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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红楼梦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试论《红楼梦》

【摘要】《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红学”。本文对主要红学派别进行了综合概括，并针对索隐派、考证派的谬误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传记，也不是 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重在研究作品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文化内涵、 艺术成就，而不是去探佚、猜谜或毫无意义的考证。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 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 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1.1 索隐派

1.1.1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1.1.2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 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1.1.3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1.1.4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1.1.5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1.2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 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1.3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1.3.1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1.3.2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 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 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着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李长之,李辰冬.《李长之李辰冬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启功.《启功给你讲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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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论文1000字左右

红楼梦》是一部“说不尽”的奇书。它那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无比丰厚的艺术涵蕴，值得我们永远探求。

《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以毕生的血泪写就的。脂砚斋说：“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曹雪芹也说：“满纸荒唐言，一把心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第一回）显然，《红楼梦》的主题内容是蕴涵着深意的，决非简单可解，。
《红楼梦》中究竟写了多少人物，清朝嘉庆年间姜祺统计共四百四十八人。

民国初年兰上星白编了一部《红楼梦人物谱》，共收七百二十一人，人各有传，字数长短不一，此书中又收《红楼梦》所述及的古代帝王二十三人，古人一百一十五人，后妃十八人，列女二十二人，仙女二十四人，神佛四十七人，故事人物十三人，共二百六十二人，每人略考其生平及传说。连上二者合计，共收九百八十三人。
尽管《红楼梦》具有丰厚的人文内涵、诗化的艺术情境乃至复杂的思想意义，在文化和审美价值上确实比《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高出一层，但它仍然是小说，是一般文人可以随意谈论的对象。胡适开创的新红学要求对与小说有关的一切进行历史考证，而像曹家故实、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脂批等等都是相当专门的的课题，不是任何学人都可以轻易问津的。新红学提升了红学的地位和水准，却也使红学越来越精英化了。无论如何，红学只是一门专业学术，谈红容易，研究红学却不容易。但49年后，《红楼梦》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一度还出现了不少业余红学家、“工农兵红学家”。
红学与20世纪之间的“与”不是一般的连接词，因为红学不是一般意义上对《红楼梦》的研究、评论，而是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气氛中建构之“学”。不但19世纪红没有红学，21世纪有关《红楼梦》的研究也不会是20世纪式的“红学”。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20世纪的开始。80年来，有关“五四”的解释，使它本来的多声复义及幽微隐蔽愈益清楚地呈现出来。但无论如何，“科学”与“民主”作为“五四”的公开旗帜和实际主题，迄今仍得到充分肯定。当然，两大主题的命运是不同的，简单地说，科学高歌猛进而民主仍有待努力，民主的曲折无疑是因为政治斗争被置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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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 红楼梦》 的阐释

“英雄所见略同”的说法不能说不精辟至极，即使以此来评说近二百年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也不能说是毫无道理。况且已经有人以此比附过《红楼梦》 与《 战争与和平》 就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产物① 。当然，这是有前提的：首先，评说者非“英雄”莫属；其次面对同一个对象而评说。唯其如此，才会 “所见略同”。“略同”也只是说大略相同而已。

其实，对《 红楼梦》的批评和阐择，更普遍的情况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回顾自《红楼梦》 产生以来的红学批评史，红学家们都力图进人《 红楼梦》 ，进人曹雪芹的创作天地。力图获得对曹氏与《红楼梦》 一个大略相同的认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然而所获只是各种看法越来越多、越来越杂，不但没有求得“略同”，反而大有众说纷呈的态势。

评点派着眼于小说文本现象的具体阐释与评价，这是“见木不见林”的阐释；而索隐派则文着重于小说文本之外的考释与索隐，这是比附、牵强的阐释。这正如茅盾先生评价王梦阮、沈瓶庵和《红楼梦索隐》时所说：他们的索隐“广征博引，而穿凿附会，愈出愈奇”, “不能自圆其说”。此后的新红学家又着重于作者的考释，联系到《 红楼梦》 的故事，推而衍之，故而又出《 红楼梦》 乃作者自传一说。当然，这样的阐释自有其科学客观的一面，然而，僵化地、固执地以为小说即作者，就又难免偏颇。上述的批评家虽有进人《红楼梦》 的愿望，但是取径失法，显然也无由进人《 红楼梦》 。现当代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家阐释《 红楼梦》 ，比较地科学了一些，客观了一些，然而也是各执己见，各有千秋。

当代文学评论家都乐于向作者—— 当然作者必须还活在人世——打探作品的意旨，让作者表态、定案。曾经就有人致函钱钟书先生，想打听本人对《 围城》题旨的看法，以便澄清是非。结果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主张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不该插嘴。”这不仅是钱先生明智明理的回答，而且是他对文学作品一旦产生便是客观的社会存在的科学阐释。假如《红楼梦》分的作者还在人世的话，他也会赞成钱先生的说法的。具体到《 红楼梦》 的创作、阅读和批评中来说，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红楼梦》 是作者在自己的特定时空环境中的创造，阅读和批评则是阅读者与批评者特定的情境，或者说是其“个人天地”中的事。显然，这二者是未可同日而语的两码事。

海德格尔论“解释”时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以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② 很显然，海德格尔强调的是“解释”者个人的“先行”条件的存在，亦即“解释”者领会能力、解释能力及其“先见”、“先知”等等条件。解释有待解释的东西，是因为有待解释的东西已经处在解释者的领会之中。换言之，要阅读过《红楼梦》 才谈得解释《 红楼梦》 ，而解释凭借的是阅读时的“领会”。具体到某一个阅读者，对《 红楼梦》 的解释自然也只能建立在一个阅读者的领会程度的基础上，而这当然也只能是这一个阅读者个人的解释了。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比如红学家读《红楼梦》 ，《 红楼梦》 就在红学家的领悟中展开；一般读者阅读《 红楼梦》 ，《 红楼梦》 就在他们的领悟中得到解释。这恐怕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言：看人生是因作者不同，看人生又因 读者不同；一本《 红楼梦》 ，“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 ，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 ”，③ 如果再区别各个阅读者各不相同的“个人夭地”及其所在的时空背景，那情况会更复杂。五、六十年代的红学家着眼于《红楼梦》 的社会的、思想的意义，是因为当时的文化背景、政治环境。近十年的红学家又注重于《 红楼梦》 的艺术的、更深层次的哲学的意义阐释，也是因为近十年的政治的、文化的环境。所以我们说，《红楼梦》 的阅读、阐释与批评，始终是个人的、历史的。

以此，我们可以对《 红楼梦》 的阐释作一些这样的归纳：一、对《 红楼梦》 的种种阐释，其实质都在表明各种不同的阅读、批评及作品之间的相关性或即 “关系’；二、对《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是有前提的，这就是说，阐释开非一种独特的无制约的立场，它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三、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不是“看”，不是“旁观”，而是把主观投人于其中的理解性阅读，是对并不十分了然于“目”的本文的释读；四、对《红楼梦》 的理解，归根结底是阅读者的自我理解― 我们不仅读《 红楼梦》 ，《 红楼梦》 也在读我们。以笔者而言，《 红楼梦》 就读出了笔者本人的治学能力。换句话说，就是阅读者把自己对《红楼梦》 的领悟给予了《 红楼梦》 ，阅读者也从阅读《 红楼梦》 中提高了自己的领悟力。

总之，对《 红楼梦》 的阐释构成了阐释者与《 红楼梦》 的双向交流。交流的结果则是：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愈来愈深人，阐释者也在阐释的过程中深人自己。这就是文学阐释学所认为的，我们在“本文语境”中，本文在我们的“阐释语境”中。《红楼梦》 的批评者力图同《 红楼梦》 及潜隐的作者对话，但是终不能、也不可能独立于《 红楼梦》 之外对《 红楼梦》 作出纯粹客观、绝对精确的界定。

说到这里，联想到近年来文学批评的理沦与实践中时兴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批评，非得以所谓的“科学化”、“精确性”来划一文学作品，来划一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与批评，显然有悖于文学的特性。因为文学是人学的经典命题，己经规定了文学自在的性质，所以，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与批评也就不能不是自由的。以此作为阐释《红楼梦》 的出发点，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如下事实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一）对《 红楼梦》 的阐释批评只能是“百家争呜”，在具体问题上的探索和研究，也只能求大同存小异，完全的精确的绝对一致的看法是永远不存在的；（二）伴随着阅读者“先在”领悟的变化，伴随看阅读者“个人天地”的差异，对《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也是永无止境的，这也是“红学之树常青”的根木原因所在。（二）即使是阅读者处于同一时空环境、文化背景之中（即使把同一“时代精神”，同一“池城影响”等等都归属其中）对《红楼梦》 的阐释仍然会存在着“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的阐释结果①

况且，《 红楼梦》 又非一般的交学作品，对其阐释也自然并非易事。仅以其文本的表述语言而论，要获得比较一致的理解就相当困难。红学史上诸多批评家打了上百年笔墨官司也难以解决的问题，大多是在其语言的丰富而旨深意远的语义阐释上。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作品，而语言则是一种人为规定的符号（见索绪尔《普遍语言学教程》 ）。用语言符号编码，是作家的写作；用语言符号解码，是读者的阅读。语言符号编码而成的“本文”，是读者与作者的中介，也是我们理解作品与阅读关系的关键。而《红楼梦》语言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是含混浮泛，亦即语言的模糊性。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具有象征性，与语言实际指称的对象并不同一。比如《 红楼梦》 中有一句颇多争议的话，即“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争议不休的重点在“色”、“空”二字的真正意蕴上，当代红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把“色”、“空”泛斥之为宿命学说．从而视其为评说的禁区。“色”、“空”概念按其能指看，本是佛家语。然而，当它出现在《红楼梦》 中时，它又不只是佛家之言了。究其所指，范围相当宽泛，其中很难说没有道家的“有”“无”之意。参照《 红楼梦》 再三强调的“真”“假”说．也不能说其中没有一点儒家的去假存真的思想，所以我们说，《红楼梦》 语言中的能指并非专能，所指也不止一指。由此可见，力图统一说法的对《 红楼梦》 之阐释，无论如何也无法突破《 红楼梦》 语言的非确指性障碍。

《 红楼梦》 语言的模糊性是其短处，恰又是其长处。说是短处，是因为其模糊浮泛产生的歧义太多，影响到对作品含义的总体性把握。说是长处，是因为模糊而产生的审美体验的多向性，增强了作品内在意蕴的丰富性。《礼记· 乐记》 云：“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 中训“依”为“隐”( “衣者隐也”)意即着衣的目的是为了隐身，故“衣”有“隐”义。反训之“衣”为“显”也，因为“衣可资炫饰”，于是隐身的衣反有“自彰之效”。此即语言的相反相成、同体歧用之妙。若依据此意阐释《红资梦》 中的表述语言，我们又会获得什么样的阐释解读的结论呢？《红楼梦》 本文就是“衣”，既有“显”义也有“隐”义。“显”者即能指，“隐”者即所指即使是能指，也并非专能；是所指也非止一指。这是在特定的时空天地中，作者在刻意追求含混浮泛的语言来表达白己的人生体验。因其表达的体验复杂，所以赋予小说语言的所指功能也相当宽泛。

当然，阐释《 红楼梦》 ，《 红楼梦》 本文并非不可本，但依凭本文也须小心翼翼切莫被作者的本文创造所迷惑而误人岐途。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其意是说诵诗读书不可死在句下，而须层层剥笋，以觅其质。对于《红楼梦》 的阅读与批评，既要重视《 红楼梦》 本文对于阐释思路的导引作用，又要防止“尽信书”而上当受骗，更不应该“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仅是作者结构小说主题的点睛之笔，也是提交给读者阅读阐释作品的一把钥匙。如上所述，我们的结论仍然是：对《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是不可穷尽的。那么是不是说，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永远不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呢？显然不是的。其实，对《 红楼梦》 正确的阐释时时都在得出。但是，在一些问题上得出了一种正确的阐释，并不意味着在相同的问题上不会得出另外的也是正确的阐释。比如考证派红学家胡适先生对曹雪芹家族世系的考证，就比较接近实际。至少，他将作者的生平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且他将考证与《红楼梦》 的阐释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得出了《 红楼梦》 乃作者之自叙的说法。结论的正确性，我们无以否认。但是很显然，此说对《 红楼梦》 的解释远不是充分的。一说即一切说，一切说即一说，都是对伟大文学作品《红楼梦》 机械的僵死的宗教裁判。且不说这样的评判是对《 红楼梦》 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而且是对文学作品特殊性的极大的抹杀。

罗兰、巴尔特曾从结构主义的立场说过，文学本文是“一个大的句子”，那是用解析文本结构的法则去阐释文学本文。而最切合文学本文实际的阐释，莫如把文学本文看成是：“一个大的比喻”，或者是“一个大的象征。”文学与人生，犹冰山喻大海。卡夫卡的《城堡》 就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小说中的主人公千方百计要想进人一座城鸯，右城堡管辖的村子里定居，但是，尽管城紧就在照前，路上也看不到障碍，就是无法接近，努力越大，距离越远，最后终于被勒令离开。故事的喻义可以作多方面的阐释，人与目标，人与权力，人与自我，人与自由，等等复杂而缠扰人生的命题，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程度的领悟。钱钟书的《围城》 、海明威的《 老人与海》 、福楼拜的《 包法利夫人》、李商隐的《 锦瑟》 ，都莫不是关涉人生的大比喻。曹雪芹的《 红楼梦》 也是一个大比喻，贾宝玉的人生实践犹如红楼梦，从更宽泛的意义看，实在又是人生如梦的大比喻。当然《红楼梦》 的喻义远不止如此简单、笼统。许许多多困扰人生的命题都在《 红楼梦》 的比喻中显现。试想一想那“太虚幻境”，想一想宝、黛的来历及 缘份，想一想宝玉颈项上那块命根子的“宝玉”，甚至再想一想江南还有一个分裂体—— 甄宝玉的存在，甚至那“判词”、那“好了歌”… … 我们就不能不承认《 红楼梦》 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是一个人生意蕴无限的大象征。

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一定是“此非彼也”，然仅仅是“似是而非”；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也会是“此即彼也”，然又仅是“似非而是”。是比喻，《红楼梦》 本文就是显在的“此”，以显在的“此”就可以窥见隐潜的“彼”；是比喻，《 红楼梦》 本文可本，决不可脱离本文去考索所谓的隐潜的“彼”；但是，《 红楼梦》本文也不可全本，因为依凭显在的文本并不能探索尽潜隐的非止一指的喻义与象征义。故而，对于本是一个大比喻的《 红楼梦》 的阐释，只能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如《 中庸》所道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方能领会赏析，妙的文心。

红学家吴组湘在一次学术讲话中说过：“《 红楼梦》 里的描写就像一座冰山，很小一部分露在水面上，大部分沉在水底下 ”。《红楼梦》写出来的如同冰山露在水面上的那一些，另一部分没有明写出来，需要读者把书中描写到的联系起来进行思索。”显然借冰山比喻《 红楼梦》 的本文是套用了海明威 谈创作的一段名言。海明威讲道：“我总二是试图根据冰出的原理去写。相对显露出来的部分，有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以上的”。⑥ 《 红楼梦》 潜于水面之下的部分很多，比如说王夫人同贾母之间的矛盾就是藏在“水”底下的，没有直接写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对待林黛玉的态度上。王夫人绝不会接受林黛玉做儿媳的，而以贾母言，自然是心疼外孙女儿的。矛盾的尖锐冲突，只有经过阅读者对于文本的具体考察才能进一步阐释。但是，由于潜在内容的模糊性与不可知性，所以阐释的取向也很难趋于完全一致的，这也是《红楼梦》本身的隐密所造成的。

从阐释学的观点看，《 红楼梦》 这样的优秀作品只能是可解而又未可尽解的。这正如歌德曾说：“优秀的作品，无论谁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把《红楼梦》 比作一个球，释义者便可围而作面面观，那么处处都是进人《 红楼梦》 这个球的核心的“切入”点，于是所获也就各异。即便已经有几代人，甚至仍需几代人，在自己选定的“切人”点上辛勤探索，并且几近核心，但是仍须意识到《红楼梦》 潜在意蕴的丰富性。把《 红楼梦》 比做试金石，它也在测 试着我们—— 阅读、释义者自身的“含金量”，读得深者得之自深；读得浅者得之自浅。是个人的领悟力限制着对《红楼梦》 的释读，而《 红楼梦》 本身无比深厚的蕴含，却是经得起任何人的释读的。

因此说，对《 红楼梦》 的阐释和评说，必须具有较高的领悟力。所谓的领悟力，主要是指在具有较高水平的文学理论素养基础上的“悟性”，亦即直觉的审美力。《红楼梦》 是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典范之作，在思想的、艺术的表达方式上，具有突出的民族特征。譬如说，思维的直观性是我们民族的思维特点，表现在艺术上，则强调灵感思维，相信“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在《红楼梦》 中这一特征表现得龙其突出。即以艺术形象的创造而论，客观物象的构成固然重要，但《 红楼梦》 更强调意象和意境的创造，把追求天人合一、物我浑成看成最佳艺术创造。在艺术的表现和表达上，《红楼梦》 务求简约、不求穷尽。追求的极致是司空表圣 所谓的“不著一字，尽见风流”，讲究的是神、气、韵、味。与之相适应的阐释，必须具备“妙悟”, “心领神会”的直觉审美力。《 文子，访德篇》 云：“上学以神听之，中学以心听之，下学以耳听之。”列为“上学”的“以神听之”，就是通常所说的神会，也就是悟。唯其有上学之“悟性”，才可深释《红楼梦》 。在悟性高下不一、“先见”各有差别的情况下，对《 红楼梦》 的阅读、阐释与批评，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必定会是“仁者见仁，知见者智”。

红楼梦论文

红学末路：红学走到末路了吗
2005年05月11日16:15:09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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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读红楼

甲申除夕前五日，笔者收到未曾谋面的前辈朋友克非先生寄来的新著：《红学末路》。但细读三过，实在不能苟同该书的观点。

《红学末路》一书的主旨，是通过对脂砚斋、脂本的揭示，宣告新红学“已到了穷途末路”。作者在该书《题记》中说：

“本书提到的红学，专指新红学，即所谓的考证派红学。”依此，书名应称之曰“新红学末路”，方才切题。好在只要读过这本书，也能领会作者的心意，倒也不必过多的在题目上做纠缠。

既是批判新红学的书，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新红学”是什么？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一文里，提出了《红楼梦》考证的范围：“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而他用的方法，就是他一再推行的“科学考证法”。这种方法，要求撇开成见，搜求证据，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出结论。后来，胡适常将这种考证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就是新红学的内容和方法。

我们再来看看克非先生眼中的“新红学”是什么：“这个甲戌本及其上面脂砚斋的批语，便是新红学的奠基石，……胡适依靠它进一步完善了自己原有的‘自叙传’说，曹寅的‘家史说’，并作出结论：脂批本是真本，《红楼梦》最早的本子，都是带有脂砚斋的批语的，只有八十回，后来出现的一百二十回本子，后四十回是高鹗的伪续。概而言之，这便是考证派新红学最初的体系……”（《题记》）

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克非先生所理解、所批判的“新红学”与胡适开创的历史上的“新红学”是有很大出入的。首先，众所公认，胡适的“新红学”形成于1921年；而照克非先生的理解，直到1927年“甲戌本”出现以后，才有“新红学最初的体系”；其次，胡适虽然在搜求到大量有关曹雪芹家世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叙传”说，却从未提出过所谓“家史说”；第三，胡适提出“《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后始有百二十回的《红楼梦》”以及“后四十回是高鹗所补”等观点，是1921年，而不是克非先生所说的“甲戌本”出现以后的1927年。

很显然，克非先生是过于夸大脂本、脂批在“新红学”体系中的地位了。正因如此，克非先生才把揭批脂本、脂批和脂砚斋作为他批评的切入点，“以揭露新红学的诸般荒谬”。而事实上，对脂本、脂批的研究，只不过是“新红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对此前的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提供了新证。即使没有脂本、脂批的出现，此前对《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的研究，也是对红学史的了不起的贡献。在胡适以前，并没有人用现代学术的眼光对曹雪芹加以研究；胡适和他的追随者挖掘出大量的有关曹雪芹和他的家世材料，对于这些材料，难道还需要一一列举吗？在克非先生的书里，这些材料以及根据材料得出的结论曾被广泛的引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红学末路》一书引用或提到的有：永忠、瑶华、敦诚、敦敏、周春、二知道人、张问陶、袁枚、杨钟羲、俞樾、裕瑞等人的诗与文。观点则有“曹雪芹死于1763年”，“曹雪芹生于1724年”等等。我这里想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人及其材料都是胡适和他的信徒们在浩如烟海的史料王国里翻检出来的（当然远远不止这一些）；克非先生引用新红学的成果，已经是在为新红学张目了。

克非先生曾称新红学为“楼外之学”。那么“楼内之学”是什么呢？克非先生说：“进入文本，根据其具体的描写，研究其人物塑造、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环境、主题开掘、思想意义、生活表现、艺术上的成就与不足、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及教益，即它的客观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还有作者的教养、身世、经历、思想、感情，等等。”笔者这里不禁想问，胡适及其学派对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是不是研究作者的“身世”？新红学派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研究及结论，是不是为后人划定了《红楼梦》产生的时代？按照克非先生的划分，这应该算作“楼外之学”呢，还是“楼内之学”呢？

克非先生宣判：新红学已走到了末路；但我们忍不住要问，难道曹雪芹不需要研究了吗？《红楼梦》的版本不需要研究了吗？其实，撇开新红学的其他组成部分不谈，但就这两个领域，近年来也不断有成果涌现。比如，前些年，大同发现了记载有曹振彦史料的碑文；去年，胡文彬先生发现了曹寅的《北红拂记》；前年，曹立波女士曾研究“程本”的一个子本———“东观阁本”而发表一部专著……此外，在这两个领域依然有很多有待研究的空间。比如，克非先生和他的几位同道的朋友，都认定：程本早于脂本，而脂本又是伪本；因而程本在克非先生等的眼中，其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但是，就是对程本的研究，也是远远不够的。自1791年以来，经过100多年的流传，其间经过了太多的变化；诸如“程本共有多少子本”、它们之间异同如何等问题，并没有经过细致深入的研究。单将这些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也不是靠一代人、两代人的努力就能办得到的。而这些，不都属于新红学中“版本学”范畴吗？又怎么能说新红学已走到末路了呢？

《红学末路》用相当的篇幅评说了冯其庸先生的《石头记脂本研究》，因为冯是当今红坛上崇脂、扬脂的“首屈一指的人物……比上一代的胡适、周汝昌等走得更远”，“海内外无一人能望其项背”（318页），《石头记脂本研究》是“这种版本学方面的最主要最权威的著作”：“甚至可以说，没有冯先生的研究、著作、贡献、倡导，新红学派的版本学便难成其学，至少是支撑不起来”（186页）。确实，在作者和版本研究方面，冯其庸先生是紧承胡适余绪的，而且也的确做出很多贡献。但是，冯先生从事版本研究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难道从20年代到70年代的这半个多世纪，《红楼梦》的版本研究就是一片空白吗？而且，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克非先生批判的冯先生的一些基本观点，其发明权却在胡适。如该书76页说：“冯先生的意思是，《红楼梦》早期流行的本子，就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其实，最早提出此说的是胡适，在1933年，在《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这篇文章中。再如该书23页，克非先生似乎对冯其庸的“后四十回自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颇为欣赏，但这个观点，仍是胡适最先发明的，我们看胡适1921年在《红楼梦考证》中的原话：“但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诸如此类，不一一列举。因此，站在克非先生的立场，我以为批胡比批冯好，所谓“擒贼先擒王”。

《红学末路》确实如宣传的那样，提出了不少惊世骇俗的观点：“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三个脂本都是曹雪芹以后很晚的伪本，脂批是伪批，脂砚斋是“巧伪人”、是制造伪文物（脂本）谋利的低级骗子；脂本之残，是脂砚斋故意整残的。庚辰本、己卯本，是在同一间土作坊里，同一时间内，由同一个骗子制造而成的。它们产生的顺序依次是庚辰本、己卯本、甲戌本……《红学末路》有“一个故意被整残的本子”一节，论述甲戌本的产生年代。克非先生根据他总结出来的甲戌本的特征，列出15条路标，然后，就“我们完全可以判断”，甲戌本的产生不是在乾隆时代，而是在嘉、道年间，甚至咸、同以后。这15条路标包括“曹雪芹和其家世已经开始明朗化”、“将《红楼梦》本事开始和曹家胡乱连接”、“后四十回为高鹗伪续已成定论”等等。我这里想问：在1921年以前，曹雪芹和其家世是如何明朗化的？《红楼梦》本事是如何和曹家胡乱连接的？后四十回为高鹗伪续是如何成定论的？此外，作者对他认为的脂本的“炮制”过程，多次作了详细地描述：如何雇抄手、如何流水作业等，言之凿凿，如同亲睹，试问：又有何根据？《红学末路》总给人一种印象，它的论据并不能证明它的结论。胡适阐述治学方法的时候，经常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愿以此话与克非先生共勉。

克非先生说，新红学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笔者也不能同意。1921年新红学一出，即受到很多批评。在1928-1953年，这一学派非常沉寂；相反，这期间有吴宓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30年代有李辰冬用西方文学批评方法写成的论文及后来出版的《红楼梦研究》，40年代有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这都不属“新红学”的范畴。而且，索隐派的著作也仍不断问世。到了1954年，“新红学”遭难了，尽管那不属于学术批评的范围，代之而起的是阶级斗争红学。到了80年代以后，新红学才又逐渐翻案。但此时，不少人提出诸如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等新思路。所以，尽管新红学影响很大，但并未独霸。只是，在极左的年代里，新红学的研究也并未中断，如1963年前后围绕曹雪芹生卒年的争论。这主要是这一学派自身的学术魅力和它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直到今天）。

《红学末路》还有几处硬伤，我想在这里指出来：11页，作者将扬钟羲列为乾隆时人，其实杨氏生活于清末民初，是一位遗老；268页，克非先生说，“新红学家将三个脂本看成是乾隆甲戌年、己卯年、庚辰年的本子，并说是曹雪芹生前的本子”；其实，新红学家是说三个脂本的底本是乾隆甲戌年、己卯年、庚辰年，底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本子。

要之，这部号称宣判新红学已到末路的450页的煌煌大书，并没有伤到新红学一丝一毫。

关于”红”的论文

看看.

《红楼梦》里的人与事
神仙一样的史湘云

探佚派红学家相信《红楼梦》真本的结局是史湘云嫁给了贾宝玉，贾宝玉这时已经沦为更夫。证据之一是词学家姜亮夫年少的时候在孔德学校图书馆见过这样一个红楼文本。给红楼续书的人很多，难保这个本子不是续貂。因为，《红楼梦》“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回”已经在回尾暗示史湘云和贾宝玉只有“野合之缘”：那个又大文采又好的金麒麟是湘云在野地里发现的，发现之后紧接着登场的恰是宝玉。丫鬟翠缕点破大金麒麟和湘云自己的小麒麟是阴阳一对，也仅此而已。作者安排宝玉将麒麟失落在野地正是这种安排，一百年前的读者看出来了，我们却还在挖空心思琢磨。

史湘云在《红楼梦》里是个醉仙一样的人物。有时也兼有宝钗和黛玉的才情，但自身的豪放却始终是她的特色。她与宝玉的私情“醉卧芍药”那回作者非常隐晦地写了。即便是那样春梦荡漾的场景，她仍然保持酒仙的风度，嘴里说的是“醉扶归”之类。别人把她从梦里唤醒，她开启的也是一双醉眼。满地满身的芍药花并不知作者是让何风吹落的，当时并没有刮风。假如湘云真的如书中写的那样醉得人事不省，她是如何走到幽秘的山石后头去的，又是如何弄了一头一身一地的芍药花的？另外她还枕着一包芍药花，醉倒的人倒有闲心思。作者安排她在山石后僻静的石凳上。读者知道石头在红书里代表什么。等众人发现她的时候，我们竟然听不见宝玉对此事的议论。结论是宝玉也不知哪里去了。类似的迷魂阵在“寿怡红”回也能看见。在那回夜里怡红院诸芳私下里给宝玉祝寿，并没有说派人去请湘云，但后来座位上却有她，说明她一直没离开怡红院。林黛玉没认真在湘云身上泼过醋也能间接证明湘云在作者那里并没有配偶的安排。至于她的结局，书中虽然隐约说有了人家，但并没有真实的出嫁叙写。我想红书的作者是拿湘云当神仙一样对待的，并不想让她有太多的人事的麻烦。她家里的琐事一则是为了叙写史家方便而设，一则给她这个人物一点血肉真实之感而已。有人从书里的点滴猜她嫁给卫若兰之流，我倒情愿这种假设是真实的。

尤三姐为什么思嫁柳二郎

《红楼梦》最有悲剧色彩的爱情大家可以举宝黛，然宝黛的爱情悲剧是通过日常生活细节来表现的。悲剧化表现的焦点在尤三姐引剑自刎那一刻，是冷二郎柳湘莲都看呆了的。我想贾琏和贾珍兄弟俩如果在场也许都会镇静些，因为他们领教过尤三姐的烈。人间女子如果不幸生而不能决定命运又有些姿色，尤三姐嬉笑怒骂的性格、放浪不羁的外形倒真的比通过贤淑的表现奢望改变身份的努力要可敬可爱的多。同是一死，尤三姐显得壮烈，尤二姐显得冤屈且拖泥带水。

薛蟠而外，《红楼梦》里的男人名字好听的要数柳湘莲。由此可见作者对侠客一流人物乃至倡优人物的态度。书中戏子蒋玉菡的名字也不错。《红楼梦》里的男人世界也代表作者对世界里的男人的态度：为官的太贪太假，经济人物太俗，文人学士太腐太酸……公子哥儿的好处尤其不多。相比之下，柳湘莲一流的男子还倒可爱些，所以尤三姐看中柳二郎。俗人猜测了半天，她这个不要那个不嫁，以为是要找一个宝玉之类，不曾想她心心念念的是柳二郎。贾珍其实暗自佩服她的眼光的，因为他等缺少柳郎身上的侠气。柳郎的悔约，要回定情物等举动是连贾琏也真的生气的，说明在他们眼里，柳郎至少是尤三姐可托付终生的人。

《红楼梦》里还有没有择偶倾向不随众的女子？答曰有：独对贾环好的彩霞，非潘又安不嫁的司棋，与贾芸暧昧的小红也算一个，可惜不知结局怎样；鸳鸯因为贾赦说她恋着宝玉而故意疏远不能证明她没有心思，吃嘴上的胭脂那一节倒可以证明他们的关系曾经很近；妙玉的清高也不能证明不动心思：因为她的几场演出机会明明暗暗都是围绕贾宝玉进行的，虽然有槛内槛外的自标。刘姥姥喝过的茶杯纵然是价值连城的汝窑小盖盅，都得扔掉。给宝玉这个“臭男人”用的却是自己日常用的茶杯。是作者忘了她的洁癖？大观园里眼中最没人的是林妹妹，妙玉却奚落她俗。这么个离尘的人院子里的红梅独得宝玉去要才给，薛宝琴得红梅是在之后。结论是尤三姐之流在选男子方面更高一筹。身份卑贱如尤三姐，宝玉反不得机会接近。人间阴错阳差如此。

薛宝钗与药

《红楼梦》写药的文字不少，其中有浅意，有深意。林妹妹是有名的药罐子，按她自己的话说，自打会吃饭起就开始吃药。然而，林妹妹吃的药不过是人参养荣丸之类，没病的人吃了也不碍。难怪佳惠对小红说林姑娘常吃药，不行你跟她要两丸。“胡说！一个药也是混吃的？！”类似的话薛宝钗也对贾宝玉说过。薛宝钗身体结实，却常年服用“冷香丸”，理由是身上有从娘胎里带来的热毒。“冷香丸”的炮制方法也很别扭，要一年四季四种花的花蕊和不同节气的雨雪霜水。还要放在旧坛子里埋在地下。宝钗日常为人性格最是落落大方，偏偏吃的药这么别扭！

薛家的“海上方”好像还不止“冷香丸”。文本上争议很大的“龟大何首乌”那一节，宝玉给王夫人推荐的怪药方也是薛家的方子。王夫人说宝玉“又欠你老子捶你！”“我老子再不为这个捶我。”宝姐姐证实有这个方子后，王夫人才相信。宝玉挨打之后，送棒疮药的恰恰是薛宝钗，尽管林妹妹此前奚落“就是哭出两缸泪来也医不好棒疮！”贾琏因为没能耐给父亲弄来石呆子的扇子遭贾赦一顿打，就是平儿骂贾雨村“哪儿蹦出来饿不死的野杂种”那一回。平儿讨药的对象也是薛宝钗。《红楼梦》有几处不好的事情，都从薛宝钗那里揭底，也不知作者是何用意。以后我还要讲骂宝玉骂得最狠的也是薛宝钗，这里暂且不表。

薛宝钗与药的关系可能跟她家的买卖有关，药铺也许是她家经营品种之一。贾家配药时短了人参、牛黄之类都是上她家去寻，连林黛玉的燕窝也仰仗她供应。凭是什么药治得了病治不了命，也挽救不了命运。薛宝钗家偏方再多，横竖改变不了“竹夫人”的命运。贾宝玉能看出庸医给晴雯开的虎狼药方，却看不出薛家的药方之怪异，并且还要“给我一丸尝尝！”作者行文也是够有深意的。倒是林黛玉看出点名堂：“蠢才，你有玉，人家有金锁；人家有冷香丸，你就没有暖香丸了？”贾瑞病入膏肓，凤姐只弄些人参碎末给人家。最后巧姐生病，她好不容易得来的牛黄被贾环掀翻。这是关于药的另外的话题，这里也按下不表。

薛宝钗就不会大笑？

《红楼梦》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值得琢磨的东西很多，比如贾母关于颜色搭配的雅论、纱罗质地的高见以及贾母贴身丫环鸳鸯在贾府的地位等。最近刘心武诸先生还看出鸳鸯三宣牙牌令里的政治含义。我倒是读出点另外的味道：在另外几个场面，林黛玉的诗才和史湘云的诗才高过薛宝钗略许。薛宝钗的酒令却比林、史高超。这一节酒令纵然全是引用前人的诗句，至少能反映引用者的眼光趣味。宝钗其实是很会读书的人，并不像表面那样“八股”。“双双燕子语梁间”、“水荇牵风翠带长”、“三山半落青天外”和“处处风波处处愁”都有很耐人寻味的意境。相比之下，湘云的酒令“双悬日月照乾坤”、“日边红杏倚云栽”、“闲花落地听无声”和“御园却被鸟衔出”就不太关痛痒，除非真的如一些红学家所说，

《红楼梦》另有文本。《西厢记》、《牡丹亭》之外，林黛玉的酒令有“双瞻玉座引朝仪”和“仙杖香桃芍药花”，也不能跟宝钗的酒令比美。有意思的是，林妹妹的“双瞻玉座”也有了政治意义，是太子跟健在的老皇帝平起平坐，与“双悬日月”一个用意。清朝人说“处处风波处处愁”状的是薛宝钗的一生。现在的红学说这句话讲的是曹雪芹家的处境。这样读下去，“日边红杏”和“闲花落地”就都有了言外之意了。果真如此，我倒佩服索隐派红学家的眼力了。只是《红楼梦》到底是文学作品，连胡适之先生都承认新红学“史学”过头了，所以他“只是扫清障碍而已。”刘姥姥因为一句“花儿开了结个大倭瓜”被人称为“解人”，意思是她解得风情的结果。我觉得新索隐派的解读有些类似。读《红楼梦》而喜欢琢磨，我倒是觉得这一回里另有可琢磨处：刘姥姥的“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一句引来大笑。《红楼梦》里写笑的文字最生动的一节在四十回。史湘云笑，林黛玉笑，贾宝玉笑……惟独不见薛宝钗笑！是曹雪芹忘了写了？薛宝钗就不会大笑？

湘云的结局

小文《神仙一样的史湘云》刊出后，网上大热闹，南北纷纷转载，看样子并不只有红学家对这位憨丫头感兴趣。由此我倒想起文学审美范畴的话题。读者有时候是不自觉地扮演起书中的角色的。比如坚持认为史湘云结局是嫁给当更夫的宝玉的读者未始不是认为这个结局很是浪漫，还要安排他们的相遇是在桥头或者船上，这也符合浪漫的想像。热爱史湘云的红学家实在不愿这位一醉卧石、以枕白臂一头青丝的美人嫁给别人，其实是把自己放在宝玉的位置去设身处地了，委实不愿让别人染指。

书里面宝玉吃宝钗的醋其实大可不必，因为宝哥哥始终就没有真正同宝姐姐亲近起来，总是客客气气的。史大妹妹就难说了。芦雪庵烤鹿肉吃的豪迈与潇洒是很合宝哥哥的胃口的。至于“空劳牵挂”的“良苑仙葩”日后的结局书中没有后文，实在是作者顾了一头顾不了另一头所致，或者干脆是他不忍安排湘云的结局。为了故事的结局已然毁了一个林妹妹，何忍再三！钟情史大妹妹的读者是情令智昏，所以偏想从“金玉”的角度证明史湘云有戏。情种们认为“金”指的不是宝钗的金锁，而是湘云的金麒麟，由此推断俗本“悲金悼玉”应为“怀金悼玉”，觉得这样方讲得通。退一万步讲，就算宝玉从张道士那里拿了金麒麟，有意于湘云，也不能就推断结果成就姻缘。我们可以假想作者有这样的写作方案，却不能说《红楼梦》原本就是如此，因为没有证据。

我也很喜欢史湘云，但我不能因此痛恨《红楼梦》目前的结尾。同样，我们不能因为林黛玉病死在潇湘馆缺少浪漫悲剧的色彩就非要安排她死在“寒塘”。林妹妹的“冷月葬花魂”也是偏偏有大的红学家改成“冷月葬诗魂”的。这样的擅改与“怀金悼玉”一样是读书的人把自己放进书里的结果。林妹妹死在寒塘变成芙蓉花确实浪漫凄婉，却不如死在病床上那样合乎情理。《红楼梦》的诗歌有象征意义是不容否认的，拿它们来考实确是荒诞不经的。红学家们忘了小说是文学杜撰，读者的心路历程不能成为科学依据。我的“红楼也谈”你就当野谈，不必当读红书的钥匙，姑妄听之可也。

送宝玉的汗巾啥颜色？

张爱玲的《红楼梦》研究被宋淇先生称为红楼梦魇，我想是不无道理的，因为我自己也让《张看红楼》弄得糊涂！张说人生有三恨：鲥鱼多刺一也；海棠无香二也；第三个就是《红楼梦》未完。张认定后四十回是附骨之蛆。说是很小的时候读红读到第八十一回就怎么也感觉不对。周汝昌先生因此说她早慧。

据我对张氏的粗浅“感觉”，她是很感性的作家兼评家，好恶十分明显，对后四十回人物命运的安排不太满意也就不奇怪了。在她眼里，林黛玉是个绛珠仙子，是不会穿后四十回里描写的水红色袄戴赤金簪子的，因为那是俗得刺人眼的戏装。只可惜张也过分依赖靠不住的脂砚斋，被脂砚斋牵着鼻子去想像另外的结局。明义的诗里有宝玉给小红篦头的情节，张爱玲们于是猜想第二十回原稿不是给麝月篦头，而是给小红篦头，进而推想小红麝月之类是作者生活里的同房丫头，因为脂砚斋或畸笏叟说“有是人，有是事”。我的印像是：红学家们不太喜欢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而是时时想把小说里的人和事与作者家世联系起来，否则便是“不会读”。袭人晚上熟睡，一觉起来发现自己腰上系了一条汗巾子。这条汗巾子该是松花色的还是茜红色的，红学家们就争论不休。有的认为蒋玉菡是男子，送宝玉的应该是绿色的，有的说蒋是戏子，送红色的也符合身份。难怪林语堂先生说这不是考证，是捣蛋。

人是非理性的感情动物，这样的动物读起小说来自然多少要“听评书落泪，替古人担忧”的。碰上自己钟情的小说人物，不希望她（他）的结局是那个样子也没什么奇怪。因为人物故事结局的安排招来读者威胁的，古今中外文学史上都不是新鲜事。我曾经说过有人否定脂砚斋会让一些老先生挥老拳，一点都不夸张。有人说宝玉是流氓，另有人就不乐意呢！宝玉那叫爱惜女子的高尚情操，哪里可以说是流氓，简直是俗人读书！一点也不懂得曹雪芹的苦心！张爱玲的痛恨高鹗让她把自己的红学弄成梦魇，真不知是百二十回本的过错，还是人类理性缺陷的过错。好在《红楼梦》并不因为结局的不尽如人意而失却其魅力！我仿佛看见写书的那个人在地下窃笑呢！

秦可卿与天香楼

秦可卿是《红楼梦》里比较可人的薄命女子，她兼有黛玉的灵气和宝钗的通脱，所以历代红学家都不肯放过这位美人。新近，作家刘心武先生把秦可卿研究推到了极致。他用了十年的工夫证明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的孙女、太子的女儿。时人称为“秦学”，就像称周汝昌的曹雪芹研究为“曹学”一样。心武先生的理由之一是秦可卿的父亲秦业这个“小小的营缮郎”不可能教育出这么识大体的名门风格的闺秀；其次，秦可卿卧房里的“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之类的陈设都是“皇家符码”，透着可卿的真实出身。按照新红学的方法，可卿者，客卿也，寄居在贾家（曹家）无疑。我自己倒宁可秦可卿警幻仙姑般虚无缥缈。她的虚虚实实、若有若无的人性美假如坐实到一个历史人物身上反倒破坏了阅读的胃口，正像索引派的把宝玉当顺治皇帝看待一样煞风景。

可卿让袭人等丫头看“猫儿狗儿打架”，文有微意但不失场景的亲切感。除了作者明说宝玉在梦中喊“可卿救我”，你似乎在红书里并不能找到可卿是“淫丧天香楼”主人的证据。在这一点上，我倒同意欧阳健教授的意见：“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是“脂砚斋”们杜撰的回目。第十一回，王熙风款步提衣上天香楼听戏，尤氏等在楼梯口迎接，那环境断不会让人联想这地方是偷情缱绻的地方，上吊自杀也太显眼些。关于秦可卿的神秘之处，我情愿相信云雨是历代读红的文人们“意淫”的结果。欧阳先生明指出过：史湘云醉卧芍药很美，但脂砚斋却没有评论，倒是贾琏和多姑娘鬼混其评点几乎及每一句叙写。我只能理解脂砚是旷久了的饥汉，一个潦倒了的酸文人。

秦可卿倒霉就倒霉在她生得太美，文士们无法不假以联想。秦可卿在书里真正近距离接触的独有王熙凤，以凤姐的眼光为人，即便是因为贾母而厚秦可卿，那秦氏也至少是黛钗湘一流的女子，她的风流韵事不会超过凤姐。这里顺带一说，当今人评论红楼人物有一大麻烦：清朝点评派指出很多《红楼梦》里的暗贬暗骂。你喜欢的红楼人物很可能在他们眼里是被作者暗贬暗骂的。宝钗就是最好的例子。假如你按红学家们的方法读红楼，恐怕无所适从，干脆还是自己去看吧。

精灵古怪的老太婆

刘姥姥第一次进荣国府是打抽风来的。整部红书里凤姐眼里有谁？刘姥姥却独得凤姐垂青，你说世上的事情是不是很难说？曹聚仁先生说刘姥姥是个精灵古怪的老太婆。一点不错。怡红院独她得醉卧，读者是通过她的眼看到怡红院细节陈设的。整个大观园里的人在书里内急时作者也只让“小解”，只有这个刘姥姥堂而皇之在东北角畅快地“大解”了一回，事后还酒屁熏了一番怡红院。凤姐的女儿的名字是她取的，书尾还有托孤的情节……假如探佚的工作可信，刘姥姥的故事还会多一些。荣国府上下几百口人，一天几十件事情，作者却偏挑刘姥姥的事情头一个说。到底谁是主角？谁在书里重要。作者一贯弄鬼。

鸳鸯三宣牙牌令是刘心武先生红楼研究的重头戏，他嗅出的是政治意味。我倒觉得是钗、黛角逐的一场大戏。贾母的酒令里有“头上有青天”：这事由天吧。薛姨妈的酒令是“梅花朵朵风前舞”，人说这是自献。薛宝钗说“双双燕子语梁间”已想象到情意呢喃了。黛玉的“良辰美景奈何天”是无可奈何之叹。刘姥姥在这场戏里是在林这一方的，所以有庄稼（家）人的说法，并且钗黛在她眼里是“一头萝卜一头蒜”，都辣人。史湘云的酒令“双悬日月照乾坤”干脆摆明钗黛并立。林黛玉说“双瞻玉座引朝仪”是一厢情愿。刘姥姥的“花儿开后结个大倭瓜”是宝钗的结局。薛姨妈的“世人不及神仙了”暗示宝玉的后来出家。行酒令的人里没有宝玉，这更说明里面的事情样样与他相关，这是红书作者常用的手法。刘姥姥在潇湘馆仔细打量林黛玉却不予一字评论，惟一的赞语是给一个绣房下的“竟是一个上等书房！”回头看宝玉的卧房却问“是哪一个姑娘的绣房？”大观园里一切颠倒都在刘姥姥眼中看出。刘姥姥手舞足蹈，黛玉却用百兽摔舞比之，不知刘姥姥却是为她而来。刘姥姥还会绕弯子损人：偏你们大观园的雀儿也俊！那个黑老刮子张着凤头的，偏她会说话！凤姐不知听见没有。妙玉献茶之后，刘姥姥因宝玉的留心而得成窑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后面一定还有故事，只是现存的红楼梦里读不到，这也是可惜的事情。

红楼也谈

我读《红楼梦》的路子是野狐禅的路子，所以只能是“也谈”。好在《红楼梦》到底是小说，哪怕你读完后胡说，究竟是不妨事的，曹雪芹自己况且坦陈通书在演梦。

或曰：《红楼梦》谈的人多得跟天上的星星一样，你何必再谈。也是。不过，看见许多喜欢红楼而不得门径的人，我还是忍不住。薛宝钗你够熟吧？傻大姐在大观园里拾到的绣春囊很有可能是她的你想到了吗？清朝的读者就想到过。薛蟠过生日拉宝玉去吃“想来想去，惟有你还配吃”的藕、瓜。席上有个唱曲的可儿有一段“豆蔻花开三月三”的韵文，这是薛宝钗的作品你信吗？大观园试才题对回里，宝玉给后归宝钗居住的蘅芜院题对时有“吟罢豆蔻诗犹艳”之句。曹雪芹对薛宝钗诸多不堪的描写都是这样隐隐约约完成的。咏海棠诗薛宝钗第一句是“珍重芳姿昼掩门”，第二句却是“亲携手瓮灌苔盆”。结合第36回绛云轩绣鸳鸯的细节描写和象征物如拂尘，你就明白初试巫山云雨之情的对象表面是袭人实际是宝钗，何况袭人正是宝钗的影身。如此看，谈红的人是多也不多？曹雪芹一笔下去写的却是多层意思，草草阅读，红楼是看不出什么名堂的。前人指点，通人指点读红楼的意思大概就在这里。

我不大敢用红学两个字，因为目前正经红学现在如一锅粥。你细心一点的话大概会发现坊间新出的权威本子《红楼梦》的作者署名少了高鹗。这多少表明权威们也开始相信后四十回里有曹雪芹的原始创作，高很可能只作了些补漏的工作。俞平伯是“续书之不可能”论者；林语堂也相信后四十回非高手不办。四川有个作家叫克非干脆写了一本35万字的《红学末路》（重庆出版社2005年1月），积十年的工夫来证明脂砚斋的“重评《石头记》”都是伪造的古董！假如他的研究被证明属实，那80年来的红学脸就丢大了。假如被证明不实，红学大师队伍里一定有人要跟他挥老拳拼命。因为，周汝昌等已然相信脂砚斋就是史湘云。上世纪60年代有人在四川买到批书时使用的那块脂砚。张伯驹像胡适当年买“甲戌本”一样用重金买下这块明朝名妓使用过的砚台。史湘云据说最后是嫁给了沦为更夫的贾宝玉。保留下来的本子里王熙凤点戏是她帮着执笔的！红楼读到这样境界就很有意思了。

关于林黛玉

林黛玉是读红的人关注的焦点人物，因此也最不好谈。日前跟同事黄君谈起红楼里的女孩子谁最适合谁。黄君的高论是薛宝钗可以让许多人开心幸福，林黛玉则只能让一种人幸福。黄君读《红楼梦》时有一种印象：林黛玉善于管家。我需要重读一些章节来证实他的说法。也就是说，读红的人往往忽略某些细微之处。比如，大家容易从贾母迎孤女那章开始注意林黛玉。其实，第一回里的三生石畔绛珠草已经是在讲林黛玉了。绛珠草以还泪的方式来报答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恩，因此林妹妹从见宝玉的第一天起就哭。听说会读《红楼梦》的人是数得出来林黛玉哭过几回的。并且，林黛玉的流泪都是为贾宝玉。不知紫鹃所谓“自泪不干”是不是也只为贾宝玉。

关于林黛玉进贾府前是否与宝玉有婚约，最近是读红的人也关心的话题。书里没有明说，但是有暗笔：贾母安排林妹妹和宝哥哥同住碧纱橱，又说过了残冬另作安排。有人说，这是表兄妹之间要有区分，不为婚约。其实是因为婚约。后来薛蝌与邢岫烟有了婚约，邢夫人就把侄女搬出了大观园之外，理由是未来的姑（宝钗）嫂在一处不便。宝钗和薛蝌还不是亲兄妹，都这样避嫌疑。表兄弟姐妹在一处好像并不是问题。否则，林黛玉和薛宝钗都不会和贾宝玉在一个园子里作邻居。史湘云是从小就帮宝玉梳头的，好像也不避讳。那样，贾母的考虑就只能与“木石前盟”有关。我这点牙慧也是拾前人读红的，并不新鲜。只是觉得这种说法有些道理，否则不能解释贾母决定“金玉缘”的时候为什么这么犯难。

至于林黛玉家有没有钱，也是两种说法。跟林黛玉去贾府的只有一个老婆子和一个小丫头。因此有人说林家并不豪富。林如海死后，贾琏代表贾府去料理丧事。后来贾家短周转的银子花，贾琏曾说过“再哪里弄个二三百万才好！”因此有人说贾府私吞了本属于林妹妹的家产。林家是替朝廷“巡盐”的，这是肥差。我的印象却是林妹妹似乎只有书本笔墨，并不像王熙凤等那样沾钱。连薛宝钗沾钱的暗示都比林妹妹多。也许这是作者故意不让林妹妹沾铜臭的。谁知道呢。林妹妹正因与金银无关，所以才有“木石”之说也未可知。

宝玉挨打之后

《红楼梦》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之后，三十四、三十五回里的文字有许多可以咀嚼之处。宝玉惦记黛玉，却忌讳袭人，所以在派遣晴雯给黛玉送手帕之前先打发袭人到宝钗处借书。晴雯这么个伶俐丫头却不知道旧帕子有什么意思。此前，黛玉在宝玉房里哭得眼睛红肿，王熙凤来时怕她笑话，赶紧从后门溜走。这里似乎还有话未及跟宝玉说，到三十五回末再出现于怡红院里，宝玉道“快请！”，却在三十六回开头读者也找不到黛玉没说完的话。袭人借王夫人传之机进谗，说久住园子里日后宝玉难免有不体面的事情。宝玉想喝酸梅汤，她却坚持让喝玫瑰卤子。按“金克木”派红学家的说法，意思是不让他近黛玉。宝钗因为哥哥说她有金锁，将来要配有玉的，所以帮着宝玉说话，宝钗因此也哭得脸上挂相。出门时偏让黛玉看见：“姐姐也自己保重些儿。就是哭出两缸泪来也治不好棒疮！”回到潇湘馆后让鹦鹉扇了一头土，谁让你尖刻。薛蟠在三十五回里有复杂性格的表现。呆霸王在亲情面前也知道迂回低头。妹妹的金项圈该炸一炸了。妹妹该添点新衣服了。要什么颜色，说给我听。

王夫人问想吃什么？宝玉想小荷叶儿小莲蓬儿的汤吃。按“金克木”派红学家的说法，宝玉是思偶（藕）了。凤姐问了一圈，做莲蓬汤主料的模子却在金银器皿库里收着呢。意思是你要配偶也只能给你个金命的。恰恰是薛姨妈接过模子去端赏。紧接着贾母赞美宝钗，原本话题是宝玉想让人赞黛玉的，他因此意外：“便看着宝钗一笑。宝钗早扭过头去和袭人说话去了。”宝玉终究是没喝这主“金”的汤，意思是不属意于宝钗。先是让玉钏试喝，后是汤撒翻在地。傅家婆子因宝玉自己烫了反问玉钏烫着没有，大议论起宝玉的呆来。她们哪里知道宝玉更有呆处呢！要不是傅家有个待嫁的傅秋芳，宝玉才懒得理她们呢！莺儿本姓金，她的婉转动人也让宝玉产生痴想，只是言语中似乎总把她家小姐自己的表姐宝钗往外推：“不知谁有福气消受你们二人。”莺儿会意，要替自己的主人说好话，却被主人及时阻拦。宝钗来后力主莺儿给宝玉的那块玉打个金线络子。“金克木”们说，宝钗心心念念笼络宝玉。宝玉却表示“还是宝姐姐想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