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研究论文

孔庙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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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优入圣域

作者：黄进兴

豆瓣评分：7.8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份：2010-3

页数：404

内容简介：

我不是儒家的，但对孔子有很高的敬意。我在孔子墓前三鞠躬，结果闹了个小风波。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围观，把带我去的那个教授搞得很窘。他说：“你鞠一个躬就够了。”很多人以为我在拍电影。

我们常讲一些很抽象的“道统”、“治统”，你把这些概念放到具体的祭祀制度里，轮廓就出来了。两千年中国怎么样变化，儒生集团跟统治集团怎么较劲，一目了然，都记录在孔庙发展史上。

它还写了统治集团所认同的思想是什么，因为能够进孔庙一定经过皇帝的批核。这样做出来的中国思想史，跟我们以前所想象的就有些不一致。每一次儒生推举哪个人可以进孔庙都有一连串的理由，从地方、社会到学术，你可以看到很丰富的东西。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研究孔庙，因为可以解答经济、政治的很多问题。

——摘自《时代周报》第42期黄进兴访谈

目录

目次

新版序

原序：孔庙因缘

壹 个人观点

一、所谓“道德自主性”：以西方观念解释中国思想之限制

的例证

二、“道德自主性”与“责任伦理”：康德与韦伯的分歧点

三、孟子的“四端说”与“道德感说”

四、十年之后：后记

五、韦伯论中国的宗教：一个“比较研究”的典范

六、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迷思或事实?

贰 皇帝、儒生与孔庙

七、清初政权意识型态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统观()

八、道统与治统之间：从明嘉靖九年(1530)孔庙改制论皇权与祭祀礼仪

九、权力与信仰：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

十、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

十一、孔庙的解构与重组：转化传统文化所衍生的困境

叁 理学、考据学与政治

十二、“朱陆异同”：一个哲学诠释(池胜昌译)

十三、理学、考据学与政治：以《大学》改本的发展为例证

十四、“学案”体裁产生的思想背景：从李绂的《陆子学谱》谈起

十五、“学案”体裁补论

肆 附录

十六、荀子：孔庙从祀的缺席者?

十七、以序为书：评介《朱熹的历史世界》

新版序

从1981年初次造访台北孔庙，至2001年旁及武庙而收笔，自己摸索孔庙文化整整二十年。

对这样一个“封建制度”，人们不禁浮起一个疑问：耗费如许的时间是否值得？答案却是肯定的。就学术而言，确是丰富之旅。以今日的眼光回溯，重印《优入圣域》倘还有些许学术意义的话，大概是攸关“孔庙”的研究。它所彰显的“国家宗教”(state religion)的性格，别具意义。

过去数十年的宗教史与人类学都集中在“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民俗信仰”(folk beliefs)、或“原始宗教”(primitive religion)的研究，并且取得十分丰硕的成果。反观“国家宗教”或“帝国祭典”却乏人闻问，其原因存于传统社会里，“国家宗教”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因此一旦帝制崩解，作为“国家宗教”的孔庙祭典遂无所依托；而后尤受政治情势的拖累，人们视之为专制政体的文化象征，喻为万恶的渊薮。民初“打倒孔家店”的激情，以及文革“批孔”的浪潮，便是此一心结的表征。

然而时过境迁，今日我们容可以较超然的观点(detached view)，来审视儒教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文化意义。尤其在制度性的实践层次，孔庙祭典确是极佳的具体指标。

要之，在帝制中国，孔庙祭典概由人君与士人统治阶层所笼断。它不但为官方所主导，并且展现“公共宗教”(public religion)的特质。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缘浸淫于西式“私人宗教”(private religion)的范式，反而习焉不察，无从捉摸其独特的宗教性格；从而判定儒教非为宗教。针对此一盲点，重启孔庙的探讨适可发掘历史的原貌，进而厘清传统中国信仰的多元面相。

惟拙作主要聚焦于上层政治与文化力量的较劲，较少顾及地方的特色。其实，各处孔庙的状态均略有出入；譬如：南京孔庙，除了政教象征，环绕其间尚有商业聚落的现象；而台北孔庙，则由地方士绅集资兴建，成为民间修筑孔庙的特例。凡此，均难一概而论。

此外，孔庙的数据蕴藏有丰富的历史讯息，足可解答传统社会诸多的提问。举其例：山东曲阜档案已发表的文献，即载有清代的物价、文字狱，或者明代以降，中央政府与地方(曲阜一域)的互动、人君与自视“天下第一家”孔府的紧张性等等。

记得1995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孔庙研讨会，会场爆满，远远超过其所能容纳的人员，多数人竟只能席地而坐。与会学者从礼制、社会、思想、音乐、建筑各方面进行严肃的探讨，所有论文后来由哈佛大学出版社集结成册。近年，从历史、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各领域出发，探讨孔庙文化更不在少数。简之，孔庙经历多年的冷漠，今日能重获青睐，何其有幸。这与传统孔庙“门前车马稀”，恰成鲜明地对比。

另外尚值一提的，1994年拙作《孟子的“四端说”与“道德感说”》始揭孟子伦理与西方“道德感说”颇有相契之处。原初的做法只不过是项“思想的实验”(thought experiment)，拟举证西方18世纪的“道德感说”，较康德的伦理更契合儒家伦理，借此证明新儒家援康德入儒的局限。不意近日看到施若特教授(Michael Slote)也援引休谟(Hume)的“道德感说”(moral sentimentalism)疏通孟子伦理，图欲表彰“德性伦理”(virtue ethics)的特色。令人惊奇万分，盖“闭门造车，出则合辙”，委实不易。而我自己则全然同意儒家伦理较接近“德性伦理”的类型，而不类康德的伦理(Kantian ethics)或效益论(consequentialism)者。

末了，感谢北京中华书局愿意再次为拙作刊行较为理想的读本，这种严谨的出版态度，令人敬佩。此一改版删除了原繁体字版的“附录”部分，另增录《孔庙从祀的缺席者》和《以序为书》二文，希冀较贴近原书的意旨。

黄进兴

志于南港中研院史语所

2008年11月

作者简介：

黄进兴，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余英时先生的学生，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2008年荣任中研院院士。主要论著有《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优入圣域》、《圣贤与圣徒——历史与宗教论文集》、《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哈佛琐记》、《半世纪的奋斗》等。

作者近十年的研究聚焦在宗教文化史与史学理论两个项目。首先，在宗教文化史方面，基于以往孔庙研究的基础，从事比较研究与儒教宗教性质的探讨。在“优入圣域”的阶段，孔庙被视为传统中国里政治与文化力量的汇聚点，以分析统治者与儒生集团在历史上的互动。在“圣贤与圣徒”阶段，则进而拓展此一成果，除了由概念上借着儒、释、道三教互比，厘清儒教的宗教性质，并且挪用孔庙从祀制与基督教封圣制（canonization）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另外旁及其他武庙、通俗小说、像设与毁像的探讨。其次，在史学理论方面，则取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作为关注对象，检讨当下史学研究的因应对策。作者以前现代的治学精神，做后现代的事业：透过大量直接阅读后现代的名家，进而梳理出与史学的关联，必要时且切入中国史学的议题，达致交相切磋、知己知彼的效果。攸关的论文，则结集成册为《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

作者主要学术著作均被引入大陆，简体字版如下：

《优入圣域》 陕西师范大学，1998

《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 陕西师范大学，2002

《圣贤与圣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三联书店，2008

帮忙想下关于孔庙论文的题目（论文已写好）

论孔庙
0 引言

1 孔庙概述
1.1 孔子生平简介
1.2 孔庙由来
1.3 孔庙历代发展状况

2 孔庙在中国儒学思想上的影响
2.1 孔庙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家园
2.2 孔庙是地方教育的文化场所

3 孔庙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3.1 孔庙现状及其产生的原因
3.2 有关问题的现有解决思路
3.3 孔庙文化的发展与推广

4 结语

国学经典与教育论文

中国古代“国学”概念简考

摘 要：“国学”一词古已有之，最早出现于《周礼》，承载着乐师礼乐教化之职。在后世发展中，其含义也在逐渐演变。首先，基于对《汉书·食货志》的记载，可推测时之国学为地方诸侯贵族把持之学，承担向中央输送地方精英的过渡作用。其后，国学逐渐成为国家官学体制的一部分，并在授课对象、授课内容、规制方面形成了较为健全的体系,从而确立了国学最高官学的地位。
关键词：国学；礼乐教育；官学；古代教育
中图分类：K20 文献标识码：A

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于近代肇始，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然而“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其含义也经历了发展演变。随着国学在近代背景中走进学术视野，各家争论不休，关于其含义探讨也往往集中于新意涵的挖掘和赋予。当翻阅古代典籍，重新寻找国学踪影时会发现，千百年来国学与中国古代教育密不可分，特别是作为国家官学中重要组成，国学显然成为贵族之学或国家最高学的代表。目前学界研究往往集中于国学在近代舞台上的争辩和国学的现实功用，而对古代国学概念缺乏详尽梳理，本文将以此为突破口，梳议中国古代国学概念，所囊史料和个人学识有限，不当之处，敬候方家指正。
一、礼乐教育：国学之溯的一种推测
今人追溯“国学”往往自《周礼》始，即《周礼·春官宗伯·乐师》所载：“乐师掌国学之政。”[1]50 基于此之论述和后世著作引申，针对国学早期所指，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论断，一种将国学作为周代官学总称，并将其代指小学和大学，如清末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中视国学为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第二种观点断定国学意指乐师主授礼乐课程或为传艺之所；第三种观点认为国学就是国家教育，具体指国家高级机构或学校，主要以贵族子弟为教授对象，其中以持此说为多。这些观点或以周代教育出发，或站在古代教育的总体高度，却少聚焦《周礼》所载本身。因此本文首先将以《周礼》记载为挖掘对象，以国学源之所出探寻，作如下分析。
首先，国学所指最初可能是国家礼乐体系的一部分。在周代众官职中，乐师一职隶属春官系统，春官为“礼官之属”，主掌礼乐，在高度重视礼制的周代，春官之重可想而知。国学既然出现在春官系统中乐师一职，与礼乐必脱不了关系，礼乐之责甚至重于教化。第二虽然周朝有诸多官职担当“教国子舞”，但是在《周礼》对各官所职的记载中，似乎只有乐师之责明确提到了“国学”二字，因此国学早期意涵很有可能只是礼乐中的小型乐舞。第三，乐师“掌国学之政”具有教化色彩和教育职能。周代职官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官教合一”，诸多职能政教并担，乐师所掌国学可能是国家官学体系的一部分，必然具有教化的职能和色彩。第四，国学不太可能是国家的高级官学。地官“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是为“教官之属”，而春官的教化职能相比较弱，所属春官的乐师之教育作用似乎不为主职。以此而论，笔者推测国学之溯源为：作为乐师职责之一的国学是隶属周代国家礼乐体系的小型乐舞，具有教育职能，但并不是国家高级官学。
二、地方诸侯把持之学：以《汉书·食货志》记载为例探讨
春秋战国以后，国学一词的出现渐有增多，其含义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上古时期礼乐教化的含义不再明显，而是逐渐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一部分。最初可能只是诸侯辖内之学，成为国家中央官学已是后话。此处以《汉书·食货志》对教育的记述为例探讨国学初步演变。
《汉书》载：“是月，余子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庭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少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2]291此段叙述出现在记录汉代社会经济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状况的《食货志》中，开头出现的“是月”指冬日农闲时节。此段文字描述了平民子弟的求学历程，所谓“序室”为蒙童所就之学，“小学”和“大学”此处指平民子弟逐层升学等级，因后文称“秀异者”才有权被推荐，所以“小学”和“大学”这里指平民子弟就学的地方学校，区别于中央贵族的“大学”和“小学”，因此后半部分出现的乡学和庠序、国学和少学可能是相较高一等级的地方官学或地方诸侯贵族之学。
依照《食货志》前文所述“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常，五常为州，五州为乡”、“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 [2]291可解读“序”为里一级学校，“庠”即乡一级的学校，那么庠序在此大约是级别较低有官方或贵族掌管的地方学校。依照清人黄生所释“乡学，庠序之总名也。国学，少学之异名也” [3]196，那么庠序即乡学，国学即少学。地方小学、大学优秀生源可升至乡学（庠序）中学习，乡学优异者可往国学（少学）受教，国学中优秀者可由诸侯推荐到天子直属最高学府大学，因此国学是由地方诸侯贵族直接把持的地方官学。
通过上述分析，经历了诸子争鸣的春秋战国，民间私学涌现，自上而下的教育体系推荐机制也逐步健全起来。在科举制度尚未成型，民间非贵族人才主要以推荐为主的年代，国学成为由诸侯贵族把持的地方高级官学，是连接民间和中央教育的过渡桥梁，也是由地方向中央输送学业精英的关键步骤。而在后世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科举制度确立、地方贵族的人才推荐职能弱化后，国学更多出现在中央国家机构的设置中，成为中央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国家最高官学：多角度的古代国学解
随着历朝历代国家教育体系逐渐完善，国学的含义逐渐扩展成为“国家之学”或“一国之学”，同时也被渐渐赋予了国家高级教育机构的默认，在后续演化过程中，国学成为最高官学的代表。当国学出现在中央官学体系之后，对于国学的解读便与贵族教育和人才培养联系起来，国学也成为高级贵族学校和国家至高学问策源地。这样的国学已经脱离了早期礼乐色彩，并形成了系统健全的规范体制，以下将从国学与国子学、太学关系，国学的授课对象，国学的授课内容，国学的规制四个方面粗略考察作为国家最高官学的国学概念。
（一）国学与国子学、太学
晋武帝始立国子学，国学逐渐成为后代各朝国子学或国子监的简称。自东汉末年分裂割据至隋文帝大一统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各朝文献记载中较多的提到了“立国学”之举，一种合理的解释是西晋所设国子学以“国学”为简称，在随后南北朝分裂状态下，各小朝廷多用之。例如梁武帝“天监四年，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 [4]1730、齐明帝建元二年“国学久废”、“逡之先上表立学” [4]666。到元朝，国学与国子监所指相同，忽必烈初年“设国子监，立国学监官”[5]296，值得注意的是元朝还分设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体现了各民族的文化传承，当然也包含着民族等级森严的色彩。自国学（即国子学）设立后便成为凌驾于太学等学之上的国家最高官学，南齐曹思文曾上书称：“据臣所见，今之国学，即古之太学。……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6]83此外，《新唐书》中记载：“高祖始受命……国学始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孙为之；太学百四十员，取五品以上；四门学百三十员，取七品以上。”[7]5635 此处亦明显可见所立国学其等级、入学条件的严苛程度明显高于太学、四门学等学。
（二）国学的接收对象
从“国学”接收对象上来看，最初“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一句中出现“国学”二字，明显是针对贵族官宦子弟的教育。在后世演变发展过程中，各代最高官学机构，大多以“国子”命名，比如国子学、国子寺、国子监，甚至简化为以“国学”相称，郑玄注“国子”即“卿大夫之子弟也”。但并不是所有的官员子弟均可入学，只有官员品级达到相应标准，其子弟才能入学。如唐“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7]1159。宋代之后，其招收对象已经渐为放宽，至于明朝则扩展到普通平民，“凡国学生员，一品至九品文武官员子孙弟侄，年一十二岁以上者充补，以一百名为额。民间俊秀年一十五岁以上，能通四书大义，愿入国学者中书省闻奏入学，以五十名额” [8]253。“国学生源”、“ 入国学者”，逐渐成为代指能够接受国家最高级别教育的学子，即“公卿子弟，并入国学” [9]365。严格的身份限制和较高的评选标准表明了入国学门槛之高和国学的尊贵。不仅如此，唐朝盛世时“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 [10]303，体现了国学对外来留学生的开放性。
（三）国学授课内容或研究内容
首先是尊孔，自汉武独以董仲舒所推儒学为官方哲学后，儒之至尊地位延续千年，国家最高官学尊从孔子也顺其自然。提出尊儒的鼻祖董仲舒本人也曾为太学博士多年，竭力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后汉书》曾记载东汉官员朱浮上奏：“以国学既兴”，“寻博士之官，为天下宗师，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11]316，亦可见国学之尊孔风尚。此外，在文献中关于在国学中祭孔或立孔庙的记载也多为见得，如唐“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 [12]252、元朝“至元二十四年,既立国学,以故孔子庙为京学,而提举学事者,仍以国子祭酒系衔” [5]2301、明洪武年间“丁未，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 [13] 20，此外，朱元璋受封孔子后裔孔讷时，“命礼官以教坊乐导送至国学，学官率诸生二千余人迎于成贤街[13] 7297，都是历代国学重孔尊孔的鲜明表现。
第二，延续了上古时期的礼仪之教，入国学有复杂规范的礼制，并接受贵族官僚贤人观礼。虽然唐初曾一度以周公为先圣，但周公亦被尊为重礼之人，而孔子对周公推崇有加，其本人也具有深厚的礼乐思想，唐太宗时国学复以孔子为尊，既尊孔必重礼，作为国家最高学的国学必然以身作则，国学重礼的传统异常深厚。正如元儒博士虞集所言：“国学，礼义之所出也” [6] 4175。贵族官宦子弟入国学时，行齿胄礼或释奠之礼，亦有皇族、官员观礼。唐代令狐峘、滕珦均有《释奠日国学观礼闻雅颂》诗作流传后世，“太学时观礼，东方晓色分。威仪何棣棣，环佩又纷纷”、 [14] 2849“肃肃先师庙，依依胄子群。满庭陈旧礼，开户拜清芬”、“ 圣上尊儒学，春秋奠茂勋” [15] 2850，用以颂扬国学之礼。
第三，国学教授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兼及其他各派学术。梁武帝时“建国学，总以五经教授，唯国学乃经，经各置助教云” [16]433，唐睿宗太极元年“皇太子国学亲释奠，令无量讲《孝经》、《礼记》”[17]3167。大多皇朝贵族官宦子弟达到规定年龄即入国学学习，皇帝也多次亲临请教儒家典章。。除此之外，国学的研究对象不仅集中于儒学经典一类，而是博观经史，兼及百家诸学，例如在唐朝初年伴随儒释道三教交流碰撞，国学也受此风潮影响，唐高祖李渊就曾“释奠于国学召名儒僧道论义” [18]160。
（四）国学的规制
包括生源和任职官员在内，国学在国力强盛时可达数千人，学舍千百余间，规制宏大，令人惊叹。国学不仅汇集了当时一大批学术精英，而且培养了众多学术后继者，中国历来重文教化由此可见一斑。特别是在唐太宗时期，不仅国立壮大、文化繁荣、对外交往频仍，国学的发展也甚为壮观。包括外国留学生在内的国学“增筑学舍至千二百间”、“国学之内八千余人” [10] 302。到元朝时，虽为蒙古族统治，其仍在重儒上不敢怠慢半分，汉族官员韩元善曾向上进言“历代国学皆盛，独本朝国学生仅四百员” [5]786，说明学生四百人已是少数。当然也有人数更少的时候，如南朝齐开国皇帝萧道成“建元四年正月,诏立国学,置学生百五十人” [6]82，但那毕竟算是独居一隅的“小朝廷”。作为国家的最高学术机构，特别是还肩负着培养皇子贵胄、网罗天下顶尖优秀学子重任的国学，不仅为皇帝智囊团储存后备力量，更是国家人文重镇，其建制之庞大是保存国家文化传承的需要，也是从根本上延续儒学至尊、保障皇权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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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题目为《勇于探索，走向成功》的800字议论文

记得冰心早期的一首诗吟：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它现时的明艳，孰不知当初她的芽儿渗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又记起步步高的语广告词：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平心静气深思，这诗这歌唱出了探索的真谛，道出了探索者的心声。是的，古往今来，圣者贤人们的创业足迹，无不印证着一个朴素的道理：有拼搏就有胜利，有探索就有成功。　　苹果落地，本是熟视无睹的事情，却引起牛顿深深的思考、忘我的推论，最终发现震惊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生老病死都是司空见惯的人生现象，释迦牟尼偏偏要寻根究底，求个解答。为此，他默默无闻，潜修静思，终于创立了佛教。一代名医李时珍为减轻病人痛苦，双脚踏遍崇山峻岭，访名医，嚼中药，不畏严寒酷者，冒着生命危险，驰骋神州大地二十七载，写成医学巨著《本草纲目》。司马迁游潍阳，追踪韩信足迹；访齐鲁，瞻仰孔庙，观察儒风习俗；经彭城聆听刘邦的历史传说；别大梁，凭吊著名的夷门……镭的母亲居里夫人，崇尚蚕的精神，"我与他们异物而同类，要不懈不怠……"；徐霞客踏遍青山成大道；苏轼夜访石钟山；《红楼梦》"字字看来都是血"……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人类从茹毛饮血到学会用火，从草栖穴居到住进高楼大厦，从二牛抬扛到科学种田，从七十二徒弟到莘莘学子满学堂，从马车到汽车、轮船、飞机……这一次次的探索，让我们告别愚昧落后，走进新时代。　　在探索中，我们把一颗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科考并遨游；在网上聊天，天涯犹在咫尺；去海底观光，梦寐变现实；机器人成了我们的奴隶，天气陛下伏首称臣。在探索中，我们破译DNA成分与排列，解读多种遗传密码；攻克困扰人类的顽疾--老年痴呆症；克隆羊、猪的诞生，宣告人类返老还童不再是幻想。在探索中，我们发现约4500万年前的类人猿的化石，找到了失落在埃及的港口城市，知晓埋葬136年的沉船之谜。塔里木河科考，发现小河墓地遗址，解读上个世纪八十年的"大耳朵"之谜、一百年之久的"游移湖"之惑……探索永无止境，探索将使人类社会更加文明发达和幸福。　　当然，鲜与荆棘同在，失败与成功为伴。探索的征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巴尔扎克说："失败是人生的老师。"拿破仑说："人生之光荣，不在永不失败，而在屡仆屡起。"对有志者来说，失败只是一笔财富。在探索中，孔圣人周游列国四处碰壁，屈原遭中伤被楚怀王放逐，左丘明双目失明……作家严文井六次高考落榜并不气馁，华罗庚交不起学费辍学并未失志，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后爆炸也未阻上人类对宇宙探索的脚步……探索中的困难和失败只会使我们的脚步更坚实更沉稳。　　探索没有停止，人类进步也不会终止。记得曾经有位伟人说过："人的一生应当具备三个头脑。一个别天生的大脑，一个是从书本中得到的头脑，还有一个，就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进取、不断探索中得到的头脑。"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探索中人们将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勤于探索，人类事事会获得最终的成功！　　探索吧，青年人！新世纪钟声已敲响，让奋进的足迹化合成创造的交响乐，让辛勤的汗水描绘出时代的锦绣。竞争与繁荣召唤新的飞跃，机遇与挑战激发新的追求。让我们把耕耘的铧犁插入共和国辽阔的地壤，建设一个文明吉祥、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吧！　　朋友，别忘记--付出就有回报，有探索就成功

明朝诗人白沙先生陈献章简介，是广东唯一从祀孔庙的大儒

陈献章生于公元1428年11月27日（明宣宗宣德三年十月廿一日），卒于公元1500年3月9日（明孝宗弘治十二年二月初十），享年七十三岁，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不平静，几次科举不中，一身学问但仕途无望。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朝初期向明中叶的历史发展过程，他的大半生时光，是在王振弄权、土木之变、英宗复辟等社会动乱中度过的。在当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封建社会注入新的发展机遇，而在这段时间，也是一个学术气氛沉闷的时代，宋以来的程朱理学占据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思想界如同一潭死水。而陈献章在思想学说的创立，打破了程朱理学原有的理论格局，使明代的学术开始了新的阶段。

陈献章幼年时期已十分聪明伶俐，很有灵性，他读书识字很快，一目数行，过目不忘。早年热衷科举，二十岁那年春天在童试中考中秀才，同年秋天参加乡试，考中第九名举人。1448年（明正统十三年）四月入京会试中副榜进士，被选入国子监读书。1451年（景泰二年）、1469年（成化五年）2次参加会试，均不中。景泰二年落第后前往拜江西程朱理学家吴与弼为师，精研“古圣贤垂训之书”。半年后，他回归白沙村筑阳春台为书室，专心读书，其思想逐渐由崇尚读书穷理的程朱理学转向主张求之本心的陆九渊心学。成化二年秋末，陈献章重游太学，因有感触而写出《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诗》，国子监祭酒邢让大加赞许，誉为“真儒复出”，自此他的才名大震京师。但3年后他第二次参加会试仍名落孙山，由是决意弃绝仕途，返回故里移志于治学。

陈献章回到白沙后，专心在家乡讲学授徒，名气日增。成化十七年秋，江西按察使陈炜、提督学校按察副使钟英等学政要员聘请陈献章到白鹿洞书院担任掌教，但最后被陈献章以理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与朱子相差甚远为由婉拒了。成化十八年先后受到广东布政使彭韶、巡抚都御史朱英的推荐，宪宗下诏征用。陈虽 *** 赴京，以奉养老母为由力辞，宪宗遂授以翰林院检讨衔，而允其返归白沙村。此后至卒，他一直居留乡间，聚徒讲学。其间，陈的思想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不但主张 *** 室中，还提倡“以自然为宗”的修养方法。他所说的“自然”，即万事万物朴素的、本然的、无任何负累的、绝对自由自在的存在状态。他要求人们善于在这种“自然”状态中无拘无束地去体认“本心”。他极力倡导“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的心学世界观。陈献章心学的出现，标志着明初程朱理学统一局面的结束，也是明代心学思潮的开始。它和后起的王阳明的心学，共同构成了明代心学的主要内容。对陈献章的哲学思想属唯心还是唯物，在学术界有不同看法，需深入研究。

陈献章在治学和教育上，颇有影响，成为明代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如他的“贵疑”论，在教育理论上，就很有价值。他说：“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他主张读书要敢于提出疑问，求之于心，进行独立思考；不要迷信古人经传，徒然背诵书中一些章句。他说：“抑吾闻之：《六经》，夫子之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于玩物丧志。”他告诫学生，在治学和求知的道路上，“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于子何有焉？”他认为如此不用“心”求学，对自己是不会有任何收益的。他一生致力于授徒讲学，弟子遍天下。为表彰其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1585年（明朝于万历十三年）将陈从祀孔庙，追谥文恭。其平生著述，后编为《白沙子全集》传世。

陈献章是广东新会都会村人，少年时随祖父迁居白沙乡的小庐山下，故后人尊称为“白沙先生”。陈献章出生于小康之家。祖父名永盛，号渭川，“不省世事，好读老氏书，”父亲名琮，号乐芸居士，善吟诗作赋，喜过隐居生活，27岁便英年早逝。母亲林氏，24岁丧夫，生下遗腹子陈献章后，抚育孤儿，操持家事，终生守节。献章幼时，体弱多病，自称“无岁不病，至于九岁，以乳代哺”，特殊的家庭环境，使陈献章对母亲特别孝顺。成化十九年应诏上京，后接到家中来信称母亲病重思念儿子，遂向皇帝上《乞终养疏》，为患病陈请，乞恩终养事，成化皇帝以陈献章孝义所感动授其翰林院检讨，准其归家侍奉母亲。“非母之仁，臣委沟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视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母子之爱虽一，未有如臣母忧臣之至、念臣之深也。”“臣母之忧臣日甚，愈忧愈病，愈病愈忧，忧病相仍，理难长久。臣又以病躯忧老母，年未暮而气已衰，心有为而力不逮，虽欲效分寸于旦夕，岂复有所措哉!”（《乞终养疏》）

陈献章年少警敏，读书一览成诵，而且勤奋好学，19岁应广东乡试，考得第九名举人，21岁参加礼部会试，考中副榜进士，入国子监（中国古代设立的国家最高学府）读书。后来，虽然两次赴京参加会试都落选了，但陈献章对于追求学问却始终锲而不舍。27岁那年，他闻说抚州临川郡地方，有位著名学者康斋先生（原名吴与弼），学识造诣很高深，读透了朱熹编辑的《伊洛洲源录》之后，还精究宋、明理学的源流，明圣人之道，复孔、孟之传。陈白沙为了拜访名师，不怕长途跋涉，越庚岭，过梅关，抵达赣州（今江西省）。他先顺赣水而上，经吉水到了清江，上了岸再由陆路来到崇仁县，终于找到那位弃官不做，宁愿在家讲学的吴与弼先生。 吴与弼治学很严，他要求学生在学习态度上必须专心一致，不容精神涣散，思想要集中，静时修养，动时省察，务使内心湛然虚明。陈献章见了很受启发，得益不少，但对于吴与弼关于《易经》的分析，陈白沙未得满意。第二年，他就拜辞吴老先生回归江门白沙村，在小庐山麓之南，建筑成一间颇具规模的书舍，题名“春阳台”。从此，陈白沙一心隐居，专心读书，足不出户。为了减少对他的干扰，家人就在墙壁凿了个洞，饮食衣服，均由此洞递进。

白沙村面临蓬江，后枕小庐山，村前村后，青葵筱竹，随风摇曳，风光旖旎。村外有条天沙河，河里有不少晶莹雪白的沙，白沙村因此而得名。陈献章隐居春阳台苦读经典著作，探讨先人哲理，寒来暑往，秋去春来，正是：野鸟飞窗静，春归蝶未知；蝉鸣风入夏，冬日月影斜。不经不觉，整整度过了十个年头。

陈献章经过十年苦学， *** 冥思，舍繁取约，把握心与理吻合的关键，学问与修养，获得飞跃的进步。 1465年（明成化元年）的春天，陈献章决定在春阳台设馆教学。这消息一传开，近者乡村，远者邻邑，学生慕名而来，其门如市，白沙村顿时热闹起来。

陈献章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一、先 *** ，后读书；二、多自学，少灌输；三、勤思考，取精义；四、重疑问，求真知；五、诗引教，哲入诗。开学以后，绝大多数学生都勤恳用功，但亦有个别沾染了酒色、浪荡和懒惰的，陈献章就编了《戒色歌》、《戒戏歌》、《戒懒文》等几首诗歌给学生诵读，作为座右铭。诸弟子，听训诲：日就月将莫懒怠。 举笔从头写一篇， 贴向座右为警诫。

陈白沙是明代著名的诗人，其诗以自然之学为本，其诗的格调清高，淡逸潇洒，悠然自得，有陶渊明、邵康节、周濂溪、程明道的涵理深邃的风范。陈白沙给予诗以形而上的哲学评价“受朴于天,弗凿于人，禀和于生，弗淫于习，故七情之发而为诗。虽匹夫匹妇，胸中已有全经，此风雅之渊源也。”陈白沙好以诗论道，蔚为诗教，此其诗学之最大特色。屈大均在《广东新语》终评谓“粤人以诗为诗自曲江（唐张九龄）诗，以道为诗，自白沙始”。陈白沙的诗句，多涵哲理，后世学者为研究陈白沙的理学思想，多从其诗作的一鳞半爪中探索出来。

1466年，陈献章接到顺德县钱溥一封信，规劝他趁新任皇帝复礼施教，整顿朝纲，考取功名，为社稷效力。于是决定再上京师，复游太学。时年陈献章38岁。国子监的主管官员是祭酒邢让。他原来同陈献章一起参加1448年（戊辰）科考，陈白沙考得副榜（等于备取生），邢让考中进士，在翰林院当庶吉士，修撰皇帝的实录，刚刚升为国子监祭酒。邢让有意考试陈献章的学问，让他作首《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韵》诗。杨龟山就是北宋学者杨时，进士出身，官拜龙图阁学士。他学问渊博，写过一辑题为《此日不再得》的诗，名震遐迩。陈献章凝神冥思，不多时，挥毫而就。诗成之后，朝中一班有志学问的文臣学士，赞叹不已，争相传诵。邢让称赞陈献章为真儒复出，遂向吏部尚书卫翱推荐陈献章到部里当司吏。后来，陈献章果然接到任职的官谕，但却是吏部衙门当个日捧案牍、抄缮校核、封发递送的低级小吏。陈献章为人耿直，由于不屑巴结朝中的权贵人物，受到权臣的暗算和陷害。正直的官员对陈白沙无限同情和保护。挨过四年后，陈献章已经42岁，再次参加会试，也就因奸臣弄权应考失败了，陈献章决定南归。1483年（明成化十九年），陈献章55岁了。因为得到两广总督朱英、广东左布政使彭韶等的推荐，要上京应诏，为朝廷献力。经过半载旅程，到达北京。那时已晋升为吏部尚书的往日与陈献章存有矛盾的权臣尹F，还心怀仇恨，盛气凌人。陈献章只好称病，要求延期应诏。最后，写了一份《乞终养疏》给宪宗皇帝，请求批准他回家侍奉年老久病的母亲。皇帝被《乞终养疏》那篇文章感动了，觉得陈献章不但学问好，而且孝义堪嘉，准许他回归养母，还封赠他一个“翰林院检讨”的官衔。

陈献章返回新会，与老母妻儿及兄长献文共叙天伦之乐。从此，陈献章一心研究哲理，重振教坛。这时候，陈献章的名声远播，四方学者都纷纷前来要求执弟子之礼，入学受教。陈献章设教十余年，不少学生得益于他的教诲，成为朝廷的栋梁柱石，“岭南学派”亦于此形成。

陈献章一生清贫，都御史邓廷缵曾令番禺县每月送米一石，他坚辞不受，说自己“有田二顷，耕之足矣”。又有按察使花巨金买园林豪宅送他，他亦委婉回绝。以后，陈献章就一直隐居，侍奉老母，继续致力讲学，培养了不少人才。后来身兼礼、吏、兵三部尚书职务的重臣湛若水，以及官拜文华阁大学士卒赠太师的名臣梁储，都是他的入室弟子。其它弟子有李承箕、林缉熙、张廷实、贺钦、陈茂烈、容一之、罗服周、潘汉、叶宏、谢佑、林廷等。

陈献章有较高学知修养与诲人不倦精神，本着“有教无类”的宗旨，“至子浮屠羽士商农仆贱来谒者，先生悉倾意接之，故天下被化者甚众”。“四方来学者不啻数千人”。给学生讲授经、史和文学专科，力创新旨，惟务实际，不尚声华，与萎靡不振的传统官学派背道而驰。讲学之余暇，与学生于旷野练习射御，居乡数十年，过着清淡的教书生活，正如在《咏江门墟》诗中所写“二五八日江门墟，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提出了不少颇为精辟独有的见解，对明朝中后期曾产生积极的影响。陈白沙极其重视教育对社会的作用，强调培养人才和合理使用人才的必要性，曾给各县撰写学记多篇，屡次强调务必广设学校为国家育才，主张广修学政以张道义。提出“自古有国家者，未始不以兴学育才为务”，“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彼学政之不修，斯道之难立，后生无所兴起，无所造就之功，然则风气何由而正？贤才何由而得耶”？

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陈献章病逝于故土，终年72岁，谥号“文恭”。1574年（明万历二年），朝廷下诏建家祠于白沙乡，并赐额联及祭文肖像。额曰“崇正堂”，联曰：“道传孔孟三千载，学绍程朱第一支。”1585年（明万历十三年），皇帝又诏准其从祀孔庙，据考证在岭南地区的历史人物中，能从祀于孔庙者，只有陈白沙一人而已，故有“岭南一人”、“岭学儒宗”之誉。

陈献章在新会的遗迹很多，除“楚云台”、“春阳台”、“庐山书院”、“嘉会楼”等早已湮没外，尚存有“白沙祠”、“碧玉楼”、“贞节碑坊”等，均为明代建筑。其中贞节牌坊且定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还有“钓台故址”、“ 白沙公园”等纪念建筑物。

陈白沙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其书法植骨于欧阳询，后习怀素草书，又参以米、苏之势，自成一体，最擅长草书，早年作书，皆用毛笔，其传世著名的“大头虾说”书法立轴。其一就是用毛笔书成，其后，以居乡买笔不易，即就地取材，以山茅心束缚为笔，创制茅笔。“所居圭峰，其茅多生石上，色白而劲，以茅心束缚为笔，字多朴野之致，白沙当称为茅君，又称茅龙”。（屈大均《广东新语》）。晚年喜用茅笔作书，下笔挺健雄奇，时呼为“茅笔字”。陈白沙有诗曰：“茅君颇用事，入手称神工”。又曰：“茅龙飞出右军窝”。据陈白沙弟子张诩的《行状》记载“天下人得其片纸只字，藏以为家宝”，深受时人器重。他老师吴康斋先生的女婿因贫困，求得他数十幅字出售。“每幅易白金数星”。由于陈白沙的书法独辟蹊径，从而跻身于明代书法名家之列。

陈献章精擅诗文，工书法，善画梅。他是明朝著名的诗人，留存各种体裁的诗作1977首。他的诗，格调很高，诗作雅健平易，他用诗来教育弟子，也用诗来传播他的学术思想。从他的诗文创作，可以证明陈献章是一位善于运用“诗教”的名士，他的思想都寓藏在诗里面，将那些抽象的道理用诗来表达，从而以诗为教。他的诗文著述，由他的学生辑成《白沙子全集》出版传世。陈献章的书法自成一家。他惯用自制的“茅龙”笔写字。茅龙笔是以新会圭峰山长成的硬朗的茅草制成，字体苍劲有力，别具风格。

陈献章认为，“作诗当雅健第一”，切忌庸俗和懦弱。在以雅健为第一原则的同时，也主张“平易”，即不故意修饰、雕琢，不故弄玄虚。“二五八日江门墟，既买锄头又买诗，锄可耕矣诗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诗里描述了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场景，这首诗在江门民间流传很广，以前的小学生课堂上还经常用来作为小学生的读物。还如：《题画兰》、《偶得示诸生二首》、《留别诸友，时赴召命》、《元旦试笔选一》、《端溪若思堂诗稿》等。

《南越笔记》卷四

陈献章字公甫，新会人。正统间乡荐第九，两上春官。过临州谒吴与弼，有解悟。比归，声名蔚起。时钱浦谪顺德，见而知其醇儒，雅重之，劝之竟业。成均时，祭酒邢让命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诗，览之，惊曰：“警敏绝伦，青于蓝矣。”阙下竞传之。南归，从学日益众。于是天下无不知有陈白沙也。有司屡荐，勉起赴京，以母老身病上疏，诏许之，授翰林检讨，得家居，以绍明圣学为己任。及门如辽东贺钦之、嘉鱼李承基、番禺张诩、增城湛若水、东莞林光皆绍江门之绪。其诗自名其家，书法宗晋唐。晚喜为苑笔书，世竞珍焉。《通志》庐阜精舍在新会县南小庐山上，距江门二里，陈献章建白沙村名。

《明史》列传

献章之学，以静为主。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或劝之著述，不答。尝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从吴聘君学，于古圣贤之书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专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于是舍繁求约， *** 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勒也。”其学洒然独得，论者谓有鸢飞鱼跃之乐，而兰溪姜麟至以为“活孟子”云。

献章仪干修伟，右颊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节，献章事之至孝。母有念，辄心动，即归。弘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万历初，从祀孔庙，追谥文恭。

《尧山堂外纪》

陈白沙下第，有神见梦于人曰：“陈先生卷为某投之水矣。”先是，献章寓居神乐观，科道群公往来请益，既而某被劾，疑出白沙，故特恶之，且曰：“彼戴秀才头巾尔，动人若是，脱居要路，当何如耶？”揭晓，编修李东阳为同考官，主《书经》房，索落卷，不可得，欲上章自劾，冀根究焉，不果。时京师有“会元未必如刘戬，及第何人似献章”之谣，以及舆夫、贩卒莫不啧啧叹恨。（戬，字景元，安福人。后乙未榜眼及第。）

成化壬寅，陈白沙应诏之京，道过南安，太守张东海欲用曹参礼盖公故事，款留数月受教，白沙不可，东海不能强。

按察使薛纲始疑白沙，及见，即欲解官从学，有诗曰：“欲抛事业留门下，老骥那能学骏奔。”进士姜麟以史事使贵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师礼见，至京师，有问之，对曰：“活孟子！活孟子！”

宪庙升遐，哀诏至广，白沙哭之恸。

白沙初年甚窭，尝贷粟于乡人，都御史邓廷瓒檄有司月致米一石，岁致人夫二名，却之以诗云：“孤山鹤啄孤山月，不要诸司费俸钱。”行人左辅出使外夷，以其师意致白金三十星，亦拒而不受。

白沙能作古人数家字，天下人得其片纸，藏以为家宝。山居，笔或不给，至束茅代之。晚年专用，自成一家，时呼为“茅笔字。”有诗曰：“神往气自随，氤氲觉初沐。圣贤一切无，此理何由瞩。调性古所闻，熙熙兼穆穆。耻独不耻独，茅根万茎秃。”

弘治间，李若虚任广之宪使，有以旧交谒者，若虚转致以见白沙，并求言赠之。白沙少学于临川吴聘君。询知其人所居，与旧同学聘君之婿厚郭胡君全者为里?，乃以幅纸写一绝云：“居邻厚郭一鸡飞，桂树于今大几围？老忆旧时灯火伴，青山何处望霏微？”桂树，乃昔游丰城时见胡庭之所植也。盖以宪使代请，不得不言；在其人又不欲轻言。故赠之如此。

陈白沙善画梅，人持纸求索者，多无润笔，白沙题其柱云：“乌音人人来。”或诘其旨，乃曰：“不闻鸟声曰‘白画，白画’。”客为之绝倒。

弘治庚申三月，白沙病亟，前数日，蚤具朝衣、朝冠，命子弟扶掖焚香，北面五拜三叩首，曰：“吾辞吾君。”复作一诗云：“托仙终被谤，托佛乃多修。弄艇沧溟月，闻歌白玉楼。”曰：“吾以乱世。”殁之日，顶出白气，勃勃如蒸，竟日乃息。

陈白沙以“宗自然”、“贵自得”的思想体系，打破程朱理学沉闷和僵化的模式，开启明朝心学先河，在宋明理学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转变风气的关键人物。白沙学说高扬“宇宙在我”的主体自我价值，突出个人在天地万物中的存在意义，宛若明代学术界的一股清新空气，对整个明代文人精神的取向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催发了明末清初学术界的繁荣。近人缪天绶评论云：“在这个因循蹈袭的空气弥漫一时的时候，而白沙独摆脱一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陈白沙学术思想，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岭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确立了岭南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他的学说被誉为“独开门户，超然不凡”，“道传孔孟三千载，学绍程朱第一支”。陈白沙也因此被人们尊称为“大儒”、“圣人”，辞世后被追谥为“文恭公”，成为中国古代广东惟一从祀孔庙的学者，故有“岭南一人”之誉。同时，他凭借独创的“茅龙”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率先奠定了岭南书法家的位置。

明末著名学者黄宗羲评论陈白沙的理学为“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恕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王守仁）而至大”，甚为赞誉白沙学说为“独开门户，超然不凡”！概括陈白沙的理学思想面貌时说：“先生之学，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以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穿纽凑合为匡郭。以日用常行为殊为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间为体认之则，以未当致力面应用不为实得。”（具见《明儒学案》）。

近人国学大师章太炎认为：“明代学者和宋儒厘然独立，自成体系，则自陈白沙始”。

现代学者章沛教授在其《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中推崇陈白沙，是中国十五世纪即明代中叶接触的哲学家、理学家，是有明一代第一个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的重要人物，他的思想上承宋儒理学的影响，下开明儒心学的先河，在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发展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和作用。陈白沙哲学体系的结构和基本观点，作了新的阐述，提出了新的评价，把陈白沙哲学体系的结构归结为：“自然道论——自然人论——心——涵养论——世道论。因而明确地得出陈白沙哲学的主要范畴体系，即”道——人——心“的科学系列，展示了陈白沙哲学本系论朴素唯物的主要基本方面，指出陈白沙的自然观”采取了关于“道”的朴素唯物的观点，给予“道”以和整个物质宇宙等同的意义，给予“道”以整个宇宙的实体的位置。他（陈白沙）修正了传统理学的“道”的唯心观点，也修正了道家传统的“道”的超绝观点，发挥了“道”与整个客观宇宙同一的意义。

1、《陈白沙与江门学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门五邑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年11月。

2、《白沙心学与道家思想》，张云华，广州出版社，2004年10月。

3、《明代大儒陈白沙》，曹太乙，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

4、《广东大儒陈白沙》，陈占标，花城出版社，1993年8月。

5、《陈白沙诗文笺疏》，江门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2003年。

6、《白沙采青》，欧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9月。

7、《陈白沙诗文选》，关步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

8、《明代心学宗师——陈献章》，黄明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

9、《岭南大儒陈白沙先生——白沙理学与江门学派》，张大年，饮水书室 ，1998年4月。

10、《陈白沙研究论文集》，章继光、刘兴邦、张云华， 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

11、《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章沛，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

12、《陈白沙诗笺》，陈奇思，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13、《陈献章集》（上、下），孙通海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1月。

14、《陈献章评传》，黄明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5、《陈白沙心学价值审视》，刘兴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16、《陈白沙诗学论稿》，章继光，岳麓书社，1999年。

17、《陈白沙新论》，杨曙星、王伟雄，花城出版社，1995年。

18、《The Search for Mind：Chen Pai-sha, Philosoper-Poet》，Pau1Jiang,Singepore University Press

19、《白沙学刊》第1-4册，白沙文化教育基金会，1963 ~ 1967年。

20、《白沙心学》刘兴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