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研究的论文

张爱玲研究的论文

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喜欢张爱玲的人对她的书真是喜欢，阅读的本身就能给读书的人莫大的快感。阅读的快乐只有在她那里才可以得到，至少对我是这样。读别的书你或许能知道道理，了解知识，得到震撼，但是只有读张爱玲的文章你才是快乐的。即便是有点悲剧意味的《十八春》依然如此！ 张爱玲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得如此精致却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读她的作品你会发现她对人生的乐趣的观照真是绝妙！张爱玲的才情在于她发现了，写下来告诉你，让你自己感觉到！她告诉你，但是她不炫耀！张爱玲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其实用传奇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了。张爱玲有显赫的家世，但是到她这一代已经是绝响了，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快乐的。父母离婚，父亲又一度扬言要杀死她，而她逃出父亲的家去母亲那里，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赶上了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香港又沦陷，只得回到上海来。她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是一个大的不幸。在文坛中赫赫有名的她，却因为和胡兰成的失败婚姻，最后只得远走他乡！
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两，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简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现代女作家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著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又保持超脱的，除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张爱玲既写纯文艺作品，也写言情小说，《金锁记》《秧歌》等令行家击掌称赏，《十八春》则能让读者大众如醉如痴，这样身跨两界，亦雅亦俗的作家，一时无两；她受的是西洋学堂的教育，但她却钟情于中国小说艺术，在创作中自觉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新文学作家中，走这条路子的人少而又少。
现代著名作家，四十年代在上海孤岛成名，其小说拥有女性的细腻与古典的美感，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令人惊异，而作者独特的人生态度在当时亦是极为罕见。五十年代初她辗转经香港至美国，在此期间曾经创作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因其中涉及对大陆当时社会状态的描写而被视为是反动作品。其后作品寥寥，唯有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尚可一观。
张爱玲也曾为香港电懋电影公司编写《南北一家亲》等六个剧本，之后也曾从事翻译与考证工作。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有深交，她的作品即是透过宋淇介绍给夏志清先生，肯定张爱玲不世出的才情，而享誉国际。张爱玲遗产的继承人是宋淇夫妇，其中大部分交由皇冠出版社收藏。
一九九五年中秋夜，曾经瞩目中国文学界的才女张爱玲猝死于洛杉矶一公寓内，享年七十五岁。
她的逝世使她的名字在文坛上再一次复苏。这位沉没了多年的作家一夜间又浮出水面来，而且是前所未有的美。那刻的美是永恒的，因为张爱玲孤独的一生走完了，留下的一片苍凉与无尽叹息化成玻璃灵柩，守护着她过去的灿烂。隔着空间和时间的玻璃墙望回去，越光辉的成就也越凄凉。

从《更衣记》谈张爱玲的写作艺术2000字论文

《更衣记》双重美学品格论析

　　1942年，张爱玲在英文杂志《二十世纪》月刊上发表了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后重写成中文，名为《更衣记》，刊于1943年12月的《古今》上，1945年收入散文集《流言》中，全文五千余字，记录了中国时装三百年来的变化。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及独特的生活阅历赋于张爱玲散文一股强烈而独特的文化气息，古典的民族文化精神与西方现代意识的双重渗透，使《更衣记》具备了双重美学品格。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把握与扬弃，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充满了浓厚的文化内涵。

　　1、对东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领悟赋予了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以双重美学品格。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是现代作家共同面临的课题，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对此深切的领悟赋予了张爱玲作品以双重美学品格。“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n' s Schiaparelli' 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①兼用东西方两种文化视点，而能一语中的，这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显示出更令人信服的文化内涵。

　　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影响极深。就其文化内涵而言，儒家思想中的“礼”的观念已渗透到穿衣戴帽的许多细节中，尤其是上层社会，无论是“君子”还是贵妇的服饰，无一不受这种观念的支配，而忠孝思想对服饰的影响更为显著。张爱玲对此观察与体会得相当敏锐。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

　　这些服饰上的规矩与民俗文化息息相关，是中国古代服饰的独特风貌，对清代仕女服饰至民初服装文化颇有参考价值，张爱玲的散文的确可以称得上是风俗录。

　　在《更衣记》中，张爱玲本着对人性的兴趣，和对民族性和风俗民情的特殊了解，从谈服饰入手，来表现中国人的普遍性格: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姿，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

　　与其说张爱玲在谈服饰不如说她谈的是中国人的民族性。在《更衣记》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张爱玲浓厚的追求“个性化”的服饰情结，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张爱玲在此文中有意无意中所做的一个“文眼”:

　　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了？

　　追求服饰的自由，追求一种“无所顾忌”的自在人生，这在张爱玲的许多散文中都有体现。受过东西方文化浸染的张爱玲在其服饰美学思想中体现的这种双重美学品格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本色”的张爱玲。

　　2、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

　　张爱玲既有独特、敏锐的感性观察力，又有独特、清醒的理性。她的散文差不多成了智慧的凝聚与发现，充满近乎神秘的哲思意味，闪烁着理性的波光。她总能在读者面前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但这又不是有意为之，这些知性沉思是性灵之河的流淌中不时露出的一些理性的石子。在《更衣记》中张爱玲对服饰的存在形态进行深邃的哲学思考，它赋予人的已不再是情感的震撼，而是理智的启迪。

　　这吓人的衣服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张爱玲对人对事看得太透太入骨，说起话来掷地有声，不留余地她能超越具象化的描写，自然地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使读者获得智慧的顿悟与提升。她让读者对兼具形象描摹与启人心智功能的文章化境有了更深层的理解，这也是她所有散文的一种审美趋向。可以说，张爱玲的某些散文已成为人类知性和个人经验的结晶，她那种对人类、民俗等析理奥妙的探寻常使作品流露出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味。“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一句轻轻的话语便诠释了她的美学观念，又使其散文超越了题材上的通俗和凡常，显露出其析理深度，给人以警醒和启示。

　　3、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兼具“机警、幽默、感伤、讽刺”的特点。

　　《更衣记》的语言风格同张爱玲大部分散文一样，感觉丰盈，浮想联翩，韵味盎然，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深具民族风味，同时也吸收了英国小品文机智幽默的特点。张爱玲被公认为是语言炼金师，一个个绝妙的譬喻，常令人赞叹不已。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象个女人而象一缕诗魂。

　　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这些轻松随便灰谐风趣的句子，这些绝妙的比喻，在张爱玲散文中随处可见，突现了张爱玲散文语言“机警、幽默、感伤、讽刺”②的特点。

　　张爱玲还喜欢套用现成的诗句、俗语、谚语，并认为是中国人语言中重要的纤维。“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这些民族色彩浓厚的语句，被张爱玲信手拈来，运用得恰到好处。正如余彬所说:“她的散文显然比她的小说更来得从容不迫，挥洒自如。她的散文则往往可以做到起落无迹，‘行于所当行，止所当止'。”“其隽永的讽刺，尖新的造语，顾盼生姿的行文，使其文章显得分外妖娆俊俏。气盛言宜，她的文章议论风生，神采飞扬，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毫无阻滞。正是傅雷赞叹的，是‘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③

　　《更衣记》中还运用了大量的色彩语言词汇，如“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沿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映现在读者眼前的全是这类鲜活的服饰描写，张爱玲善用色彩描写的原因在于她的女性气质，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和她所受的良好的美术教育，所以运用色彩描写成了张爱玲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天才梦》的结尾句把生命之乐和生命之悲同时惊现于人们面前，给沉浸于现代文明中的人们以震撼。同样，“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更衣记》中这一句似乎不经意的“文眼”，也道出了张爱玲古典美学思想中的一种现代的文明意识。张爱玲散文中的这种双重美学品格，在中国现当代散文随笔中，都堪称典范。

　　[1]来风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2]周芬伶.《艳异-一张爱玲与中国文学》[M].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3]余彬.张爱玲传.[M].海南出版社，1993.

关于张爱玲倾城之恋的论文

她的母亲虽出身名门，却是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与影响的新式女子，但她仍没能逃脱包办婚姻的命运。她的父亲则是一个封建遗少的形象，时代的变迁，家庭的没落，并未将他拉进现代社会的洪流，相反的，却让他自甘堕落：纳妾、抽鸦片，永远只活在腐朽的封建遗少的世界里。“张爱玲从母亲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处于新旧时代夹缝的中国女性的无助与悲哀。”正是因为她看透了生活在封建社会，男权文化重压下的女性的悲剧命运，才铸就了她笔下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可怜的、自私的、可悲的，她以冷峻、肃杀的笔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女性的悲剧。对于她笔下的女性，她不仅仅是给予了悲悯和同情，更多的也有揭露和批判。《倾城之恋》、《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性作品，这两部作品看似无任何关联，不同的人演绎着不同的故事。但深层次剖析，我们发现，在这不同的故事里，相同的是都为我们展现了女性的悲剧。《倾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是一个出身旧式家庭的小姐，她受过西式教育，在受到丈夫的虐待后，甚至同败家子丈夫离了婚，也可以称得上是新式女子。但她离婚回到娘家后，并未感到丝毫家庭的温暖和安慰，兄嫂搜刮完她的财产，便迫不及待想赶她回婆家。讥讽、谩骂的话语刺激着流苏，娘家再无她的立足之地。“这屋子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倾城之恋》）但像她这样的女人想要独立生存，谈何容易。于是徐太太的一句：“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倾城之恋》）使得流苏又回到了原来的老路上即找个男人嫁了，这是她唯一的生存之路。机缘巧合下，她结识了范柳原，这个男人是她的新希望，是她逃脱家庭的唯一出路，说到底她最看重的还是他的财富和地位，所以她便不顾一切地想要抓住这个男人，使自己得到经济上的安全。她想要占据主动的地位，想要成为她的妻子，而不是像他对待欢场上的女子那样对待她。但是，她失败了，范柳原是她无法掌控的男人，她不懂他，她只意识到“他要她，却不愿意取她。”在两性对决中，她败下阵来，，但她却不能放手，只剩下做范柳原情妇这一条出路。不知是幸与不幸，香港爆发了战争，意外的战争使得这对男女回归到最平凡的普通人，两人一刹那的谅解成全了白流苏的梦想，最终与范柳原结了婚。在这看似圆满的结局里，背后却是无尽的苍凉与绝望。流苏的圆满是以整座城市的毁灭作为代价而换来的。“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也许就因为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倾城之恋》）但“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时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②他们的结局仍旧庸俗，而流苏的婚姻生活，也是可以预见的。《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男权社会下，彻底的悲剧女性形象，在男尊女卑制度的迫害下，曹七巧的灵魂极度扭曲，张爱玲以犀利的笔锋展现了她的疯狂、丑恶和变态。曹七巧原是乡下麻油店老板的女儿，虽出身寒微，却也天真美丽，向往纯真的爱情，也有了喜欢的人。但父权社会里，她的兄长为了金钱，将她卖给高门大户的的姜家二少爷做了偏房，从此，她便把心仪的肉店伙计锁在了心底。嫁给一个从小得了软骨病的残废少爷，就注定了她要压抑着情欲生活，在这畸形的夫妻关系中，她从未享受过人的权利和快乐。在丈夫那里得不到情欲的满足，她便转向了她的小叔子——三少爷季泽。她渴望正常的情欲生活，然而她的爱却始终得不到回应。姜家老太太把她“扶正”后，她将所有的情欲都转化为对金钱的渴望，她固执地认为，金钱就是她的一切。分家后，这种对金钱的依赖愈演愈烈。这是她用一生的幸福换来的，对金钱有着强烈的占有欲，沦为金钱的奴隶。然而她的爱与欲永久地被压抑着，造成了她灵魂的扭曲，她开始变得疯狂、恶毒。她为守住她的财产，不惜破坏儿女的婚姻和爱情。她逼死了两房儿媳，更断送了女儿的幸福。“她既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父权社会的合谋者，还是人性丑恶的表现者。” “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金锁记》）白流苏和曹七巧一个是大家闺秀，一个是淳朴的乡下妹子；一个受西式教育，可称得上新式女性，一个是曾向往纯真爱情的美丽姑娘。两个形象看似不同，但她们骨子里都烙刻着很深的女奴意识，都是男权社会下的牺牲品，男人的附属品。她们始终受奴役、受压迫，经济上的无法独立直接导致了人格的无独立。这就是她们悲剧的根源。男权社会下，她们的悲剧性主要表现在：一、亲情的沦丧白流苏的兄嫂搜刮完她的钱财，便迫不及待赶她出门。“四奶奶站在三爷背后，笑了一声道：‘自己骨肉，照说不该提钱的话，提起钱来，这话可长了！我早跟我们老四说过——我说：老四，你去劝劝三爷，你们做金子，做股票，不能用六奶奶的钱哪，没的沾上了晦气！她一嫁到婆家，丈夫就变成了败家子。回到娘家来，眼见得娘家就要败光了——天生的扫把星！’三爷到：‘四奶奶这话有理。我们那时候，如果没让她入股子，决不至于弄得一败涂地！’”（《倾城之恋》）可见，白流苏的钱花尽时，她的兄嫂已不待见她。他们之间，手足之情早已淡化，联系他们的只有金钱。曹七巧的兄长为了金钱，将她嫁给了姜家残废的二公子，丝毫不考虑自己妹妹是否会幸福。亲手将妹子推入火坑后，还要借着关心、探望的名义去姜家搜敛钱财。“曹大年道：‘妹妹你听我一句话。别说你现在心里不舒坦，有个娘家人走动着，多少好些，就是你有了出头之日了，姜家是个大家族，长辈动不动就拿大帽子压人，平辈小辈一个个如狼似虎的，哪一个是好惹的？替你打算，也得要个帮手。将来你用得着你哥哥你侄儿的时候多着呢。’七巧啐了一口道：‘我靠你帮忙，我也倒了霉了！我早把你看得透里透——斗得过他们，你到我跟前来邀功要钱，斗不过他们，你往那边一倒。本来见了官的就魂都没有了，头一缩，死不迟。’”（《金锁记》）他们之间，已不再是单纯的兄妹关系，还有金钱、利益。二、 爱情的破灭范柳原对白流苏，或许是有一点出于真心喜欢的，但他知道白流苏并不真正爱他，她看重的是他的金钱和地位，而且她并不真正懂他。所以“他要她，却不愿意娶她。”如果不是那场战争，白流苏最终的结局也只不过是范柳原的情妇。不正常的夫妻生活，使曹七巧正常的人性本能始终处于被压抑状态。因此她爱上了健康、风流的小叔子——姜季泽。她与他纠缠十几年，她知道是不可能得到他的真心的。可当她听到姜季泽那类似示爱的告白时，她的心颤抖了。“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金锁记》）是的，她爱他，正是因为爱他，当知道他是为了钱而诓骗他时，她更加愤怒。可赶他走后，她又开始后悔。“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金锁记》）她的戳穿使她的“爱情”破灭了。三、 生存的困境在这个社会里，女人毫无社会地位，更没有独立的人格。她们或许仅仅想要过安稳的日子，却很难实现。为了生存，她们只能依靠男人。白流苏认为：“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倾城之恋》）而曹七巧，即使嫁了个残废的少爷，有不甘，有苦闷，却也仍然坚持呆在姜家，她要依靠他给她的名分、地位争夺家产。“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这足以说明，男人，是她们唯一的活路。她们离不开，更不愿离开。七巧很看重她的家当，但她却依然抓着她的儿子长白，因为他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她不能放开他，更不容许别的女人抢走他。四、自私的本性白流苏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得到一个男人，她一手摧残了她与七妹间的姐妹之情，为了她的生存之路，她不顾姐妹情谊投身于范柳原。“宝络心里一定在骂她，同时也对她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倾城之恋》）流苏把男人看得比姐妹重。而曹七巧为了自己贪婪的本性，更是可以不顾母子之情，拆散儿子、儿媳，破坏女儿的爱情，只为了守住她的财产和她的“男人”。分财产后，曹七巧化身为恶毒的巫女、阴暗的母亲。“在她获得了家长的权利之后，她的变态心理便不可遏制的与她的‘报复’结合起来，‘她需要别人为她的牺牲也付出点什么，不管这别人是否是她的亲骨肉，只要能够补偿她的变态心理’”长白之于她，不单是儿子，还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可当儿子结婚后，便不只属于她一个人，她需要和另一个女人来分享她的儿子，她不允许这样。她拼尽全力挑拨他们的夫妻生活，说尽儿媳的坏话，致使儿媳在痛苦的煎熬中死去。对于女儿长安，她处心积虑地破坏她的爱情，还给她吃鸦片，生怕外人骗走她的家当。五、女奴意识和原罪意识她们的悲剧命运一半来自于外界——遭受着男权主义的欺辱和压迫，而另一半原因则在于她们自身，她们骨子里烙刻着很深的女奴意识和原罪意识，这是受几千年来封建男权制度的影响。这种意识使她们自己陷入困境，无法走出来。她们自身就认为无论任何方面，都比男人低一等，所以想生存，只能依靠男人。曹七巧最终结局是众叛亲离，她知道她身边所有的人都怨恨她；而白流苏与范柳原最终结了婚，但范柳原终不会变为圣人，不能放弃往日的生活与作风，谁又知道白流苏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曹七巧。“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浅析沉香屑第一炉香论文

浅析沉香屑第一炉香论文

一

《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直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关注。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张爱玲选题目的研究”方面论文还不多见。题目是作品灵魂的体现，张爱玲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文本中作者只在开头和结尾提到用铜香炉烧沉香屑，作品中间部分再没提这几个字。为了弄清作者意图，首先需要搞清楚这样几个问题。

（一）关于“沉香屑”

马明博先生在《沉香屑·第一炉香》写道：

沉香为众香之首，又被喻为天香。[1]50

《红楼梦》第四十三回《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中贾宝玉偷偷去祭奠沉井而死的金钏：

……宝玉方勒住马，回头问茗烟道：“这里可有卖香的？”茗烟道：“香倒有，不知是哪一样？”宝玉想道：“别的香不好，须得檀芸降三样。”……便回手从衣襟下掏出一个荷包来，摸了一摸，竟有两星沉速，心内欢喜……[2]

两星沉速：沉香、速香，是和檀香、芸香等齐名的香，贾宝玉身上常带的是沉香和速香。从以上所引中我们得知：沉香屑是非常贵重的一种薰香，它排在檀香、芸香和降香之前，不是普通的香。香往往是在比喻女子。沉香屑在小说中隐喻薇龙等青春妙龄的女子。

（二）香炉的意义

香炉是专门烧香用的器具。《辞海》记载：

烧香之器，也作陈设之用。……今所谓香炉，皆以古人宗庙祭祀之器为之。……古时亦用以薰衣。[3]

香炉是祭祀用的，也可以用于陈设或给衣服熏香。

小说开头关于“香炉”的描述：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家传的”指年代久远，“霉绿斑斓”的铜锈可以作证。作为古董而传家的“铜香炉”穿越了时间、空间，承载着主流话语权的思想和文化，在这里“铜香炉”是一个象征物。叙述者用“请您寻出”这个词汇，“寻”字表明这种古董在“您”家里可能不止一个，说明这是富有“家传”的人家，要找出这个香炉来需要去某个储藏间去“寻”。这个“寻”字，表现了家藏品的丰富，表现了两个人（叙述者和假想的听众）的关系比较密切以及他们对点香说故事这个仪式的认可。香炉可以理解为“香”的归宿、“香”燃烧过程中所处的环境。

（三）烧香及其作用

马明博先生在《沉香屑·第一炉香》的篇首写道：

香之十德：感格鬼神……[1]50

香可感格鬼神。张爱玲选择最好的“天香”，选择用“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来烧这香，她在举行一个仪式：叙述者和她假想的听众带着虔敬，用家传的“铜香炉”烧一炉名贵的“沉香屑” ，通过这个仪式来传达一种心灵上的企望，祭祀那个时代里陨灭的灵魂。点香这个仪式应该有一套特别的程序。张爱玲在小说中没有写。但是马明博先生写出来了：

……世刚先生捧起一只古拙的瓷香炉，……他用香锸拨动炉中细软的香灰，向香炉四周轻拨，中间形成一块凹地；他打开香盒，用香勺取沉香屑，一勺一勺，放在中间凹处，撒入少许香灰，拌匀；又取半勺香屑，以火点燃，轻轻地放进炉内香地中央；他取来香锸，将炉壁四周的香灰，轻轻地围拢向燃烧的香屑，继而将他填埋起来，……[1]50

燃沉香屑时不能有烟气，淡雅的幽香在空气中缓缓传递、扩散，仿佛心灵与环境相融合的过程。张爱玲为了体现仪式的重要性，在小说的最后一段中这样写道：

这一段香港的故事就在这儿结束……薇龙的一炉香，也就要烧完了。[4]2

可见，这炉香是叙述者替故事主人公薇龙烧的，表达了对主人公青春陨灭的惋惜，是对战乱时期年轻生命“凋零”的超度，是张式情怀对乱世的'悲悯。霉绿斑斓的铜香炉在薇龙的故事里代表吞噬、融化了“天香”的香港世界。燃香过程是香在香炉中的消耗，喻指主人公的青春在香港梁太太家中“死”掉。

二

作为古董的冰冷的铜香炉仿佛吞噬人们灵魂的旧式环境。跳不出这个环境的年轻人仿佛燃烧在这炉中的香。香味袅袅中人的青春如燃着的香一样飘散，伴随作为古董的香炉变得铜锈斑斑。薇龙为了留在繁华的香港，选择了不爱自己的男人，心里“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起来也只有无边的恐怖……”[4]28

在小说中，描写环境对人灵魂的吞灭的意向很多，描写人的灵魂受物欲吸引而失去理智的地方也很多。这个环境就是所谓的“香炉”。这个香炉里有历史的时间的延续：“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1]7也有当下时间的显现：“梁宅前面，这条山道，是有名的恋人街。一到了夏天，往往直到天亮都不断人。”[4]21还有地域间的穿梭，从上海到香港。

造成“沉香屑”被困“炉”中的客观原因有五：

（一）封建传统的理学教导——古董式家庭教育

薇龙生在败落的上海旧式大家庭，接受的是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薇龙从小受到的来自父亲的正面教导是：不能败坏门风。这是中国传统理学对女人的“贞节”教育。如果不“听话”就是，结果就是给气受。所以，发生乔琪事件后薇龙不敢再回到父亲身边做个“新的人”了。薇龙开始思考：受传统理念支配的“正义”的父亲无法维系避乱时家庭的支出，而父亲极力反对的反面教材姑妈，却在乱世中“滋润”地支配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这个残酷的现实迫使一个辨别能力不成熟的十几岁的女中学生对“姑妈式”生活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对父亲教育的反思。从而为薇龙选择自己的“出路”创造了心理基础。

（二）南英中学的殖民地西化教导——奴媚式学校教育

中国传统教育目标是把被教育者培养成封建伦理和封建制度所要求的“人才”。而殖民地的教育是为殖民文化服务的，对于宗主国，殖民地不过是他们攫取财富的源泉，这里的人在生活方式上要崇拜模仿他们的宗主国，在思想文化上要谄媚讨好他们的宗主国。只有对原有思想文化体系进行精神摧毁，才能打击固有传统对宗主国思想的抵制，才能实现有效的殖民统治。所以，薇龙的学校南英中学本不是培养什么精英人才，尤其是女学生，而是为了取悦游客。就连学校开设英文或法文课，也是为殖民地的长远打算，为了与宗主国交流，是殖民地奴性的标志。除了生活方式教育，还有宗教教育，比如薇龙参加唱诗班的活动。梁太太举行家庭游园会，邀请薇龙唱诗班的伙伴，同时邀请了天主教的修女。这些都是学校教育的导向。所以香港的学校教育和上海的传统教育在育人标准上是有分歧的。上海教育是封建士大夫基础上的“新学”，而香港教育则是为殖民统治服务的。这样矛盾的两个体系混乱了薇龙的是非评判标准，是薇龙行为堕落行为的前期心理铺垫。 （三）梁太太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理念影响——交际花技能培训学校

姑妈用自己多年青春换来的物质驾驭了贫困中的薇龙。她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步骤首先对薇龙进行精神征服：欲擒故纵，先骂薇龙的父亲，使薇龙在自卑中失去判断力；再利用奢华的生活方式诱惑薇龙，进行交际技能培训（钢琴、网球、家庭聚会），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娱乐活动引诱薇龙。在量网球服尺寸的同时也就量走了薇龙的身材数据，为薇龙准备了满橱的衣服，使贫困中的薇龙沉浸在衣橱中。理学虚弱的理论在强大的物欲面前退缩了：薇龙一边用父亲的理论抗拒姑妈的诱惑，一边在姑妈的麻醉下享受物质的快乐。

当薇龙和乔琪的“婚事”被姑妈设计撺掇成之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整天忙着，不是替梁太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这就是被桎梏在“香炉”中“香”的命运！这是姑妈这只“蜘蛛”在盯眼看过薇龙之后，就设计好的一张网：那毒寡妇黑蜘蛛，不仅吞噬来寻觅她的“雄蜘蛛”，也不放过任何一只在蛛网旁飞过的蚊蚋。薇龙成为姑妈的猎物，成为那个集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和奴性殖民地文化糟粕于一身的香港这个“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中的一炉沉香屑。姑妈的家庭环境是薇龙堕落的陷阱，是那个历史久远的古董铜香炉的象征，薇龙无奈地、清醒地在炉中燃烧了自己青春的生命。

（四）浪子乔琪的干扰与迫害——扭曲的“情爱”观念

乔琪是众所周知的浪子，他周围所有女人都知道不能嫁给他，但都喜欢被他关注，与他游戏。他的魅力就在于长得“洋气”“帅气”，他不爱薇龙，只是戏耍她。薇龙知道他是唯一能抗拒姑妈诱惑的男人而爱上他。乔琪的爱情观、婚姻观是薇龙堕落的直接原因。

（五）香港大环境的浸染——合围的铜香炉

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殖民地生活，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的交际场风气，尔虞我诈、利益至上、拜金主义的商业社会，这一切是一个十几岁的是非观念未定型的女孩子陷落其中不能自拔的社会原因。

可见，张爱玲是在用一种悲悯的情怀怀念一个青春的灵魂，那个美好的灵魂就像是一炉沉香屑，名贵、高雅，却被围困在那个古董一般的环境里，任凭缓慢的微火燃烧，却不给足够的氧气，慢慢地被消耗掉。这就是本文对《沉香屑·第一炉香》题目意义的阐释。

[参考文献]

[1] 马明博.沉香屑·第一炉香[J].中国工人，2011（07）.

[2] 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66.

[3] 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2444.

[4]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

[5] 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