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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文学论文研究

发布时间:2023-03-01 15:33

先锋文学论文研究

何为“先锋”?其原义来自法国著名的《拉鲁斯词典》——所谓先锋是指一支武装力量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这支武装力量进入行动做准备(军事术语),“先锋”这个术语的历史,始于法国大革命,再转向文化和文学艺术术语(始于19世纪初);无论是军事先锋还是政治先锋,抑或是文化先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起源于浪漫主义乌托邦及其救世主式的狂热,它所遵循的发展路线本质上类似比它更早也更广泛的现代性概念。”说白了现代主义也就是“先锋派”!它包括了“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派,意识流派,荒诞派等等”其倾向就是反映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自我间的畸形的异化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情绪和虚无意识。

“先锋派”的艺术特征表现为反对传统文化,刻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及欣赏习惯。片面追求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新奇;坚持艺术超乎一切之上,不承担任何义务;注重发掘内心世界,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其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知觉化,以挖掘人物内心奥秘,意识的流动,让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的特点,难于让众人理解!

80年代中后期,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叶兆言等青年作家纷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毋庸置疑,先锋派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从肇始之初的“先锋实验小说”到所谓的“返璞归真”,先锋派的作家们走出了一条饶有意味的文学创作之路。�马原1984年发表的《拉萨河女神》,第一次把叙事置于故事之上,将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突破了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的范式和困囿,转而表现出对小说叙事技法——“怎么写”的热衷,先锋文学由此徐徐拉开帷幕。之后,一批作家紧随其后,充分发挥文本实验的技能和才华,在叙事的迷宫中自由穿行,他们的创作实绩使先锋派的作品成为文学界一道耀眼的风景。先锋派作家共同的叙事特点表现为元小说技法(即用叙述话语本身言说叙事本身),注意调整叙事话语和故事之间的距离,追求故事中历史生活形态的不稳定性等,但叙事话语的个人化特点,如叙述人角色的设置,故事人物的符号化,叙事圈套,叙事猜测等,又使他们的作品面目各异而显得摇曳多姿。正是这种对文本形式及其结构叙事空间的探索,不仅为这些作家赢得先锋派的称号和评论界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先锋小说的出现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方向和前途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
“先锋派文学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并且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①“先锋文本对于传统的文体理论及观念是一次挑战,因为它对于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既不是文体变异也不是文体嬗变,而是一种文体解构。”�②的确,先锋作家们是以一种反叛和激进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在抛开种种旧有的叙事成规的同时,先锋小说成为一种纯技术的操作,复杂性的叙事实验——零散片断拼贴后的空无一物,间离效果的营造等,给读者设置了繁难的阅读障碍。然而,语言从它产生那天起就包孕了形式与意义的两层内涵,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语言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③小说“怎么写”与“写什么”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形式的创新必然要求和包含着内容的革新。先锋作家们从初登文坛那天起就将着力点锁定在“怎么写”这一单向维度上,以致不可避免地走向语言的狂欢,它在使创作者获得语言快感的同时也付出文本意义丧失的沉重代价。�
进入90年代,苏童、余华先后发表了《米》、《妻妾成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预示先锋作家减弱了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并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灵魂进行感悟,现实深度和人性关注又重归文本。不少论者认为这是先锋作家为迎合大众而走向通俗化,这一转向标志着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
先锋派作家创作上的变化——从对形式的极端重视回复到对意义的关注,这种反复,并非简单地回归,其作品中不乏现实主义的因子,但对题材与主题的处理仍与现实主义的方法迥然有异。如果说从肇始之初,先锋派作家对传统文体形式的颠覆和解构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先天不足,这一缺陷根源于先锋文学萌发的现实土壤。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伴随着神性光环的消褪,民族群体意识向个体意识的迁徙,“人”不仅面临现实经济潮流的挑战,而且遭受各种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人们一直信奉和崇尚的理想与价值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外部历史情境为文学史提供了新转机的现实条件,加上文学史内部始终存在的艺术形式变革的自觉性力量,先锋派们从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博尔赫斯等大师们的作品中汲取精神能量踏上探索之程,他们绝非缺乏传统的写实能力或者说为了赶时髦,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驱策着他们。先锋派们所作出的激进姿态实际上是用行动表明只有颠覆旧有的传统才能以期开辟新的战场,有其必然的合理性。步入90年代,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用短短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二百年的工业化进程。省略性的工业扩张使社会充满了滑稽、荒诞的人情世象,生活中的精神气质却贫弱不堪,外部条件再一次为文学提供了转向的契机。如何逼视庸常或反常的生命形态,以更适合的表达方式体现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真实伤痛以及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成为先锋派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再者,艺术形式的探索创新显示了创作主体自我实现和自由程度的提高,但主体话语的丧失,人性的消隐,历史的叙事化等等却使先锋作家陷入了主体精神的迷失。先锋派作家们是以叙事的形式游戏对社会历史深度模式的反叛赢得了“先锋”之名,先锋作品中显露出的诸如无中心、无深度、不确定性和零散化的风格又使其呈现出后现代主义征候。然而,后现代叙事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的出现并非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中国的先锋派作家们“站在文化仿制的立场上”,在“互文”意义上的外向接受,他们从博尔赫斯、福克纳、海勒等的作品中顿悟原来小说可以有别样的写法,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先锋派作家首先是对其叙事层面的仿制。先锋文学适时的转向,并非偶然的由后现代向现代主义的回返、迁移甚至合流,他们终于走出了博尔赫斯们的领地,“从整体上显现出‘中国先锋文学的特色’”�④。叙事空间的探索由非经验的抽象渐变为与特定的语境相适应。
因而,先锋文学90年代以后的转型缘于社会生活、审美对象和审美感受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的调整势出必然,先锋文学的转型或者说精神流变既是文学创作个人化的结果又是历史的要求。从这一时期起,随着探索的逐步深入,先锋作家们力图走出自己为自己设置的困境,作出适时的调整,重新认识和解决文学创作中“怎么写”与“写什么”这一相互对立的矛盾。质言之,先锋文学的转向既不是为迎合大众走向通俗化,也不是先锋精神的式微或撤退,而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和渐趋成熟的标志。先锋文学的先锋精神远未“终结”,先锋作家们一直“在路上”。�以余华为例,他的创作可以说是与先锋文学的发展同步的。余华早期创作的《四月三日事件》和《世事如烟》可以看出他对人、对人所构成的生态和人文的深刻质疑。“四月三日”本身即是一种隐喻和象征;《世事如烟》则在叙事空间显示出更为前卫的姿态,算命、婚丧嫁娶等方面的荒诞事件被强行拼置在一起,人物的姓名也被舍弃,代之以抽象性的阿拉伯数字符号,人物及其性格淹没于数字符号的序列中,对人的苦难和生活的残酷表现出一种彻底的冷漠,语言操作节奏却是流畅而有节制的。无论《四月三日事件》还是《世事如烟》,对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的怀疑,对人的苦难的思索并不直接来自于经验世界,而是高悬于世象之上的本质真实,形而上的主旨显露充分。从《活着》开始,余华疏离了繁复的语言实验,不再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故事的叙述简单、朴实和直白,仿佛重归现实主义的地平线。但创作的前后期艺术反差并不意味着这位先锋派的领军人物已回归到旧有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张清华在《文学的减法》中认为余华创作前后期的差别仅仅在于:“前期可能更注重于使经验接近于人性和哲学,而后期则更注重使之接近历史和生存。”�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有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的生活态度,福贵、许三观等都实实在在生活在真实语境中,但余华基本上“摘除了小说中人物‘思’的能力,让他们‘简化’为生命本能驱使的符号……他们因此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听任命运的驱遣安排。余华也正是借助这一点得以更多地在‘人类学’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来把握他的人物,并构建他的人性探求与哲学主题的”。“他不是一个简单地从道德意义上面对历史与血泪的作家,而是一个从存在的悲剧与绝望的意义上来理解人性与历史的作家。”�⑥先锋文学的审美向度应该是话语形式和精神内涵的有机统一,历史也好现实也好,在优秀的小说家那里不过是充当一个恰当的叙事载体,人、人性、人的命运以及这个世界的存在和虚无才是最终所要表达的旨归。“先锋的品格应该体现为它的精神高度,体现为一种对现实永不停止的质疑和创新,但这种质疑和创新决不仅限于叙事形式而同时公然对意义与价值进行放逐,反过来却必须以对现实生存的关注与体现为前提。”�⑦从此种意义上说,叙事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再创造。无论从叙事空间还是精神向度上,余华抵达了先锋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先锋小说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虽然有的作家已过了自己的创作高峰期或进入“蓄势”状态或陷于停滞,但先锋形而上的主题与叙事空间的探索并未终结。苏童、叶兆言、格非、北村、潘军……这些先锋派的作家们依旧笔耕不辍,不断有新的作品面世。艺术探索之路绝不是直线向前而是迂回曲折的,毕加索周期性地回复到新古典主义,伍尔芙周期性地回复到比较接近于传统的小说形式,既可以看作是作家酝酿突破之前的“蓄势”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其对综合艺术形式组合的尝试。实际上,在今天文学的创作领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既相互平行又彼此交叉、重叠,小说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独创性,自由地进行各种形式实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世界。“我们今天的文学之所以呈现多元并存,百花竞放的审美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无数先锋作家不断颠覆传统创作模式,探索各种新的表达方式和审美理想的结果。”�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文学活着,先锋就不会消亡。只要文学还在发展,先锋就永远存在”�⑨。

先秦文学方面的研究论文

也说先秦文学
1、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发端期。
《诗经》与《楚辞》是先秦诗歌的代表。《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诗歌305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而“颂”是宗庙祭祀时的乐歌和舞曲。《诗经》采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赋是直陈其事,比是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诗经》反映了自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的社会生活,大部分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硕鼠》、《伐檀》等诗讽刺了腐败的者,表现了反抗的心声;《采薇》、《君子于役》等诗反映了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忧伤;《氓》等诗表现了妇女爱情婚姻方面的不幸遭遇;《七月》等诗反映了初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表现了天人谐和的意识;《静女》、《蒹葭》等诗颂扬了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诗经》格式以四言为主,是四言诗的高峰。楚辞产生于战国后期的楚国,是以“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为特点的新体诗。楚辞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名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运用楚辞的诗歌形式创作了大量杰出作品,《九歌》是根据楚国祭神乐歌创作的,其中,《湘君》、《湘夫人》是取材神话传说的爱情诗篇,《国殇》是颂扬为国捐躯的战士们的英雄颂歌;《九章》大多抒写流放后的悲愤,其中,《哀郢》写于郢都沦陷之时,《怀沙》是自投汩罗江之前的绝笔;《天问》就自然、历史、神话等方面提出了一百七十几个问题,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忠于理想的激情,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富于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诗经》和楚辞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先秦历史散文和先秦诸子散文构成先秦散文的辉煌。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政治大变革的时期,在剧烈的社会动荡里,各诸侯国当政者需要借鉴历史,总结经验,于是大量历史著作应运而生。先秦历史散文以记言记事为主,著名作品有编年体史书《左传》、国别体史书《国语》和《战国策》等,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具有很高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左传》名篇《郑伯克段于鄢》再现了纺织阶层家庭内部的相互残杀,揭露了统治者残忍而虚伪的面目,叙事写人生动传神;《秦晋肴之战》生动记述了战争的史实。《国语》名篇《召公谏厉王弭谤》提出“为民者宣之使言”的主张,设喻引事,独具匠心。《战国策》中人物形象个性更为突出,描写了技巧更加高超,在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更高,如名篇《燕昭王求士》生动描写了燕昭王招贤复国的历史故事。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的散文。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警策,《孟子》雄辩,《墨子》谨严,《荀子》淳厚,《韩非子》犀利,《庄子》汪洋恣肆。诸子散文中,《庄子》的文学性最强,《逍遥游》、《秋水》等名篇,想象奇幻,文笔夸张,成就很高。

仔细看你的要求,大概是要原创的论文,楼主看清,是200分,而不是200元,即便200元又或有人看得起?网上无非找些资料罢了,学问还是应该自己做才是~

论述先锋文学的艺术风格及评价

以下是我们中文系的期末考试答案,是自己根据教材总结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1、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旧有意义模式的反叛和消解,作家的创作已不再具有明确的主题指向和社会责任感。如马原的小说《叠纸鹤的三种方法》,涉及到了一桩刑事案件,但作者并没有谴责什么,也没有发人深省的议论。2、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了旧有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如马原的小说《虚构》,记叙其进入玛曲村的时间是5月3日,过了七天,离开的时间竟是5月4日。先锋小说拆除了真实与虚构的界线。3、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更加平面化,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文本意义的消解也导致了文本深度模式的消失,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放弃象征等意义模式,通常使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叙述了几个互不关联的“西藏故事”,故事既不完整,也无明确的线索,在叙述结构上显得莫名其妙。

先锋文学的作品评析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有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的生活态度,福贵、许三观等都实实在在生活在真实语境中,但余华基本上“摘除了小说中人物‘思’的能力,让他们‘简化’为生命本能驱使的符号……他们因此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听任命运的驱遣安排。余华也正是借助这一点得以更多地在‘人类学’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来把握他的人物,并构建他的人性探求与哲学主题的”。“他不是一个简单地从道德意义上面对历史与血泪的作家,而是一个从存在的悲剧与绝望的意义上来理解人性与历史的作家。”?⑥先锋文学的审美向度应该是话语形式和精神内涵的有机统一,历史也好现实也好,在优秀的小说家那里不过是充当一个恰当的叙事载体,人、人性、人的命运以及这个世界的存在和虚无才是最终所要表达的旨归。“先锋的品格应该体现为它的精神高度,体现为一种对现实永不停止的质疑和创新,但这种质疑和创新决不仅限于叙事形式而同时公然对意义与价值进行放逐,反过来却必须以对现实生存的关注与体现为前提。”?⑦从此种意义上说,叙事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再创造。无论从叙事空间还是精神向度上,余华抵达了先锋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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