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论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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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道——博大精深。天下之学问门类繁多，有自然之学与人文之学；有天文之学与地理之学；有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就人类现在所学的领域，又分为政冶、经济、军事、文化、医学等等细目，举不胜数，但皆是后天显态事物之学。天下学问虽然众若繁星，古有七十二行之说，但最大、最根本的唯有道德之学才能称得上是大学。

道德之学并非今人所理解的仅仅是上层建筑领域的意识范畴，她包容着天地人万物自然之理，涵盖着人世间的一切学问，反映了宇宙间的自然客观规律，既有先天之学，又有后天之学，是一个由后天之学进入先天之学，先天与后天相结合的巨大理论系统与方法系统，是中华传统文化之学的根文化。不仅是做人立世、安身立命首先必须明白的根源之学，也是人类认识、遵从、适应天地自然规律的大学问，因此称之为大学之道。

大道之学有质与文、华与实之别。若以一棵参天大树来比喻，先天之学犹如树之根，后天之学犹如树之枝干、叶花。两者一显一隐，一深一浅，其理不言自明。树之干再粗壮，枝叶繁华，都系之于根本，根深方可枝健叶茂，若根扎不深，乃至根本枯竭，则树木冒在地面上的枝干叶花何能生存？求学之道亦是此理。世间万事万物之理甚深，人类所学的知识领域门类繁多，但九九归于一理，皆归之于德，本之于道。能明其德一之理，得其道之光明，才是抓住了求学之根本、做人之根本。故天下之学，惟以道德为最大。

在明明德——大人必有大人的学问，大学必有大学的道理。大学的道理就在于“明明德。”大学之道学习与实践的目的，就在于明白德的真正内涵是什么？人为什么要修德？如何通过修德达到明白德性，使心中的礼德明亮，使心身的五德达到圆满状态，才能做一个明德、有德、守德、行德的明白人。人的先天本性禀赋中，都具有道、德、仁、义、礼、智、信这七大自然属性，携带着这七种自然道性的遗传基因，本自灵明不昧，只是被后天阴我私欲心所蔽障，被七情六欲所凿丧，故而才落入到五德不全的人身性命组合体，对自然德道之理不明，在做人的路途上迷茫困惑，在人生路上走得坎坷艰难而不自知何因，陷入一种无明的愚昧状态。所以圣人皆教导人们要在克己私心，悔过迁善，修养道德，使自己的本然之性由阴转阳，由暗转明。

大学所教授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人伦之道是什么呢？那就是先要明白道德，达到“明德”。“明明德”这一句有两个明字，第一个明字当动词用，第二个明字当形容词或名词用。“大学之道”的道，是做人的根本，是求学之体。“明德”是由道的致用，是从道体出发的心理和身体的行为。“明明德”的本义，就是自明、内明德道学问的准则，这是“大学之道”的纲要。要达到明明德的实际，就要用“止、定、静、虑”等学问层次去证得。正如老子在《德道经》中所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因为世人几乎都苦于不自知，人都缺乏自知之明。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不知自己的本来面目，因为自心不明自心，因而不能见道。人最难明的是自我本性真心，最难战胜的是阴我私欲心。因而实现“明明德”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战胜自我的过程。

明德重在修心。老子有“观心得道”之训，孔子有“克己复礼”之教，讲的都是以修心为主导。心为人身中的君主，是人性命去向的先导，心正则性明命旺，心明则人的性命必健康。在仁义礼智信五德中，心主礼德。在五行金木水火土中，心由火主。心火中又分为甲阳木所生的丙阳火与乙阴木所生的丁阴火，当心中被丁阴火主宰时，人心中必是阴气笼罩，丙阳火难以透出，故而使人心昏暗，理性不明，言行无规，做人做事常越轨逾矩，违悖自然规律；对人生的真正价值若明若暗，常被一颗阴我私心牵着鼻子走，妄言妄行，自造恶果而不知，乃至糊涂一生。当一个人真正能明白这些道理，从而觉悟人生，立起正心，不断改造世界观，积累道德。当五德俱足，心阴驱散，冲破心中物欲之蔽，摆脱阴性气质之拘，使自家心中的道德复明，重新透射出无量的德道光炁物质之时，慧智随之而生，对天地人万物之理一目了然，处世应事自能自然入理，此时即是“明明德”之境了。

在亲民——“亲民”是在明德基础上的德行外用，是内修成就之后的展开，也是实践道德的目的之一。“亲民”有两层含义：一是亲爱自己身国内天地的众生，修心修德，以道光德能运转内乾坤，吸聚天光地炁，养育体内性体系统的众生，供给他们充足的道德食粮，使他们生命旺盛，具有无限活力，从而达到再造性命，并使之不断升华，煅造成为道德之容器，成为大道的工具。二是当自己心身内修道德的能量积累丰厚，心德光明，并以自身这种道光德炁投向人间，走入人群社会，亲近家人、乡人、众人、众生，并尽心尽力为之服务。这是明德立己以后，以仁善心、慈悲心、博爱心等十种善德心，外用到立人亲民的最终结果。

修养道德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自己“明明德”，而且在于以己之德推及于人。道德实践者不是自了汉，不单纯是为了自己心身健康、家人幸福、性命解脱，而是为了国家民族、天下众生都能德化归道，幸福健康，从而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舍己奉献。当自己有德之后，不仅是独善其身，还要兼善天下，用善德去感化别人、帮助别人、亲近别人、亲近众生，亲近天下所有的人与万物，以一己之善去包容众生万物，德化人间，使人人都能修德行德；使人人都能明白人生的真谛，心中光明磊落，摆脱烦恼与痛苦；使人类的生命整体升华，心身健康，人人都能达到与德合道的天人合一的先天之境，从而使普天下和平安宁，天下为公，道德光明一片，朗朗满乾坤。这就是“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初修大道到明明德，都是个人自立自修的学问，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内圣外王（用）”的学说，是“内明”之学。由明明德到亲民，做到真正修、齐、治、平的功德，是自立而立人，自利而利他的“外王（用）”阶段。无论是自立的“内明”，还是利人的“外用”，都要达到“至善”的境界，才算是人伦之道的完成。

“明明德”是自觉，“亲民”是觉他，“止于至善”便是修学道德，觉行圆满而得道成圣的目之二？。“止”，是立根基、达到之义，大学之道的基础和根基，就是修养至善。至善，即大公无私、仁爱众生，唯德是行的十种品行就是至善。至善，也就是老子《德道经》所阐释的上善。道德之学非同于一般知识之学，而是全在心意上下功夫，使心身经过德性实践的不断积累与升华，进而达到清阴增阳，立正去邪，止于至善的五德圆满状态，从而使生命的质量升华，成为一个公而忘私、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人。“止”是达到圆满善德后不迁动的意思，也就是如如不动的“金刚心”，是道德深厚之时的至诚至坚。

“善”字的含义，《说文解字》曰：“善，吉也。从誩，从羊。此与义美同义。”故善从美、从羊、从祥，引申而言，“善”含有善良、亲善、仁善、本善等义。“人之初，性本善”。善与人生俱来，是天赋人的德性，人人皆有，内含于心。只可惜人心的本善被私欲我心和后天主观妄识心所污染、所遮障，所以本善缺失，恶心张扬，才使人生命运曲折坎坷，疾病丛生。本心觉醒之人，逐渐明白人生，看淡世俗，诚修道德，以复天良本性之善，持修不辍，积善蓄德，以止于至善。

“至善”就是善德的极处，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欲念与邪思妄识，心灵达到纯净的上善之境。善有十种，要求修者一心一意去实践并且做到忠孝心、好善心、慈悲心、平等心、博爱心、教化心、忠恕心、和蔼心、忍耐心、勇猛心。这十善心都是上善的基本元素，是礼德的基本成分，其内部所蕴含的，就是以礼德为中心的五德能量和品格。既能明德亲民，便不可苟且便了，务要造到天理当然之极，使心德无一毫之不明，对民一律亲善而无一人之不亲，如此才是大成之学，是大学要达到的“止于至善”。大学之道既是此三者，故必尽于此道，然后才可以称之为大学；必有此学，然后才可以成为安身立命的大人。这是学道者的分内之事。达到明德，完成了人道善德的修证指标，才能迈入“人法天、人法道、道法自然”的高级层次，继续完成道德的后续境界。

一千字以上与《大学》相关的议论文

《大学》读后感 读完《大学》后我感想诸多，概括下就是两方面的领悟，一是做人，二是做学问。懂得大学之道的人，才能获得大学问，大学语文的课本里有《大学》我认为是很正确的，读《大学》认真领悟其中的道理，做人生的大学问。 它所包含的道理很多很多，我的领悟有以下几点： 第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能做到那样独善其身的人确实不多。现在的社会到处都是诱惑、比较、不信任，大家都活在面具下，适应这社会不得罪人的同时保护着自己脆弱的心，让我想起了小丑，彩色的笑脸下那颗心是笑着，还是流着泪呢。又有多少人能出淤泥而不染呢，意志有定向，心不妄动，所处而安，处事精详，然后达到至善之境。就拿我们的大学生活举例，真正踏踏实实学习的人又有多少，那些因为社团、学生会、兼职的事逃课、不学习的人又有多少，意志有定向了吗，心不妄动了吗，心里总是顾忌那么多，离自己的目标、梦想却越来越远。修身，做学问却被那么多事诱惑着、阻碍着，有一本书中说：“青春是一场无知的奔忙，总会留下颠沛流离的伤。我多么希望明天有太阳，灼烧我那腐烂的梦想。”不懂这大学之道的，不懂得独善其身的，代价将会是我们的梦想啊，我们要对学习的对象有整体性的认识，进一步确定学习目的，学习怎么做人，做好人，做正人，而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求功名、胜利。凡物都有本有末，明白这本末始终的先后次序，出去旧染之污而自新，让一颗浮躁的心静下来，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不顾虑的是什么，能在忙碌浮躁的时候自我反思一下或者回忆一下过往的种种，不也是一种自我提升的方式。确定自己大学生活的目标，明白自己的方向，便不会轻易被其他干扰，然后至死不渝地去追求。 我做到类似的“五日三省吾身”了吗，没有。《大学》启示我们应该持续不断地污垢涤净，保持身心的洁净和清新，古人对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对美剧、动漫持续不断地更新跟着看，这足以证明我们是有毅力的，那为何不能将这毅力用在个人道德修养上呢。听古人的话，除旧布新而成为新人，最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革旧图新，以达到完美至善的境界。 第二、说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字的顺序就强调了我们应该先做到修身，以小见大，自身品德修养不好何以谈治国平天下。至于齐家，现在社会上的“小三”、“裸婚”等等和婚姻有关的话题越来越多，有人扩大了婚姻的问题，更多的成了很多人的写照，但是爱情依旧还是美好的，家庭也是幸福大于烦恼的，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忍让的处事方式古人比我们现代人看的更透彻，因为他们懂得以修身为本。懂得明明德，懂得何为薄厚。看看各国的高层政府官员，为什么他们的一举一动会那么受关注，为什么媒体会想方设法地寻找绯闻或是优点，正因为他们的地位，他们若能齐家，那治国也有利，这也是处世之道，以身作则的道理。以身作则，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总之，最初的源头就是修身，学会修身，做到进取和完善，虽然我们做不到完美，做不到圣人一样可以考虑到天下，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修身，修身更多的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我能活的更高尚。倘若一个个自我都能正其心，减少欲望，遵循仁义之道，学习别人长处，与别人同行善，这样才能真正的治理好一个国家。作为大学生的我们此刻就修身吧，多学，多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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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格物是指要懂得努力挖掘事物之理，当人们通晓事物之理后，人的知识也就完备彻底了，致知完全是作为认识过程找能够的格物在人所得知识的一个自然结果。若没有格物谈致知是无法办到的，所以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内修就要格物致知，精神上就要“诚其意，正其心”，意诚则必须从慎独开始，正心则要求保持平和的心态。就最近的学生寝室投毒事件和以前马加爵事件就说明了现在的大学生心态些许是不正的，嫉妒心也太强了，所以我们无论在哪里，在做什么都要保持和平的心态去对待周围的人，只有善待别人才是对别人和对自己的一种尊重。 要做到以上这些那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们要把纷纷扰扰的心思暂时停“止”下来，就像截断众流一般，之后才有定，就像平时说的想的太多反而会得不到，那么又何必有那么多的繁杂思想呢，朝着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走好脚下的路不就很好了吗？在这纷繁的世界中，我们是子女，是学生，是以后的支柱等等，在社会上扮演着不同角色，就意味着有不同的目标和方向，学习亦是如此，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目标，因此每个阶段都应明确目标。高中以前我的目标一直都是考个好大学，现在上大学了似乎缺少了目标，有时会很迷茫，可是还有时间迷茫吗，这个阶段的目标也该明确，学习继续修身，继续让自己优秀强大，毫无理由仍在无病呻吟只是弱者的表现。 《大学》教我们做事应专心致志，深入思考。当我们深入思考后，找到了方向，寻得自身的安定，内心就平静。在当今的社会，物欲横流，金钱几乎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人变得浮躁不安，无法静心，又如何修身养性呢？人要使自己有所追求，静下去积累，我知道现在的自己和自己所期许的那个差距很大，既然现在有了内心中的方向，我就应寻求内心的平静，重新理清思绪，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去思考，去取得，去收获最后的成果。 《大学》从不同的角度我发现修身的重要性，我可以不追名逐利，可以不随波逐流，但是不可以不修身，不可以堕落，虽然此大学非彼大学，但大学亦彼大学。那么就让我在我的大学中通过这些领悟继续不断地探索吧。 《大学》，舒朗了我的视野，美丽了我的心灵，充实了我的人生。

关于《大学》的论文

本文对《大学》的成书和文本进行了考查，指出近代以来认为《大学》
晚出的各种理由均不能成立，《大学》应成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通过与帛书
《五行》经、传的对比，认为传统分《大学》为经、传两个部分不能成立，《大
学》应为独立的一篇。程颢修订的《大学》最接近事实。

郭店楚简的发现，引起学者重新探讨曾子（包括子游）、子思、孟子一系思想发展的兴趣，而讨论曾子等人的思想，不能不谈到到《大学》。因为按照传统的说法，《大学》乃成于曾子及其门人之手。但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又对此提出疑义，认为《大学》成书于秦汉之际，甚或在汉武帝之后。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大学》是早出还是晚成呢？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出土的简帛材料，对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新的探讨。不妥之处，请求方家指正。
（一）
《大学》的作者和年代，学术史上一直存有争论，宋代学者多认为其成书较早，并上溯到孔子、曾子，如程颢认为“《大学》乃孔子遗书，初学入德之门”，（朱熹《大学章句》引）并作《大学》定本一卷，对今本《大学》的章次进行了调整[1]。后朱熹又作《大学章句》一卷，认为《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其中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同上）程朱以上的观点并没有详细的论证[2]，却得到宋明时代学者的普遍响应，有些学者如王阳明等，虽然与朱熹在“格物”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也都承认《大学》是圣贤所传。这可能与当时儒家学者强化道统意识，以与佛道对抗的现实需要有关。但自清代以来，《大学》出自孔、曾的观点受到普遍怀疑，多数学者认为《大学》成书是在秦汉以后，并提出种种根据予以论证。《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文献上对其作者和年代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而《礼记》又是“西汉初年搜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来源比较复杂，“绝大多数是先秦古文，个别有汉初成篇的。”[3]凭此尚无法断定其具体年代，出现争论也属正常。但综观晚出论者的种种论述，其立论并不能让人信服，且不乏武断之处，不仅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给人们思想带来混乱，故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
认为《大学》晚出，一个重要根据是认为《大学》与《礼记》中的《学记》有关，是对古代学校制度的反映，而大学制度晚出，故《大学》亦晚出。清代学者陈沣指出，《大学》与《学记》中一段文字相近，二者均论“大学之道”，有密切关系。《学记》的这段文字是：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陈沣认为“‘知类通达’，物格知至也；‘强立不反’，意诚心正身修也；‘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远者怀之’，家齐国治天下平也；其‘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则格物致知之事也。”[4]陈沣认为《大学》与大学制度有关，可能受到了朱熹的影响，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但他认为大学制度形成较早，“三代之隆，其法寝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以他仍能够把《大学》看成先秦古籍。而陈沣以后的学者则根据《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的说法，认为周以前仅有“校”“序”“庠”，未尝有大学，大学制度实形成于秦汉之后，这样《大学》的成书也被推后，清代学者陆奎勋[5]、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甚至认为《大学》作于汉武帝后。
不难发现，陈沣等人的观点实际包含两个前提，一是大学制度出现于秦汉以后；二是《大学》与《学记》一样，是对古代学制的反映。而实际上，这两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以上推断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首先，大学制度是否出现于秦汉之后，本身就是有争议的。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大学制度至少在周代已出现，如对古代学校制度进行过深入研究的杨宽先生就认为，“我国古代学校教育，起源很早。大概商代贵族已有学校。”“西周贵族教育子弟的学校，已较完备，有所谓小学和大学。”并说“西周大学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当时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6]杨先生的看法有文献作根据，符合古代学校的实际。如《礼记·明堂位》：“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大戴礼记·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更重要的，甲骨文中已有“多子其徙学，返不遘大雨”（《龟甲兽骨文字》卷二）的记载，金文中也出现“小学”（《大盂鼎》）、“学宫”（《静簋》）、“辟雍”（《麦尊》）等概念，郭店简《唐虞之道》有“太学之中，天子亲齿，教民弟也”，明确提到大学。晚出论者可以怀疑《王制》等篇的可靠性，却无法否定甲骨、金文及出土竹简中的材料，而大学晚出一旦被否定，其结论自然就站不住脚。
退一步讲，大学制度即使果真是秦汉以后才出现，也不就意味着《大学》就一定晚出。因为所谓《大学》与《学记》内容相近，均是对大学制度的反映，本身就是后人的一种联想，并没有多少事实根据。相反，如果将二者作一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实际存在较大差别。《学记》所说的“大学”，从上下文来看，应是指具体的大学设施，这种大学中是以“离（注：解析）经辨志”，也即是以经学的传授为中心内容的；而《大学》一文根本就没有提及具体的学校制度，郑玄《礼记目录》说：“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郑玄的这个解释比朱熹更为合理，且与《大学》的中心内容“修、齐、治、平”相符合，应该是《大学》的原意。因此《大学》与《学记》虽然均谈到“大学之道”，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这一点连主张《大学》晚出的徐复观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他说《大学》“与《学记》等篇，将教学之基础建立于经典之上的也完全不同。《大学》系完全代表儒家之理想。亦即是说，由《大学》所反映的学问内容，未曾受到西汉以经典为学问中心的影响。……固无俟于《学记》与之相发明。且就两书之内容、规模、气象言之，彼此间决无直接之关联。”[7]其实《大学》的“修、齐、治、平”渊源甚早，（详下）固不待于大学制度形成以后才能出现。从孔子的思想来看，他虽然没有直接使用“修、齐、治、平”的概念和语言，但他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与这一思想也大体相符，而孔子正生活于旧的学校制度开始瓦解，新的学校制度尚未形成的时代，若按以上的观点，岂不是孔子的思想也要晚出了？晚出论者的逻辑是，只有大学制度形成和完备以后，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才能够出现和产生，而我们认为“修、齐、治、平”作为儒家的一种人生理想和实践原则，与大学制度根本无关，相反，只有当这一理想独立于学校制度之外时，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和活力，而一旦与学校制度相结合，便意味着它本身的没落和衰竭。这只要将孔孟之类的儒者与汉代以后的经儒作个简单的比较，便可以看得很清楚。
晚出论者的另一个根据，是《大学》的思想在相关文献中出现得较晚，因而《大学》一书亦形成较晚。《大学》的基本思想是所谓的“三纲领”“八条目”，而“八条目”中尤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对于《大学》的“修、齐、治、平”，有学者认为“此一有体系之层层推阐，孔子未尝言；于孟子仅发其端。”[8]徐复观先生也说：“《大学》系以个人直通于天下国家，此必在天下为公的强烈观念之下，始能出现。”[9]所谓“孟子仅发其端”，是指《孟子·离娄上》中的一段言论：“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们认为孟子始将身、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故《大学》成书最早也当在《孟子》之后。不难发现，这种说法明显有误，因为孟子这段话中说到“人有恒言”，表明是对前人言论的引用，而这一言论一定产生较早，流传较广，所以才能够“人有恒言”。其实在比《孟子》更早的《老子》中，也有一段与此相关的言论。《老子》第五十四章云：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这可以说是《大学》“修、齐、治、平”思想的最早来源。以前由于人们对《老子》的成书年代存在争议，这条材料的可靠性也受到怀疑，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证明了《老子》一书为老子所著，特别是证实了《老子》一书的早出。而楚简《老子》乙本中正好有这段材料，只是省去了助词“之”，作“修于身”、“修于家”、“修于乡”等。目前学术界虽然在楚简《老子》是今本《老子》的节本还是全本等问题上还有一些争论[10]，但上面这段材料为《老子》原来所有，则无可置疑。这就对晚出论者作出了有力的驳斥，同时也为《大学》的早出提供了一个旁证。另外，在《中庸》中也有多处文字与“修、齐、治、平”的思想相近，如：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第二十章）
“诚身”意近于“修身”，“顺乎亲”近于“齐家”，“信乎朋友”、“获乎上”近于“治国”，“治民”近于“平天下”，它们之间各以前者为条件，表现为由“诚身”到“治民”的层层外推，这与《大学》的思想也是基本一致的。那么，《大学》与《中庸》的两段文字哪一个更早呢？我们认为应该是《大学》而不是《中庸》，这可以从二者关于“诚”的论述中看出来。《大学》所说的“诚”只是指“诚其意”，内含比较简单，而《中庸》的“诚”则是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先天实践能力，并对其作了“诚者”与“诚之者“的区分，与前者相比，不仅内含更为丰富，且更具有哲学深度。从《大学》的“诚其意”到《中庸》的“诚者”反映了思想认识的前后发展过程，因此，《中庸》的这段文字可能受到《大学》的影响，并在哲学上作了进一步发挥。《中庸》作于子思[11]，那么，《大学》的成书至少当在子思之前。以往学者认为《大学》的晚出，主要是没有真正理解“修、齐、治、平”产生的历史根源，错把它与不相干的大学制度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修、齐、治、平”的思想乃源于古代宗法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形式，是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由于古代宗法社会出现较早，与这一社会组织形式相适应的“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因而也出现得较早，这本身十分自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除此之外，《大学》其它一些思想也被证明出现较早。《大学》的“止于至善”，以往人们往往认为源于《荀子·解蔽》的“止诸至足。”但郭店楚简《语丛三》中有：“善日过我，我日过善，贤者唯其止也以异。”“人之性非与？止乎其孝。”说明“止”乃是先秦古义，并非自《荀子》以后才出现，《大学》的“知止”当与此有一定关系。《大学》的“静”，以前由于怀疑《老子》晚出，故往往将其追溯到《荀子·正名》的“虚壹而静”，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有：“身欲静而毋 ，虑欲渊而毋拔。”楚简《老子》甲乙丙中也有多处谈到“静”：“孰能浊以静者，将徐清。”（《老子》甲）“知以静，万物将自定。”（同上）“清静为天下定。”（《老子》乙）说明“静”的思想同样出现较早。晚出论者认为《大学》思想出现较晚，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或忽略了一些重要材料，其结论自然难以站住脚。
（二）
既然《大学》晚出并不能成立，其作者和年代就值得重新考虑。不过在此之前，需要先对《大学》的文本作一番讨论。我们知道朱熹曾区分《大学》为经、传两个部分，并对传进行了补充。虽然朱熹的《大学》新本存在着一些争议，但其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却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并成为讨论《大学》必须遵循的基本前提。然而我们认为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疑点颇多，值得进一步商榷。首先，传的体例不统一。被朱熹当作“传”的内容主要有两部分，一是《诗》《书》及“子曰”，如“《康诰》曰：克明德。”“《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朱熹认为这分别是经文“明明德”、“亲（新）民”及“此谓知本”的传文；一是作者的直接论述，如“所谓诚其意者……”“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等，这被看作是“诚意”“正心”“修身”的传文。朱熹把这两种不同的文体笼统说成是“传”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前者是引文而不是传，后者是对经文的解释和发挥，同样不是传。
其次，传和经无法统一。既然《大学》包括经、传两个部分，其传文就应该与经文统一，而实际上无论怎样对《大学》的章次进行重新编排，也无法作到这一点。如“《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如初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一段，原在“故君子必诚其意”下，朱熹将其前调，认为此章是“释止于至善”。但仔细辨析不难发现，此章主要是说“自修”“威仪”以及“贤其贤而亲其亲”，与“止于至善”并没有直接关系。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故又进行重新编排，认为此章是“释亲民”[12]，但也同样解释不通。除此之外，“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是故君子有大道”等各段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说明将《大学》分为经传，值得重新考虑。
还有，《大学》文体前后连贯，不象是经、传两个部分。此点崔述已经指出，其所作《洙汜考信余录》中有《〈大学〉非曾子所作》一篇[13]，反对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说“玩通篇之文，首尾联属，先后呼应，文体亦无参差，其出于一人之手甚明，恐不得分而二之也。”崔述的说法符合实际，值得认真考虑。从以上分析来看，《大学》并不象有“经”、“传”两个部分，反而倒象是一个整体。
如果说文本的分析尚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将《大学》与帛书《五行》“经”、“传”作一比较，用出土的旁证材料进一步说明分《大学》为“经”、“传”并不能成立。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行》有“经”、“传”两个部分，郭店楚简《五行》有经而无传，说明“传”与“经”可能不形成于同一时期，是后人对“经”的解释和阐发。帛书《五行》经传前后相抄，第二一四行以前为“经”，二一五行以后为“传”，细读《五行》的传文，不难发现其许多特点都与《大学》不同。首先，传的体例较为统一。《五行》传每章皆是作者对经文的解释，不存在直接引用《诗》《书》或二者并存的情况。如“圣之思也轻，轻则形……”一章，传文作“‘圣之思也轻’：思也者，思天也；轻者尚矣。‘轻则形’：形者，形其所思也。酉（柳）下子思轻于翟，路人如斩；酉（柳）下子见其如斩也，路人如流。言其思之轻也……”其中“圣之思也轻”、“轻则形”是对经文的引用，而以下则是对经文的解释，这种体例贯穿了“传文”的始终。值得注意的是，《五行》经文中多处引用《诗》，如“不仁，思不能清。不智，思不能长。不仁不智，未见君子，忧心不能精长；思不精长，不能悦。《诗》曰：‘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之，亦既观之，我心则悦。’此之谓也。”又如“见而知之，智也。闻而知之，圣也。明明，智也。赫赫，圣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注：《诗·大雅·大明》之文）此之谓也。”从“此之谓也”来看，所引《诗》乃是对前面文字的解释和发挥，但它是经而不是传，这对我们理解《大学》颇有启发。
其次，传与经相对应，不存在有传而无经的情况。帛书《五行》除前面几章外，每段经文皆有传，传文往往先引经文，然后加以解释，且不厌巨细，每句必解。如“不变不悦，不悦不戚，不戚不亲，不亲不爱，不爱不仁”一章，传文作“‘不变不悦’：变也者，勉也，仁气也。变而后能悦。‘不悦不戚’：悦而后能戚所戚。‘不戚不亲’：戚而后能亲之。‘不亲不爱’：亲而后能爱之。‘不爱不仁’：爱而后仁。”对于一些实在不必要解释的文句也要加上“直也”二字，表示文意自明，毋庸赘言。如“‘鸤鸠在桑’：直也。”《五行》传只所以每句先要引用经文，是因为经、传被抄在前后两个部分，如果不引用经文，就会使人们不知传文对何而发，造成混乱。而《大学》所谓的“经传”也是抄在前后两个部分，若按传文体例，也当在传文前引用所要解释的经文，而《大学》的几处《诗》《书》文字却没有明确指明与经文的关系，把它看作是“传”显然是不合适的。那么，《诗》《书》之外“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等语是否就是经文的注解呢？我们认为也不是，因为这里的“修身在正其心”乃是对前面“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等语的概括，原文中并没有“修身在正其心”一语，所以与其把它看作是传文，不如把它看作是引申和发挥，“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等句的情况也是一样。更重要的，《五行》的传基本围绕经文而发，没有脱离经文之外的议论，而《大学》的“传文”很难与经文直接对应，与《五行》有很大不同。如果说有“经”而无“传”还可以解释通的话，那么，有“传”而无“经”则不好理解，与传文的体例也不相符，所以把《大学》的几处文字看作是“传”显然不合适。
还有，《五行》经、传文体存在较大差异，很容易看出是两个部分。《五行》经文语言流畅，自成一体；而传文则支离破碎，很不连贯，有些纯粹是为注经而注经，显得很没有必要，这与《大学》文体首尾连贯，上下呼应也有很大不同。《五行》的传文虽然不一定就是古书的通例，但其反映的基本原则却是普遍的，由此我们断定，《大学》并非是经传两个部分，而原来就是独立的一篇。
《大学》本是独立的一篇，那么，朱熹为什么要将其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呢？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当时学者对经典的理解有关。前面说过，宋代有些学者出于同佛老争夺正统地位的需要，往往喜欢把一些经典说成是出自孔子，以抬高地位，增加权威性，程颢认为《大学》为“孔氏之遗书”可能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朱熹一方面赞同程颢将《大学》推源于孔子的作法，另一方面，他又看到笼统把《大学》说成是出于孔子似乎难以讲通，故提出“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的说法，这样便将原来本是一个整体的《大学》分割为两个部分，而由于朱熹的影响不断提高，他所改定的《大学》新本逐渐取代《大学》古本，《大学》分为经传的说法也以讹传讹，几乎成为了定论。既然朱熹的观点并不成立，他的《大学》定本对理解《大学》并没有多少可取之处，相反，值得重视的倒是程颢改正的《大学》。我们知道，在朱熹之前，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对《大学》文本作过整理，其中以程颢为最佳。朱熹在《大学章句》中称“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说明自己与二程兄弟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与朱熹相比，程颢改定的《大学》也有一些根本不同。首先，程颢将《大学》看作是一篇，而不是经传两个部分。他将“明明德”三纲领以及“知止而后有定”看作是第一段，“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八条目看作是第二段，然后是“所谓诚其意者”、“所谓修身正在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各段，而将“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是故君子有大道”分为独立的两段，看作是对以上内容的概括和总结。其次，与此相适应，他将《大学》中的《诗》、《书》、“子曰”看作是引文而不是“传”。如他将“《康诰》曰：克明德”等内容放在第一段后，看作是对以上内容的发挥，而将颇有争议的“《诗》云：瞻彼淇澳”一段放在“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一段中，看作是对“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的发挥，不仅合理而且显得颇为通顺。虽然程颢《大学》是“孔氏之遗书”的看法有失片面，但他却由此避免了“经传”问题的干扰，因而能得出更符合实际的答案。通读程颢整理的《大学》，全文语气联贯，上下一致，浑然一体，比朱熹的《大学章句》更接近《大学》的原貌，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详见附论）
（三）
我们既否定了《大学》晚出，又证实《大学》并非经传两个部分，而是一个整体，那么，传统上《大学》成于曾子及其弟子的说法便值得重视。首先，《大学》一文中明引曾子之言，说明其与曾子一派有密切关系。《大学》“所谓诚其意者”一段有一处曾子的言论：“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李学勤先生指出，古人或其弟子在记其言论时，往往直呼其名，此乃是当时著书通例，如《孟子》一书为孟子与其弟子公孙丑、万章等所著，而文中则通呼“孟子”，《墨子》书中的“子墨子”、《史记》篇末的“太史公”，情况也是一样。 而《大学》中有“曾子曰”，故由此推论，“朱子说《大学》系曾子所作，绝非无因。”[14]李先生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虽然《大学》中“曾子曰”仅此一见，能否坐实即是曾子还可讨论，但与曾子有一定关系则是可以肯定的。除此之外，《大学》“孝者，所以事君也”一句又见于《礼记·祭义》，明确说明是曾子之言：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
孔子有“移孝作忠”的思想，如“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曾子的“孝者，所以事君也”可能即是对这一思想的发展，反映了曾子一派对“孝”的理解。这段材料以往被学者所忽略，然而却是曾子与《大学》关系的重要旁证。
其次，《大学》思想也与曾子有一致之处。曾子以“忠恕”发明孔子“一贯之道”，“忠恕”可以说是其思想的核心。而《大学》多谈“忠恕”，如“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又如“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有学者指出，“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大学》一篇之旨尽于此矣。”[15]所以，《大学》出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完全是可能的。
还有，从学术的传承来看，《大学》也与曾子一派有密切关系。《大学》与《中庸》思想上具有一定的联系，表现出前后的承接关系。《中庸》重视“修身”，并由此推向“治天下国家”，显然是受了《大学》“修、齐、治、平”的影响。除了前面引用的一段材料外，还有以下两条：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中庸》第二十章）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同上）
上面说过，《中庸》的思想比《大学》更为成熟，故《大学》应在《中庸》之前。有学者看到《大学》文字较为整齐，便认为《大学》成书较晚，是不正确的。因为文字的整齐与否，往往与文本的性质有关，而与时间的早晚关系不大。按照传统的说法，曾子、子思上下相承，属于同一学派，既然《中庸》出于子思，那么，《大学》出于曾子或其弟子的可能性就很大。综上所述，《大学》早出，可能出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这虽然与传统的观点相同，但它却经过了重新论证，并有新材料的支持，故称为“新证”。

关于学校不符合大学之道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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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了味儿的奥数，，在现实情况下，奥数简直就是敲开名校大门的魔咒，谁会放弃呢?
说来说去，最后又兜到了大门―
阿里巴巴，大学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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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正是各大高校的开学日.山东师范大学的新生小汪到学校报到，进校门没多久就找了校门的碴儿，日“大门这么破，心都凉了”.不巧有记者就在身旁，一经报道，网友们纷纷热议，山东师范大学的校门“火”了.其实，真实原因是小汪高考没考出理想分数，又对被调剂的专业不满意，想着复读呢.倒是山东师范大学的领导们开明得很，一边劝说小汪先适应大学环境，一边回应网友们的评论，声称不花冤枉钱做表面文章，校门“破旧”不是重点，重点是好的校园环境和文化氛围更能让学生们受用终生.
听听，说得多好!大学之道，不在于大楼，更不在于大门，大学之道，在于大学有没有大师，有没有好的文化氛围、学术氛围.只要有了好的校园环境和文化氛围，学生就能够陶冶情操，学到想要学到的知识与文化.但是，有没有好的校园环境一望即知，靠的是硬件，有没有好的文化环境却无法直观地得出结论，这得看既往校友评价以及校友成就，也要看校园里的新变化.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或许不在于它的“211”排名，不在于它的土地规模，不在于它获得财政拨款的多寡，而在于它能不能让学生学到真知识，能不能以师生为本，能不能让从这所学校走出的学生既能成才又能育德.
大学，并非规模越大越好，楼宇越堂皇越好.美国就有很多规模在四五千人的小型大学.按照&216
81;们搞的那一套评价体系，这些大学恐怕连名校的边都沾不上，进“211”“985”那基本上是天方夜谭.但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威廉玛丽学院、麻省的卫斯理学院、康州的卫斯里扬大学等，都是此类小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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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却在美国学术界都有很好的声誉.一个典型案例是，美国大学学费最贵的不是哈佛、耶鲁这些常青藤名校，而经常是莎拉劳伦斯学院这个私立文理学院.为什么呢?因为这所学院以写作、历史、文学、心理学和视觉及表演艺术蜚声美国，培养出了不少小说家、导演、教授和知名人士，可这所学校的学生数不过每期一千五百人左右，连我国许多的中学学生数量都不如.
当然，规模大的学校也有规模大的好处，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中国的高教改革来说，重视大规模的学校已有经年，也应当到了稍微重视一些特色学科、培养一些具备竞争力的小型学院的时候了.前几年，笔者到西安一所民办大学调研，与校长做了深入交谈.这位校长苦恼于找得到优秀教师，却招不到优秀的学生.为什么?因为只要学校有诚心，拿得出丰厚的薪水和相关待遇，自然就能够吸引优秀教师，但是土地规模不够，在校学生不够，就不能够进入二类、三类高校等级，遑论一类、重点了，也就难以进入好的批次招录学生.那么为什么不能够让这些小型的高校自我转型升级，成为小而精的高校呢?那所民办大学迄今仍被一些政策瓶颈所困扰着.这说明高教政策的顶层设计需要进一步被推动，应当给予更多的小型高校以转型升级的空间，并吸纳更多的优质资源进入高教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