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德治建设

毕业论文德治建设

道德与法律的嬗变

内容摘要：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

关键词：礼；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法治；德治

不管法治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治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就是两种体系或渊源、形态的法律并存。一种是国家制定法，一种是“礼法”、“德法”。这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种社会现象纳入其调整范围。而我国当代社会法律是唯一的社会调节手段，道德作为另一种调节手段存在严重缺位。这样的一元法体制亟待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吸收其合理内核，建立起德法并治的二元法体制。

一、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之考察

“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只能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而使用时必须慎重。儒家对“德”加以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权与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导方针，即主张“德主刑辅”。〔2〕儒家的这种德治是以“礼”做为根本内容的。“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礼的起源与宗教、祭祀、宗法有关，它体现了社会中的宗法身份等级，同时作为身份社会的古代中国也促成了礼的繁衍，两者互为支架。但礼的范围很难界定，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他人做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又是社会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细腻地对人的行为做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理论上的抽象。再论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因此要正确理解礼与法的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入中国古代这片土壤中，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审视。

（一）道德的法律化

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1、周公制礼，引礼入法

周公制礼就是对夏殷之礼进行整理补充、厘订，使礼的规范进一步系统化，礼的原则趋于法律化。“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5〕“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6〕“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7〕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与尊尊的一致性，表现了族权与王权的统一。“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8〕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违法即是违礼，出礼入刑。但是礼与刑的适用对象各有所侧重。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2、独尊儒术，德主刑辅

汉儒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为德主刑辅的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来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也”，“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减其刑”，〔9〕即“德主刑辅”。

汉朝的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表现为把符合儒家原则的通过法律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表现为董仲舒的春秋绝狱，即在司法中引经绝狱。董仲舒对春秋绝狱的解释是：“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着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由此可见，“春秋绝狱”的要旨是：必须根据案件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无恶念者从轻处理。此绝狱固然是要解决法律使用过程中的问题，但如果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看，就是他同时在重建古代法的伦理结构。

案例一：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10〕

案例二：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11〕

通过春秋绝狱中的案例可看出，它在亲亲、尊尊等总的原则上与汉律是相同而且互补的，也就是说经义与律令绝不可能水火不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汉朝法律即使体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法家思想，但内中也有许多基本合乎儒家信条的内容。这表明了儒、法两种思想实际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也表明了他们在早期法律实践中的融会贯通。

3、德礼为本，刑罚为用

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体现宗法伦理关系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主要评价。具体说来，第一，礼指导着法律的制订。如贞观修律时根据“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12〕儒家教条，调整了谋反大罪应诛连父子、祖孙、兄弟的血亲范围。第二，礼的基本规范直接入律。如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子孙违反教令，供养有缺者，徒二年。第三，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第四，礼法由互补，发展为统一的体用关系。《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二）法律的道德化

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下面再谈另一主题——法律的道德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礼入刑”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请看下面两个案例：

案例三：吴重五家贫，妻死之时，偶不在家。同姓吴千乙兄弟与之折合，并挈其幼女以往。吴重五归来，亦幸其女有所归，置而不问。未几，吴千乙、吴千二将阿吴卖与翁七七为媳妇，吴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实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取其女归家，至十一月，复嫁给李三九为妻，……阿吴既已嫁李三九，已自怀孕，他时生子合要归着。万一生产时，或有不测，则吴重五、李三九必兴词讼，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迹，官司亦多事矣。当厅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厅，不愿理取，但乞监还财产，别行婚娶。阿吴责还李三九交领。吴千乙、吴千二、吴重五犯，在赦前且免于断引，监三名备元受钱会，交还翁七七。〔13〕这篇判词绝妙之处不仅在于它解决了一起纠纷，更在于它注重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调停，以避免日后再因此事起纠纷。执法者着意由道德上立论，使案件的判决合情、合理、合法。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受道德原则支配，为道德精神浸染。

案例四：谢登科控戚徐有才往来其家，与女约为婚姻，并请杖杀其女。余曰：“尔女已字人乎？”曰：“未”。乃召徐至，一翩翩少年也。断令出财礼若干劝放，谢以女归之。判曰：城北徐公素有美誉江南，谢女久擅其才名，既两美之相当，亦三生之凑合，况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嫁伯比以为妻，云夫人权衡允当，记钟建之大负我楚季革，从一而终，始乱终成，还思补救，人取我与，毕竟圆通，蠲尔嫌疑，成兹姻好。本县亦冰人也耳，其诹吉待之。〔14〕此案为儿女自由恋爱引起，谢登科以女儿私订终身，违反了礼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而执法官却对传统礼法重新释义，“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促成一段美好姻缘。这二则判例说明一个问题：当时的执法者已将法律内化为道德，追求一种超法律的境界。

（三）中国古代礼与法关系嬗变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

论文 浅谈思想道德修养重在实践

　　可参考：（把文中的“公民道德建设”适当地改成“思想道德修养”就可以了）
　　公民道德建设重在实践
　　时间:2002-4-1 17:19:30 作者: 来源:
　　

　　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公民道德建设的过程，是教育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以活动为载体，吸引群众普遍参与，是新形势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一靠教育，二靠实践。积极开展群众性道德实践活动，在道德实践中突出思想内涵，强化道德要求，将使人民群众在自觉参与中陶冶情操，为道德建设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
　　道德实践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道德实践是道德形成、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内在要求。人们道德理想的树立和道德信念的巩固，离不开丰富多采的道德实践。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实践的作用，把道德实践渗透到道德建设的全过程。
　　其一，道德实践是吸引群众参与道德建设的有效载体。作为道德建设的主体，人民群众既是道德建设的实践者，也是道德建设的受益者，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道德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根本上说，道德建设是与人民群众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它集中体现着人民群众的利益。道德建设搞得好，人们思想道德水平高尚，社会风气优良，百姓安居乐业，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便能得到切实保障；反之，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其二，道德实践是提升公民道德境界的重要保证。道德实践属于养成教育，是知行统一的过程。公民道德境界包括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等各个方面，其中，道德行为是衡量人们道德境界高低的重要标准。在从道德认识到道德行为的演变过程中，道德实践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方面，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只有在道德实践中亲身体验和感悟道德的力量，才能逐步提高对道德的认知程度，进而支配各自的道德行为；另一方面，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是道德形成和发展的前提，道德认识的正确与否，依赖道德实践的检验，通过生动具体的道德实践，道德认识才能逐步升华为相对稳定的道德行为，达到知行统一的目的。有效克服当前道德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知与行相脱节的现象，根本途径也在于引导人们积极投身道德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强化道德修养，提升道德境界。
　　其三，道德实践是落实基本道德规范的具体措施。《纲要》首次鲜明地提出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20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的结晶。把这些基本道德规范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同样离不开道德实践的支撑。一方面，落实20字基本道德规范，需要教育与实践两者协调一致、共同推进；另一方面，将20字基本道德规范融入道德实践，能够与广大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产生强烈共鸣，增强道德实践的吸引力、感召力。
　　道德实践是落实《纲要》的关键环节，是重在建设、以人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在开展群众性道德实践活动中，必须始终注意正确把握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方面，要把道德教育贯穿于道德实践的全过程。注重发挥道德实践的教育功能，围绕道德教育主题组织实践活动，使人们明确实践的意义和要求，增强参与道德实践的主动性、自觉性。另一方面，在道德教育中引入道德实践。只有与道德实践相结合，围绕公民道德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深入开展道德实践活动，道德教育才有时代感和感染力，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二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道德实践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继承传统，勇于创新。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发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道德的要求越来越高，道德建设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要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载体，充实新内容，有针对性地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内容细化、分解，把道德实践活动往深里做，往实里做，不断开辟道德实践活动的新领域，增强道德实践活动的实效性。
　　三是道德实践与法治实践的关系。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既要靠道德实践，也要靠法治约束。道德建设属于“德治”的范畴，但又离不开“法治”的密切配合，需要道德“自律”与“他律”的有机统一。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强调道德实践，就是重视道德本身的作用，通过道德的自我完善，使人们从内心里自觉地服从道德评价，接受道德约束，达到平衡自身、稳定社会的目的；强调法治实践，就是要从立法的角度，强制性地对不道德行为或习惯进行评判或制裁，使违背道德的东西无立足之地。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自律”与“他律”的作用，把内在自醒与外在约束有机结合起来，协调一致地促进公民道德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

网络教育本科毕业论文(2)

《高校网络教育路径优化的思考》

摘要：互联网推进了科技进步，也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脚步。网络的媒体化、便携化、社交化的趋势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高校作为知识和信息传播的前沿阵地，网络这把“双刃剑”对大学生的影响不断升华，优化高校网络生态，强化大学生网络文明教育，引导大学生网络文明行为，以德正身、以范正行，促进大学生健康发展，任重道远。

关键词：网络教育;网络生态;网络文明

作者简介：陆志华(1969-)，男，江苏连云港人，扬州大学发展办公室综合科科长，讲师。

“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高校网络文化在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方面意义重大，因而被赋予了教育的本质，兼具了技术与文化双重内涵。

一、对大学生实施网络教育的意义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推进了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方面，网络教育已经成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以“零时空”为特征的机动灵活的网络教育形式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充分满足了社会成员接受各级各类教育的需求;[1]另一方面，网络在成为大学生汲取知识和思想营养的重要来源的同时，也切实影响着大学生的理想信念、道德素养，甚至改变着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针对网络时代大学生网络意识和行为所呈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优化网络文化氛围，营造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良好环境，已成为高等教育的迫切要求。

一般来说，网络文化是以“计算机和通信等技术的融合为物质基础，以发送和接收信息为核心的一种特质文化。”[2]加强网络建设，倡导文明风气，引导大学生网络文明行为，唱响网上思想文化主旋律，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大学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是推进文化传承创新和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载体和路径，是维护学校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二、网络发展趋势是影响网络教育功效的重要因素

网络的“媒体化”趋势，其优点毋庸置疑，有效拓展了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视野，增强了他们获取信息的主动性、针对性和选择性。但正是这种“媒体化”趋势，让青年大学生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信息时代铺天盖地的信息内容、纷繁复杂的文化生态、多元变化的价值取向，潜移默化改变了大学生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推进了文化娱乐化、文化快餐化的同时，网络文化的内涵逐渐削弱，传统教育的功效不断弱化。因此，网络文化倡导什么、反对什么、允许什么、禁止什么，其具有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关乎大学生健康成长，关乎高校乃至社会的和谐稳定。

网络的“便携化”趋势对高校大学生网络行为的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提出了新要求。目前，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手持阅读器等移动终端已逐步代替个人电脑成为人们接入互联网的主要方式。网络信息传播“移动化”、“快捷化”成为现实，给网络监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更需要大学生自身强化网络慎独意识，把文明上网作为自觉要求。

“微博”时代的不期而至，“QQ”、“微信”等网络虚拟交流方式层出不穷，增强了网络环境的感性认识，丰富了信息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在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给网络信息传播秩序的规范带来了困难，增加了网络监督的难度，不利于大学生文明理性行为的培养。

三、高校网络教育优化的基本路径

1.推进法制，规范发展

和现实生活相比，互联网属于一个虚拟世界，来自互联网上的信息更是良莠不齐，不良信息对大学生的思想侵入逐渐渗透，行为危害不断加深，个别大学生甚至因为网络诱导走上犯罪道路，网络“双刃剑”的两面性显露无疑。网络在给青年大学生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很多负面效应也随即出现，网上不良信息特别是含有淫秽、色情、暴力等内容的信息很容易误导学生的思想、行为。[3]因此，充分认识网络利弊，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整治网络低俗之风，维护网络文明生态，成为共识。网络环境的优化必须“法治”为先，“德治”兼具，“法治”的根本要求是依法治网，统一规范，通过制度建设加强规范管理，推进互联网健康、文明、有序地发展。

“依法治网”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拓展大学生法制教育渠道，在培养大学生网络法制意识的基础上，结合网络文明教育引导，切实丰富法制教育形式，不断深化法制教育内容，努力拓展法制教育路径，多方面、多渠道进行网络法制宣传，让法治阳光深得人心，让大学生深刻认识到作为个体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在网络世界里应该同样遵守，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触犯法律法规也同样要受到严厉惩罚。

实施“依法治网”就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强化对大学生网络理念、网络行为进行持续引导，防止因为网络法制的缺失导致大学生在意识形态和行为上迷失方向。高校更要重视网络发展特点、趋势以及危害性研究，密切关注青少年网络犯罪新动向，增强网络危害预见性。在工作实践中，高校还要完善网络监督机制建设，提高预防网络危害的能力，[4]促进互联网在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2.深化德治，占领阵地

作为人生的黄金期，大学时代的青年大学生特点鲜明，优点和缺点都比较突出。他们中的很多人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但没有在现实社会中打磨历练过，不能全面了解社会现实;他们有上进心，而且求知欲较强，但对外界环境缺乏鉴别和分析能力。在五光十色、“泥沙俱下”的网络世界里，他们的道德操守很容易在感情发泄中崩溃。

高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高校对大学生的网络教育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引导为主，“德治为本”，促进青年大学生做网络文明的倡导者、先行者、实践者。主要做法是：强化教育引导，提升文明素养;增强慎独意识，做到修身自省、自觉向善;导向正确、旗帜鲜明，不断完善网络服务;打造网络品牌，以积极向上的“红色”基调和高雅和谐的“绿色”基调占领网络主阵地;切实制订与倡导网络道德规范，坚决抵制网络低俗之风。[5]需要注意的是，网络文明教育需要与传统道德教育相结合，但网络文明规范不能简单地引用传统道德规范，高校要充分利用人才优势和网络资源优势，努力做好“扬弃”工作，强化传统美德、民族文化和现代文明有机结合的网络文明建设，打造“红色”和“绿色”交相辉映的和谐校园网络文化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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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是学术论文的一种形式，为了进一步探讨和掌握毕业论文的写作规律和特点，需要对毕业论文进行分类。由于毕业论文本身的内容和性质不同，研究领域、对象、方法、表现方式不同，因此，毕业论文就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按内容性质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可以把毕业论文分为理论性论文、实验性论文、描述性论文和设计性论文。后三种论文主要是理工科大学生可以选择的论文形式，这里不作介绍。文科大学生一般写的是理论性论文。理论性论文具体又可分成两种：一种是以纯粹的抽象理论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是严密的理论推导和数学的运算，有的也涉及实验与观测，用以验证论点的正确性。另一种是以对客观事物和现象的调查、考察所得观测资料以及有关文献资料数据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是对有关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概括、抽象，通过归纳、演绎、类比，提出某种新的理论和新的见解。
按议论的性质不同可以把毕业论文分为立论文和驳论文。立论性的毕业论文是指从正面阐述论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一篇论文侧重于以立论为主，就属于立论性论文。立论文要求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严密，以理和事实服人。驳论性毕业论文是指通过反驳别人的论点来树立自己的论点和主张。如果毕业论文侧重于以驳论为主，批驳某些错误的观点、见解、理论，就属于驳论性毕业论文。驳论文除按立论文对论点、论据、论证的要求以外，还要求针锋相对，据理力争。

大学生如何推进德治和法治建设

　　，“法治”与“德治”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不可偏废的两种途径，而两者的理性统一实际上要求建立一种宪政秩序。作为法治的最高形式，宪政不但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为实现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

　　 一、 法治离不开德治

　　 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上下已普遍认识到法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目前的法治现状还不尽如人意，但法治对于发展市场经济和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有学者甚至论证，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是完全等同的两个范畴。2 事实上，对法治重要性的认识和法治在中国的相对落后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正是这种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国”与“法治国家”的理念成为宪法规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实践中，法治理念的提出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其意义无庸本文赘述。3

　　 然而，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法治万能主义”，并导致对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学术界，法治概念的范围也因未受到准确的界定而具有无限扩大的倾向。“法治”成为一种包罗万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种超越民族传统和国情的追求目标，一种包医中国百病的万灵药。对于这种倾向，法学界已有学者提出了批评。4

　　 笔者认为，法治概念虽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内在的局限性。5 毕竟，法治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备的。有两大类理由表明，法治离不开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决于一个民族对于道德规范的认同与选择，而且一旦离开了德治就不可能实现。

　　 1． 法治的道德基础

　　 首先，法治概念的内涵必须以适当的道德理论为基础。法治的首要问题是：究竟依什么“法”治国？笔者认为，“法治”概念本身并不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在现代法治国家中，“依法治国”显然是一个重要目标。但如果没有其它条件的补充与约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并不见得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目标。设想如果没有健全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并不能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为少数人利用并驾驭社会的工具，并在实施过程中理所当然地受到各种抗拒和阻碍。这在古今中外并不少见，战国和秦朝中央集权时期的法家所崇尚的“严刑峻法”就是一个例子。强求实现这样的“法治”，显然不能达到一种社会的理想状态。由此可见，我们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种基于民主之上的合理决策机制；“法治”的“法”应该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前提的维护社会少数人利益的“恶法”。6 然而，“法治”并不是“民主”的同义词，且在狭义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统治。7 至少，强调依“法”治国本身并不能提供鉴别“良法”与“恶法”的标准。后者是一项道德选择，超越了纯粹“法”的范围。对此，联邦德国的《基本法》很能说明问题：德国的基本国体有4个特征：民主、社会、法治、联邦，而“法治”仅是其中的一个特征。8 这本身就说明了法治并不是一个完备的理念。如果没有道德目标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实现未必能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

　　 事实上，法律具有内在的规范性（normativity）。我们所关心的法律并不只是一种客观描述的事实，而且还必然带有人作为主体的价值判断。我们不仅关心法律在过去、现状与未来“是什么”，而且更关心法律“应该是什么”。根据所谓的“休谟定律”，9 规范性和实证性是在逻辑上不可相互约化的两种特性。为什么违约者必须赔偿对方的预期利益之损失（expectation interest）？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应被假定无罪（事实上我们仅在不久之前才如此认为）？或被告行政机关应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无论如何详尽的法律规定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质的答案：如“只有这样才能使契约双方达到资源配置最佳状态”，或“这样做虽然可能会错误地放过一些坏人，但能保证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尽管这样会给行政机关带来一些成本，但它有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我们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项陈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应该”）追求的“好事”（如“这个社会应该达到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或者因为它们本身被认为是“好”的，或者是别的什么值得追求的事情为它们提供了理由。这种规范性的推理最终形成了一种“等级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规范为其它较为次要的规范提供了理由。10 在这个秩序等级的顶端是一个或一些最高规范——如联邦德国《基本法》中的“人格尊严”（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它们决定而不取决于其它所有规范。在这个理性的等级秩序中，究竟选择什么作为最高的法律规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确定的。它属于在法治的实现之前就必须作出的基本道德选择。

　　 2． 法治的实现

　　 更重要的是，法治要求法律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能获得充分实施，而法治的实现也同样依赖德治。事实上，这一命题是可以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严格论证的。对法律的服从只能通过两种途径——自愿的或强制的，并可以利用两种资源——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道德理念）。11 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对法律的自愿服从要求遵守法律的行为符合每个人的理性利益。以下简要论证，法治的实现不可能纯粹通过强制惩罚以及对它的畏惧，而对法律的自愿服从又不可能纯粹通过个人在狭隘意义上的理性选择自动实现，因而必须借助于社会的道德资源。

　　 法治当然意味着遵循规则，因而有必要先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规则的性质与意义。几乎没有例外，规则所要求的是一种社会认为必要的合作行为（例如不盗窃邻居的财物），而对于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则而言，参与合作都意味着遵守规则的个人必须舍弃至少是眼前的切身利益；否则，这种规则几乎注定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一件事情对每个人都有利（例如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跑步、喝水或呼吸空气），那还有什么必要硬行规定（例如禁止不喝水或不跑步）？因此，有意义的规则必定意味着，服从规则本身至少对某些人而言具有代价；个人必须作出某些牺牲（例如不随地吐痰就“牺牲”了至少某些人的方便），以换取他人对规则的遵守。但没有强制措施或其它影响个人利益的实施方式，这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lemma）问题：既然他人都遵循规则，那么自己不遵循规则并不会导致合作状态的破坏（例如只有一人随地吐痰并不足以污染环境）；而如果他人都不遵循规则，那么自己遵循规则并不能防止合作状态的破坏（只有一人不随地吐痰并不足以保护环境）。因此，“囚犯困境”的结果必然是所有人都不会加入合作，因为遵循规则将使他付出一笔不必要的代价。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人类不可能纯粹基于理性利益的计算而自动实现必要的合作；任何重要规则只能通过其它方式——如道德约束或暴力惩罚——才能获得实施。

　　 如果规则不可能纯粹通过理性计算而自动实施，那么它是否可能通过国家运用暴力惩罚而强制实施？这时，国家通过有选择地对不合作行为加以制裁，从而改变博弈的收益结构，使这类被定义为“违法”的行为与合作（守法）行为相比无利可图。但可以论证，法律的实施仅依靠对惩罚的恐惧是不够的，它还依靠人们对法律的一种尊重与自愿服从。如果没有一套良好道德的调控，如果人们遵循法律只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那么“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状态是不可能达到的，除非在古典法家学派所设想的极端专制集权国家，其中国家维持着一支庞大且权力无限的警察队伍，而公民则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权利——包括基本的隐私权。且即使在这种国家里，依法监督不仅成本巨大，而且也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在这种社会中到处面临着执法者与监督者本人违法的危险，而不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具有如何良好的意愿或理性利益维持法治，他们都没有能力禁止其庞大的官僚下属机构违法乱纪。12 因此，“徒法不足以自行”。13 孟子的这一经典论断，无疑是历代儒家攻击法家的法治万能主义倾向的有力论据。

　　 我们只剩下一种选择：法治国家的实现需要公民对法律的尊重与自愿服从，14 而后者又离不开一种道德文化的支持。法治本身就预先设定了道德约束力的有效运作，因为不符合道德规则——因而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法”是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有效实施的（俗曰“法不责众”）；没有德治，法治也就成为不可实现的幻想。

　　 事实上，这一点也充分被法治国家的经验所证明。美国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法治国家，而美国法治的中心枢纽在于法院的司法保障。但有什么机制保障法官们自己依法判案？有什么制度能有效保证监督者自己受到监督？这是一个美国朝野不断争论的问题。结论——如果存在的话——似乎是无论监督机制如何完善，最终都离不开法官本身的职业素质与社会道德感。有意思的是，在美国这个崇尚法治与个人自由的社会，对法官甚至政界要人的道德素质却有相当高的要求。前总统克林顿因在职期间行为不检点而险些遭到弹劾，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15 在最近的“合众国诉微软案”，16 一审法官因在审理期间接受媒体暗访而违反了《联邦法官行为准则》的规定，因而在上诉时被部分取消资格。这些例子都表明，“德治”在法治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政府本身的“德治”，很难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是否还能维持目前的法治。

　　 二、 德治离不开法治

　　 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7 自古以来，德治一直是中国的治国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认为超过了法治。18 或许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法治不完善，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开的。以上的讨论说明，法治国家的建立离不开德治。德治和法治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19 事实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诉求。与此同时，片面地强调德治会造成中国传统中的泛道德主义，且如果道德目标定得太高而得不到实现，那么所谓“德治”也就成了空谈甚至虚伪。因此，德治也面临着几个和法治类似的根本问题。可以论证，德治的实现同样离不开法治。

　　 1． 德治的内涵

　　 首先，德治也存在着以什么样的“德”治国的问题，而这是一个“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问题。一个显著的问题是，现代社会是一个讲求平等的民主社会。只有当德治带上法治意义上的平等，它才能为现代民主社会所接受。但传统的“德治”（尤其是“礼”所体现的道德规则）是以家长制的封建社会为背景，因而具有现代民主社会所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倾向。这种倾向即使在儒家的经典名著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在孔子与孟子的伦理世界里，一直存在着君臣、父子、男女、“君子”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等社会或道德分别，20 不同社会与道德地位的人群被认为应适用不同的教育、习俗甚至法律。这种不平等倾向在历代受到包括法家在内的其它学派的抨击，并在五四运动时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激烈批判。值得强调的是，法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提供了传统“德治”所不具备而现代社会又不可缺少的平等原则。21

　　 其次，片面依赖德治将损害法治，并最后损害德治本身。这是传统德治中的一项根本缺陷，其首要原因还是在于它对人类行为所作的不平等的二分法假定。在儒家思想家的眼中，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2 他们假设，用胸怀大义的“君子”去统治社会，自然就达到了天下太平的境界；而赋予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们以统治自己的权利，则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儒家在这里忽略了一个基本社会事实：即人类在本性上是共同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事实是，每个人都关心（其实也应该关心）自己的利益，即使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也不例外，并有可能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滥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权力。正如美国宪政思想家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文集》第51篇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够以神来统治人，那么无论外部或内部的政府制约也就没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个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难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其次必须迫使政府控制自己。”23 正是因为没有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也不可能借助从不会犯错误的“神”来统治人，所以人类才需要政府并同时对政府进行制约。剥夺平民百姓保护自己的权利，实际上是使得官员的权力失去外部制衡，从而变相鼓励他们滥用权力，并使公共利益的实现完全取决于当权者的个人意愿。当然，道德自律对于约束权力发挥一定的作用。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仅仅依靠自律并不能有效控制权力的滥用。纯粹依靠德治必将使德治成为一句空话，并最终重蹈人治的覆辙。

　　 2． 德治的实现

　　 另一方面，即使德治的理念可以为社会普遍接受，它也未必能获得有效的施行。正如孟子本人指出，“徒善不足以为政”。24 传统的“德治”强调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灵，通过说服教育促使人自觉遵循社会的道德规范。但现实生活的经验表明，治理国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在必要的时候，社会必须对严重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进行法律制裁。过分依赖道德说教，又势必导致中国文化传统所熟悉的泛道德主义，从而抑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泛道德主义尤其不可行，因为市场经济强调个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主张对个人施加任意的道德约束来抑制追求合法利益的欲望；即便可行，这类禁欲主义规则的实施也将给社会带来消极后果，因为每一项道德规则的实施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社会资源，因而产生不必要的社会成本。因此，如果给社会施加了过分沉重的负担，那么道德规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很难获得实施。

　　 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实现最终还是要依靠法治。事实上，这一点也是可以较为严格地论证的。“德治”不是停留在理论上的空谈。就和法律一样，一项道德规则只有在实际生活中有效实施才能赢得人们的尊敬与服从；就和不能实施的法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一样，不能实施的道德规则也不能算做“德”的一部分。历史证明，社会道德规则经常是由政府维持甚至制订的，而只有政府官员自己遵守道德规则，规则才会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德治固然要求社会的全体成员都遵守道德，但关键在于政府官员首先要遵从基本的道德规范；否则，“上行下效”，社会就很快会陷入人人不讲道德的“囚犯困境”。但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自私的”（休谟语），要纯粹依靠自律来实现德治是不现实的。在基本的道德规则受到侵犯时，只是靠社会舆论的谴责是不够的。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官员尤其具有理性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换取其它形式的社会资源（例如“权钱交易”），并压制他人的揭露与批评。因此，要维护德治，就必然要求社会具有某种外在机制去控制政府行为，而最有效的机制就是让社会的全体成员都能够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官员的无理侵犯。

　　 固然，官员与官员之间的制衡也是重要的——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御史”，还是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都反映了这个道理。然而，没有全社会参与的制衡，德治最终被证明是脆弱的；中国古今的种种冤假错案，正是说明了政治权力未能受到充分的社会监督。在现代社会，社会监督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代议制民主政治与普通公民可以参与的司法程序。民主政治通过选举保证符合公共利益的人选进入政府，并迫使官员适当行使公共权力，否则将在以后的选举中使其面临落选的风险；司法控制则保证官员严格按照法律的文字与精神行动，从而防止他们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由此可见，德治的实现必然依靠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他律。只有依靠民主与法治——尤其是行政法治，才能在维持社会道德的同时又不带来人治与专制的任意性。

　　 总之，要克服传统德治中的弊病，就必须消除二分法的行为假定，同时代之以平等适用于社会中所有人的道德规范。毕竟，人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的一面；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就应该受到法律的正当保护。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和社会中其他人具有同样的权利，也都受制于同样的法律义务。只有形成一套平等的“游戏规则”，使政府行为受到公民通过法律与政治程序的控制，社会才能进入真正的“德治”；否则，“德治”只能是依赖统治者良好意愿的人治。而一旦形成了一套能为每一个理性的人所接受的基本游戏规则，法治也就将通过德治而进入宪政。

　　 三、 宪政：“德”与“法”的理性统一

　　 综上所述，纯粹的法治是不可行的，而纯粹的德治又是不可靠的。没有德治对人类良知的呼唤，法治是不可实现、不可维持的空想；而没有法治及其所设定的外部制约，道德自律必然是一句空话。因此，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必然是德治与法治的理性统一。基于下列理由，笔者认为这种统一不是别的，正是融“德”与“法”为一体的宪政（Constitutionalism）。

　　 首先，如果采用足够广泛的理解，那么“法治”也意味着宪政。在定义上，宪政是法治的最高形式。这是因为宪法应该是“法”的一部分，25 因此“依法治国”也必然意味着依宪治国。所谓宪政，就是指一种真正按照宪法来统治的政治制度。在“宪政国家”（constitutional state），宪法是统治国家的最高层次的法律，并和法律一样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发挥实际效力。26 一部宪法就是能被人类理智所普遍认同的基本游戏规则之集合，主要包括国家权力的范围和分配、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等重要方面，且这些规则可以经过普通或特殊法院而获得有效实施。如果法律与法律之间发生冲突，那么必须适用宪法基本原则来解决冲突，从而形成一套完整、连贯且能够实施的法律体系。既然宪法也是“法”，而且是最高的“法”，那么宪法没有直接效力的法律体系必然是残缺不全的。因此，完备的法治必然包含宪政。

　　 其次，和普通法律不同，宪法作为“更高的法”（Higher Law）并不是纯粹道德中性的，而是必然具有一定的道德维度。既然是国家最高的法，是国家法律“金字塔”的顶峰，宪法必然会涉及到道德价值的基本选择。这些道德价值构成了国家宪法与法律的规范性基础，并通常受到宪法的明确承认。例如1788年的美国联邦宪法在“前言”中明确宣布，宪法的基本目标是“建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定，提供共同防御，促进普遍福利，并将自由的恩赐被及我们与子孙后代。”27 作为实现这些实体目标的手段，宪法规定了联邦主义和三权分立的政府结构，并在《权利法案》等宪法修正案中明确保障言论自由、法律的正当程序与平等保护（第14修正案）等公民基本权利，充分体现了美国宪法以权利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同样，1949年的联邦德国《基本法》在第1条就明确规定，“人格尊严（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一切国家权力均有责任去尊敬与保护之。……不可侵犯与不可剥夺的人权既是每个社团，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基石。”28 这说明《基本法》乃至于整个德国法律体系是建立在人格尊严及人权的价值基础之上的。宪法的其余部分，包括特定的权利规定和政府的分权结构，都是基本价值的具体延展。正如德国宪政法院明确承认，《基本法》包含着权利和责任的实体价值，因而构成了一套“价值的客观秩序”。29

　　 因此，宪政是德治与法治的理性统一。作为法治的最高形式，它包含着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基本道德规范，从而为法治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价值基础。正如墨菲（Walter Murphy）教授指出，“宪政主义是一种规范性政治理论，[它]要求任何社会的中心价值必须是人格尊严。”30 同时，它又通过法治使得基本的道德价值获得实施。在某种意义上，宪政把道德法律化，因为通过实施宪法，它使基本价值进入到法律的实体领域，并经由法院而成为有效的政治生活准则。没有宪政，法治就失去了道德源泉，法律体系就成了一个没有顶峰的“金字塔”；没有宪政，德治就将流为不可实施的空谈，甚至成为政治权力与社会不平等的保护伞。本文已经论证，法治与德治是相互依存、不可偏废的治国方略。而只有实现宪政，法治与德治才能完美地结合到一起，成为一个理性的统一体。

　　法治离不开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决于一个民族对于道德规范的认同与选择，而且一旦离开了德治就不可能实现。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种基于民主之上的合理决策机制；“法治”的“法”应该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前提的维护社会少数人利益的“恶法”，否则它就可能成为少数人利用并驾驭社会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