行的路线；失去了路线，就寸步难移。（雨果）
1、马克思立志为人类工作：马克思从小勤奋好学，早在中学时代就立志为人类谋幸福。他在毕业论文中写道：一个人只有立志为人类劳动，才能成为真正的伟人。他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事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作牺牲。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将不是一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

2鲁迅弃医从文：鲁迅起初认为，中国落后是由于人民体弱多病，日本富强是由于医学发达，便东渡日本去仙台医专攻读医学。有一次，学校放映关于日俄战争的纪录片，画面上出现很多中国人围观一个被说成是俄国侦探的中国人，这个人将破砍头示众，可围观的人都在看热闹。这些人虽体格强壮但神情上都显得十分麻木。鲁迅深受震动，他认识到在当时学医并不是一件要紧事，思想愚昧麻木的人们，即使体格健壮，也只能被示众或作看客，“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终于成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旗手。

创造
1、创造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梯，是民族发展的灵魂。
�2、创造是人才的本质。
�3、创造是一种思维惰性的克服与立异标新。
�4、创造力的萎缩导致民族活力的窒息。
�5、创造是苦思冥想之后的一种享受。
�6、创造可能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要畏惧困难。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1943年，齐白石在给一个画家个展题词时说：“画家不要 以能诵古人姓名多为学识，不要以善道今人短处为己长处。总而言之，要我行我道，下笔要我有我法。”白石老人还多次对他的弟子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些教诲说明 在学习别人长处，特别是在学习前辈艺术家时，决不能终生食而不化，而是要创造性地加以运用，不断发展，只有博综而约取，才会赋予艺术新鲜的生命。于此可见，齐白石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的。

俄罗斯东部地区城市化历史因素

【内容提要】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半期，俄罗斯城市人口不断减少，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接近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并且总人口呈负增长趋势，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在逆城市化阶段所特有的现象。因此，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在城市化水平达到很高的程度之后同样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而笔者回顾了俄罗斯自19世纪中期以来城市化历程，并针对不同城市分组进行了一些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俄罗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的事件并非逆城市化现象，而只是由于动乱而引起的暂时波动。在经济逐渐得到恢复之后，俄罗斯城市化进程再次步入动乱前的正轨。由于俄罗斯目前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俄罗斯未来城市化的进程也相当不确定。
【关键词】 俄罗斯城市化进程；逆城市化；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城市分组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俄罗斯的城市化进程开始减慢，这引起了很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注意，他们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 pp.65-77)。西方城市理论认为当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发生逆转现象，因此一些研究者也认为俄罗斯也属于这种情况[2]。然而，由于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俄罗斯城市化的进程依然不明确，因此俄罗斯城市化进程步入了逆城市化阶段是值得怀疑的，很多现象与西方国家的逆城市化现象不相符合。这也就是本文写作的初衷，文中将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来解答这个问题。
一、俄罗斯城市化进程对城市化理论的挑战
在1900年时，俄罗斯还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全国仅有1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同期西方国家城市化水平是俄罗斯水平的2.5倍。20年之后，俄罗斯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人员损失相当大，这种比率依然保持不变。然而在这之后，随着苏联工业化的大规模开展，俄罗斯的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到1980年时，苏联城市化的水平已经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比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要高出很多。但自1991年开始，俄罗斯城市人口和总人口都开始减少，城市化水平开始显著下降。人口减少这种现象在俄罗斯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但这次不是因为战争或瘟疫，而是因为一些内在的因素，这在俄罗斯国家历史上却是首次发生[3]。在这一段时间内，俄罗斯人口的负增长率甚至超过了西欧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快速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此同时，俄罗斯城市化水平也在快速下降，已经接近全球半边缘地带国家（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而它的人口负增长趋势却类似西方国家。俄罗斯城市人口比重在下降并且总人口同时在减少，这就是目前俄罗斯的基本情况。
在这里需要提到的是苏联对俄罗斯城市化水平的影响，要知道前苏联在城市化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瞩的。在目前俄罗斯1090个城市里，大约有630个是在1917年以后建立的。前苏联工业化的进程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并在前苏联的核心和边缘地带建立了大量的城市，这些城市快速地成长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城市超前发展，由此引发了很多社会经济问题[4]。因此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苏联开始控制城市的人口迁入和工业化，到60年代后则进一步限制大城市的发展。苏联的这种城市化政策可称为“分散集中”的策略，有些类似于我国80年代提倡的“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建设县城和集镇”的政策。在这个阶段，苏联核心地带（欧洲部分）的人口向东部、北部和南部的众多地区进行扩散，以往这些落后的边缘地区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这些政策的实施明显是为了避免人口和工业的过度集中。
Harris认为前苏联是一个充满大城市的土地[5]。俄罗斯的状况更是如此，它拥有联邦51％的人口，57％的城市人口，在苏维埃联邦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中，俄罗斯拥有其62％的人口。然而，俄罗斯超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占国家总人口的比例并不大，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拉美和远东地区的国家[6]( pp.34-48)。这与苏联所采用的“分散集中”的城市化策略不谋而合。
在同一时期，许多低水平的小型苏联工业城镇和半城市化的小镇的建立激起了众多学者对“过城市化”问题的讨论[7]( pp.219-244)。这个名词这样称呼本身可能有些问题，但是争论者认为苏联的城市体系发展是不完整的，城市化进程是不完善的，城市化水平尚没有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90年代所发生的事件应当被认为是对俄罗斯城市化进程的一种“暂停”符，而不应当认为是逆城市化阶段的来临。更为重要的事实是苏联的倒台与俄罗斯城市化进程的停滞几乎同时发生的，这是令人感到很疑惑的。
在这里，笔者还要提到俄罗斯学者的另外一种观点。在最近的研究中，Medvedkov认为1991年是俄罗斯城市化S曲线的转折点，也就是城市化进程发展到逆城市化阶段的转折点，一般来说，在这个转折点来临之前，城市化水平已经高度发达，城乡差别显著减小，大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或小城市迁移[8]。（在美国这个转折点的来临大概是1970年）。该作者认为无论苏联是否失败，或者无论政治和经济情况发生多大变化，这个逆城市化的阶段迟早都会来临。他同时发现俄罗斯城市人口的增长在这之后主要由大城市转向中等城市。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1991—1996年减少了200万居民，同时0.25—100万这一分组的城市在这期间减少了100万人。小城市则继续保持增长，在0.05－0.25万这一城市分组中，人口总量达到250万人，比1991年之前增加了200多万人。很明显，这是一种反极化的趋势。
然而在另一方面，这种观点又是令人感到怀疑的。因为大多数小城市都位于城市化发展不成熟的地区，在这些小城市里，生活只能称得上是半边缘化的城市生活。要知道，在发生逆城市化阶段以前，大城市与小城市以及郊区之间的差异已经大大缩小。在同期，俄罗斯有些地方城市化水平很高，城市化进程达到停滞的阶段，而其他很多地方城市化水平依然很落后[8]。那么这样看来，认为俄罗斯城市化水平在总体上达到高度发达状态的论断是错误的。因为在这之后的阶段（1996—1999年）里，俄罗斯的经济有所恢复，大城市又重新开始增长，增长了140万人之多，而小城市人口增速减缓，只增加了20万人，同时2万人到50万人的中等城市减少了200万居民。而农村人口在经历了1991－1994年四年增长期之后，开始了新一阶段的下降。
以上论述证明了俄罗斯城市体系在苏联解体之后极不稳定，它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西方逆城市化的阶段。大体上，西方在这个阶段开始的时候，已经基本上消除了核心和边缘地带在财富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而在俄罗斯，动乱进一步加大了少数大都市和边远地区之间的差距，边远地区的人口经历着严重的贫困，在很多边远地区城市中，当地的产业不能满足当地人的生活，因此有很多人重新回到了农村。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分析不同规模的城市分组的总人口和迁移状况的变化来分析俄罗斯百年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使得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地了解俄罗斯城市化进程的历史演变过程及未来发展趋势。
二、俄罗斯城市化进程的时间序列分析：不同城市分组总人口和净迁移状况的变化
为了深入分析俄罗斯大中小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首先笔者需要根据人口规模来对城市进行分组。需要说明的是，对大中小城市的定义是随着时间发生改变的，因为城市的人口在不断增长，以前的标准放到现在则不再适用。俄罗斯平均城市人口规模从1800年的5干人增长到1900年的2万1干人，到1990年又变为9万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本文采用分时段来定义大中小城市规模的原因，根据笔者多方面的参考，首先分时段定义出中等城市的规模，定义出中等城市的规模后，自然大城市和小城市的人口规模也相应就出来了。笔者对俄罗斯不同时期中等城市人口规模的定义如下：19世纪为5000－20000人；1897年到1926年世纪之交时为10000－50000人；1926年到1959年为20000－100000人；1959年到1970年为40000－200000人；最后，在1970之后则为50000－250000人。1970年以后标准的低限是参考发展中国家的标准，而大城市的低限250000人是当代俄罗斯各区域中心城市的正常水平[9]。
根据以上标准，在2000年俄罗斯有74个大城市，263个中等城市和2630个小城市（其中755个是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其他1875个都是小镇）。在1897年，根据19世纪的标准，俄罗斯则有85个大城市，306个中等城市和430个小城市（不包括小镇）。
因为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序列里，人口普查数据都比较完整，而迁移的数据相对零散，所以笔者首先对前者的情况进行分析。图1反映出从19世纪中叶以来俄罗斯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概况，从中也可以看出俄罗斯城市化进程的多次波折。在1861年农奴制废除之后，大量农民从土地中得到解放，很多农民开始进城做工，俄罗斯也逐渐从封建制城市体系向工业化城市体系过渡。但在1914－26年期间，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苏维埃革命和国内战争的影响，这一发展进程受到严重影响。在这一期间，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座主要城市都失去了近一半的人口。从图中的曲线可以看到，在这一期间，俄罗斯大城市的人口增长率几乎为零，而农村的情况也差不多，中等城市受到的影响最大，只有小城镇表现还十分稳定。这说明在危机到来时，大城市由于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活，大量居民会转移到小城镇或农村去来度过难关。相比较大城市而言，中等城市基础较差，所以受到的冲击也最大。
图1 俄罗斯不同城市分组的年均增长率
1926到1939年期间是苏联实行强制工业化和集体化的阶段，在这一期间，城市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当然这种发展是以农村作为牺牲而实现的）。大城市得到了最快速的发展，小城市的发展速度最慢，表明俄罗斯从早期的城市化阶段逐渐向极化阶段过渡，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940年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打乱了俄罗斯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使图中所有曲线全部向下。在后来的50年代，俄罗斯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俄罗斯第三次重新开始城市化的正常发展进程，直到六七十年代才慢慢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增速也开始逐渐减缓。
从图1中可以看到在俄罗斯城市化发展的历程上二次被政治动乱所打断，这就形成了波浪摇摆的城市化发展曲线。在第三次恢复发展之后，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显然不快，并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这一方面表明俄罗斯城市化在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其速度必然会减缓；但另一方面，苏联过于重视城市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而轻视对二三产业的扶持与发展，明显束缚了苏联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其城市化水平较高，但城市生活质量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解体之前，期间俄罗斯城市化水平一度达到73％以上。
影响人口变化主要有两大因素，分别是自然增长和净迁移人口。自从1992年以来，无论俄罗斯的农村还是城市，人口都经历着负增长的过程，城市人口的下降速度更快。在1991－1992年城市危机期间，食品短缺和物价飞涨引起了短期内城市人口的大量迁出。而在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则吸收了大量来自其他前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一些来自俄罗斯东部和北部城市居民也纷纷迁往俄罗斯传统地区的农村。第三个导致城市人口下降的特定因素是行政管理的再分化：成百上千半城市化的小镇要求返回农村的身份，因为这样可使居民负担较低的水电、公共交通的费用，而且还可以拥有大块私人土地。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农村地区人口的增长和半城市化地区人口总量的下降。大城市同样经历了人口减少的过程，而其他分组基本保持稳定（见表1）。
表1 俄罗斯不同城市分组在1989，1994和1999年的人口数和城市数量
人口规模（单位：干人） 1989 1994 1999
人口总量（单位：百万）
城市人口 >250 54.2 53.4 52.8
城市人口 50-250 24.4 25.8 25.8
城市人口 20-50 11.6 11.6 11.8
城市人口 <20 4.3 4.5 4.8
半城市化的居住地 13.5 12.2 11.5
农村 39.1 39.9 39.5
城市数量
城市人口 >250 78 76 74
城市人口 50-250 252 264 264
城市人口 20-50 360 361 365
城市人口 <20 349 358 383
半城市化的居住地 2,193 2,066 1,922
农村 152,900 无数据 无数据

资料来源：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委员会，以下同。
图2是从1970年以来俄罗斯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净迁移率曲线图。从图中可见，除了90年代早期，俄罗斯城市都是比较受欢迎的。在危机发生之前，俄罗斯农村人口长期都处于净迁出状态。在经典的城市化理论中，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从来都是主要的流向，一般只有在战争时期才有可能发生反向流动。但发生在俄罗斯90年代的事情却是不同的，俄罗斯首次在和平的时期发生城市居民向农村迁移。不过随着俄罗斯经济的逐渐恢复，这种过程也只经历了很短的时间，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再次成为主流，并且来自前加盟共和国的移民也从起初的居住地农村转向城市。
图3是根据城市规模等级划分的人口净迁移率曲线，由于数据不全，故只选择了一些典型年份。从图中可见，在危机爆发之前，俄罗斯慢慢过渡到城市化的早期成熟阶段，农村的净迁出率由很高慢慢过渡到迁出很少；大中城市一开始迁入率很高，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也开始缓慢下降。90年代早期的动乱使所有城市分组的发展历程倒退回早期城市发展阶段。如前所述，在1992－94年危机期间，乡村和小城市成为热衷的迁入地，吸引了大量从大城市和前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迁入。从其他加盟共和国来的移民往往首先被安置在乡村和小城市，并强迫他们将这里作为他们的目的地。但是调查显示，这些外来的定居者在乡村和小城镇里生活得并不好，他们中的许多人要求离开。动乱和这些反城市化的政府行为是俄罗斯在90年代城市化进程出现倒退和停滞的首要原因。
图2 俄罗斯城市、农村和总人口的年际净迁移量
图3 不同规模城市和农村的年际净迁移率变化
尽管如此，只有1992年一年显示俄罗斯的大城市具有负的净迁移率。相对而言，在俄罗斯的大城市挣钱比较容易，城市越大越容易，例如首都莫斯科人口仅占全国的6％，而GDP占全国的13.5％，财政收入的比例更是高达40％。所以，当俄罗斯经济开始恢复时，大城市的人口净迁入率稳步回升，农村和小城市的净迁入率快速下降。这些年，俄罗斯城市化的进程已经从危机时的反极化阶段恢复到80年代末的正常阶段。此外，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俄罗斯大城市迁入率的回升还和90年代以来大城市进入壁垒的放松和大城市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需要大量的年青劳动力进行补充有着很强的关系。
三、结语
俄罗斯在90年代早期以来城市化发展停滞不前，城市化水平一度下降到一些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而持续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乱使得俄罗斯城市人口的死亡率大幅上升，年轻夫妇不愿意生育子女，由此又引发了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问题，而这些问题同样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由此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在经历很高城市化水平之后向逆城市化阶段发展，而笔者通过以上分析，证明该论点是错误的。俄罗斯近些年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并非西方国家所经历的逆城市化阶段，相反俄罗斯良好的城市化进程被延续十几年的动乱所打乱，只在近年随着经济的复苏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但要想达到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的成熟阶段则尚需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