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杂志改为求是是否正确

红旗杂志改为求是是否正确

把红旗改为求是，令人想起了水浒里宋江把聚义改为忠义堂。多么惊人的相似

《天幕红尘》读后感

见路不走！——《天幕红尘》教会读者思考。

《天幕红尘》这部作品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领域的知识，看了很长时间才看完，怪自己愚钝，许多内容一时无法理解，需要查阅资料，反复琢磨。甚至中途一度放下书本，消停了好一阵子，做好准备，才又拿起书，翻到折页之处，继续往后啃。不管怎样，总算是硬撑着看完了。对，仅仅是看完了，太多太多的内容还需要慢慢消化，只能谈谈初感。

书中的核心思想是“见路不走”。这个词来自主人公，叶子农——将军的后代，但父母都在那场运动中受到迫害，虽然后来平反了，但这无疑对主人公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父母离逝，自己流落街头，但父母却丝毫没有怨言。于是主人公花费20余年致力于研究父母宁愿舍弃性命也要坚持的那个主义——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早就讲“实事求是”，究竟什么是实事求是？百科词条的解释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夸大，不缩小，正确地认知和解决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好像很容易，触手可及；好像又很远，不可企及。或是说在嘴上很简单，真正实践起来却云里雾里。

1988年，《红旗》杂志改名为《求是》，这是为了适应改革新形式的要求，也更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书中用“见路不走”来解释实事求是。“见路不走”这四个字，对我而言同样很难理解。

大家都说手工面比机器面好吃。为什么好吃？

因为人工揉面更到位吗？那么人的双手会不会累？揉面师傅有没有揉不到位的时候？换成机器是否能达到手工揉面的效果？

因为面条的粗细、宽窄？那么切面的手有没有失误的时候？换成切面机是否可以统一标准？

因为火候？那么煮面的师傅有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有没有开小差没掌握好火候的时候？换成机器能否实现火候一致？

如果说，对于上述问题持肯定态度，那么手工面就不一定比机器面好吃！这就是实事求是，这就是条件因果。如此，就有可能设计制造出一种机器，理论上可以做出和手工面一样好吃甚至更好吃的面条。并且，只要保证了原材料的一致性，这种面条就不再依赖厨师！这就是“把一碗手擀面以更有竞争优势的成本无损复制而可能乘以最大市场系数。”

有路为什么不走？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才有了路。但别人走的路并不一定适合你，也不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走了，这条路就是正确的路。

有路不走？难道要都要避开他人走过的路吗？完全自己去拓荒开路？是要搞标新立异么？

“见路不走”，这是主人公研究马克思主义20余年的收获！大意就是不唯经验、不唯教条，不搞标新立异，就讲条件和因果，就讲规律。也就是“见路非路，即见因果”。

以下两个命题，能否驳倒？

1.真理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

2.唯有变是不变的。

假如有一天，我发现身边出现这样的现象——人不为财死，鸟不为食亡。或许我不会再太疑惑，因为人活着，真的是“人各有志”。

《天幕红尘》，这是一本烧脑的书，至少于我而言是这样。但这本书确实很值得逐字逐句阅读，细细品味。这是阅读作家豆豆的第二部作品，越发对这个作家感兴趣。此书完成于2011年，却在书中早已道出中美贸易战的必然！作者思维的宽度和深度，着实让人佩服！

红旗杂志

1958年，在毛泽东倡议下，经党的八届五中全会决定，《红旗》杂志创立。半月刊。在全国 15 个地区印刷，1984 年每期发行 330 万册。还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民族文字的《红旗文选》。主要任务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建设，阐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理论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经济、政治、哲学、历史、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问题发表评论。读者对象主要是各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1988 年6 月，《红旗》杂志停刊。

本来它的发行量就大，存世量也大，而且它只不过作为消息的载体，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除了对历史发展的一个见证而外，没有太大的交易价值。很多《红旗》杂志在旧书市场像废纸一样被堆在地上可谓泛滥，其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话说回来，收藏是一种情趣，正确的心态才能真正领略收藏的乐趣！价格只是作为衡量藏品珍惜程度的标准之一，不必过分地注意，而忽略其他值得注意的问题。
红旗杂志市场上地价格：3——5元左右

1958年6月1日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正式创刊 它是 《红旗》？《中国党史研究》？ 《新中国妇女》？《法学》？

1958年6月1日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正式创刊是《红旗》。

1958年6月1日，代表着全国最高权威的党内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沙滩北街2号大院正式创刊，沙滩北街2号大院曾是中国新潮思想的策源地，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

《红旗》的发刊词由胡绳执笔，经毛主席、邓小平同志审定。《红旗》在创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就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成为了党在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的一个主阵地。

扩展资料

毛泽东的 《红旗》情结

早在1955年1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这年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作出创办刊物的正式决定，并定名为《红旗》。

当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上报，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

毛主席还为《红旗》题写刊头二十余幅，他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他在题字旁还注有说明：“拟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这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

中央同时还决定成立《红旗》杂志编委会。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于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编委共36名，由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中理论水平高、写作能力强的同志，以及宣传理论系统的负责人、党内学术理论专家组成。其中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为常任编辑，陈伯达为总编辑。

这次会议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通知了两个李达开会，武汉大学校长“文”李达是编委，与总参的副总长“武”李达重名。“武”李达到会后发现不对要退席，小平同志说，既然来了，就坐下听听吧。

这个大编委会由于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各人的工作繁重，会议召集困难，以后再未开过。因此，1959年中央决定在《红旗》内部成立一个编委会，由总编辑、副总编辑以及4位编委组成，主持《红旗》的日常工作。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从<红旗>到<求是> 中共党刊变动见证中国变革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中国理论第一刊《红旗》：毛主席定名并题写刊头