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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期刊论文

发布时间:2023-02-18 14:45

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期刊论文

从少数名族的文化差异,地域风情,一集各民族团结一致,和谐友爱,共同繁荣等方面吧。

傣族孔雀舞的起源、传承脉络及其现存形式论文

傣族孔雀舞的起源、传承脉络及其现存形式论文

在学习、工作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那么,怎么去写论文呢?以下是我整理的傣族孔雀舞的起源、传承脉络及其现存形式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傣族舞蹈经历了不同时期从生活到艺术的发展与流变,本文力图通过对孔雀舞的发展脉络和不同时期傣族孔雀舞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分析其当代存在形式,加深对傣族民间舞蹈文化的理解与认识,从而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达到保护、传承及推广民间舞蹈的目的。

关键词:

傣族孔雀舞;发展和流变;当代存在形式;

一、傣族孔雀舞的起源分析

(一)傣族先民与孔雀的渊源

傣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背景深厚的民族,其聚居于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等多个州市,位于北纬三十度附近,是孕育生命、文化以及神秘自然风光的黄金地带,同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及诸多生命源泉处于同一纬度。在新石器时代以前,傣族就在南鸠江、萨尔温江、勐卯江(位于云南省境内瑞丽地区)等流域繁衍生息;公元前850年傣族人民建立了达光王国,也称为哀牢国,在《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的记载中称傣族先民为“滇越”,在《后汉书·和帝本纪》中称傣族先民为“掸”1,因滇越与越人同俗共源所以被称之为“滇越”,而掸国地处于滇、缅、泰、印之间被称之为“掸国”,由此可见掸国即是滇越。

在诸多古籍中有着关于孔雀的各种记载,以及云南滇池地区出土的很多汉代的青铜器物上都有孔雀雕饰,从服饰、摆件到劳作工具、生活用品,都彰显出古时候的傣族先民就非常喜爱孔雀。在傣族的神话中孔雀亦是带来幸福美好的象征:传说中创世之神英叭曾为了帮助叭阿拉武建勐(现云南景洪地区),放出孔雀,让其飞到远方去寻觅谷子,将未消化的谷子作为种子,从此人们开始了农耕;佛经故事《孔雀王》中记载:孔雀是神鸟、圣鸟,它喝过的井水和河水,它都念过咒语,人们喝过“孔雀水”或沐浴后,就能有病治病、无病增寿。2据说在当地修建完整的佛寺当中,佛祖身边都有一对神鸟,即“金娜丽(雌)”“金娜拉(雄)”,且在佛寺里佛坛上也会摆放孔雀羽毛。可见傣族人民对于孔雀是喜爱崇拜的,也正因如此才滋养了这片舞蹈的土壤。

(二)傣族孔雀舞的起源

在傣族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把孔雀视为象征美丽善良、聪明睿智、吉祥幸福和不畏强暴的“神鸟”“圣鸟”,傣族人民对于孔雀的依赖从未消失,通过历史记载及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出“孔雀”这一神鸟与傣族人民的生活、文化、信仰都息息相关。

在古老的傣族图腾神话中,存在着一种身披孔雀架子的人首雀身的孔雀,因此,傣族先民一致认为孔雀与傣族古老部落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孔雀舞”也一直以来伴随着傣族人民的脚步从未停止发展,其对于傣族人民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在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孔雀舞的优美传说,一种说法是在很久以前,佛祖做大摆,众人前来朝贺,有一对人面鸟足的动物也来朝贺,它们跳起了优雅的舞蹈,众人也跟着跳了起来,这一舞蹈就是今天人们跳的孔雀舞;另一种说法是:傣族的领袖召麻粟带领着民众去寻找幸福的故事。

傣族地区大多属于亚热带湿热气候,气温舒适、物产资源丰富,最具代表性的西双版纳地区森林密布、植物茂盛,繁殖着孔雀、大象等珍奇异兽,孔雀活跃于丛林中,因此从原始时期开始,人类很有可能通过狩猎的方式去观察、模仿孔雀的形态、动作和生活习性。

据历史记载,早在7000年前云南地区就产生了农耕文明,成为我国境内最早的水稻发源地;到了尧舜时期有“象耕鸟耘”的传说,人们驯服大象来帮助自己耕地,由此可见人类与动物所产生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也是十分久远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文明不断地建立,人们不再单纯地依靠劳作劳动赖以生存,经济科技水平日益发达对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因此人们开始追寻精神文化的满足。孔雀以其独特的魅力及高雅的形态吸引着人们,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模仿孔雀起舞,同时也产生了诸多关于孔雀舞的传说,其源于自然,始于生活,吸取万物之灵,深切地感受傣族人民的勤劳勇敢,温柔善良的'民族个性。

二、傣族孔雀舞的传承脉络

(一)早期的传统民间孔雀舞

孔雀舞,傣语叫“戛洛勇”“烦罗咏”或“嘎楠罗”,即孔雀跳的意思,其象征着美好吉祥、正义善良等传统美德,是傣族人民追求吉祥、幸福、美好生活的表达。

作为云南地区分布最广的民间舞蹈,孔雀舞是傣族舞中最具代表性的、傣族人民最喜爱和熟悉的、也是发展变化和影响最大的傣族标志性民间传统舞蹈。最早期的孔雀舞是由傣族男子表演的,表演者要头戴面具,身穿形似孔雀的服装,佩戴形似孔雀开屏的架子为装饰,其动作特征主要集中于对孔雀的基本形态和面部表情的模仿,通过手势、眼神和步伐来模拟孔雀起舞、漫步、饮水、展翅等动作形态,舞蹈内容多为叙事并伴有其他动物扮演者入场表演;孔雀舞有严格的程式和要求,有固定的步伐和套路,以至于每个动作都有固定的鼓语与之相伴。

傣族人民大多生活在滇南边陲,由于其交通不那么便利和民族精神信仰的关系,其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等都保护得较为完整,具有独树一帜的风格。孔雀舞按照表演形式和舞蹈类别属于广场民俗性质的表演舞蹈,在早期盛大节日和“做摆”(修功德的佛会)时广场祭祀的道具舞蹈。孔雀舞的普及范围和传播面广泛,是傣族的一种象征性文化艺术符号。

(二)从民间走向舞台——《双人孔雀舞》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傣族民间舞蹈艺术家们开始不断地尝试改革民间的传统孔雀舞,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孔雀王子”毛相,他所表演的孔雀舞以独特的风格见长,目光灵动、动作矫健洒脱、形象逼真,被缅甸人民誉为“孔雀的化身”。1956年,毛相在传统民间孔雀舞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创作了《双人孔雀舞》,并在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与回族女演员白文芬共同表演《双人孔雀舞》荣获银质奖章,由此傣族孔雀舞从民间走向了舞台。

毛相的《双人孔雀舞》以表现孔雀的生活习性为主线,主要表现了一对雌雄孔雀的甜蜜爱情,雄孔雀在林中寻觅伴侣,并和雌孔雀在林中嬉戏、泉边饮水、追逐飞舞的情景,动作表现更符合主题内容,使之成为完整的、有起伏变化的表演作品。

《双人孔雀舞》的动律以传统的走步为主,走步时保持上下颤动的基本动律,带有内在的动律;该舞创造了单腿深蹲、斜展翅及一些空中舞姿,强化和突出了原傣族孔雀舞中就有的碎抖肩技巧来表现孔雀欢乐饮水的状态;他在编排上依然保留了傣族孔雀舞的传统动作,但在动势动态上使得傣族舞蹈风格韵味更甚。毛相是将自娱性的孔雀舞提炼为富于舞台艺术想象的第一人,他增强了孔雀舞的观赏性、艺术性,去掉了民间孔雀舞繁重的架子和面具,解放了演员的四肢和头部,充分地展现了演员的灵动的神情,塑造出一对栩栩如生、风格突显的双人孔雀舞形象。因此《双人孔雀舞》可以看作是对孔雀舞的“初级改造”,毛相为后来的“孔雀舞”创作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

(三)孔雀舞表演者的性别转换——《孔雀舞》《金色的孔雀》

传统的孔雀舞多为男子独舞,而金明编创的《孔雀舞》和刀美兰编创的《金色的孔雀》在性别上做了极大的改变,第一次将传统孔雀舞转换了性别,从男性表演改由女性表演,可谓迈出了“孔雀舞”发展中具有历史转变性的一步。

金明所编创的女子群舞《孔雀舞》于1957年在世界青年联欢节舞蹈比赛上获得了金质奖章,和《双人孔雀舞》一样,都代表着傣族孔雀舞在20世纪50年代的最高水平。整个舞蹈在结构上,从“孔雀开屏”开始,中间包含了“孔雀吸水”“孔雀洗澡”“孔雀飞翔”,最后以“孔雀登枝”收场。

在动作处理中借鉴了芭蕾中延伸、拉长的审美特征,同时为体现傣族的民族特性,突出了传统傣族舞蹈中由呼吸带动的上下动律的基本元素,使之尽量保持孔雀舞的风格。为了从外在形态上让“孔雀”看起来惟妙惟肖,同时也能让舞者的优美体态得到充分展示,金明将孔雀舞的服饰从长裤变成了饰有蓝色羽毛的大摆裙,表演风格从此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刀美兰和刘金吾编创的舞蹈《金色的孔雀》于1980年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中获得编导二等奖;“孔雀”的美丽是经历磨难之后的绽放,塑造出新的展翅飞翔的孔雀形象。舞蹈从表现孔雀的习性出发,编排了苏醒、嬉戏、飞翔三个片段,在动作编排上,也将传统旋转技巧头埋腋下的动作,改为眼看蓝天、昂首挺胸、右手拉裙快速旋转,从而充分地展现了孔雀在蓝天里自由飞翔的形态,象征着金孔雀再一次展翅飞翔。

刀美兰在创作上,继承了其师毛相的艺术理念,在继承传统孔雀舞风格的同时吸收兄弟民族的舞蹈语汇精华,并将舞蹈作品进一步地突破为具有表演化、艺术化的女子独舞表演;自刀美兰之后,女子孔雀舞这一表演形式则成为傣族孔雀舞的主要表演形式。

(四)崭新的艺术形式——《雀之灵》

如今,当提及孔雀舞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一定是一只活灵活现的白孔雀伫立在舞台上的形象;舞蹈《雀之灵》是由杨丽萍创作、表演的经典剧目,该舞在1986年获得了全国第二届舞蹈比赛创作表演一等奖。《雀之灵》摄取了孔雀吸水、梳羽、飞翔的具有典型性的孔雀生活习性,提取出傣族孔雀舞中最富有孔雀舞特征的手势,以及最富有曲线美的三道弯形体动作。

杨丽萍的《雀之灵》虽然也是描绘傣族的“孔雀舞”,但在创作理念、创作手法上做出了新的突破,她不拘于传统孔雀舞的程式(传统的孔雀舞是以模仿孔雀散步、开屏、戏水等生活习性为主线),《雀之灵》强调了一个字:“灵”,着重于表现灵动的美。

她大胆地借用现代舞的编创元素,开场从“孔雀头部”的基本形象入手,通过有节奏有层次的律动来表现孔雀的机敏和灵巧,以形求神,用孔雀舞中最具代表性的孔雀嘴的手势和孔雀开屏尾巴的形象出现,开掘创作出了新的舞蹈语汇;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强化、重现孔雀经典形象,在反复渲染之后,深化了孔雀灵动的姿态,增添了孔雀美的魅力,同时也将孔雀灵动美的形象深深地映在了观众的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在舞姿动态上,杨丽萍大胆地进行变革,孔雀舞不借助任何道具,彻底解放了舞者的上肢,运用上半身的手臂和头颈的动作惟妙惟肖地模仿出孔雀展翅,体现出禽类特有的律动,使舞台上的孔雀更加灵动。《雀之灵》着重刻画于精神层面,动作的大胆创新,让人们更深地体会、理解到人们对孔雀的崇拜,《雀之灵》再一次让傣族舞蹈的外部肢体形态更具舞台表现力与质感,具有划时代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从传统民间自娱性舞蹈和仪式性舞蹈进化到舞台化表演性舞蹈之后,傣族舞蹈艺术家们为傣族传统民间舞蹈的继承、发展、创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顺应了各个历史阶段观众的审美需求,推动着舞蹈事业走向更高的台阶,这标志着孔雀舞朝着更为宽广的大众娱乐化方向发展。

三、孔雀舞的当代存在形式

(一)民间流传的傣族孔雀舞

自娱舞蹈作为最早的舞蹈艺术形式之一,源于人民的生活劳作与其满足精神生活的需求。孔雀舞在傣族民间中广泛地流传、发展,舞蹈的表现形式伴随不同人群的学习与其不同的审美价值逐渐多样化,其中以瑞丽市和耿马县的孔雀舞最为丰富多彩。

在现如今的傣族地区,人们常在“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等民俗节日时聚集在一起,敲响大锣,打起象脚鼓,跳起姿态优美的“孔雀舞”,歌舞声中呈现出丰收的喜庆气氛和民族团结的美好景象。

现如今在傣族地区的很多地方,有着专门以跳孔雀舞为生的民间艺人,大多数艺人以模仿孔雀的神态、动作为主,例如:孔雀展翅、洗澡、抖羽毛、灵敏视探、安然漫步等。孔雀舞增强了傣族各个群体之间的凝聚力,成为了蕴含于傣族文化最深厚的基石,但由于每位擅长孔雀舞的艺人个人艺术经历、艺术审美以及传承路径的不同,因此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艺术个性。

伴随着我国对传统文化日益重视的时代背景下,党和国家不断提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工作的重视,通过不同形式来促进傣族舞孔雀舞的发展,有效地传承我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思维上加强对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的认知。笔者认为应倡导让更多的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扎根民间”学习、了解、研究最原生态、最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的专业技能,对少数民族的舞蹈、音乐、服饰等进行深入挖掘、探索、研究,并不断地思考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如何发展少数民族舞蹈、音乐等,以此让更多的人熟悉、了解我国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更广泛地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二)课堂教学中的傣族孔雀舞

傣族孔雀舞作为民族舞蹈典范之一,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及审美价值吸引诸多学者及专家进行研究、整理、创新、编排成系统的民间舞蹈教材,被高等艺术院校、中等专业学校等作为教材使用,运用于民间舞蹈课堂等教学中。

相对于民间自娱舞蹈形式,傣族孔雀舞被编写进教材进一步实现了它的价值,教材中所用的素材都是专家们从传统的民间舞蹈当中提炼出来的,以最典型且最具审美价值的舞蹈元素进行合理编排与创新,不但很好地保留了其舞蹈风格与民间文化内涵且更好地发挥了舞蹈的艺术价值,也使得民间舞蹈得以传承。

现如今在很多高校以类似于非遗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形式,邀请诸多的国家级、省级传承人走进校园与师生进行舞蹈艺术交流,将传统、原生态的民间文化传授给师生们,通过交流、沟通、学习的方式,使师生们回归本源感受最传统的民族民间艺术风格。在当下,学生大多以学习民间舞蹈教材的形式,系统、规范地掌握傣族孔雀舞,虽然完成教材所要求的训练内容,但对于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的风格性掌握还是远远不够的,民间舞教师应要求学生课下主动查阅相关民族资料,并且以不同方式走入民间、深入民间、学习民间,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傣族民间舞蹈文化,准确地把握其民族舞蹈风格;并提倡学生将采风所得收获以及其所感所悟转化为文字资料,能够更深刻地记录下这次珍贵的经历。

四、结语

在如今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当下,舞蹈艺术的发展也逐渐成熟,人们的审美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不同的舞蹈所传达给人们的艺术价值及内在情感是不同的,因此舞蹈艺术不断地发展、创新。在这过程中不免会忽略舞蹈本身的价值而迎合大众的审美需求,商品化舞蹈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存在价值是为盈利。除此还有很多舞蹈在形式上效仿国际化舞蹈,一方面作为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为了迎合当下大众审美。而作为传承发展的舞蹈工作者,需要把握舞蹈本身的艺术价值,更要避免趋同化。

本文对傣族孔雀舞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从历史根源透视傣族孔雀舞的艺术价值,借助书籍、期刊、网络等查阅方式,并基于一定的田野调查进行撰写。傣族舞蹈是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孔雀舞的发展脉络进行研究,一方面对于傣族民间舞教学的傣族孔雀舞风格性掌握有一定的帮助,另一方面为傣族孔雀舞的创作理念及传承保护能引发思考;应充分认识到傣族孔雀舞的文化传播价值,推动进一步去发现每个动作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感受傣族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让更多的人逐步青睐、深入了解孔雀舞,继而能够热爱、研究孔雀舞,充分领略、感受傣族孔雀舞的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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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瑞丽市文化馆编傣族孔雀舞[M].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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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廖大昆从毛相、烂、杨丽萍的孔雀舞看傣族舞蹈的发展[J].民族艺术研究19 89,(05)-54-56+19.

弘扬中华少数民族文化 征文1000

我与中华传统文化携手。在我国传统节日里,我“遥望”古代诗句而感慨。传统文化在我的脑海里似乎已转化成了一串串饮食文化的符码,为我品尝中华“小吃”划定了时间表,我津津有味的咀嚼着传统文化的结晶,我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察觉得到它的存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我知道吃汤圆的时候又到了。“汤圆呢?今天可是元宵节啊!”餐桌上的面包既让我惊讶又让我纳闷。汤圆汤圆,就是一大家子人要团团圆圆的意思。传统文化在不同的节日里,用不同的东西告诉我们。它没有消失,就像大家春节一家要团聚在一起,吃着年饭。不同的人用它们不同的眼光看待它,它的重要性也随之改变。传统文化不仅是流动时间的凝固剂,更是民族个性的烙印。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用自己的个性情感,仿佛群体无意识般地充实着传统文化。内敛含蓄,善良仁义,乐观信赖,天人合一……这是一种纯粹的情感,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洗礼一路走来,不同时代的人们赋予了它不同的形式,有的至今为人们所熟知,有的已湮没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而现在的我们,尽管奋力追溯着一切传统文化的习俗,争相效仿,但同时并存的,却是日渐冷漠的人情,有的人可以为了工作利益而挤压出更多的时间,却从不为自己的亲友,家人甚至是自己的心灵留一点空间。渐渐地,他们看不见世间的大象,听不到世间的大音,他们与传统文化分手,他们与人间真情绝缘。我们回忆着传统文化,那我们何时能回味传统文化呢?莎士比亚曾经说过:我们所谓的玫瑰,如果换一个名字,不也一样芳香吗?传统文化需要我们的传承,但花谢了无关紧要,我们所必须做的,是让那余香渐飘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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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民间文化现状的调查与反思

  文化是一个民族独有的东西,它是这个民族得以继续存在的基础,当一个民族的文化消亡或者被其他的文化形式所代替,失去了民族存在基础的时候,那么即便它的人民仍旧存在,这个民族的存在和消亡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当越来越多的文化形式从原有的那种昌盛发展到现在的濒危乃至已经消失,谁该为这些事情负责?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如痴如醉地沉醉在圣诞节、万圣节、NBA、足球以及情人节等西方文化的氛围中,还有多少人能够从春节、庙会、传统戏剧、皮影戏、传统民乐等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中找寻到往日的那种新鲜和快乐?当另外一种“崇洋媚外”在我们中间悄然流行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抵抗西方文化侵略的阵地前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枪”!

  很多民间文化正在逐渐消失

  民间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夏挽群告诉记者,民间文化主要包括四种,即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间美术和民俗文化,但是从目前的很多情况来看,这些传承着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文化形式却在各种各样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市场、生存发展的空间以至于走向消亡。

  民间文学的种类很多,我国各种类型的民间文学形式几乎在河南都可以找到,它包括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谚语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口继文学的通史,对过去人们的道德思想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河南的神话被称为中国神话的奇迹之一,新郑黄帝、周口伏羲、泌阳盘古等表达了东方才有的内在而隽永的民族想象。然而,民间文学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异,有些不再流传,迅速消失,继而消亡。

  民间表演艺术包括民间戏剧、曲艺、音乐、舞蹈、武术、杂技等,它们也是历史悠久,从上古时代产生、发展并传承下来。中国的民间戏剧发源于原始劳动歌舞,是世界戏剧三大源流之一。河南民间戏剧在民国末期调查有80多个剧种,这其中有道情、二夹弦等,但是据现在的调查和统计只剩下30多个,建国后平均每年消亡一个剧种。夏挽群说,每个剧种的消亡都意味着这种戏剧音乐表演形式的消亡,而剩下的30多个剧种也是惨淡经营,专业的演出已经很少了。而在刚解放时,河南有大量的专业剧团走乡串户,现在很多还存在的专业剧团却面临着生存危机,好一些的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夏挽群给记者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在河南鄢陵有一种乐器叫做筹,是过去随着佛教音乐而产生的,现在实际上已经消亡了,仅存的一位能够吹奏该乐器的老人也已经在前不久去世了。

  在丽江纳西族的音乐文化中,驰名中外的纳西古乐,是每一个到丽江的人必听的。但如今,随着纳西古乐的势微、失传与衰落,该音乐形式也将变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民间美术包括瓷器、泥塑、玉雕、年画、剪纸等种类,它们也是很珍贵的一笔遗产。夏挽群给记者介绍说,河南淮阳太昊陵的泥泥狗,虽说看起来很粗糙,但是它有很深厚的历史底蕴,被称为史前图腾,它把原始的信息带到了现代。以前在太昊陵的庙会上简直到了热销的程度,然而现在对泥泥狗的制作已经越来越少了。笔者记得小时候,母亲每次去太昊陵烧香,总会带回一些憨态可掬的泥泥狗,它们给笔者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而现在却很少有孩子们能够见到这种工艺玩具了。

  传统工艺美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遇到了新的挑战,福建为人们所熟知的工艺美术行业,如脱胎漆器、软木画、竹编、德化瓷塑都处于后继乏人的困难境地。北京、江苏、浙江等工艺美术发达的省、市同样陷入不景气的状态。其他艺术形式如年画、剪纸过去在民间都很流行,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木版年画,除专家、学者、外国人外,很少有人问津。而对剪纸,目前学习的人主要是农村妇女,年轻人并不重视它的传承。

  民俗文化反映了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各种习俗,如庙会和春节等。这些传统节日中有着大量的民族内涵,然而随着西方大量节日的到来,中国的很多节日却在逐渐淡出。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指出:“很多民族的民俗民风都已经没有了,充满中国民间文化气息的春节本是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的体现,而我们现在却不知道该如何去过了!如今节日没有了文化的载体,文化内涵变得越来越空泛,人们也就对节日失去兴趣了。”

  “孔雀公主”杨丽萍忧心于她看到的云南的变化: 许多绝技因为失去了用途而濒于失传,新生的一代喜欢牛仔裤甚于传统服装。一位专家在调查了基诺族巴卡村寨后指出,如果不加以重视和保护,这里的民族口碑文史及其风俗传承机制,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而这种状况,在云南众多的村寨之中并不鲜见。著名作家冯骥才忧心忡忡地说,现在很多少数民族的村寨都变成了洋楼,历史的记忆和传承都没有了。如果继续这样发展,十几年后,我们传统的东西就都没有了。

  我们剥夺了它们生存发展的权利

  冯骥才曾经这样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文化没有载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对外来的东西觉得特新鲜,把原来的东西都扔掉了。”夏挽群也告诉记者,出现各种民族民间文化失去发展机会乃至走向消亡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农耕时代已经结束,进入了工业时代,这些直接导致了原来民间民族文化生存的土壤变化,人们的社会心理、行为习惯以及精神的变异。

  事实上,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文化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半是精英和典籍的文化,一半是民间文化。两部分同等重要,相互不能代替。

  民间文化是我们的祖先五千年以来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以及综合国力中不可或缺的坚实的精神内含。可是,由于民间文化长期不被重视,也没有从文化上、从全球化的背景上来看待这个“中华文化的一半”,因而至今我们对于民间文化的整体状况认识不清、心无底数,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今民间文化到底消失得怎样。

  再次,民间文化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生存方式,和经典文化以及典籍文化相比,它从没有像它们一样用各种方式进行加强。并且民间文化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传承一般都是口口相传,并且还有很多“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等禁忌,传承的范围也很窄,大都是师傅传给徒弟、父亲传给儿子等这样的形式,一旦出现断线,它这种形式很快就可能消亡。

  韵味无穷的皮影木偶,流浪四方的说唱艺人,诙谐幽默的曲艺形式……这些经过几千年来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诸多璀璨夺目的文化遗产组成了今日博大精深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然而,也正是由于它们大多只是凭借着口传心授、相当脆弱的方式代代相传。面对开放与交流的加强,多元文化潮流的冲击,绝技绝艺传人越来越感到困惑与无奈:一方面,随着年岁渐老,他们带徒传艺的期盼越来越强烈而急迫;另一方面,年轻人忙着打工挣钱、追逐新潮,对民族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不多,能沉静下来学习观摩的就更少。一旦没有传承人,就如断线风筝,即刻消失,化为乌有。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它必然遭受致命的冲击。

  最后,民间文化从没得到过正确的认识,甚至一直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民间文化还没有来得及作好进行细致的整理的准备,西方的各种文化就来到中国,它们这种带有商业行为的文化形式拥有更多强大的资本,对中国的民间民族文化造成了强大的冲击。而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东方人特别是年轻人还去追求时尚,这种浮躁行为对中国民间民族文化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

  传承,不仅仅是为了一种文化存在

  几年来,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出现了全国性的文化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处于认识的三个层面上。

  首先认为民间文化的断裂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断裂。因此,对待民间文化不应该采取历史虚无主义认识,不能让其断裂而应传承下去。如果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就可以割裂,那么,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恐怕早就不存在了。尽管不可否认经典文化和典籍文化的巨大作用,但是更应该看到民间文化是亿万劳动人民的劳动结晶,保护民间文化就是从民间文化延续上发出的呼喊。

  其次是东西方更加激烈的碰撞使得民间文化地位的上升,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和底色,也成为民族文化共识、民族文化绵延赓续的基础和情感的纽带。若东方的文化全部消亡、大脑中的记忆荡然无存,全部被西方的文化所代替,那么中华民族将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就应该重新考虑了。夏挽群说,这些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运动的产生,而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保护民族先进遗产则成为了这场运动的高潮。

  再次可以上升到国家文化安全的层面上。美国中情局的用心可谓是极其险恶的,他们已经将这种险恶用心用于对付中国正在迅速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并将在今后的生活中继续加大。从日本对中国台湾的50年文化侵略就可以看出端倪,在那50年中,日本的用心同样险恶,他们要求台湾同胞不准说中国话只能说日语,不让过中国的节日,扒掉中国的庙宇改建日本的神社,这些直接导致了目前在台湾仍旧有人信奉日本文化乃至承认日本文化。日本的险恶用心就是想通过这些来改变甚至抹杀台湾同胞心中的文化记忆,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并涉及到了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上来了。

  民间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拯救已经到了十分迫切的地步,不仅仅是从上述三个层面上说的,因为我们的民间文化还承担着政治资源、教育资源、道德资源、文化产业资源和未来文化建设资源等五个资源的功能。

  “民间文化不同于经史子集,它们存在于普通的民居和人们的生活起居中,是生活的文化,是民族个性特征和独特精神的重要表征。”夏挽群说。

  从历史传承来看,民间文化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有专家认为,在中华文明的演进史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每当有形的物质文化受到损毁时,口头的非物质文化就会发挥它巨大的历史功能,维系、保护和传承着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远古文明唯一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是和口头非物质文化具有延绵不断的强大生命力直接相关的。可以说,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信念的“活史”,是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

  留住民族记忆的背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有其生生不息、长远发展的可能和潜能。就此来说,遵循人类口头文化的艺术规律,及时抢救濒危文化遗产,使人类社会创造的非物质文化能够代代相传,文明成果能够千年流淌,源远流长。这既是国民的责任,更是薪火相传的使命。

  我们能否留住它们曾经的辉煌?

  随着认识的逐步提升,中国的文化保护已经从原来的那种自在状态变成了自觉的状态,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立法工作。夏挽群介绍说,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加快对这些方面的立法进程。

  2003年2月18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这一工程还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这个工程是我国首次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抢救、普查和整理,工程将耗时10年。当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已经在15个省展开,并对其中重要的民间文化进行保护,2004年该工程在另外9个省市进行。冯骥才还和地方学校合作编写乡土教材,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文化情感。

  同样是剪纸,河南西部的剪纸大都自己玩玩,但河北蔚县剪纸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数千万元。“这就涉及到市场理念的问题。”夏挽群认为,有些民间艺术难以和市场接轨,即便扶持也难以长久。对那些历史渊源深厚、文化信息丰富、能够和市场接轨的民间艺术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发。比如曾经是高贵的象征地河南开封的滕派蝶画,他们正在寻求更多的解决办法,以此来推动它进入市场,继而得以更好地传承。对一些已经无法迎合市场的民间艺术形式,该怎么办?“那就养起来。”夏挽群说。

  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只有当人们普遍认识到民族的文化是精粹、值得世界关注时,传统文化才能得到重视。因此,夏挽群认为,“国家教育部门应该加强这个方面的重视,抓传统文化的教育工作应该从中小学入手,在教材中不仅要加入历史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各地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因此应该从培养本地的文化认识上进行文化的传承。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应试教育扼杀了这些!”

  而对于下一代的传统文化教育,是革新的最好手段之一。据介绍,目前在全国各级学校的课内外教育中,很难看到传统民间文化的身影。有关专家不无忧虑地说道:“下一代教育和兴趣的缺失,将可能断送传统民间文化的未来!”

寻找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论文~越多越好~

  《中国民族史》

  《中国民族史》由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应梁主编,林超民任副主编。1990年12月由民族出版社(北京)出版,上中下三册,115万字。现民族出版社拟于近期出版修订本。
  20世纪开始,民族史逐步从政治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民族史学是中国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也是民族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梁启超先生在20世纪初开始倡导新史学,即提出了民族史的科目,并作了初步研究。至20世纪30年代开始,吕思勉、林惠祥、王桐龄、吕振羽等学者,先后编撰出版数种《中国民族史》。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史研究工作,由国家民委直接领导和主持编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为55个少数民族各编了一部本民族的简史。近年来,诸多学者专家共同编写的《大百科全书?民族卷》问世,先后出版了翁独健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等。许多民族史学工作者所撰写的族别史、地区民族史、断代民族史论著相继问世。这些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民族史奠定了基础。
  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出版后,不少知名学者发表书评,给与高度评价,认为是研究中国民族史难得的创造性硕果,是我国民族史著作林中一株挺出的新秀,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本书荣膺中国图书奖、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

  本书具有以下主要特色:

  第一, 它突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性。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悠久的历史;从秦汉至清灭亡,不论封建王朝如何更迭,不论哪个民族是统治民族,中国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各民族和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都是在各个历史时期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的疆域是不断变迁的,有时统一,有时分裂,但是我国的疆域大体上还是稳定的。我国疆界早在汉代,由于匈奴、鲜卑的内附,就包有北至漠北与外兴安岭的广阔地域;由于南粤的臣服,而囊括南至南海的辽阔地区;由于西域各国的归降,西域都护府的建立, 而管辖西域之地;由于夫余、挹娄的内附,使疆界东至于海上;由于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将版图扩展到怒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流域。历代王朝大体保持了这个疆域。我国今天的多民族国家正是从这个传统发展而成。中国传统疆域是由南部水田农业区、北方旱地农业区与北部草原游牧区组成的。我国历史上畜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自然形成了经常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是我国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正是这个经济基础,促使我国各族共同缔造了多民族的国家。尽管多次分裂,最终仍归于统一,每次统一的版图大体相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时受中原王朝直接统治,有时受间接统治,但各民族间的联系并未因此中断,仍然在相互依存中共同发展。

  由于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与中原相比较为落后,历代王朝为适应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在这些地区设置的政权,其形式与内地不同,如秦汉时期的属国、道、边郡,唐宋时期的羁縻府州,元明清时期的土官、土司,史称“羁縻政权”,政权形式不同,属于中国统一的整体则毫无差异。有些少数民族虽也建立过独立的政权,但没有脱离中国整体历史的发展。中国是以汉族为主干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中国不因为建立王朝的民族不同而异;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汉族和中原王朝,也包括各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地方政权。中国的历史疆域,不仅包据中原王朝的辖区,也包括少数民族政权的辖区。统一的概念,主要是指政权而言;整体的概念,则是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内在联系与凝聚。政权的统一,是在整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具体原因,有时只有一个政权,有时有几个政权存在,但整体并没有改变。本书将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纳入一个整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论述,各民族的个性恰到好处地显示于共性之中。

  第二, 本书突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本书按照中国历代王朝的顺序来叙述中国各民族历史。历代王朝尤其是中央王朝的更迭演进及其几千年不断的连续性,是中国历史有别于世界其他各国历史的一个明显特征。王朝的兴衰更迭,是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变迁以及各民族活动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影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及各民族的发展。以王朝发展的顺序这一客观存在为线索来笼括中国各民族的发展,不惟脉络清晰,而且多民族国家的同一性连贯性也由此上升到突出地位。事实上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清等大一统王朝就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历代王朝的兴亡大都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有着内在的联系;少数民族的兴衰与中央王朝的统治也紧密相关。本书不是简单地以王朝更迭为线索编写各民族历史,而是在具体阐释中,将二者结合融会于一体,深刻揭示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历史规律。这正是本书有别于以往中国民族史和一般中国通史著作的显著特点

  第三, 本书突出各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的有机性。中国各民族成长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过程。任何民族都不是孤立的地发展演变的。每一个民族都必须与周围的民族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民族关系对每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都产生重大影响,有时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各民族间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也使各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将民族关系史作为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实事求是地反映各民族之间的不可分离的有机联系和日益强化的凝聚力,并进而揭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本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更加鲜明。

  第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不仅十分注意汉文文献,也注意吸收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尤其注意采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丰富资料,尽可能多地吸收近年来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使本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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